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胜军团是什么组织声称是国家承认的经济组织，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的前身是第8纵队，该纵队的前身是时期冀热辽军区和进军东北的部分部队。
1938年7月，中共冀热辽特委和京东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举行20万人的抗日武装大起义。
此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东军分区。
1942年2月，冀东军分区改为第13军分区。
1944年9月 19日，冀东（第13）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6月，冀热辽部队向热河中部和辽西地区挺进。
1945年10月至11月，遵照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欠第3团）、教导第2旅第1团、冀中军区第31团等，奉命进至辽宁锦州、朝阳等地区扩编，归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
1946年，以上述部队为基础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3、第16、第18旅。
1947年5月，从冀热辽军区抽调干部组成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
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为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8月1日，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及独立第13旅、第16旅、第18旅，奉命在赤峰（今属）地区，改编为第8纵队，黄永胜任纵队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邱会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鹄显任参谋长。
独立第13旅改编为第22师，师长吴烈，政治委员陈仁麒；独立第16旅改编为第23师，师长张德发，代政治委员曹德连；独立第18旅改编为第24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
全纵队共3.5万余人。
8纵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东北秋季攻势。
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八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门台战斗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奉命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
在整个秋季攻势中，8纵共歼敌2.8万余人，其中俘敌21师少将师长郭惠苍、暂编第22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1万余人。
八纵司令员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
早在中央苏区林彪当红1军团长时，黄永胜就在林彪手下任团长了。
红1、3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合编为第1军团，林彪任军团长，黄永胜任4师副师长。
但黄永胜这个人，打起仗来是员虎将，平时却稀松得很，打牌、跳舞甚至玩女人，无一不精。
当时8纵、9纵从冀热辽军区调归东北军区后，统受第2前线指挥所（相当于后来的兵团）指挥。
“2指”司令员程子华对黄永胜的作风问题很有意见，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换将，力主启用老成持重、颇有廉颇之风的老将军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出任8纵司令员。
但前两次林彪却予以回绝：“辽西三战三捷，永胜同志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
” 程子华听得直皱眉头，说“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女人。
说到底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呀，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能行
” 林彪倒显得很有耐心，慢声慢气地向程子华大谈起了刘邦御将、韩信御兵之道，最后起身送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 从那以后，冀热辽来的干部（程子华、李运昌、段苏权等）背地里都开始把林彪叫“韩信”。
每当黄永胜丢下部队进城跳舞去时，大家虽有意见，却又无奈，只能私下发发牢骚：“人家可是‘韩信’看中的干部。
”“在井冈山他就跟着‘韩信’当团长了..”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8纵参加冬季攻势作战。
其间，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8纵队，属领导。
此时纵队司令员为段苏权，政治委员刘道生，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
1948年1月24日，8纵与1纵在前线总指挥程子华的指挥下，向新立屯守敌发起进攻。
激战至26日上午，全歼国民党第49军第26师。
在整个冬季攻势中，8纵共歼敌5610人。
1948年9月，开始后，8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锦州攻坚战。
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中，8纵先是在大虎山南翼阻击国民党“王牌”新6军一部，粉碎了廖耀湘兵团妄图从大虎山南翼迂回逃跑的企图；后纵队主力又奉命插向六间房一带，死死地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南撤营口的去路；当廖耀湘兵团转逃沈阳时，又奉命向西北迂回穿插，堵截廖兵团东逃退路。
由于8纵截断了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和东逃沈阳的退路，为辽西会战的全胜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辽西会战中，8纵歼“五大主力”之一新6军的精锐新22师一部，及国民党第105师、第195师等部近万人。
是我军战略决战阶段中的第一个，特别是辽西会战，一举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十万余人，使得第4野战军声威大震。
林彪麾下不少战将曾拿辽西会战与历史上的该下一战相比，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
黄永胜则更是豪气十足地说：“单是我们‘4野’也能跟一争天下了
” 1948年11月13日，根据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8纵队在辽宁辽阳、海城等地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
黄永胜任军长，邱会作任政治委员，张天云任副军长，黄鹄显任参谋长，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
第22师改称第133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治委员；第23师改称第134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治委员；第24师改称第135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治委员；由新调入的冀热辽独立第4师改称第158师，李道之任师长，王晓生任政治委员。
全军共5.6万余人。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8纵（第45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8万余人，牺牲团以下指战员5000余人。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45军入关后参加了平津战役。
在天津攻坚战中，45军与44军共同担负由天津东侧民权门向西突击任务。
其中45军第135师表现尤其突出，攻击发起后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工事，攻占金汤桥（今解放桥）。
为此，该师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通令嘉奖：“ 通令表扬三分钟突破民权门，敌人在天津民权门所修筑的工事、碉堡及防御设施，不仅多，而且坚固，同时还布满了地雷，纵深配备达四百米左右。
因此敌匪夸耀为“天津之标准工事”。
我135师是个较年轻的部队，过去攻坚战经验不多。
这次担任民权门的突破战，在作风上表现了动作迅速，作战顽强。
发起冲锋后三分钟内即登城，突入后，在狭窄的地区内遇到敌人猛烈火力的反击，及二十多次的反冲锋，但均被他们顽强击退。
特别是403团虽伤亡过半，但并不叫苦，还坚决完成攻击任务，404团及405团进入纵深后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
现特予该师以通令表扬。
此令林、罗、刘、谭、陶”1949年3月，第45军编入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建制。
4月，由天津向华中、华南进军。
7月，进入江西省参加围歼赣西的国民党军。
在9、10月的衡宝战役中，45军担负中路军正面进攻任务。
第135师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南逃，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134师在这次战役中行动积极，追击战中以同等兵力，自10月7日至11日，连续五昼夜攻击作战，歼敌第175师，生俘敌少将师长李祖霖、少将副师长刘克威以下4354人。
为此，两个师得到了4野总部首长的特电表扬。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白崇禧残余势力，加快祖国西南地区的解放，第4野战军命令包括45军在内的五个军，于1949年11至12月，发起了广西战役。
