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一年级新生作规矩
一新生应该培养哪些良好的呢
一、良好的生惯 (一)养成一定间观念和遵守合理的作息时间的习惯 力求让孩子做到定时起床，定时睡觉，不睡懒觉。
教师要及时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教育家长不要由于自己爱看电视而影响孩子的睡眠，应该规定孩子起床的时间和出门上学的时间。
上学时间过早，校门尚未开启，学生在马路上游荡，容易发生意外事故；上学迟到，不仅会影响孩子本人和班级同学的学习，还容易使孩子产生拖沓、不求上进的思想。
孩子晚上睡觉前脱下的衣、裤、鞋、袜要求他自己折叠整齐，放在固定地方。
穿着要整齐，穿戴时不丢三拉四。
穿衣、脱衣、洗脸、刷牙动作利索，不拖延时间。
通过不断的要求和督促，使孩子养成无论于什么事都不浪费时间的习惯。
(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要求孩子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生吃的瓜果要洗于净。
教育儿童不挑食，不偏食，饭后不作剧烈运动。
坐、立、行、睡、读书、写字保持正确的姿势，读书、写字时眼和桌面距离不少于33厘米；不在光线暗淡或直射阳光下看书；不躺着、走着或坐车时看书；看电视要有节制，每天不超过1小时，与屏距离至少保持2米以上，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三)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做的习惯 要求孩子对生活上的能自己做到的尽量自己去做，自己的东西自己整理，如穿衣、叠被、洗脸、洗手、收拾房间、扫地倒垃圾、洗袜子、洗手帕等，并教育他们做事认真，不丢三落四，从而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和爱整洁，有条理的好习惯。
目前孩子自我服务习惯很差，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
如果任其存在下去，孩子长大后就无法承担肩负的历史重任。
应该说，这不是孩子的过错。
孩子能力的逐步发展，加上好奇，总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做些事情，这时如果能给予及时的引导和具体的指导，就能在孩子不断享受到成功欢乐的同时，使他们形成劳动观念，形成必要习惯。
可是大多数家长出于对孩子的宠爱，怕孩子劳动会吃苦受累，或者影响学习，就什么都由出己包揽。
时间一长，孩子的劳动热情消失了，责任感也没有了，认为父母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无形中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就困难多了。
因此，教师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利用家校联系手册，及时与家长取得沟通，抓住入学后孩子具备一定劳动能力，有劳动欲望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和自我服务习惯。
二、良好的行为习惯 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孩子来说，主要使用“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礼貌用语；家中来客，做到尊敬有礼，家长与别人谈话时开别插嘴，客人问话，诚实回答，态度大方；不讲污言秽语；尊敬老师和长辈，友爱同学和同辈小朋友，爱护比自己年纪小的弟妹和小朋友；对残疾人有同情心，主动热情帮助；遵守纪律和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财物；诚实；不说谎；不贪小便宜等。
三．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年级学生的学习习惯主要包括：上课习惯、课前准备习惯、 作业习惯、书写习惯、预习和复习习惯以及文具的整理习惯和使用习惯等。
怎样真正使一年级新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教师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正面强化，晓之以理 儿童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教育是一个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而良好的习惯最终要落在个体优良的外在行为上，因此，习惯的养成主要应通过行为训练和行为强化来进行。
碰到孩子沾染了某些不良行为，教师要及早教育。
先要诚恳地、耐心地告诉他，这个行为是错的，帮助孩子辨别是非，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再引导孩子分析这个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孩子头脑中建立起一个空间观念。
然后可以以商量的语气建议用另一种好的行为来补充。
切不可在孩子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时，满足于孩子的口头认错，或只是大声训斥，作为惩罚。
这样做不能起到教育作用。
在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中要坚持循循善诱，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生动形象的教育方法，引导孩子乐意去学去做，并坚持下去。
如在课堂上，针对有的孩子作业速度慢，经常拖拖拉拉的毛病，可以利用手表对他的作业进行记时，发现有进步及时鼓励：“你这一次的作业做得真快，比上一次快多了。
”“你看，又快了二分钟”，从而激起孩子要求越做越好、越做越快的热情。
经过反复锻炼，既加快了孩子的作业速度，又培养起孩子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
而在平时的学习和活动中，看到孩子们中有一些良好习惯的萌芽出现，老师的肯定、赞许的目光也是对这种行为的积极强化，久而久之，孩子就养成了习惯。
同时以形象化的宣传教育，使学生树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学生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良好的行为。
使学生懂得“为什么这样做”，是养成教育的前题。
根据《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内容，又结合班级学生的情况，制定班风、班规，再配以寓言故事、名言警句、儿歌等加以强化。
把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形象、生动，让学生从中受到感染和启迪。
比如宣传《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第一条“尊敬国旗、国徽……”时，教师运用生动的语言讲解国旗的来历、国徽的含义及《国歌》的产生历程，同时从中国近代史中选取讲述了许多先烈们为缔造新中国、前赴后继、血染疆场的动人故事，使学生对国旗、国徽的崇敬、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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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周坚持这样的宣传、诱导，每周宣传《规范》中的一条，以利于学生消化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净化了学生的思想，形成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思想意识。
