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中成语选择题150道《带解析》谢谢
一个不重视营销的企业不会是一个好企业，一个只会重视营销的企业同样也不会是一个好企业。
现代营销无疑是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头戏，但如果一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追求营销，那就等同于只追求利利润的最大化。
现代企业产品的销售应该经过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卖产品→卖信誉→卖品牌→卖文化。
能走到最后一个时期的一定是优秀的。
一、卖产品。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商界确实热闹过一阵，受了多少年贫穷的中国人面对这个掘金时代很难保持绅士风度。
昨天还紧缺的商品一夜之间充盈市场，真可谓是空前的繁荣。
在那种繁荣之下，太多太多的商家都在不顾一切地向外兜售自己的产品，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
当初参与兜售产品的那些第一代企业到现在早已所剩无几了。
那时的企业一个饥饿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市场的价值，却最终大都经不住市场的考验而过早的夭折了。
对于一个企业或者刚走上市场的产品来说，很多经营者想到的就是如何地把大批的产品卖出去，换来大把的金钱，以解决自身的亏空。
在他们心中，金钱最重要也最可观，别的东西，比如信誉、质量等等，都是后话。
卖产品的时期往往是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眼看着自己的产品成批外出，大把的钞票滚滚而来，那心情没有切心的体验是很难想象到的。
很多的产品、很多的企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消亡。
这主要是把钱看得太重，本来很好的产品，很好的企业，总想先赚足了钱再去想信誉、想质量，结果萝卜快了不洗泥，见利忘义。
这是大多在卖产品时期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卖信誉。
大浪淘沙，经过市场的洗礼，那些能从卖产品时期走出来的企业或产品，大多是明智的。
他们或过早地意识到产品要想在市场中永远能得以立足，必须得到市场的认同，这个认同就是信誉。
现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产品都在讲信誉，信誉要抵挡金钱的诱惑，同时信誉更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讲的都是信誉。
2001年有首届中国信誉论坛上，山东鲁花集团董事长孙孟全代表入会企业家在信誉宣言中说：“信誉不仅是道德规范，也是市场游戏规则，更是市场准入证和通行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失去了信誉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
”在咨询活动中，我曾发现这样一家公司，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虚假汇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巨额贷款。
在他们得到贷款之后，便用这些资金做起了另外的项目，可悲的是，项目还没有开始运营，企业便面临着倒闭的困境。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信誉度相当差。
天天呆在公司里要拖欠的外地公司就有四五家。
有一位洛阳客商感叹地说：“做了这么多年工作，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公司。
” 他们的产品由于宣传到位，一个时期内在市场上曾很受欢迎，可惜他们没有把握好机遇，信誉连连出错。
先是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接着是与客户的信誉出了问题，常常是经销商贷款早已汇出，产品却迟迟不到。
甚至有的贷款打出，业务代表却无影无踪。
结果是一边开拓市场，一边在自己扼杀市场，不到两年时间企业基本瘫痪。
现在的市场状况是，越是大型的企业信誉度越高，越是小型的企业信誉度越低。
这也正是消费者相信大型企业，相信名品的主要原因。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小企业更应讲求信誉。
三、卖品牌。
中国已经进入了品牌时代，聪明的企业都开始重视公司的品牌、产品的品牌。
温州人是觉醒的最早的一个群体。
温州人从加工厂时代转到现代的品牌时代，可以说是聪明的温州人的一种必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已经来到了寻常百姓家，从家电到服装，再到现在的日用生活品，人们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聪明的商家开始把品牌建设提到了企业发展的台面。
品牌时代仅有产品质量是不够的，仅有信誉也是不够的。
计划经济时代基本属于卖产品时代，那时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
品牌时代最大的特点是酒香还得会吆喝。
这个吆喝并不是你花大把的钞票到央视做广告。
那些只知道花钱做广告的公司实际上只是停止在卖产品时期，因为他们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的只是他们的产品，而并非是品牌。
这种情况下，产品很可能如白驹过隙，企业很可能会在做高兴着大把地点着钞票的时候，轰然倒掉。
这方面的事例不是没有。
当我们企业进入到卖品牌时期时，最起码证明你注重了产品的质量，注重了市场的信誉，注重了产品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注重了产品的附加值。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希望自己能做成一个百年品牌，当然就是希望自己在市场上永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能说得出来的，但不一定是能做得到的。
看看现在市场上那位数不多的百年企业、百年老店或说百年品牌，有几家对市场上的同类能形成具大的冲击
对市场形不成冲击的品牌，纵有千年历史只能算是古董。
真正的品牌就是要卖得多、卖得快、卖得久、卖得贵、对市场有冲击力、在消费者心中有影响力，能走到卖品牌时期的企业一定是优秀企业，但离长寿企业百年品牌还差几步。
四、卖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文化进入我国之后，企业文化就逐步被一些英明的企业管家运用。
实际上，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和市场运作中，只是一种无穷的助力，但决不会成为主力。
不能一味的重视，你又不能不重视。
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到了品牌时期的时候，如果再想进步，这个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可以为你的品牌带来无限的附加值。
当你在为你的好产品在一个市场打不开新的局面，这个时候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是文化。
文化入侵比武装入侵更可怕，只要精神不死，武装入侵就没有胜利可言。
但文化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思想改变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当代文化入侵的成功典型就是韩国，韩国在经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文化攻势。
这几年韩国式文化对中国的强势进攻不能说对我国的市场没有形成冲击。
过去说，当经济入侵达不到目的时最后的办法就是战争，现在我认为经济入侵达不到目的时，就进行文化入侵。
看看美国对世界的大范围入侵，不也是文化在辅着经济吗
文化与经济一旦绑在了一起，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
对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带来的冲击也是无法估量的。
任何一个禁固的地区或民族，最终被打开大门的不是枪炮是文化。
市场上，可口可乐在卖文化，五粮液在卖文化，海尔在卖文化，同仁堂也在卖文化。
文化是品牌的升华，文化不是面向市场喊出的口号。
文化的真伪市场是块试金石，没有几年的修炼是不敢到市场上闯的。
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如果走过了品牌时期来到文化时代，离做一个长胜企业、一个长寿品牌，就不会太远了。
