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剧传统剧目有哪些
吕剧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小戏和单中出戏，如《小姑贤》、《小借年》、《王定保借当》等，这是它的基本戏；另一种是连台本戏，多根据鼓词。
如《金鞭记》、《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等。
吕剧现代戏《李二嫂改嫁》首拍成电影，影响遍及全国。
（1）特色介绍：吕剧，是山东省最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她以淳朴生动的语言、优美悦耳的唱腔、丰富多彩的音乐语汇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吕剧艺术的迅速发展，使吕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声望日高，在全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东省其他各地、市、县的吕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至1960年，全省已有专业吕剧艺术表演团体29个；在国内其他地方如新疆、大连、哈尔滨、锦州等地市也相继成立了吕剧团。
1983年以来，省“音协”多次主持召开了吕剧音乐研讨会，其中一次吕剧音乐集成研讨会于1985年在吕剧故乡东营市召开，1986年，山东省文化厅举办了全省吕剧青年演员大奖赛。
吕剧艺术事业人才辈出，后继有人。
吕剧艺术之花将会在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中更加芬芳多姿。
（2）历史介绍：吕剧发源于原乐安县时家村（今东营区牛庄镇）一带。
吕剧自形成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纵观吕剧艺术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上是循“山东琴书（说唱扬琴）——化装琴书（又称化装扬琴）——定名为吕剧”之脉沿革和发展的。
山东琴书始称“小曲子”，后因其伴奏乐器主要是扬琴（早期称“洋琴”），故又被群众称为“唱扬琴的”。
山东琴书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最早流行于鲁西南一带地区，其产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
说唱琴书的民间艺人进入较大的城市或到外省演唱，曾称为“文明琴书”、“山东琴书”等。
山东琴书演唱时两人搭挡对口，对唱和说为主，以表演为辅，唱说和表演紧密结合；演唱时以扬琴、坠琴为主要伴奏乐器。
演唱者同时也是伴奏者，典型地体现了曲艺形式的艺术特点。
这种唱、说和表演浑然一体的民间曲艺演唱形式，是山东琴书由说唱艺术形式发展成为戏曲艺术的基础条件。
根据《黄河志》记载，在1884年以前，黄河入海口处的广饶（当时为乐安县）北部和利津东部并无防洪大堤，每到洪水季节，黄河常常泛滥成灾，这一带的穷苦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以逃荒要饭谋生。
于是，以演唱当时民间流行“小曲”形式进行乞讨的难民逐渐增多。
以“唱曲”讨饭遂成为有些人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
此间，牛庄、油郭一带以演唱民间曲艺为职业的艺人越来越多。
在众多的民间节人中，时家村艺人时殿元（外号时丫兰）、油郭乡东寨村艺人张兰田、张志田兄弟和油郭乡西商村的四平调艺人商秀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群众所说的“大角”。
1880年，山东琴书流传至乐安北部地区后，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尤其是在牛庄、油郭一带，学唱山东琴书者不计其数。
每逢农闲节日，或三五搭挡，或结帮成伙，就地拉摊演唱琴书者处处可见，真可谓“村村听扬琴、妇孺皆会唱”。
被当地群众称为“大角”的时殿元，是今东营区（原广饶县）牛庄镇时家村人，以演唱琴书和民间小调而著名。
约在1887年前后，时殿元远走河南边学艺边卖艺达半年之久。
从河南回来不久，便开始传艺授徒，并经常搭伙到各地演唱。
在艺术实践中他独辟新路而将山东琴书改进发展成为“化装扬琴”，成为首创吕剧艺术的主要艺人。
1900年前后，由时殿元首倡，崔心悦、崔心庆、谭明伦等人响应，开始对坐唱扬琴进行创造性的革新。
他们根据自己多年演唱琴书的实践经验，吸收了京剧、五音戏、东路梆子等剧种中可用的艺术表演程式，直接化用了“跑驴”这一民间舞蹈艺术形式，将琴书段子《王小赶脚》由坐唱形式改为化装演出。
演出时，他们用竹篾、纸、布等材料扎成驴形，并加以彩绘，使之栩栩如生；由崔心悦以青衣应功扮演二姑娘，手提包袱，身缚以驴形，做骑驴之形态；时殿元扮脚夫王小，头戴毡帽，腰系围裙，执鞭撵驴；琴师武春田等人伴奏。
随着音乐二人载歌载舞，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唱腔优美悦耳，语言幽默朴实，妙趣横生，使在场的观众耳目一新，兴趣盎然，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闭口静听。
整个演出，声、情、做、唱并茂，观众交口称赞。
初步尝试便获极大成功。
于是，一个新的独具艺术风格的地方戏曲形式——吕剧便由此而产生了。
在将琴书《王小赶脚》由坐唱形式改为化装演出获得成功、赢得赞誉以后，时殿元等人更是孜孜以求，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他们根据首次演出的经验，又陆续将琴书中人物较少的书目如《兰瑞莲打水》、《王汉喜借年》等改为化装演出。
继而又将角色较多、情节较复杂的《双换亲》、《白蛇传》等书目改为化装扬琴演出。
