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标语有什么
一、1、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谐XX
3、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都是文明城市的主人
4、我诚信，XX诚信；我美丽，XX美丽；我文明，XX文明
5、争做文明市民，创建文明城市
6、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7、创建文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
8、只有文明的市民，才有文明的城市
9、提高市民素质，贵在自身行动
10、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培养良好文明习惯
11、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增强城市竞争力
12、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3、弘扬社会公德，告别不文明行为
14、油地军校大团结，携手共建新东营
15、文明的城市，和谐的家园
16、加强道德修养，提高文明素质
17、创建温馨社区，服务千家万户
18、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19、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
20、讲文明，先从我做起；树形象，人人是窗口
21、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22、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3、心连心、手拉手，共建文明新XX
24、同心争创文明城市，携手共建美好XX
25、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二、1 人人参与创建，创建惠及人人2、人人参与创建，创建惠及人人3、创建文明城市，建设惠民之州4、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好家园5、市民素质高一分，惠州形象美十分6、群策群力创文明惠州，同心同德建和谐家园7、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油8、展文明风韵，添惠州精彩9、用公德规范言行，用文明点亮惠州10、文明从脚下起步，创建自你我做起11、文明惠州人人参与，和谐生活家家受益12、片言只语体现修养，小事细节彰显文明13、文明创建重在行动，树立新风贵在坚持14、人人动手参与创建，个个争当文明市民15、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16、讲文明、树新风，打造惠州新形象17、坚持科学发展观，创建文明奔小康18、创建促和谐，和谐促发展
中国有几个卡通台
五大卡通卫视：卡酷少儿卫视、哈哈炫动卫视、嘉佳卡通卫视、优漫卡通卫视、金鹰卡通卫视。
描写河南的精彩的风景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百度文库是什么
要说名人故里之争为何如此喧闹不已，背后的地方经济利益之争至为关键。
改革开放至今，在我国各地举办的文化节、文化论坛、祭拜大典等活动中，运用最多的一句宣传口号或理念便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正如许多媒体报道所称，“他们争夺名人故里，并非真对那些古代名人有多崇拜、多敬仰，而是想通过招商引资或打造旅游城市来发展地方经济。
” 由此看来，似乎经济不再唱戏，改造名人故里，在“名”而不在“利”。
故里，即“旧时的门巷故居”，亦作“故乡、老家”解。
我国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若干年后，斯人已去，其故里因蕴含的文化人文价值，自然就成为惠及后人的一方宝地。
于是，我们看到，围绕名人故里，各地纷争四起，其背后多为“拉名人虎皮，做地方经济 大旗”，演绎了一系列区域经济竞争的“名人”故事。
如何理解打土豪 分田地??????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早饭后首先到达文家市，击溃了文家市团防局清乡队，砸烂团防局牢房，救出了陈盛龙等一批革命同志。
随后，一团也进入了文家市。
下午，攻打浏阳没有成功而被敌人打散了的二团战士，由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和六连连长熊坤带领也赶到文家市集合。
一、二、三团的所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
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
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
其中，“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据解说员说，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
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十分关注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
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成功。
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
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
其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 紧接着，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
“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为此，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
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革命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
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支军队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
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 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
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
有人分析认为，除去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
对此，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
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
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
‘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
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
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
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
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
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
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
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
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
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
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
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
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
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
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
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
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
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
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 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
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
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
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
字巨君，汉元帝后侄。
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
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
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
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
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
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
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
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
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
