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最先是谁提出来的
,最先由提出,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高中政治这门学科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无非就是死扣教科书上的话罢了。
比如教科书上说：为人民服务是工作态
书本上我记得不是“是”而是“的”吧，这种口号性的东西人家纯粹是想对仗工整而已。
这门学科的意义就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洗礼，本来现在的年轻人黑dang的就多，如果不进行某种思想教育，国家根基就不稳，毕竟动乱什么的谁都不想看到嘛。
况且你反方向看一下，高考中说实话政治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用动脑子，也算是一种福利吧。
什么口号最有战斗力
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教材、教师、学生是活动的三种基本要求，也是教学质量生成的三种基本要素。
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产生决定性、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
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和观点。
1、教师中心论（决定论）——“”、“师不高弟子拙”这种观点认为，教师水平和学生发展存在依存关系，即学生的发展取决于教师水平。
曾指出，假如学校里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生物老师，用不了多久，他的周围就会出现一群爱好生物课的学生。
是教师激活教学思想和展现自我教育智慧的过程（创造性劳动的过程）。
教学、教学质量由教师、教师水平决定，因此对教师素质有特殊要求，教师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一本活教材（像孔子、），就是知识（教材）生成的过程。
2、学生中心论（决定论）——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这种观点认为，自我努力、是学生发展的内因，天赋、智商是学生发展的“基因”。
总之，学习的质量、学生的发展是由学生自身决定的。
我们在教育教学中确实也发现有些特殊才俊，他们“生而知之”，“无师自通”，也有一些勤奋学生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出色的成绩。
我们认为，过分强调教师中心或学生中心，容易产生相互排斥，走极端。
从哲学上讲，这也容易把教学引向的误区。
实际上，除了“人”的因素外，“物”（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能忽视。
第一，从教育的普及性、全民性的角度来讲，教材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对多数从业者而言，教师是一种专业，一份职业，把教师当做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的人亦有之，但其为数不多。
教师素质高的人有之，但达到超越教材的不多。
教学不同于研究，研究以创新知识为主，而教学以传承知识为主。
对学生而言，学习是一种义务、一份责任、一种经历。
对学习感兴趣，以学为乐且孜孜以求的学生有之，但比例不高；天赋高、自学能力强，读什么都能读得好且游刃有余的学生也毕竟是少数。
总之，在由转向大众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更需要一套标准、规范、目标、要求。
教育更强调科学、规范，而不是艺术、自由。
为此，教材（教科书以及相应的教学参考书等）就成了学校教育的中心了，成了保证学校基本教育质量的“依靠”和“凭借”。
我国近代教育家陆费逵在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他说：“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
”第二，从教学活动的运行机制来看，作为一种教育途径，教学比其他途径在系统传授知识、技能以及培养学科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势，依靠的主要是教材。
教材是教师执教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
赫尔巴特早就注意到了，在教学中总是有一个第三者的东西为师生同时专心注意的。
这个横亘于师生之间的“第三者”，使得我们在教学之中无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教师为中心。
教材不但界定教师教的任务，也界定学生学的任务。
教材才是教学过程真正的核心。
[2]必须以教材为中心来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教材为教学中心与教师——学生中心不同。
它不产生排它性，不走极端。
它便于避两论之短，让教学的真正权威——教材更好地发挥核心纽带作用，又能吸收两论之长，充分调动师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合力完成教学任务。
让教材在教学上当家作主，并非让教师靠边站，让教师死教书，学生死读书。
事在人为，教材的功能是潜在的，教材的作用只能通过人的努力，通过师生共同发掘方能实现。
第三，从教学实践来看，把教材边缘化和误读教材是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低下和教学改革乱象的根本原因。
课堂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教材与学生的矛盾。
为此，必须以教材为中心来组织课堂教学活动。
没有教材或不依赖教材的课堂，教学就会失去内涵，失去方向，质量也就没有了依据，没有了根基。
特别是就具体的课堂教学活动而言，一定要以教材为本，忠实地、全面地教好教材的内容，做到不肢解教材、不脱离教材、不边缘化教材，把教材内容教好，把教材任落实好，把教材问题解决好。
教材就算是个例子，也要把它教好、教到点子上，对例子的补充、延伸、拓展和超越、批判、质疑都要基于例子。
第四，从教材本身来看，教材不仅是课程标准的代言人，更是集中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专业智慧和学科水平，它是学科知识的精华、智慧的结晶。
教材不是一般的材料、读物，它是根据教育目的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识特点，专门研制和编写的文本，适合于相应特定阶段的学生学习。
从这些视角来看，教材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教学工作的中心和关键。
对此，我们要有正确、辩证的理解。
一方面，要确立教材的中心地位、基础地位，既要防止把教材边缘化，又要防止矫枉过正，把教材“神圣化”。
把教材边缘化有两种表征（倾向），其一是塞入、补充大量拓展性的资料、信息，貌似“蔚为大观”，这些内容可能是学生感兴趣的，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实际的、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
但是，这一做法可能会劳而无功，教学是有时空限制的，课堂有限的时间首先要用在对教材本身的教与学上；其二是匆匆把教材内容教完、讲完，在学生还没有深度理解和领会的基础上，就大量地进行练习解题，实行题海战术，充分响应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的“号召”，似乎学习教材内容只为解题服务的。
把教材神圣化也有两种现象（倾向），其一是教学内容的窄化，只教教材（教科书）的内容，小学六年就是学习12本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一些教师也反映，教了十年书，脑子里就只剩下教材里的那点知识了。
其二是教学内容的圣化。
一切以教材的内容、观点和表述为标准，为问题的解答标准，为思考的导向标准，教材怎么讲、就怎么教、怎么学、怎么记、怎么背，不敢越雷池半步，思维被格式化了，毫无个性化和批判性的思想，最终成了陶行知先生所批判的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正确、准确而有深度地解读教材，防止误读和浅读。
我们既要鼓励对教材的个性化（批判性）解读，又要防止和客服偏离教材主旨和主流价值观的随意解读；要准确地、深度地挖掘教材的内涵，充分地学习、领悟、吸收和内化教材的智慧，防止和克服浅化教材的行为，避免只在教材表面上做文章，认识只停留在记忆和简单的理解层面，教材的功能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