化装扬琴的出现，是吕剧艺术形成的开端，为现代吕剧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吕剧”这一称谓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主要说法是因首演化装扬琴戏《王小赶脚》时以纸糊驴为道具演唱，故被当时的群众称之为“唱驴戏的”，或直称为“驴戏”，“驴”字有失大雅。
因“驴”与“吕”谐音，遂演变为“吕剧”。
虽然“吕剧”这一称谓的由来说法众多，但在解放前，“吕剧”这一名称却从来没有被正式确定。
艺人们一般将自己演唱戏称为“化装扬琴戏”，大多数群众也以“化装扬琴”或“扬琴戏”称之。
1952年以后，在对化装扬琴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以原“山东省歌剧团”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山东省吕剧团”，“济南市鲁声琴剧团”也正式定名为“济南市吕剧团”。
至此，吕剧这一名称被正式确定。
新中国的成立，使吕剧发源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吕剧再也不是民间艺人求生乞讨的方式和手段，而作为一种真正的舞台表演艺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及广大群众的热爱。
以吕剧创始人时殿元的家乡时家村为中心的谭家、牛庄、陈官、斜里、斗柯、花官、大小宋等村镇纷纷成立了业余吕剧团。
每逢春节和丰收之后，这些业余的吕剧团都以演唱吕剧相庆贺，此俗延至今日而不衰。
1956年成立了广饶县第一个属民办公助的专业吕剧团。
1959年12月成立了广饶县吕剧团，该团成立后曾多次赴淄博、济南、河北等省市演出，为吕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79年在原垦利县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垦利县吕剧团。
1986年演出的小吕剧《考丈人》曾被山东电视台拍成艺术片在全省播放，并在全国电视艺术片评奖活动中获三等奖。
1988年，利津县京剧团也根据群众的要求改为利津县吕剧团。
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李二嫂改嫁》的改编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使山东吕剧在全国驰名，这是吕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一批新的优秀剧目如《姊妹易嫁》、传统戏《王定保借当》、《光明大道》分别获得了剧本奖、演员奖和音乐奖。
《李二嫂改嫁》和其它剧目曾多次晋京汇报演出，剧团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7年前后，《李二嫂改嫁》、《两垄地》、《姊妹易嫁》、《王汉喜借年》、《逼婚记》等剧目先后拍成电影艺术片在全国乃至国外放映，在此期间，一大批著名吕剧演员如林建华、郎咸芬、李岱江、李同庆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和拥戴。
（3）旅游指南：有大型旅游团来东营旅游，可组织专场吕剧表演，每场一般在500元左右。
\ \ 吕剧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小戏和单中出戏，如《小姑贤》、《小借年》、《王定保借当》等，这是它的基本戏；另一种是连台本戏，多根据鼓词，如《金鞭记》、《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等。
民间文艺团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渐增长，特别是对各种艺术表演类的需求与日俱增。
于是，在专业剧团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民间文艺团体逐渐成为活动的重要力量，民间文艺团体的生存与发展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A 活跃基层，让传统文化重放异彩 在赣县近期举办的农民艺术节里，数十支民间文艺演出队伍使出“看家本领”，把一个个精彩的节目送给了前来观看的数万农民及城市居民。
每逢节庆，该县梅林新区文艺队、湖江龙灯队、白鹭木偶戏团等大大小小的近百支队伍活跃在城市乡间，让群众在节假日里尽享“文化大餐”。
“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送戏来了。
”说到那些民间文艺演出的队伍，赣县茅店镇茅店村农民谢仁进说道：“花钱不多，一般一二百，有的几十块，甚至随便你给，给多给少他们也不计较；但他们演的节目我们老少都喜欢。
”茅店村仅3000多人，从2006年至今，该村文化演出活动却多达近百场，每个村民年均观看演出达4场多。
目前，赣县有各类群众自办的民间文艺团队180多个，常年开展活动的有80多个，队员近千人，每年演出近3000场，且均有自己常演的固定节目。
这些文艺团队，绝大多数是业余的，专业性质的不到10家。
每个团体都拥有各个年龄段的业余演员，演出形式多样，有的、有以戏剧为主的、有以声乐为主的、有以曲艺为主的，大部分以民间艺术为主。
各个艺术自由灵活，例如赣县梅林新区艺术团，排练时间都是大家商量一致后定的，除了开展各类公益演出外，还会应邀参加庆典、广告宣传等有偿演出。
大部分团队是农忙时分散务农，农闲时组团演出。
这些文艺团队常游走于乡村和社区之间，是农村基层群众自娱自乐，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载体。
这些民间文艺团体在丰富生活的同时，对民间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传承也功不可没。
他们表演的节目虽有现代歌舞，但仍以传统节目为主。