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
应该说，这是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
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
因此，也决不会有像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
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
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
牡丹花会与世界邮展的资料
牡丹花会有洛阳牡丹花会，也有菏泽牡丹花会，看楼主这样问，应该是洛阳的吧，今年邮展和牡丹花会齐绽放。
洛阳牡丹花会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赏花是洛阳人民的古老习俗。
唐代诗人白居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和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等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倾城观花的盛况。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洛阳人种花、赏花的热情与日俱增。
每年“谷雨”牡丹花开时节，中外游人蜂拥而至，为洛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1982年9月21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命名牡丹花为洛阳市“市花”，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洛阳牡丹花会。
从1983年起,洛阳已连续成功地举办了二十多届牡丹花会。
二十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贯彻“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宣传洛阳，扩大开放”的指导思想，“洛阳搭台，全省唱戏”，将牡丹花会办成一个融赏花观灯，旅游观光，经贸合作与交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经济文化活动。
洛阳牡丹花会的成功举办,为洛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腾飞注进了无穷的活力。
花会年年办，届届上台阶。
多少年来，洛阳牡丹花在规模、层次、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得到进步和提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洛阳牡丹花会已成为洛阳人民引以自豪的盛大节日。
花会期间, 规模宏大的庆典活动，流光溢彩的牡丹灯会，务实高效的经贸洽淡，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都给中外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
主要活动内容有：大型牡丹花展及牡丹精品展，河南省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项目洽谈会，参观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古都博物馆、古墓博物馆、玄奘故里，品尝洛阳水席。
世界邮展概况 世界集邮展览是国际集邮联合会（FIP）为推动全球集邮事业发展而组织开展的竞技性集邮展览，是各会员组织广泛参与的一项综合性集邮文化活动。
国际集邮联合会成立于1926年，是非营利性世界集邮组织，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目前有成员国83个，我国于1983年入联。
世界集邮展览一般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集邮联合会成立80多年来，已在50多个国家或地区举办过邮展。
在我国建国50周年时，北京成功申办了1999年的世界邮展，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担任组委会主席，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任组委会名誉主席并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的世界邮展共有6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到会中外客商30余万人，参展展品包括英国皇家博物馆的世界首枚“黑便士”邮票和邮品、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的馆藏集邮珍品、香港著名集邮家的华邮孤品和珍邮、中国邮票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以及世界著名集邮家、国际集邮联与亚洲集邮联领导人曾获得大奖的展品等，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一大盛事，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2009世界邮展简介 200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中国2009世界集邮展览于2009年4月10-16日在河南省洛阳市举办，规模为3000展框，其中非竞赛类展品200框，竞赛类展品2800框。
本届邮展由国家邮政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主办，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
邮展的宗旨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推动世界集邮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各国(地区)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促进邮政与集邮事业的发展；扩大河南和洛阳的对外影响，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洛阳承办的中国2009世界邮展将是继1999北京世界邮展之后，在我国举办的第二个世界级集邮文化的顶级盛事。
中国2009世界邮展概况 一、展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的征集评审情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洛阳市人民政府自2007年11月8日，面向全国公开征集2009世界集邮展览展徽、吉祥物和主题口号设计方案。
征集活动得到了国内外集邮爱好者及绘画、设计方面人才的广泛关注，包括中国邮票首席设计家王虎鸣在内的众多国内著名绘画艺术家和中央美院教授等纷纷投稿，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至11月30日征集活动结束，共收到全国31个省、市展徽应征稿件305件，吉祥物应征稿件109件，主题口号应征稿件1.5万多条。
经过三轮评审，共评出优秀作品14件（条），提交邮展执委会审定。
最终确定，由福建卓文彬设计的作品《飞向全球》为中国2009世界邮展展徽，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王虎鸣创作的《牡丹信使》为吉祥物，河南赵扬创作的“博览世界邮展，相约牡丹花城”为主题口号。
展徽“飞向全球”由洛阳古城楼、牡丹花、飞鸽、邮票、地球等形象和“CHINA2009”字样组成，七只展翅翱翔的飞鸽拼出盛开的牡丹花轮廓。
飞鸽寓意和平与发展；古城楼、牡丹花则体现了邮展举办地洛阳的悠久历史、厚重文化和地域特色，渐变的蓝色色彩象征和谐美好的明天。
吉祥物“牡丹信使”以“牡丹”为主体形象，采用拟人化的创意手法，具有洛阳鲜明的地域特征。
“牡丹信使”手持印有“CHINA 2009”字样的邮票，展露灿烂可掬的笑容，充满强烈的亲和力，以饱满的热情欢迎海内外嘉宾共聚中国2009世界集邮盛会。
二、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成立了2009世界邮展组委会和执委会。
2007年 12月7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2009世界邮展组委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2007年12月10日，执委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洛阳举行，宣布了执委会下设11个部室，各部室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迅速筹建世界邮展展馆。
中国2009世界邮展将在洛阳博物馆新馆举办，洛阳博物馆新馆于2007年11月29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2008年年底主体工程完工，2009年2月底交付使用。
该馆建筑面积为4.2万平方米，其中主展馆26000平方米，基本上能够满足3000个展框、500个标准展销摊位的展示、交易和服务功能要求。
3.代表团和客商的邀请及邮展招商。
国际集邮联、亚洲集邮联、中华全国集邮联已向国际集邮联成员国和万国邮联会员国发出邀请，中华全国集邮联还通知国内各省组团参展，并在今年1月28日的瑞士万国邮联会议和1月30日的西班牙马德里国际旅游节上发放了宣传材料。
计划今年6月份组团在罗马尼亚2008世界邮展上召开宣传招待会进一步扩大宣传和招商。
4.提升服务水平。
围绕服务世界邮展，洛阳市全面开展了提升服务接待能力，规范星级宾馆、饭店管理活动。
海关、口岸协调，翻译人员摸底，安保、接待预案制订等具体工作进展顺利。
三、邮展亮点 1.文化“奥运”，全球瞩目：世界邮展举办以来，至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奥林匹克盛会”。
2.世界邮展，规格极高：中国2009世界邮展为国家邮政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主办，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
3.顶级盛事，规模弘大：2009世界邮展还将是继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之后，在我国举办的第二个世界级集邮文化的顶级盛事，以及继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承办的又一次世界性重大活动。
2009世界邮展规模将达到3000框，预计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参会的国内外邮商和游客将超过60万人，将是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世界级集邮文化活动。