(二)言传身教 ，动之以情 夸美纽斯说过：“教师的职务是用自己的榜样教育学生。
” 学生具有很强的向师性，在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过程中，班主任的榜样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他的以身作则是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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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师是班集体的组织者、指导者，他的一言一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小，他们好奇、善模仿，教师是他们的偶像，必然会成为儿童心目中最崇高、最有威信的榜样。
教师的思想、信念和道德，以及态度、仪表和良好的言行等方面，在班级管理和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和教育作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正是这个道理，而《论语子路》记述孔子的言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更肯定了教师身教的重要性。
所以，作为班主任，身教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在平时， 教师要身体力行，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道德要自己做得到。
上课起立时，教师标准的站姿，就是无声的命令；下课后，教师随手关灯，就是最好的榜样。
走进教室，看到地上的纸屑，不动声色地把它检起来放到垃圾桶里；地上脏了，主动拿扫帚扫干净；桌面脏了，自己擦擦；桌椅歪了，排一排……那么，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教师即使不提明确的要求，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对学生好的行为，一个赞许的眼神，一句热情洋溢的话语，一个亲昵的动作，一个微笑，都能对学生起到激励的作用。
此外，在培养过程中，教师要经常运用检查、鼓励、表扬、批评等手段进行强化，促使孩子早日养成良好的习惯。
(三)严格要求，持之以恒 不少教师为培养习惯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总是收获不大，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严格要求。
如有的教师虽然也对孩子提出—定的要求，但为了抓教学质量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上，在行动上不加以督促，遇到困难后就任其打退堂鼓。
这样不仅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还会加深孩子的惰性，使他们越来越缺乏迎战困难的勇气，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
教师对孩子的要求不宜过多、过高，要切合他们的实际。
要求一旦提出，就要督促孩子做到，决不轻易改变。
良好习惯的养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
为此，教师一定要有耐心、要持之以恒。
同时要讲究科学性和渐进性。
目标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由易到难，把握好训练的层次，将学生应掌握的规范分解成若干个小点，帮助学生逐渐掌握。
一个规范可以分“小步子”实施，一步一步地训练，使学生一步上一个台阶，逐渐适应小学生活；也可以一个月或一周抓一个训练重点，一点一点来训练，逐渐增加训练内容，将总目标分解、落实到各个阶段的小目标中去实现，而且要允许学生反复。
加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由于小学生的自制能力较差，他们的认识和行为常常会不一致。
即使他们了解并熟记了各种规范和要求，有些不良的行为习惯仍旧会冒头，将教师辛勤工作的成果付之一炬。
这就要求教师要随时抓苗头，强化常规训练。
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要讲究科学。
不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一味地高标准严要求，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四）家校合一，导之以行 学生成长的第一个现实存在即身体,是由家庭提供的;学生成长的第一社会存在即教育环境,也是由家庭提供的家庭是学生成长的摇篮,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学校的实施者是教师，家庭教育的实施者是家长，不论教师还是家长，都希望孩子有出息。
因此，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目的、原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环境、方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则差距很大，需要相互补充、配合和支持。
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言谈举止影响着孩子，孩子总以自我为中心的品行形成的最主要、最直接原因也恰恰在家长。
如在学校，我们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可是在家里许多父母却总是无休止地疼爱孩子担心这，担心那，却没有教育孩子如何成为一个有孝心的人。
这样，两种教育脱钩，就使学校进行教育留于形式。
研究发现，所谓“问题儿童”多数出生在对子女溺爱、父母对孩子态度不一等因素的家庭。
所以只有把学校和家庭结合起来，让父母配合学校，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
既然对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有一个从学校到家庭或从家庭到学校的过程，那么要使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取得家长的大力支持。
为了取得家长的大力支持，首先要做好家长的工作，可以通过个别交谈、个别约谈、家访、与家长建立联系本等形式了解并理解家长的教养心态，教育行为，注意尊重家长的人格，以平等、友善、建议式的口吻与家长共同商讨，解决问题。
并向家长宣传正确的教育方法，提高家长的认识，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只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而忽视习惯的培养，使他们懂得作为一个称职的家长，不仅要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提供和谐的成长环境，还要从小培养他们的良好的习惯。
