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的三大口号
民族、民权、民生，宗旨性的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是革命口号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
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
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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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年的特工组织有哪些
中统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简称为“中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
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编辑本段]中统局的成立始末、职权范围与机构变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常见的电视剧中证件封皮上印“中统”二字并不符合史实，而且证件的大小尺寸也不同。
中统成立基础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分子掌控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
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党中央（亦即蒋系国民党中央），处长由徐恩曾担任。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仍是独立于军统局的一个系统，这时的军统亦是老军统系统，并非一般电视剧中的新军统系统。
1938年3月29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8月，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进行改组，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新军统系统）。
这样中统局就正式成立了。
中统局的人事组织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但实际负责工作的则是副局长。
民国三十八年败离大陆前担任局长的有陈立夫、朱家骅；担任副局长的有徐恩曾、叶秀峰。
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所以二组直接大搞特务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中统局组织设立依附于各级党部机关，在各省市设调查统计室，省以下设专员负责“统计调查”。
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
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
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
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
（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习惯上仍称为CC或中统。
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事实上仍属蒋系中央掌控。
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败退，中统局后来也迅速的在大陆消散了。
中统局的另一个衰落原因是，权高震主，尾大不掉。
蒋系中央不会允许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所以另外扶植了军统系统作为牵制。
一九二七年以CC派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科，这是“中统局”的最前身。
先后由陈立夫、 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
在各省、市、路中国国民党党部内设“调查股”，县党部内设调查干事。
一九三二年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
主任徐恩曾。
对外仍称调查科，后又改称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
在各省、市、路国民党党部内设特务室和管训中共被捕人员的反省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内部矛盾，提出了“合力对外”的反动口号，于一九三七年底，将特工总部与力行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由陈立夫、陈焯任正、副局长。
特工总部编为该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
合并后，矛盾剧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分开，将第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中统局)。
中统局，先后由朱家骅、叶秀峰任局长，徐恩曾、郭紫俊、顾建中任副局长。
在各大行政区设有办事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在直辖市或重要城市设立区室，在各省党部及铁路、公路等特别党部内设立调查统计室(简称省室，路室)。
在省室或路室下设若干分区、工作站、工作团等。
在分区、工作站、工作团下面还设有许多据点及调查员。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统局改头换面，历称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
由叶秀峰任局长，郭紫俊，季源溥任副局长。
各大行政区办事处改称直属通讯处，各省、市、路党部调统室改称党员通讯组。
这些都是公开性的情报组织。
同时还在各省、市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组织，叫做区，如沈阳区、旅大区等。
区下设分区、工作站(交通、联络站)、工作组(通讯组)。
一九四九年二月，国民政府党通局划归内政部领导，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
国民政府败退宝岛台湾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中统局人员分工 中统局的人员分工大致有四种： 一是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 二是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简称特情人员； 三是党员调查网(简称cc党网，又称党员通讯网)，是在中国国民党党内进行防共和监视其内部人员的监察人员； 四是通讯员，是中统局在各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发展的工作人员。
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主要情报安全部门沿革 1938年8月-1947年，中统局 （1938年8月-1946年6月，军统局） 1947年-1949年，中统局改为党员通讯社 1949年-?，党员通讯社改为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局 1946年6月-
保密局。
1946年6月，部分军统部门并入国防部二厅，二厅亦负责部分情报安全工作。
军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
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一说为1932年）。
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
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共产党人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
“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
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
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
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刺杀、颠覆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
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仪。
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BIS“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BIS“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BIS 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
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
在6处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
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
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
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6处。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答复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
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
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下面抄录的两则电报，就是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中当时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 其一：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1941年5月13日 电文： (一)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转 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 (二)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发报：东京 收报：檀香山 时间：1941年9月24日 等级：绝密 电文：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艇活动状况： (一)珍珠港分5个水域：甲水域(佛德岛与武器库之间)乙水域(佛德岛之南及西)丙水域(东流之江面)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面)戊水域(西流之江面及其通路) (二)军舰与航空母舰只须报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说明舰型、舰种。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军舰靠港时，盼照实登记。
12月3日，池步洲又于12月3日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激动不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 (一)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二)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霍实子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
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对于这个重要情报，霍实子也不敢怠慢，马上送交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
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
’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本。
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
”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所记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5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
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另外还有军部的,小蒋的(即蒋经国的),这些特务份子也是有点斤两的!)
古代大军出征的时候都要说些师出有名的话，有哪些
中华民国少数民族简介一、东北地区及满－通古斯语族诸族 满族 赫哲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 朝鲜族二、蒙古地区、西北地区及阿尔泰诸族、回族、印欧语系诸族 蒙古族 东乡族 土族 达斡尔族 保安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撒拉族 乌孜别克族 塔塔尔族 柯尔克孜族 裕固族 锡伯族 回族 塔吉克族 俄罗斯族三、西部地区及藏缅语族诸族 藏族 门巴族 彝族 哈尼族 僳僳族 拉祜族 纳西族 景颇族 阿昌族 土家族 白族 羌族 普米族 怒族 基诺族 独龙族 珞巴族四、西南地区及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族 壮族 布依族 傣族 侗族 水族 仫佬族 毛南族 黎族 苗族 畲族 瑶族 仡佬族 京族 佤族 布朗族 德昂族五、东南地区及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诸族 阿美族 泰雅族 排湾族 布农族 卑南族 曹族 鲁凯族 赛夏族 雅美族 邵族 简介： 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
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
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 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
统一之后，民国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
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其中并未列明何为固有之疆域。
若包括蒙古地方，其面积为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仅次于俄罗斯）。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