深化改革大讨论活动学习笔记
《改革是最大政策》是吴敬琏 张维迎、陈志武、华生、高尚全、许成钢、盛洪、胡祖六、滕泰、韦森、王健林等十七位学者和企业家对改革的建言和预判 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写得既明白又深刻。
比如改革就是把私权利还给个人；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中国改革绕不开基本的制度问题；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以下是这本书的目录，希望对您的学习笔记有所帮助。
第一篇 危机倒逼改革陈志武：红利和优势到今天为止都已经用完中国不能再等了最有可能推出的改革还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利益都是可定价的让民众直接分享国有资产带来的好处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来越近胡祖六：中国的行政体系过于庞大社会每个阶层都有不满最不可能的结果恰好发生了“仇富”本质上是仇不公平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批项目的权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盛洪：国企垄断和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国企不适宜在经营性领域存在放权让利不是国企的根本问题非法集资罪维护的是金融垄断解决土地问题首先应废除《土地管理法》张文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已成共识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利益同盟雌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是主战场需要克服简政放权反复性第二篇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吴敬琏：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形势会教育人，不改革死路一条张维迎：改革就是不断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支撑中国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在消失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改革就是不断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既得利益者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动力不足高尚全：解放思想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再搞阶级斗争，结果将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应该是“三个民”陈志武：检测是不是真改革有两大标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普遍预料之中限制国企和地方政府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变现改革愿望，需要纠正逻辑悖论检测是不是真改革的两大标准滕泰：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突破改革必须摆脱保守思想和旧价值观的束缚告别总需求管理的老路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思想第三篇 改革从何处入手韦森：减税才是最好的宏观刺激政策减税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宏观政策要学“供给学派”，就要学到底财政集权很难实现《预算法》修订暂无进展贾康：绕不开的财税改革资源税很可能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切入点事权明晰不到位，其他改革都是空谈地方应有举债权“营改增”倒逼整个财税改革刘尚希：事权上移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制度的现代化至关重要事权与财权应相匹配放开市场准入要看领域胡祖六：建立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才有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可与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改革要审慎也要大胆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国有企业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民营企业新一届领导人的市场经济观令人鼓舞建立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才有希望许成钢：中国改革绕不开基本的制度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受阻根源是制度绊脚金融改革必须要有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绕开司法独立，改革仅是权宜之计中国土地改革的过渡路径：强化租赁合同政治改革的关键：解决地方竞争机制第四篇 改革是最大政策华生：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改革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配套的制度设计小产权房合法化完全是错误口号国企改革的方向不可一概而论不要空喊政治改革口号，改革需勇气，更需智慧黄益平：需要高层力量克服改革阻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看作“顶层设计”的产物金融和国企改革有待突十八届三中全会与“经济学”的方向一致蔡继明：重启改革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市场起决定作用是最核心的改革绕不开的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第一步应平等对待集体与国家所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刘世锦：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彰显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反腐败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土地改革应有较大突破阻碍改革者不是不懂道理，而是因为动了他的“奶酪”政治改革并非落后于经济改革王健林：民营企业或将迎来又一个春天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房地产不提“调控”就是进步民营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跟央企完全没法比我不认为这是一次集权的改革
你对未来跨入中等收入群体有哪些考虑 2000字左右
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进入我们的生活范畴还只是若干年的事情，但作为一个阶层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扩大。
美国未来学家耐斯比特曾在几年前预计，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100万人，可实际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远远高于耐斯比特的预测。
在西方社会，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社会分层理论的一个概念，在美国这个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
换言之，中产阶级是“大众”的代名词。
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似乎成了富裕人群的代表。
中国的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应达到1至5万美元，以这个为标准，迈入中产阶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家信息中心官员曾在某个场合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而更乐观的估算是3．5亿人。