要通过言辞、情感和行为潜移默化的催发孩子，要让孩子学会做人的基本道理，同时配以具体指导，这里既包括对某些行为动作在技术上的指导，也包括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如何克服它的指导。
这样家校合一共同施教，在充分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引导孩子与教师，孩子与家长制定在园、在家应遵守的，科学的、合理的生活规则、学习规则、游戏规则，并且贯穿于一日生活中，将这种带强制性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内化为自主的、自觉的、习惯性的良好行为，从而使孩子较为顺利地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并顺利地融入小学生活。
总之， 对低年级学生进行好习惯的培养是个繁琐细致的工作，它是需要所有老师共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工作。
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循循善诱，使孩子们真正做到“好习惯，早养成，益终身”。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把这项工作认真细致地坚持下去，使每位学生都能养成良好习惯。
该文章转自[小学课堂在线]：
我想办一个少儿英语培训班，请问怎么写招生广告
招生广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培训班名称2、培训班资质3、辅导对象4、辅导内容5、辅导特色6、辅导时间7、辅导地点8、辅导形式（大班、小班、一对一等）9、收费标准10、联系方式
拼音班招生广告语
这个不清楚，最好问问该校的招生办，或者班主任。
毕竟比较清楚的是学校的老师，看看有电话吗，最好当面问一下。
小学辅导班招生广告词怎么写
大国崛起全片共12集，免费在线观看和下载全部解说词: 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
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
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
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
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
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
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
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
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
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
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
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
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
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
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
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
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
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
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
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
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
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
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
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
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
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
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
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
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
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
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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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
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
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
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
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
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
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
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
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
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
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
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什么是新教理论
新教 Protestantism 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
为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派的统称。
亦译抗罗宗或更正宗。
词源起于德文Protestanten。
原指 1529年神圣罗马帝国在德国境内斯拜尔召开的帝国会议上的少数派，因该派诸侯对会议通过支持天主教压制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各派的决定，提出了一项正式抗议，后即泛指接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各宗派。