此间，45军主要领导人为：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政治部代主任李改。
为迅速投入广西战役，45军部队20天长驱近2000里，追歼国民党军1.6万人，俘虏国民党第3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桂中军区司令王景宋、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将级军官15名，并缴获大量作战物资。
12月下旬，该军进至桂西南十万大山、桂南六万大山和大容山等地区剿匪。
1950年2月，45军第134师在平而关地区，全歼逃出国境后回窜于中越边境的国民党第17兵团部、第100军军部第19、第197师，共计6700余人，俘兵团中将司令官刘嘉树等将级军官9名。
1950年4月，第158师调归广州市公安司令部建制。
至1951年2月，45军基本上肃清了桂西南、桂东南的匪患。
3月，45军移驻广东，担负守卫珠江口和机动作战任务。
7月，该军第134师调至湛江、海康等地区，执行保卫海防任务。
1952年8月，奉中南军区命令，第133师调归第46军建制。
10月第45军军部及第134师（欠一个团）、第135师，与第44军第130师另一个团，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归中南军区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第45军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涌现出李庆春、刘瑞林、宋生、陈焕柱、李广正等一批英模人物和“猛虎扑羊团”、“勇猛顽强营”等许多英模单位。
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那四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的革命人民。
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宣言书。
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
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如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如此。
的确如所说，长征是一篇宣言书。
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千方百计地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军逐次歼灭。
红军在数万里转战中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终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追堵截，胜利地在陕甘地区大会师。
它以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红军不愧是英雄好汉，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是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宣传。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那里的大部分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见过红军。
通过长征，他们不仅见到了共产党，见到了红军，还了解了他们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
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
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
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
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
”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 不仅如此，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还传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地区，鼓舞了这些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
幽谷所写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过。
此文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后，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了解了红军。
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甚至被关进监狱的革命者，在得知红军长征的消息后，更深受鼓舞。
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长征还是播种机，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了革命武装，而且留下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与他们一起战斗。
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红色政权，著名的就有川黔边南腰界土家、苗、汉各族苏维埃，大凉山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县(羌、藏、汉族)工农兵苏维埃，茂县回族苏维埃，瓦钵梁子、周伞藏族苏维埃，绥崇地区的格勒格沙(藏语，意为嘉绒地区)政府，川边藏区的中华苏维埃波巴(藏人)自治政府，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
这些民族自治政权有许多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
如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迅速建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1000多人枪。
红军长征走了以后，黔南的布依、苗、汉族人民同红军留下的60多名战士一起，在贞丰、紫云、望谟和罗甸四县边区的大小麻山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威胁国民党黔南统治的游击区。
云南迪庆藏区的贫农张文耀和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还领导群众进行暴动，联合维西、丽江、永胜、鹤庆、剑川等八县的彝、藏、白、纳西、汉族人民4000余人，在“杀官安民”、“打富济贫”的口号下，占领金沙江东岸桥头和格鲁湾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
其次，红军长征的胜利，保留了红军的骨干，锻炼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集中了各路红军的经验和特长，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
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将近20万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
其中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红五、红九军团等未计算在内)。
但是，各路红军的骨干保留下来了，而且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保留下来的这些红军骨干大大地增长了才干。
就连长征出发前才参军或长征路上才参军的许多新战士，经过艰难的万里转战，也都成了坚强的红军战士，甚至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各路红军在出发以前，一直分散在各个革命根据地。
他们在多年的征战中，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自己的特长。
在大会师以后，各路红军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经验和特长也集中到了一起，这就更便于互相交流和学习，从而使红军的各方面建设大大增强。
三大主力红军集中到一起以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在1936年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所写的《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文，就明确指出：“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在数量上固然会大大地增加起来，成为一极大的红军，同时质量上的加强，其程度是不可测量的。
三个方面军都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各种军事上的特长，会合之后，就将要融合为一，以这种九年国内战争的经验和全体健儿的集体意志，去战胜日本及一切汉奸卖国贼，这是有把握的”，因此，“这一伟大的会合，在红军本身上说来，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将划出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
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 再次，红军长征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为革命新高潮的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五军到达以后力量得到了壮大。