一个正在形成的群体 无论是两亿还是3．5亿，这在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实还是微乎其微，但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趋势，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资源经过重新分配，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具大变化，一个新的富人群体已经开始形成。
这种变化既是政策导向的主观结果，也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
各国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不是一致的，有的以经济收入来区分，有的以文化职业是否参加体力劳动来划分，也有的将这些条件合到一起来考察，但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就是：把社会上拥有中等经济收入的人称为中产阶级。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大致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上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占有中等规模的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 二、较高的文化知识或生产技能，以受雇于人，靠出卖劳动力主要是脑力劳动为谋生手段； 三、 拥有一定资产但自己也从事劳动的小业主。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的中产阶级将由五类高级人才构成，包括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但不是现行体制下的，而是指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中高层人员及一部分私营企业家。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来划分，其实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早已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
尽管这些人中有些人目前可能还没有私家车，但他们不是买不起。
这些人虽然行业背景有很大不同，但拥有共同的特点：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与知识技能，他们能够在市场经济市场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
也有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提出的“小康”概念其实就是等同于“中产”。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的一份研究报告为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
报告称，十年内，中国大陆五分之二人口的生活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
报告还指出，由于大陆人口众多，工资不高，生产成本及物价较低，大陆中产阶级所享有的生活与物质水准，以较低收入就可与美国和日本相媲美。
当然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所限，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家庭都拥有带花园草地的独立住宅，在中国的进口商品如汽车的关税降到较低水平之前，我们的家庭也很难同时拥有两部汽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像中产阶级那样生活。
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人群的构成是“橄榄型”，中间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有钱人和贫穷者都是少数，其主流意识也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形态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群构成是“金字塔型”的，也就是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中，换言之，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原来处于塔底部的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成员将会越来越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向上流动，向社会等级体系的中间靠拢。
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这巨大的财富只是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种分配的差距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在经历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中产阶级的出现不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有好处，也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社会中比重较大的人群），在中国，他们也将会是最大的社会稳定力量，他们是“秩序”的最大拥护者，由于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更多地依赖个人奋斗和创新精神，所以他们不会拒绝变革。
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级应当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文明水平，由于中产阶级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良好的工作环境，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是现存秩序的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有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中产阶级群体太小。
虽然有人甚至把整个白领阶层都划为中产阶级，数量也还是太少。
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是中国走出初级阶段步入富强的根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必定越来越重要。
也许正是因为中产阶级要随时面对不可预测的风险，所以，在当前社会，中产阶级是最脚踏实地、最吃苦耐劳、有知识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虽然他们不再信奉艰苦朴素的传统，但始终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他们会注意各类招生广告和招聘信息，他们在寻找更好的位置和更高的收入。
对于一个处于中产阶级或梦想成为这个阶级一员的人来说，他们必须牢牢抓住每一个机会。
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方式相比，中国的中产阶级更为紧张和忙碌，也许只能算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或者说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
对于很多人来说，中产阶级更像一个文化概念或符号，而不是社会等级的分层标准。
之所以将中产阶级看作是文化符号，是因为它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被当作文化术语来使用。
在《格调》一书中，保罗·福塞尔也是从文化角度来判断中产阶级的，他把中产阶级称为“最最势利的一个阶层”，最没有个性，生活也最乏味。