中国的新教各教会则自称基督教或耶稣教。
而不称新教。
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新教徒人数约3.6亿,三分之二集中在欧洲和北美。
历史 产生的背景 15世纪后期的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
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王侯统治。
本来就松弛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经受了大分裂创伤的罗马教廷，在长期的互相角逐较量中日见削弱。
教会内部腐败。
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阶级反抗封建神权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
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唤起新的觉醒。
一批人文主义者大胆揭露教皇、主教和修道士的虚伪、贪婪和无知。
经院主义神学已成为烦琐僵死的教条和无谓争辩的代名词。
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
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都有了新的突破。
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崩溃，为宗教改革准备了条件。
三大主流派的形成 新教所代表的抗议原则和精神可以追溯到14世纪后期的一些宗教改革先行者。
英国威克里夫派和罗拉德派、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和意大利G. 萨伏那洛拉的信徒，把改革思想的种子撒播在欧洲广大地区。
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即在整个德国形成燎原之势。
在瑞士，U.茨温利和J.加尔文等的改革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
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在克兰麦的协助下，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
到16世纪中叶，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即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和作为英格兰国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欧洲出现，并同罗马天主教相抗衡。
三大宗派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所在民族独立国家的世俗政权或诸侯的支持与保护。
在长期复杂的“宗教战争”之后，根据随之订立的一些和约，如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的“教随国定”原则，基本上形成了新教在西欧各国分布的格局，路德宗分布于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归正宗为瑞士、德国一部、荷兰和苏格兰；安立甘宗主要在英格兰。
三大宗派的信徒人数当时占新教徒的绝大多数，因此也被称为新教的主流教派。
16世纪末到17世纪，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在教会组织和崇拜仪式上已基本定型。
对教义的表述和阐述，经过长期的争论，也逐渐形成体系。
新教的理论家以欧洲一些大学为基地，热衷于编写大量的神学著作，但内容充满烦琐的争辩和考证，失去改教初期那种富有抗议精神的活力。
这一时期后被称为新教经院主义时期。
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要求以加尔文主义改革妥协保守的安立甘国教会，曾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把新教运动又推进一步,结果产生了脱离国教的一些新的独立宗派，如英格兰的长老会、公理会、浸会、公谊会等。
清教徒运动后来由移民传到美洲，使新教在北美发展成为影响最广的教派。
在德国，以斯彭内尔为代表的虔敬主义运动和清教徒运动相呼应，提倡人个的虔修生活和布道工作，举办慈善事业，由弗兰克等创办的哈雷大学成为德国虔敬主义的中心，对后来新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神学的发展 18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
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表现，是崇尚理性、自由，对一切旧体系采取批判的态度，故称启蒙时期。
这时期新教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如德国的莱布尼兹、莱辛和康德,英国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
他们运用唯理主义哲学对基督教信仰和神学作了新的论证和解释。
他们提倡自由思想和宽容原则，企图在信仰和理性之间作出某些调和，如英国的自然神论和广涵主义,德国的唯理主义神学,以及荷兰的阿明尼乌主义。
这些都对19世纪新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派，如英国卫斯理兄弟创立的卫斯理宗。
在此之前，溯源于 15世纪胡斯运动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亲岑道夫的倡导下，又有新的发展。
这些教派重视信徒的灵修生活，在组织和仪礼上较自由灵活，后传到北美，有较大的发展。
19世纪欧洲的新教，在启蒙时期唯理主义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施莱尔马赫受康德批判哲学和谢林浪漫主义的影响,把宗教看作一种感情的产物,强调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性。
他被称为新教现代神学之父。
稍后,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哺育下,出现了一批神学家，如包尔和施特劳斯以杜宾根大学为中心，对传统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作出新的解释。
杜宾根学派对后来的圣经考证学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里敕尔提出 “回到康德”的口号，把道德价值作为捍卫基督教的法宝。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哈那克和特劳赤等自由主义神学的巨匠。
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的价值和自由，在保存道德价值的前提下,主张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提倡社会改革,用改良代替革命。
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企图把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思想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如英国的摩里斯、金斯利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美国的饶申布什等提出了“社会福音” 的主张。