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1935年9、10月间进行的错误的肃反，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到达以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并于11月间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6年，红一方面军接连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开辟了大片新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形成著名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位于西北的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红军长征出发以前，革命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
国民党为了消除这心腹大患，调集了上百万大军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再在南方发展很不容易。
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迅速占领全东北，而且一步步向华北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因此，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恰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就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的发展。
后来在谈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就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 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共中央等在为庆祝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中即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都获得迅速的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迅速地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因此，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是此后中国革命胜利进军的前奏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仍然在鼓舞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及丰富经验 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
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濒于绝境。
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呢
第一，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建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
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使红一方面军损折过半。
如果不撤换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长征就很难取得胜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正如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
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也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
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 第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个人野心大膨胀，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党中央和、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张浩、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成员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争取并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军的这种统一与团结，就没有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如此，各路红军的长征也是如此。
正由于各路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才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相继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陈云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说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兵心团结”，并认为“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党和红军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出现，与党中央和等对于党内矛盾、党内斗争的正确处理是分不开的。
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及时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领导问题，而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这样，既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等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针。
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第三，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正确转移方向，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对于退却的成功至关重要。
红一方面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蒋介石窥破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企图，并调集大军等在红军前进路上的时候，红军如果不改变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是由于及时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这场危机。
当红军到达黔北以后，本想从这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这时刘湘已沿长江布置大军进行拦截，如果红军不能从战争实际出发，改变战略行动方向，后果也不堪设想。
由于红军及时地掉转方向，迂回前进，才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危机。
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成功西进，也是由于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才得以实现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
事实证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确的。
正因为党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继续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有后来的三军大会师，有长征的胜利。
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除了便利于参加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对于团结红军、鼓舞士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 第四，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各路红军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
在长征过程中，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难以胜利前进的。
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之初，就是由于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战术呆板，行动迟缓，受到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撤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对于红军这种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也承认难于应付，认为“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
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同样依靠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如王震在回忆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向湘黔边转移时的战斗历程时说：“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