其实，中产阶级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是因为他们虽然有比较宽裕的生活，但他们并不能完全做到生活无忧，他们依然是打工一族，他们也面临失业的危机，他们必须为不可预见的未来去做更多的准备。
学习像中产阶级那样生活 中产阶级正对中国的消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许多企业都将产品定位在这个层次上，因为这个阶层不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而且，他们对整个消费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对于生产厂家和广大的消费人群来讲，他们的消费导向作用表现得越来越强劲。
事实上，在衣食方面，中国城市居民早已和西方国家接近，只是住行方面还落后。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声中，中国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然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这些人不能称为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不稳，有些人甚至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是靠社会和法制的某些漏洞而迅速致富，他们可能因为社会和法制的逐步完善而失去自己的财富。
而“中产”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富裕的概念。
应该说，以中国现有的国情，单纯以收入来划分中产阶级是不合理的。
如果按照专家们的划分，中国家庭年收入达到1至5万美元就可列入中产阶级行列，那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相当部分人群，从收入上早已跨过了中产阶级的门槛，不少人也拥有了不止一套住宅，汽车、旅游、教育、投资都有涉足，但他们似乎都没把自己列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因为概念中的中产阶级生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远远不止这些。
的确，我们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不是光有钱就行了，我们现在有中产阶级那样的收入，但不等于有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要真正步入中产阶级，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重在生活理念上的进步。
中产阶级的智慧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赚取金钱的智慧上，曾经风行一时的《穷爸爸富爸爸》说，中产阶级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最本质的区别是，中产者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孩子，钱是命运的代名词，要尽快掌握金钱增值的方法；而穷人的孩子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多半是在自己陷入了生活困境的时候。
在一部分人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的时候，更大的一部分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越来越多的人在编织着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
但以中国特有的国情，我们在追求中产阶级生活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要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还不具有比较成型的特征，所以有人把白领阶层看成中产阶级，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普遍大众，可以去模仿种种西方中产阶级已经实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常常是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本质。
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中产阶级的影子，因为他们的影响已经深深烙进了当今消费文化的每个领域。
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裕，但它毕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消费时代，我们至少可以一边享受物质生活的种种好处，一边不停地反思生活的意义。
相关概念： 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属于社会中间阶层，指占社会人数比例较大的那一部分人。
中产阶级最初是以收入来划分的。
比如在美国，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至10万美元的阶层，这样的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个家庭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人均住房面积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交通工具不局限于公共交通。
这些家庭通常有超过10％的部分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且这10％不是节衣缩食出来的。
但由于按收入划分的结果过于含糊，于是又有了上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蓝领中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等。
在社会学家眼里，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阶层，不如说它是具有若干个相似特征的阶层的集合体。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官方解释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职业趋向：律师、外企代表、外资银行、媒体从业人、私营业主、电脑工程师、SOHO一族、证券投资商 关键词：品位、工作、快乐、浪漫、品德、家庭、健康、锻炼、住宅、园艺、旅游、资产、娱乐 投资方向：1房地产、2私人汽车、3家居装修、4家庭耐用品（比如收藏）、5证券、6旅游、7娱乐休闲、8通讯工具（如手机、手提电脑）、9爱情、10属于自己的产业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试图解释国家如何才能兴盛的书籍汗牛充栋。
年前年后一本名为《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的书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口口相传，不胫而走，虽尚未有正式的译本，却也已引发如潮热议。
本刊也曾刊登相关书评（详见《财经》2012年第31期“威尼斯、页岩气革命和改革前景”）。
在这本书中，两名美国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了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根源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前者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
根据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这本书和中国当下的相关性在哪里
我们如何实现更包容性的增长
如何避免陷入“攫取性制度”怪圈
日前博源基金会青年委员会围绕上述话题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本刊择要刊之，以飨读者。
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
巫永平：要更深入研究制度转换的经验 这本书我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觉得欣喜。
原因有两点。
首先是方法论方面。
本书在方法论上尤其让人高兴。