20世纪西方世界的各种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自由主义神学面临绝境。
代之而起的是以巴特和布鲁内尔等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
它强调人的堕落和罪性，宣告历史决非人力所能扭转,人类只有通过否定自己,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用“上帝的话”作为审判的依据,才能得救。
它声称这是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正统教义，上溯到奥古斯丁和保罗的福音真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神学的统治地位为新正统神学所取代。
另一方面， 20世纪初，美国新教还出现了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称为基要主义，与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现代主义相抗衡。
基要主义主张必须接受耶稣为童贞女所生、肉身复活、十字架代赎、基督复临和《圣经》每字每句绝对无讹等传统教义为信仰的基本要道。
基要主义派的兴起使美国新教陷入长期激烈的争论，并导致一些宗派的分裂。
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基要主义的派别和鼓动宗教狂热的灵恩派或奋兴派结合，曾在欧美出现“宗教复兴”，推动了传教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教的传统教义和社会伦理思想，受到世俗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冲击，主流派日形衰落，信徒人数逐渐减少，同时又出现许多形形色色新的小派别。
20世纪初,新教的一部分教会曾发起普世教会运动,企图在基督教世界中协调关系，加强合作。
东正教也表示支持。
这个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为主要代表的运动，半个世纪来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
天主教和拥有大量信徒的一些新教非主流派教会，至今还没有参加。
目前新教正在向多元化和世俗化发展，已显示出重新分化组合的倾向。
教义 新教强调因信称义、信徒人人都可为祭司和《圣经》具有最高权威三大原则。
这是和天主教针锋相对的，是新教各派共同的特点。
因信称义 新教救法论的核心，主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根据基督教教义,人因有原罪和本罪,不能自救，在上帝面前不能称义。
唯一的救法是借上帝之子基督将救恩赐给世人。
因此，拯救的根源来自上帝的恩典。
这是基督教各派共同的信仰。
至于如何使罪人获得这种恩典，收到得救的效果，天主教主张除了信仰外，还必须凭借圣事，通过天主教教阶制的神职人员，才能将救恩颁赐给信徒。
在新教看来，这是把圣事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因为天主教规定信徒必须按教会的要求履行某些功课或善行，如做弥撒、奉献、悔过、补赎等,表示自责或补偿,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
教会神职人员（神父、主教和教皇）成为垄断救恩的代理人。
新教认为这不仅违背《圣经》的教训，而且带来许多弊端，根据《新约》的《罗马人书》和《加拉太书》的教训，认为遵守律法和诫命不能使人称义。
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信心，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
由于这种神秘的结合，基督的救赎就在信徒身上生效，使信者“还是作为罪人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得及被称为义”。
新教认为行善是应该的，但这是重生得救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功德，其本身没有使人得救的效能。
这种得救观对天主教用来垄断救恩的圣事观和圣职制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信徒皆可为祭司 新教认为既然只凭信心即可得救，那么信徒人人均可为祭司，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
此外,信徒还可以互相代祷,每个信徒都有在宗教生活中彼此照顾相助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传播福音的天责。
这就冲淡甚至取消了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别。
虽然新教的多数宗派仍然保留教务专职人员（牧师等）的职称和封立仪式,但这主要是职务上的标志,不意味着具有颁赐恩典的特权。
《圣经》具有最高权威 这也是针对天主教提出的。
天主教虽然不否认圣经的权威，但坚持圣经的解释权属于教会。
实际上就把有关宗教信仰的一切问题，包括教会传统(教父遗训、教会法规，以及历届公会议的决定) 的最高权威集中在天主教会和教皇身上。
新教则主张唯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借圣灵的引导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
新教一般虽然接受最初几次公会议关于三一论和基督论等的教义和有关的信经，也认为教父遗训有指导作用，值得尊重，但都不能和圣经同等看待。
当然新教更不受后来天主教历次公会议的决议和教会法规的约束。
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将圣经译成各种民族语言，并致力于圣经的传播和注释工作。
但新教各派对圣经的解释和用法不尽一致。
如基要派强调圣经的每句每字都出自上帝的灵感，绝无讹误，其他一些派别的神学家却认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记录，它反映了圣经各卷的作者在不同时代对上帝启示的感受和理解。
可以应用文字考据和历史考证的方法研究和解释圣经，以发现其中蕴藏的真理。
这样，在新教内部，对圣经作为最高权威的理解，长期存在着争论。
圣事 新教一般只承认两种圣事，即圣餐礼和圣洗礼，认为是圣经明确记载由基督亲自设立的礼仪。
天主教和东正教则认为除这两种外，还有坚振、告解、终傅、神品和婚配五种圣事，并认为也都由耶稣亲自设立，也可在圣经上找到根据。
新教的某些宗派，如圣公会，也保留由教会施行坚振礼，按立圣职和婚配的仪式，但不认为这些具有完全的圣事意义。
对圣事的解释，新教各派也不尽一致。
一般说来，路德宗最接近天主教，认为圣事本身具有神秘的能力，如在圣餐礼中，饼、酒经过祝圣之后，虽然不像天主教认为的那样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即变体论），但已有基督的身体和血与之同在 (即体同在论)；洗礼也能使受洗者立即变为新人。
茨温利和浸礼宗则认为圣餐礼仅具有象征或纪念的意义，饼酒仅代表基督的血肉，并不是基督的血肉；洗礼也不过是与上帝订立新的表记，表明受礼者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而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并不意味着神恩的具体施受。