4.洛阳形象，显著提升：世界邮展每年都在全球国际大都市举办，并一般在各国首都城市举办。
2006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200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2008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2009年在中国洛阳举办，2010年在英国首都伦敦举办…… 5.参展报名，回应迅速：2007年11月25日，中国2009世界邮展组委会向世界各国正式发布参展邀请函。
截止2008年3月初，仅仅三个多月，就已收到63个国家和地区的正式参展复函，展示了中国2009世界邮展强劲的影响力。
6.大型活动，异彩纷呈：2009世界邮展期间，除常规的大型活动外，还将举办世界邮展“牡丹杯”少年邮票绘画大赛，世界珍邮大型拍卖会，纪念世界邮展邮资封暨杨澜个性化邮票发行仪式和牡丹花会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活动。
大型活动的隆重举办，将为古城洛阳平添许多绚丽色彩。
7.牡丹竞放，季节迷人：2009世界邮展举办期间，正值第27届中国洛阳牡丹花会，拥有“花中之王”美誉的牡丹姹紫嫣红，竞相开放，是古都洛阳最为迷人的季节。
邮展举办地点为洛阳博物馆新馆，位于碧波荡漾的洛浦公园之南、花木葱笼的隋唐遗址植物园之北，也是古都洛阳一个绝好的所在。
世界邮展缘何会花开洛阳_ “博览世界邮展，相约牡丹花城”。
在即将到来的4月10日——16日，中国2009世界集邮展览将在九朝古都洛阳举行，与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竞相“绽放”。
被誉为“国家名片”、“微型百科全书”的邮票，于方寸之间蕴含文化、历史、风俗、自然风光等极其丰富的内涵，而素有“国际集邮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的世界集邮展览，作为一项重要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历来都在国际著名大都市举办，它每年一次的举办权也成为众多国家和城市激烈竞争的目标。
地处中部的河南洛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并不突出，2009世界邮展缘何会“花开”洛阳
小邮票“大舞台”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邮票只是邮寄资费的标识，同经济发展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
但是近年来，在河南，一枚小小的邮票却成了承载地方文化的闪亮名片，担当起了为经贸“搭台唱戏”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中部大省河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可喜成绩，生产总值连续突破8000亿和万亿大关，经济实力稳居中部第一。
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河南邮政，也在改革中将服务“触角”快速延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邮票首发式经济”成为他们的创新之举。
河南邮政结合人们不断提高的文化精神需求，依托河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实施以邮票为文化载体和核心价值支撑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推动传统集邮业务迅速转型，巧妙融入地方经济，邮票和明信片等独特载体撬动了各地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2004年，《清明上河图》特种邮票在开封首发，使《清明上河图》系列邮品成为的古城开封的特色礼品，带动当地旅游人数增长了近30%；2005年，经典绘画作品《洛神赋图》邮票发行，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洛阳文化的精髓，为洛阳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2006年、2007年，为庆祝安阳殷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申遗成功一周年分别发行的两个系列个性化邮票，在社会上掀起了关注安阳殷墟的热潮，由此带动安阳旅游事业更加蓬勃的发展；2008年4月，配合南阳第六届玉雕节暨首届宝玉石博览会发行了个性化邮票，充分展示了南阳玉文化，提高了南阳玉石的知名度，助推了南阳玉加工产业的腾飞…… 据统计，1999年以来河南共发行了《少林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钧窑瓷器》、《朱仙镇木版年画》、《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等河南原地题材邮票72套215枚，在15个省辖市和多个县(市)举办了邮票首发式，每一次都会掀起一阵以邮票内涵为主题的地方文化旅游热潮，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推广城市形象的有效载体，显著提升了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河南独具特色的邮票“首发式经济”，催生了集邮文化这一新兴产业的悄然兴起，民间集邮方兴未艾，中原大地成为集邮文化的一片热土。
古城“新名片” 在河南深厚的文化沃土中，古都洛阳犹如一朵璀璨的奇葩分外夺目。
洛阳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城市。
这里历史名人灿若群星，文物遗存遍布地上地下，堪称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
在洛阳出土的馆藏文物近40万件，占河南省出土文物总量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龙门石窟、被称为亚洲佛教“祖庭”、“释源”的白马寺以及举世瞩目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均坐落于此。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集邮这种高雅的收藏文化活动十分契合。
与此同时，洛阳和集邮文化更有着不解之缘，群众性集邮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也由来以久。
最早的古代邮驿诞生于洛阳，东汉时期，洛阳就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等反映早期邮驿活动的诗篇。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及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邮政活动和集邮活动，使之成为洛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润中，集邮文化在洛阳市民中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集邮成了洛阳百姓平日里街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
邮展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洛阳市邮政局局长郭洪杰告诉记者：“目前仅在洛阳市区就有基层集邮组织200余个、集邮协会会员近3万人，洛阳集邮爱好者的邮集在国内外邮展中崭获殊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今年洛阳全市群众性集邮协会的数量将达到500个以上，集邮协会会员人数达到10万人，平均60人中就有一个是邮迷。
” 正是基于对群众性集邮文化活动的关注和支持，为推动洛阳文化旅游事业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洛阳市委、市政府和邮政部门结合，先后发行了以洛阳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为主题的《洛神赋图》、《白马寺与大菩提寺》、《河洛文明
华夏之光》等邮票，并成功举办了第27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暨2005——2006年全国最佳集邮品评选颁奖活动，通过邮票创作、发行、评选、收藏等活动，使洛阳的群众性集邮文化活动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
特别是他们结合一年一度的大型牡丹花会活动发行的《千姿牡丹》系列个性化邮票，精选了洛阳名贵牡丹一千种，计划分五年陆续在全国发行，目前已连续发行三年699枚。
这套邮票、邮品组合了牡丹、唐三彩、陶俑、壁画等多种洛阳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工艺品，在中国个性化邮票中颇具影响。
郭洪杰告诉说：“〈千姿牡丹〉邮票一经面市就受到了市场热捧，集邮爱好者收集和期待下一组邮票的热情持续不减，还带动了大批新‘邮迷’的产生，使洛阳的集邮人数成倍增加。
作为牡丹花会上的‘点睛’之作，〈千姿牡丹〉不仅宣传了洛阳的牡丹文化和人文历史，拉动了洛阳旅游业的发展，还为洛阳工艺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 “冬天里开出的一朵花” 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
洛阳是一座新型工业城市，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洛阳在中原城市群发展总体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
2008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了1999亿元，实现一般预算财政收入116亿元，为成功申办此次盛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洛阳自古为“十省通衢”，处于我国东西贯通、南北过渡的居中地带，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非常便利。
作为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洛阳已连续举办了26届牡丹花会，积累了集中接待的丰富经验，服务业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还先后入选了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十大旅游城市，并荣获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和中国优秀人居环境范例奖，完全具备了接待大型国际性活动的硬件和软件。
世界集邮联合会主席沃尔夫在视察2009年世界邮展筹备情况时曾多次表示，洛阳是国际邮联最好的合作伙伴，是最适合举办世界邮展的城市。
“世界邮展选择洛阳有其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原因。