赣县高跷队对有兴趣学习的群众进行免费训练，仅在该县城区内会踩高跷的群众就有近百人之多；客家戏采茶戏剧团能表演传统采茶剧目320多个，让采茶戏传唱不衰；白鹭木偶戏团近年来整理了10多个传统的木偶剧目；全县大大小小70多个龙灯类表演队使鲤鱼灯、摆字灯、云灯等数百个表演样式继承下来；堪称江南一绝的“田村花灯”、“高跷舞龙”等民间传统节目学习掌握者也日益增多；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东河戏”仍传唱不衰…… 此外，这些民间文艺团体的演职人员也结合自己生活实际，通过创作新剧目等，尽其所能推进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
B 先天不足，发展路上多坎坷 然而，民间文艺团体大部分“发育不良”，既无法在市场大潮中站稳脚跟，更无法形成自己的品牌高歌猛进。
首先是民间文化团体“先天不足”。
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与规章，组织松散，难以经常性地组织文艺活动；成员基本是凭兴趣加入的当地群众，没有较为专业的文艺骨干，缺乏“台柱子”；表演的节目基本上以模仿为主，表演差强人意，缺乏时代特色，更缺乏创新；表演条件及设施简陋，缺乏必要的投入，影响演出质量与效果。
这些都是民间文艺团体的“通病”。
张绕德是该县一个民间文艺团体的召集人。
他说，制定演出团体规章制度很难，定了也执行不了，因为演出没有经济效益可言，靠演出吃饭的专业人才不会进入我们这些业余团体。
刘翠兰是该县客家采茶团体的负责人，虽然她招聘的演员都是靠表演养家糊口的，但谈到优秀剧本匮乏的问题，她无奈地说，一个剧本动辄要成千甚至上万元，我们是付不起的。
东河戏团的演员吴圣祺说，年轻人都喜欢现代的娱乐，对传统的戏曲兴趣不大，现在学习东河戏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此外，民间文化团体发展当中也存在诸多“后天缺陷”：政府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基本上被公办剧团“通吃”，民间文艺团体难得分到一杯羹；其次是政府对民间文化团体发展，缺乏具体引导、扶持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任其自生自灭。
C “丑小鸭”能否变成“白天鹅” 农村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都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基。
农村民间文化团体，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和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2005年，国家、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就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规范、引导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
为此，民间文艺团体除在自身加强管理、增加投入、提升质量的同时，要想使民间文艺团体获得更大的发展，更多地还是要靠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首先，政府要鼓励以个体、合伙等形式投资兴办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扶持农民和民间艺人组建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取消对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注册资本限额的特殊规定和个体演员证，允许成立、合伙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其次，要全面放开演出市场，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文艺演出市场体系，给民间文艺团体充分的发展空间，形成公办为主导，民营为主体的文化演出局面，使民间文化团体在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
再次是要加强引导与培训，抓好监管，引导民间文化文艺团体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对于适合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演出的优秀剧本，可由政府出资购买版权，免费提供给包括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在内的基层文艺团体改编和演出。
同时，鼓励著作权人许可这些表演团体无偿使用其创作的优秀剧节目在农村演出。
尤其是可结合中的文化建设，对乡村民间剧团给予适当投入，用于人员培训及场地建设等。
政府搭建好民间文艺团体与公办文艺社团及专业创作队伍合作交流的桥梁，采取让民间文化团体演员到公办剧团学习等形式，提高民间剧团的演出水平，也可以让创作人员免费为民间剧团量身打造演出剧（节）目等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企事业单位与民间文化团体共建或企业赞助等形式，促使更多的社会力量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多方资助；通过开展传统剧目比赛或汇演等活动，给民间文艺团体创造更多的表演与交流机会，促进他们的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门对民间文艺团体的日益重视，花开之日可待
民间故事戏曲名称有哪些?