归正宗和安立甘宗则容许在上述两派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这个问题，在新教各派间也曾长期存在争论。
组织制度 新教各派一致拒绝天主教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以教皇为首的教阶体制中。
新教各派在形成过程中，根据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教义主张，采用不同的教政原则，并都自称是以《新约》的原始教会为模本。
大体有三种教政体制： 主教制 各主教区的管理权集中于主教，下设牧师（一称会长）和会吏。
各大地区（或国家）的全体主教组成主教团（或主教院），形成该大地区（或国家）教会的集体领导核心。
在世界范围则无统一的领导人物或机构。
安立甘宗为其典型代表。
长老制 由信徒推选平时从事社会职业的信徒领袖数人任长老，掌管教务权力，并委派或选举牧师执行教务；若干地方教会的长老和牧师联合组成区会，对其下属地方教会有领导权。
这可以说是一种共和体制。
故采用这种体制的归正宗，亦名长老宗。
公理制 或称会众制，由各教堂的全体信徒会众直接执掌教务权力并聘任牧师，各堂皆独立自主，同一宗派教会的联合组织对各教会没有领导权。
采用这种制度的有浸礼宗、公理宗、基督会等。
新教废除天主教的修道院制度和神职人员独身制。
为了培养教会的专职教牧人员，各宗派单独或合作举办神学院或其他宗教学校。
此外，还通过家庭影响和教会自己举办的主日学、查经班、学道班等，对一般信徒进行宗教教育。
为了扩大宗教影响，欧美一些教会还开办学校、医院、慈善机关，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活动。
如基督教青年会等。
政教关系 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新教各派的主张也不尽相同。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虽然提出“两个国度”即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他的改革活动是和世俗政权的支持分不开的。
现代德国和北欧国家的路德宗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不成文的国教。
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建立的实质上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苏格兰教会和英国教会现在仍保留着国教的形式。
一些从主流派分裂出来的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政教分离，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宗教自由。
认信文 新教的主要派系，为了使他们所信奉的教义和组织原则保持稳定和规范化，都先后订立认信文作为信仰和教会生活的准绳。
如德国路德宗教会有《奥格斯堡信纲》(1530)，瑞士归正宗各教会（茨温利派和加尔文派）有（第二赫尔维西认信文）（1566），英格兰、苏格兰归正宗各教会有《威斯敏斯特信纲》，安立甘宗有《三十九条信纲》等。
崇拜仪式 新教反对崇拜圣像和圣物，并一致拒绝天主教的弥撒，认为其规定用拉丁文举行的礼文（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以前），不易为信徒理解，且由神职人员包办,一般信徒处于被动地位,不符合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的原则。
因此新教很重视崇拜仪式的改革。
首先是将弥撒改为使用民族语言的圣餐礼文，并逐渐以较为灵活的形式，引用《诗篇》、经课、祷文等，由信徒参加诵唱。
有些宗派还编成专书，供公开崇拜之用，如圣公会的《公祷书》，归正宗的《祷告式》等。
新教在崇拜中很重视讲道的作用，其内容为解释圣经，宣传教义，以坚定听众的信仰和诱发宗教热忱；有时还从教义出发对社会道德政治问题作出评论。
由参加礼拜的全体信徒同唱赞美诗也是新教在崇拜仪式上的特点之一。
新教在礼堂建筑、陈设布置，以及宗教服饰上，无划一规定。
一般说来高教会派较为重视保留传统的教堂艺术和宗教表像，如圣像、圣画等，仪式也较繁复。
低教会派以及各种自由教派教会则崇尚质朴，仪式较简化，教堂内外除十字架外，一般不多用其他宗教表像；有的连十字架也不用。
在中国的传播 18～19世纪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新教兴起传教运动。
各宗派先后成立向国外布道的差会组织,将新教传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地区。
在传教过程中，西方文化也随之向宣教区渗透。
一些传教士充当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和谋士，把新教的“世界主义”作为殖民统治和破坏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新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
180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是为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
不久马礼逊即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同时从事《圣经》汉译工作。
1830年，美国新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
但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至1840年，在华传教士仅20人,代表4个差会。
30余年中所收信徒不满百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作为特权列入条约，传教士遂以此为护符进入内地，来华传教士人数亦随之剧增。
1858年仅有81人,1889年增至1296人,其中英国传教士占56.5％，美国人占39.5％，代表41个差会。
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华内地会，专门从事内地传教活动。
同时，新教各主要宗派都相继传入，传教区域除西藏外已遍及全国。
在粤、闽、江、浙、鄂、冀、鲁、晋等省活动的有公理会系统的伦敦会和美国公理会，路德宗则从港澳扩展到粤、赣、鄂、豫、鲁，直至东北三省。
安立甘宗的活动区域在江、浙、闽、两湖、两广、皖、赣、鲁、川、冀等省。
浸礼宗在两广、江、浙、赣、皖、豫、川、鲁、晋、陕等省传教，教徒人数以鲁、粤两省为最多。
归正宗的传教区域与公理宗、路德宗大致相仿，绝大部分教徒分布在沿海地区。
19世纪中叶英国和加拿大的长老会传入台湾。
美国卫斯理宗传入较早，先在闽、江、浙、皖、赣、鲁、冀等地传教,后又入川。
英国卫斯理宗来华较迟,除在两广、浙、鲁、冀活动外，还深入到两湖、云、贵。
内地会为一跨宗派的差会组织，从它建立后的十几年间，传教区域就由 7省扩展到16省，并于19世纪末进入西藏。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宗教扩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19 世纪中叶起，大小教案不断发生，终至酿成规模空前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传教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事业。