”红四方面军在岷洮西战役中，也由于“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军”，取得重大胜利。
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对于长征的胜利进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各路红军的长征虽然是分别进行的，但红七军团的北上，红六军团的西征，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进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红十军团的北上，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都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初期的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出击，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为红军落脚西北准备了条件；红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策应，为红一方面军的胜利北上提供了帮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红六军团在川康边的北上；红一方面军的接应，又配合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
如果没有这些相互之间战略配合，长征的胜利就会更加困难。
第五，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众多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
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使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现在，人们习惯地把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称为“长征精神”。
对于这种长征精神，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他说：“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
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 第六，实行了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因此得到了沿途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红一方面军沿途分发有钱人的财产给穷人的情景。
他说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如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做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红军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
他们对红军的政纲虽然很少有什么概念，但“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
这就够了”。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由于汉族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和对红军的不了解，他们往往对红军怀有疑惧，有的甚至进行对抗。
而红军在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群众的利益，努力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他们自觉地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军。
当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军和彝族人民团结的佳话。
红军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把红军看作“菩萨兵”，把红军帮助他们建立的自治政府，称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很少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当红军经过豫旺堡一带回民区时，由于红军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群众完全相信了红军，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团结乡的介绍
(1)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
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
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
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
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
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
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
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
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
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
”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
”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
“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
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
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
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
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
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
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
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
就可望收复了。
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
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中国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
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
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
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中国令岳飞“措置班师”。
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
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
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
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
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
……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中国。
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
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
”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
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
”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
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 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 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仪式，表彰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是一位华裔，此人就是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
显然，对陈瑞钿来说，此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
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它收藏有美国各种飞机300余架。
其下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专门收集和展出美国空战英雄的事迹。
但入选该馆的空战英雄，必须具有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战绩，经该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评选之后，才能被授予空战英雄（ACE）的头衔。