戏曲是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多种艺术因素的有机综合，融唱、念、做、舞于一炉。
早在先秦就产生了驱鬼的“傩”与酬神的“蜡”，都有人物装扮，歌舞表演，后来的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和变文，以及宋元以来的杂剧、院本更加多姿多彩，无不起源于民间，经文人之手而雅化，成为经典。
而民间艺人又不断的创造出新的艺术品种来，如：梆子、乱弹、二黄等等。
现在的民间小戏主要有：宗教戏剧类（如西藏的藏戏，贵州的傩戏，四川的端公戏等）、花鼓采茶类（如长江流域的各种花鼓、黄梅戏、花灯戏等）、秧歌类（在黄河流域有社火表演以及各种地秧歌、高脚秧歌等）、说唱类（有道情、渔鼓戏、八仙戏以及山东琴书等）、傀儡影戏类（主要是各种木偶戏和皮影戏）。
民间戏曲多在岁时节日演出，酬神兼以娱人，而且与集市贸易相联系。
庙会是戏曲演出的重要时段，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俗宗教性的戏曲演出如开光戏，求雨戏，丰收戏，还愿戏，谢神戏等。
另外，民间戏曲也与人生仪礼密切相关，旧中国的宗族制度下，开堂祭祖、修订族谱、或者族人高中、升迁、荣归、祖饯、赐匾、立牌坊等，都要迎班演戏，婚丧嫁娶自不必说。
还有中国各大城镇、水陆商埠、各行行会、同乡会每遇新春团拜、祖师诞辰或重大交涉、公私集会都要请戏班演“堂会戏”。
民间戏曲演出时，有各种宗教性的仪式和禁忌相沿成俗，如福建梨园戏开演之前，为求演出成功全班平安，例有“献棚”仪式；侗族戏班演出前要“请师傅”；广西师公戏开脸前要“唱三元”；各地戏台落成时，都要举行“破台”仪式。
山东某些戏班认为每逢农历初五、十四、二十三是“杨公忌日”不宜出门和起戏。
广东潮剧班的“田元帅”，每月也有三个禁忌的日子。
田元帅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民间艺人普遍奉祀的祖师爷，昆山腔和皮黄艺人则奉祀唐明皇，梆子腔艺人奉祀唐庄宗，广西师公戏奉祀“三元”，彩调戏艺人奉祀“九天玄女”“花姑娘娘”等。
旧中国戏班演出的后台都设一小神龛，内供祖师爷神位。
求歌唱比赛加油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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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比赛口号：1、歌冠群势压全场
2、天籁之音，铿锵之势，冠军
3、我歌唱，我绽放
我勇敢，我闪亮
4、放声歌唱，唱出青春无敌
5、罗尧加油，唱出你我精彩
5、站在舞台中央，我们唱出辉煌
6、xx，xx，一路高歌，永不平凡
7、唱出风格，赛出水平；永不泄气，一致向前
8、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度，赢得精彩
9、激情飞扬歌声亮，xx你才最强
10、加油拼歌艺，我们欢呼高唱一定赢!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1、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戏(1899一1918) 中国戏剧概念的产生是学习西方戏剧理论的结果。
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较早地使用了戏剧概念，并与戏曲区分开来。
严格地说，中国戏剧发端于话剧。
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年间。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
在当时盛行日本的新派剧影响下，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留学生于一九○六年底，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
这是一个以戏剧为上的综合性艺术团体。
春柳社的发起人为李叔同和曾孝谷。
欧阳予倩、陆镜若也相继加入，并成为该社的主要领导者。
不久，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
接着在一九○七年六月初，经过扩充后的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戏院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由曾孝谷改编的大型剧本《黑奴吁天录》。
这是第一出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也标志着文明戏的正式开端。
一九○七年秋，上海出现了由著名的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以及第—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
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文明戏推向了高潮时期。
这种新生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特长，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
在文明戏高潮时期，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
一九一四年以后辛亥革命随着其果实被哀世凯之流窃取而归于失败，文明新戏也从鼎盛走向衰落。
对后期文明戏的转变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
2、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新兴话剧的发展（1918-1929） 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同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话剧剧本。
它们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式—文明戏。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在上海成立，五月，它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专门性的戏剧杂志—《戏剧》。
最初的成员除发起人和主持者汪仲贤外，尚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等，共十三人。
沈雁冰仿效法国罗曼·罗兰倡导“民众戏院”，给这个团体取名为“民众戏剧社”。
真正重视舞台实践而成为“爱美的”戏剧运动柱石的是前后奋斗十二年、举行过十六次公演的上海戏剧协社。
一九二三年洪深加入协社，建立严格的排演制和导演制，他废除了男扮女装这一旧戏和文明新戏的非现代化、非现实主义的演出方式，次年四月，协社举行第六次公演，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
从—九二○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浦伯英出资联合陈大悲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聘请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等担任校董。
学生除上课外，还进行舞台实践。
“人艺剧专”是我国第一所试用西方戏剧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
南国社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队戏剧团体。
九二七年，田汉主持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不久任校长，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活动范围扩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诸方面，正式定名为南国社。
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思潮的开放，形成了“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戏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丰富多样性。
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有模仿也有突破和创新。
话剧的各种体裁、样式如现实剧、历史剧、悲剧、喜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其是独幕话剧的创作，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出现了《获虎之夜》、《一只马蜂》、《泼妇》、《醉了》等一系列优秀之作。