1900年前教会所办医院仅百余处，且大多为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
1900年后，新建扩建了大批医院、诊所，至1937年，仅属英美教会系统的就有 300余处。
1900年前的教会学校有1100余所，主要为小学,中学占10％，没有大学,只在一些中学里添设大学班。
1900年后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急剧发展，最早建校的有苏州东吴大学(1900)，还有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杭州之江大学(1910)、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0)、武昌华中大学(1910)、南京金陵大学(1911)、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上海沪江大学(1915)、广州岭南大学(1916)、福州协和大学(1916)、北京燕京大学(1919)等；1936年教会中学有 269所,主要集中在江、浙、粤、闽、冀、鲁等沿海省份；小学有数千所，学生10多万人。
义和团运动后，一些中国教徒为摆脱差会控制，开展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为应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局面，差会积极促进中国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并于1922年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在义和团运动后的20年中，新教势力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01年传教士人数为1500人，1914年为5978人，1926年为8325人。
1900年教徒人数为8万,1922年增至40万。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活动的有130多个差会，教徒人数达70多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广大爱国基督教徒开展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矛盾的生平事迹，主要作品。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的“续稿”和回忆录。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
茅盾（沈德鸿）简介 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继母养育长大。
7岁时，茅盾随父亲进了家塾，由继母亲自指导，学习新学。
8岁时，父亲病重，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值材高级小学，从 主席与周扬、茅盾、郭沫若 他的留存作文中就可见得他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13岁时，在母亲帮助下，踏上到湖州的火车，结束童年时代，开始了中学生活。
16岁时中秀才，通晓中医，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新学。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积极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在鲁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
他的学识和才能被总经理和编辑所所长发现，被调到国文部，帮助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文。
茅盾在一个月内译完面向青年的通俗读物，取名，后又译了和，后又帮他编一刊，这是茅盾开始文学创作的第一站，1918年，写出了童话，他的童话作品还有《树中饿》《驴大哥》《金龟》《飞行鞋》《怪花园》《风雪云》。
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
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
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创造》、《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
他还创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森林中的绅士》等散文，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
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辰，他的声名日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
茅盾笔名 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刑天、刑风等，都是他用过的笔名，他还有许多笔名，有几十个。
不过，茅盾和蒲牢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5月10日，沈雁冰在《文学周报》第127期发表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
本月17日，31日和10月24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73、175和196期继续刊载，这是1924年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之后沈雁冰为了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作探讨，同时也清理自己过去的文学艺术观点而写的。
文章共分5节。
第一节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形成;第二节论述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第三节探讨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第四节苏联的文艺现象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第五节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形成。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 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 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十年来，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 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1946年3月，抗战胜利后，茅盾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俄文本茅盾文集(20张)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他的作品《森林中的绅士》被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编辑本段小说意义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因祖母去世，茅盾回乡，进一步熟悉了故乡的状况，加深了他对丰收成灾的感受。