”中国2009世界邮展执委会副主任委员、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立林直接参与了申办工作全过程。
他说：“成功获得2009世界邮展举办权，既是洛阳市上上下下善抓机遇、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洛阳市近年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以及群众性集邮活动不断深入开展的新体现。
” 据河南省邮政公司总经理杨海福介绍，这是继1999年北京举办世界邮展之后，我国举办的第二次世界集邮领域的顶级盛会。
国际集邮联合会的84个成员组织将全部参展，这在世界邮展史上尚属首次。
届时，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集邮爱好者将云集洛阳，参展的珍贵邮票多达3200框，其中不乏首次在中国亮相的传世珍邮孤品及获国际荣誉大奖的邮集，其水平、规模、类别、参展国数量都将创造中国乃至世界集邮活动的全新纪录。
王立林说：“2009世界邮展不单是洛阳的盛会，更是河南的盛会、全国的盛会。
1999年北京代表中国第一次承办了世界邮展，让世界记住了中国，而2009的世界邮展，则会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在洛阳这个位居中部的地级城市举办，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城市的魅力，更加彰显中国的实力。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举办这次世界邮展更具特殊意义，它就像冬天里开出的一朵花，鼓舞着人们克服困难的士气和信心。
”
旧中国和新中国有什么区别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
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
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
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
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
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
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
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
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
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
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
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
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
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
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
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
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
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
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
”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
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
”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
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
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
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
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
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
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
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
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
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
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
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
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
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
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
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
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
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
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
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
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
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
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
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
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
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
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
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
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
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
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
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
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
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
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
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
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
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
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
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
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
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
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
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
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
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
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
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
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
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
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
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
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
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
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
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
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
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
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
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
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
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