200多年来，人们提出的对研究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可能不下十种。
为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不增长，这本书提到了三种，其实还有其他的解释。
作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至少到我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觉得从方法论来说，它是有解释力的，只不过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简单化到只是几句口号，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没有去研究真实过程，告诉我们这对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演变的历史过程，解释真实的历史过程是怎么发生和如何演变的。
一 西方经济学在早期的古典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其实是把政治和经济合在一起讲，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分开的，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经过200多年演变到今天，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变成一门非常精致的学问，越来越科学了。
从方法上、手段上还有整体上都越来越精致，内在的体系也越来越系统。
但对于我这个不是学经济学的人来说，对经济学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吗
或者说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至少现在新古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只要把那几个方面解决好了经济就能增长了。
这些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既然是技术性的问题就可以用技术的手段解决问题，甚至用模型就能解决问题。
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进步，强调制度的作用。
它告诉我们新古典关心的那些技术问题是受另外的东西决定的，不解决这些东西，技术性的东西就不可能解决。
这些东西就是制度。
但制度经济学不太关心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你看诺斯就假设，人们从事制度创新跟从事经济创新是一样的，只要我投入的成本低于产出，也就是我的回报高于我的投入我就会去创新制度。
他把制度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就这样简单交待了。
但是我觉得制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在它的范畴中可以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作为假设就过去了，但恰恰被经济学假设掉的东西，我认为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时，就把经济增长的问题看成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会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真空里。
我们不能把经济从整个社会中抽离出来。
其中，对经济活动影响最大的是政治。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把经济和政治连起来的研究确实不多见，尤其在新古典中更难得一见。
其实新古典在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现象时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我很欣喜看到今天在西方还是有经济学家能够有这么大的视野，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看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把经济与政治连起来，探讨政治可能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什么。
国内吴敬琏老师一直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看的。
而且他们说得很清楚，经济发展是由经济制度、包容性的制度决定的，而这个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这种视角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从方法论来说，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本书，终于把我们拉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
二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一个很长的链条，但已经精致化的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这个链条的末端。
经济要增长，要发展，显然要投资，有人愿意把资金投进去，有人愿意去付出劳动，经济学关心如何让人投资，如何让人劳动。
但这些东西是由什么决定的
这个链条其实拉得很长，一环决定一环。
不只是经济学现在关心的这些东西。
这本书试图把这个链条接起来了，从源头来看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生产活动，是否愿意把劳动力出卖去挣钱，后面的很多因素是什么。
也就是把经济问题放回到整个社会的大框架里，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看，而不是把它从中抽离出来。
第二，书里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回答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现象。
讨论国家兴衰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书。
本书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或者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不是很新的东西，两个类似的概念之前已经都有人用过。
但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国家为什么发展为什么不发展，却是新的尝试。
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看它们如何决定经济发展。
马克思对经济发展原因的解释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解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资源分配，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当一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就应该去改变它，建立新制度。
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是在经济学范畴里的制度。
这本书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且在世界范围里选取各种类型、各种发展程度国家的经验，论证自己的观点。
至少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其中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换很重要。
书中举了韩国的例子，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本书没有提，就是中国台湾。
参考文献列了罗伯特·韦德的《管制市场》，这是发展型国家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但主要讨论中国台湾。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没有直接去讨论中国台湾。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例子同样重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义更大。