茅盾决定用这个题目写一篇小说，小说写成后，就是茅盾的短篇名作《春蚕》。
小说通过农民老通宝家境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高利贷者联合剥削下的苦难生活。
全篇以养蚕为线索，小说结构灵巧又绵密。
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赞扬。
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等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残酷景象，尽量暴露无疑。
”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了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6月间，又写了《残冬》，描写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已经非武力所能压制，爆发了农民的斗争，这三篇小说合称“农村三部曲”。
编辑本段对茅盾的评价 正面观点 茅盾是“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其所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大多数研究者高度评价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派”的优良传统，反对轻易地否定茅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1）张光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
将社会的历史的茅盾研究，引向主体的个人的茅盾研究。
（2）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从思潮流派角度充分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深地概括了“社会分析派”具有“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发展中的 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3）姜文《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作了深层心理剖析，得出了茅盾的四重情结：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原型情结。
他反对那种以“政治图解”、“时事命题”来解释《子夜》的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
（4）孙中田《理性精神与茅盾小说》：高度评价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
茅盾作品既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注重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在人物——历史的怪圈中动荡，时代、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环境，而转化为作品的“大角色”。
即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环境，被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
这就是以理性精神烛照而产生的宏大严整 的艺术结构。
反面观点 茅盾具有“双重人格”，其灵魂深处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各半的结合。
他的“社会剖析”的创作，主题先行， 一味追求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作品思想大于艺术。
因此，许多人对于茅盾的被奠定了的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地位，提出了质疑。
（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而成的社会文献，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是服从于作家的先行主题的。
这种配合现实政治斗争、指向性很强的描写，根本谈不上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是笨重而使人生畏、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的“高级社会文件”。
缺乏主体性体验，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过于急功近利，没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作为恒久启示，缺乏对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
（2）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茅盾创作中有滑坡现象。
《蚀》三部曲是在“对往事的情感记忆中获取灵感”，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子夜》、《林家铺子》等则是“每每是从判断时事的抽象例题出发去进行构思”、“拥有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
茅盾是随时代潮流而变化。
他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有强烈的功利欲求，此后十几年政治热情不减，到30年代大爆发，以致掩盖、压抑了自身艺术素质的充分发挥。
（3）邱文治：茅盾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时代性和社会化”，然而随之而来又存在着令人深思的矛盾现象。
自觉的理性思考，既有助于组织题材、发挥想象力，也可以阻碍想象力，使主体失落。
茅盾中长篇小说的网状结构类型，是中外小说发展的较高艺术形态，但又是导致茅盾多部作品难以完成的原因之一。
茅盾某些作品风格沉闷，显示出单纯追求艺术广度的缺陷。
经典名作 【长篇小说】： 《子夜》、《蚀》三部曲（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腐蚀》 《虹》《锻炼》《霜叶红似二月花》《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多角关系》。
【短篇小说】： 《报施》《创造》《农村三部曲》（包括《春蚕》《秋收》《残冬》） 《大鼻子的故事》《林家铺子》《色盲》《诗与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烟云》《有志者》《自杀》。
【散文】： 《白杨礼赞》《风景谈》《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雾中偶记》《大地山河》《黄昏》《雾》《天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