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
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
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
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
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
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
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
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
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
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
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
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
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
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
东汉最重孝道。
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
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
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
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
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
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
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
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
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
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
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
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
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
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
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
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
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
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
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
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
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
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
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
”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
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
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
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
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
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
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
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
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
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
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
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
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
）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
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
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
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
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
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
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
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
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急求高人给这段文字起个题目
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 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争夺名人故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原本少人关注的乡土名人顿时成了“香饽饽”。
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的节庆活动、祭祀庆典、招商项目，以及建设的文化园区、文化广场等数不胜数。
许多历史名人的籍贯，或因年代久远记载不详，或因行政区划变迁而随之变动，或根本就是神话传说而难以考索，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各地纷纷争抢，此现象值得思考。
从实有其人到虚构人物，从对簿公堂到网络抢注还有多少名人可供挖掘
2000多年前，夜郎国里的那个天真地问汉朝使臣“汉与我孰大
”的国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国名竟然成为后人争夺的目标。
10月16日，湖南省在长沙召开“夜郎古国”策划评审会并通过《中国新晃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概念性规划》，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
消息一出，贵州、云南等地立刻有学者表示“新晃此举，不会动摇我省学界倡导大西南各省区联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决心”；同时学者们也提醒当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应老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说：“夜郎国在贵州是有定论的，新晃县的50个亿就能抢走夜郎的归属
50个亿存银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
得来多少游客才能赚回来
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夜郎之争”不过是近些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的最新一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国见诸媒体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有上百起。
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河北丰润、辽宁辽阳和铁岭、江西武阳三地争夺曹雪芹故里；河北临城、正定两地争夺赵云故里；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争夺刘备故里；和河南永城争夺曹操故里；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故里；陕西宝鸡和山西高平争夺炎帝故里；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故里；安徽凤阳、滁州和江苏盱眙争夺朱元璋故里……总之，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
如果说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名人尚可一争，那么像这样纯粹的虚构人物的故里之争不免让人嗅到一股荒诞剧的味道。
据称，福建顺昌找到了的墓地，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连云港[6.56 0.92%]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而山西娄烦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对此，有网友讽刺说：“纵然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西门庆这个一向以“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著称于世的虚构人物，竟然也有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三地争夺。
尽管后来三地政府撇清说“争夺西门庆故里是媒体误读”，但是与、西门庆有关的低俗旅游项目仍然在当地上演。