三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韩国曾经在政治上是一个榨取性或者攫取性的制度，具备了政权垄断和政治上缺乏多元性的两个特征。
它还符合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权力的集中。
其实在这些特征上，中国台湾和韩国都符合。
它们都是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取得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
指出这一点其实并非什么新观点，发展型国家理论肯定的也是这一点，只是表述不同。
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对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在于如何从榨取性政治制度变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顺利实现转型。
而这本书对韩国的解释是不够的。
作者只看到是政治的转型，对于导致政治转型的其他因素分析不够。
如果结合我们自己对于东亚经验的理解，可能这一点就更突出了。
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政治上是榨取型的或者攫取型的，但经济制度却不是这样。
恰恰在这一点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特征被忽视了。
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即使在发展的初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上都是私有制，都保护产权。
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看到东亚欣欣向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化，是出口，我们看到了这个。
我们就学这个，我们以为一个威权政治体制和一个出口型的、外向型的经济再加上一个公有制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这是我们的理解，我们这么多年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政治上是压制的，经济是外向型的，但它们还有一个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这个是很核心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这点到今天可能越来越重要。
这正是这两个地方在后来可以顺利实现转型的基础。
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解释得不够。
作者把转型前的韩国和1978年后的中国都看成榨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都是有一定包容性。
但二者在保护私有产权这一点上具有本质不同。
这个差别其实是韩国后来能够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
但作者只看到政治的变化，没有看到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支撑韩国和中国台湾最主要的力量。
按照这个逻辑，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上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解释得不够。
应该有更加复杂的解释。
可能这一点，和这本书的比较研究有关，比较研究要照顾那么多的面，你很难对一些例子能够具体深入下去，比较研究方法本身就限制了这一点。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尤其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更深地挖掘，弄清楚这个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四 我们今天可能就面临这个转换的阶段，我们这个模式支持了第一阶段的发展。
未来还能继续支持我们发展下去吗
实现这个转换需要哪些条件，我们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还缺哪些条件，我觉得恰恰现在我们对缺的那些东西不太注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已经具备的这些条件，而且把具备的条件可能放大了，觉得有这些条件就可以了，可能危险就在这里。
我觉得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应该更大。
这本书避免一些概念化的说法，它不用民主，也不用市场，而是用更具体的说法。
用民主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是否发展太空泛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研究，在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对我们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丝毫没有帮助。
这本书认为，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保证经济发展。
这就比民主的概念更具体。
其实，民主制度并不一定就是包容性制度，尽管包容性制度一定是民主制度。
作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什么，要有一定的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权力，保证能够提供秩序和法律。
很多非洲国家为什么很难发展起来，它缺乏这一点。
我们过去30多年能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了秩序，20世纪上半叶，国家处于各种战争中。
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又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家动荡不安。
直到1978年，我们才实现了政治稳定，有了秩序，尽管获得秩序的代价很大，但我们毕竟有了秩序，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确保发展有一个领导力量。
下一步要继续保持秩序，可能应该通过法治来实现。
另外，我自己于2005年在哈佛出了一本书，叫《经济增长的政治解释》，我是要解释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那一阶段怎么过来的，那本书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
今年中文版就会出版，我觉得现在出中文版比几年前出意义可能更大。
台湾地区走过来的历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台湾地区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遇到，台湾地区做的选择我们现在也在面临。
对于民营经济怎么看，公有经济怎么看，台湾地区在50年代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50年代的时候台湾地区从政界到学术界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强调公有制。
在1960年前后，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治领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蒋介石说我们要支持民营经济，我们要对民间开放，向国际开放。
于是台湾地区才有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才有后来的经济奇迹。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巫永平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的穷人什么时候没有
到全人民都能够读好书的那一天。
到没有贪官的那一天。
到没有阶级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