诗剧的创作在二十年代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郭沫若的诗剧外，白薇、杨骚等人的诗剧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3、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1930-1937)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参加者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孟超、叶沉、许幸之、刘保罗、司徒慧敏、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洁、唐睛初、吴印成、侯鲁史，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
艺术剧社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戏剧运动的发展促成了联合。
—九三○年三月十九月，戏剧协社、南国社、摩登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剧艺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
同年八月—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简称“剧联”。
田汉、刘保罗、赵铭彝等为负责人。
这一时期，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 ，创作、演出、理论研究等各个领域逐步专业化与正规化，终于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洪深的《五奎桥》（一九三○）、曹禺的《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五）、《原野》(一九三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三四)、田汉的《回春之曲》 (一九三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一九三七)等艺术上一批成熟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期。
4、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1937-1949）。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现代戏剧的中心上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是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成立大会土，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宋之的、陈白尘、阿英、张庚、郑伯奇、孙师毅等参加创作，在沪的戏剧、电影界近百人参加演出。
剧作气势滂沱、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拉开了整个抗战戏剧的序幕。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到武汉。
从全国各地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
戏剧界为援助前方将士举行过多次联合公演。
为了加强团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戏剧运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成立。
它会合数十个戏剧团体，包括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剧种、流派的千百戏剧工作者。
新兴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平剧、汉剧、楚剧、川剧、粤剧、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等剧种，以及各种民间曲艺(如大鼓、相声等)和杂技、武术团体，都汇集在一起了。
之后，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剧协”分会。
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提供了条件。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中国戏剧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改为十一月十日，次年又下令改为二月十五日)。
抗战初期，各种通俗、小型的戏剧演出(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傀儡剧等)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好一计鞭子” (即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千百万观众的爱国热情。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沦和论争促进了戏剧观念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新发展。
抗日时期的产生了大量重要剧作，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有着比二十和三十年代初剧作更强烈、鲜明的民族风格。
一些具有戏剧新观念的剧作家，在向旧剧学习的同时，也力图给它输入新的生命。
国统区田汉和解放区延安平剧院进行的京剧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歌剧是“五四”以来新剧中的一支，它也一直探索民族化的道路。
抗日时期的《红梅阁》 (沙梅)、《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尝试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
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开一新途。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的产生，在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可以说是在戏剧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上的成功之作。
5、现代戏剧的多元化发展（1949-2000） 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新旧两种戏剧形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展了对《武训传》、《新天河配》讨论，促进了戏剧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
产生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优秀作品。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主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次形成高潮。
刘穿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张仲朋的《青松岭》、江文等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王树元的《杜鹃山》、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成为这一时期的名作。
戏曲的创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深受群众欢迎。
文革中，《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同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被称作“八大样板戏”，家喻户晓。
歌剧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红霞》、《江姐》、《刘三姐》等优秀作品。
一九七八年以后戏剧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数量、质量、深度和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曹禺的《王昭君》、丁毅的《傲雷·一兰》、陈白尘的《大风歌》、魏明伦的《四姑娘》、马中俊等的《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