为了争夺名人故里，争议双方不惜把官司打到了国家有关部委。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向国家工商总局状告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
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四十一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官员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竟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至今，在两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各自挂着“李白故里”的标语和李白的塑像图片。
争夺名人故里的战火已烧到了网络。
除了以名人故里注册域名和通用网址之外，名人及其故里的商标成了另一个争夺目标。
在的注册商标查询系统里，以“夜郎”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可以得到100多个结果，仅以“夜郎古国”为注册商标的就有3个。
扭曲事实架空历史，故里之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我们对于文化是不是太过实用主义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我坚决反对。
”提起近来的几次名人故里之争，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说，“挖掘名人资源不能走火入魔。
西门庆是什么人
败类
这样的人都能让地方政府急着给他找个家乡，这简直是文化的堕落，凸显了一些地方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弘扬本土本乡的名人，重在弘扬其精神实质。
‘夜郎自大’本来是一个贬义词，是批评那些视野狭窄、妄自尊大的人的，难道这也值得弘扬
打名人牌不能总是上项目，现在各地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旅游园区，不过是个小盆景，没什么精神内涵。
”国家非物质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名誉理事长乌丙安认为，争夺名人故里对于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几年前，某地要搞黄帝故里，请乌丙安去参加论证会，被他婉言谢绝。
乌丙安说：“第一我不是文物专家，第二当地没有文物考古的基础。
有人说当地挖出了一具遗骨，经DNA检测，判断是黄帝的。
这实在荒唐，如果那具遗骨是女性的怎么办
难道说是的
”乌丙安认为，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多，单凭这点东西，是难以复原古国原貌的。
“最后恐怕还是要靠想象，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出来。
研究夜郎古国的可不只是中国人，我们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弄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不符合历史事实，岂不是闹国际笑话，让外国人瞧不起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乌丙安说，几年前他曾在某地的少数民族园里看到了只有太平洋[12.75 -2.52%]岛国波利尼西亚才有的图腾柱，而当地官员说这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
“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硬说是自己的，这不仅仅是无知和可笑，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这些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上。
”文化学者、作家肖复兴说，“如果说在初期为了振兴经济，使用这个口号还情有可原，那么后来则步入歧途，越走越远，已经掉进商业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了。
” 肖复兴认为，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政绩压力下，文化不过是一个木偶，谁都可以拿过来牵着线动一动、用一用。
“对于文化，我们缺乏敬畏之心，我们的眼睛盯着的不是文化而是经济。
”他问道：“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实用主义了
我们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是过于浅薄了
”故里之争凸显经济诉求，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不可偏废对于名人故里之争也不全是否定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偏差。
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认为，社会对于开发名人故里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二者不可偏废。
他说，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折射出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求发展的迫切心理，争夺名人故里本质上就是争夺经济资源。
纵观这些年的故里之争不难发现，争夺名人故里最起劲的地方大都位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重点县。
自然条件恶劣、工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微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的确令当地政府苦恼。
而挖掘名人资源、带动旅游文化产业，进而促进当地发展，自然成为最顺手、最方便的选择。
当地官员也不讳言，打名人牌的目的就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以新晃县为例，2009年该县的财政收入为1.1亿元，尚不及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一个零头。
新晃县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正因为贫困，只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通过挖掘夜郎文化，引进外来资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通过发展旅游搞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四川江油通过开发李白系列旅游产品提高了当地知名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江油旅游业的年收入就已超过13亿元，年增速超过30%。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事件”则是开发名人经济的又一例证。
在墓穴真伪尚未断定的时候，就有人算了一笔账：相关旅游开发可以为河南当地带来每年4.2亿元的收益。
巨大的经济利益，成功者的示范效应，求发展的迫切愿望，三者结合，导致各地的名人故里项目纷纷上马。
这些项目的显著共性就是大，投资动辄上亿元，占地动辄数千亩。
但是资金从哪儿来
土地经过了哪些审批手续
项目经过了多少科学论证
……这些疑问却鲜有解答。
对此张颐武分析，一些地方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出问题，一是生拉硬拽，稍有点历史联系，就敢大上项目；二是缺乏科学论证和公关宣传，没有得到民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项目还没上马，就先成了众矢之的；三是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惹人反感。
“现在只要一提争夺名人故里，没有不骂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张颐武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发展没有错，关键看怎么做。
”他说，现在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企业，思路比较单一、狭窄，只是一看别人有个景点自己就也搞个景点，这种重复性的思路是没法发展的。
“你从这个县到那个县看的都是一样的故里，只是张三换成李四，那还怎么找到真正的文化创意发展的内源性的点
”张颐武认为，像北京798、深圳大芬村这样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成功例子已经说明，“文化创意、文化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开发一个古迹，变成一个旅游点，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在原发性、内生性上面下功夫，找到一个和本地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点。
” 文化部：虚构的、负面的人物不宜命名(链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
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
严禁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建设主题文化公园、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
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一是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表面看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竞相争抢经济利益，名人故里之争中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然将文化遗产商品化。
二是兴建假文物，对文化遗产进行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和运营，过度的商业炒作和破坏性开发，使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是盲目举办祭拜活动，缺乏严肃性，造成传统文化内涵被严重扭曲。
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