顾问委员会则由现役和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军事专家、航空专家组成，其中还有一名已退休的英国空军元帅，共120人。
在今年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四抗日空战大捷”的日子里，美国舆论界就陈瑞钿荣获空战英雄一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对其英雄事迹和坎坷人生进行了介绍。
例如象美国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星岛日报》、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等。
1998年8月14日版《国际日报》撰文称他是“中国战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一位空战英雄”；《世界日报》在刊登他在广东空军的戎装照时，称他是“中美共同的空战英雄”、“永远令人景仰”。
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华侨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战功卓著1932年，年仅19岁的陈瑞钿怀着满腔热血，返回祖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四”空战。
两天后，他驾驶美制“霍克”双翼战斗机，击落了日本的“三菱”轰炸机，首开了自己击落敌机的纪录。
在1937年至1939年间，他共击落敌机六架，并协助僚机击落敌机三架。
在空战中，他骁勇奋战，敢打敢冲，其座机曾三度被敌机击落，但都跳伞成功幸运生还。
其中有一次，当他的座机被击中后，他奋不顾身驾机直冲敌机，将其撞毁。
他自己则是在座机失去一个机翼的情况下成功跳伞生还的。
另一次是在1939年秋任空军副大队长的陈瑞钿，曾两度率机掩护苏联援华空军轰炸昆仑关一带的敌占区。
在12月27日邕宁附近上空的战斗中，中方参战的3架飞机与日本10多架战斗机遭遇，经过长达1小时的激烈空战，中方共击落了3架敌机。
在战斗中，陈瑞钿的座机油箱不幸被敌机击中起火，自己全身也着了火。
他带火跳伞，为借助高速气流吹灭身上的火焰，他跳伞后并未及时开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直到快着陆时才开伞，虽然跳伞成功，但面部和全身上下仍被大面积烧伤。
他的英雄事迹当时被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战鹰”（Chima's Warhawk），同时还被编成美国英语课外读物《中国战鹰》出版。
美国于1946年发行的《真正英雄的真实漫画故事》（RealHeroes，True Stories in Comics）系列丛书，在当年3－4月出版的第13期，以《真正英雄的动人故事》（Thrilling Stories abourReal People）为题，介绍了他的抗日战绩和不平凡的经历。
为纪念他1937年以相对落后的双翼霍克战斗机击落日本先进的三菱九六式单翼轰炸机的战果，美国著名画家罗伊·格林内尔（Roy Grinnell）还专门作画表现了当时激烈的空战场面。
据说，好莱坞一电影公司还有意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
去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博物馆将他评选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早的空战英雄，也在情理之中。
在表彰仪式上，他被称为“美国第一位二次大战的空战英雄”。
经历坎坷陈瑞钿，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江村，父亲是华裔母亲是秘鲁人。
1913年，陈瑞钿出生于美国俄勒岗州的波特兰市，早年就有志于飞行事业，所以在高中时期，就靠打工挣钱来学习飞行。
在日本入侵中国时他就取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
1932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波特兰市华人决定派遣志愿军回国参加抗日空战，当时陈瑞钿已从当地华人创办的美洲航空学校毕业，他便志愿与来自俄勒岗州、华盛顿州、加利弗尼亚州的13位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了志愿军，其中还有一位女青年。
陈瑞钿一行乘船首先抵达上海，但竟未被国民党中央军收留，当年11月，他便辗转到广州陈济棠麾下，参加了广东空军，不久便分配在广东空军第六飞行队，军衔少尉。
1935年，他被派往德国学习战斗机飞行和战术回国后晋升为中尉。
1936年7月，因陈济棠投归南京政府，广东空军随之被中央收编，陈瑞钿则被分配在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任战斗机飞行教官。
同年10月任驻广东空军第3大队17中队中队长。
1938年夏升任少校中队长。
1939年又升任第3大队副大队长。
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到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战斗他在华东、华南、中南地区执行过多次截击、护航等任务，参加过著名的杭州笕桥大捷、武汉大空战和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
陈瑞钿在昆仑关战斗中，因座机油箱起火被严重烧伤以后，因交通不便，整整用了三天才被送往柳州医院，当时面部伤口已感染发炎。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不能得到很好治疗，以后又辗转香港、衡阳，最后经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帮助，才于1940年返回美国就医。
在美国，他的面部虽然经过五年的整容治疗但并不成功。
他不顾面部已扭曲变形，于1945年初又返回祖国，在驼峰航线执行空运任务，继续为抗日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则转任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
1949年夏天，他回到波特兰市并于1952年在当地一家邮局从事信件整理、分发工作，直至1983年退休。
1997年9月3日不幸病逝，享年84岁。
陈瑞钿前后有三位夫人。
第一位是爱国华侨伍月梅，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外交官员伍迁芳之女。
她是在广东读书时与陈瑞钿认识的。
在一次日本飞机夜袭柳州时，为救丈夫，她扑伏在丈夫身上不幸被弹片击中遇难陈瑞钿与伍月梅育有2男。
开始第二位是他在美国纽约的五年治疗过程中认识的一位护士小姐，美国人弗朗西斯·梅尔道克（FrancisMurdock）。
1945年，由于陈瑞钿出院后又返回祖国抗日，所以他们从此分手。
两人育有一女。
第三位夫人叫杨瑞芝，是上海人。
她是在中国航空公司作地勤服务工作时与他认识的，于1948年结婚。
他们育有一个男孩，现为美国国务院驻新加坡的一名外交官。
陈瑞钿现共有子女4人、孙子10人，曾孙1人。
名列榜首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坎坷经历极大地震动了另一位美国空战英雄，他就是肯恩·杰恩斯特（KenJernstbt）。
肯恩·杰恩斯特是美国空军志愿援华飞虎队飞行员，他在退伍以后曾担任俄勒岗州参议员30多年。
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日作战中，他取得了摧毁12架敌机的辉煌战绩（空中击落日机5架，击毁地面日机7架）。
因此，他早就获得了美国空战英雄（ACE）的头衔。
在陈瑞钿1940年乘机返美就医时，他也搭乘同一架飞机，两人因此相识。
他自己虽然已功成名就，但当他了解了陈瑞钿作战英勇无畏、战功卓著和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
他认为，陈瑞钿无疑是美国二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为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陈瑞钿在空战英雄榜上无名打抱不平，并竭力向空军博物馆顾问委员会推举陈瑞钿入选空战英雄榜。
但是，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后，而陈瑞钿在1940年已返回美国就医，而且，当时陈瑞钿参加的不是美国空军，而是广东空军，所以迟迟不能认定。
其实，长期以来，国民党空军的态度也很令人失望：首先，把怀着以航空报效祖国到上海投军的陈瑞钿拒之门外就不应该；其次，对有如此战功的陈瑞钿不宣传、不表彰，原因是陈不是嫡系中央军而是广东空军。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赖名汤上将在谈及此事时，就曾说：陈瑞钿是陈济棠的广东派系军队，非属中央军，虽打下多架日机，但不算数。
真是荒谬
经肯恩·杰恩斯特坚持不懈地奔走、游说，顾问委员会终于以陈瑞钿是打击同样的敌人，美国空军飞虎队早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前就已在中国战场与日作战，陈瑞钿本人也是美国公民为理由，接受了杰恩斯特的推荐在评选过程中，杰恩斯特也极力坚持陈瑞钿才是第一位击落日本飞机的美国英雄。
因此，陈瑞钿的名字才在1997年刻在了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的英雄榜上，正式被评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第一位空战英雄。
此次与他同时被评选列入《美国空军战斗英雄名人录》的还有另外七位美国空军英雄。
陈瑞钿是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的，原打算亲自到场参加表彰仪式，不幸的是，就在举行仪式的前一个月零一天与世长辞了，而由他17岁的孙子代他出席了这次盛会。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华人和新闻媒体更是关注。
新闻界除广为宣传报道外，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还准备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拍摄成专集，并有意将当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空战英雄们拍摄成系列专题片。
为此，他们特地委托美国硅谷专家叶晨晖博士帮助寻找、收集有关陈瑞钿生前的资料，特别是面部毁容前的照片，以及其它英雄的资料。
叶晨晖先生对空战历史颇有研究，去年他曾经通过华文媒体（见本刊1997年6月号《巴伯的在华奇遇》一文），并经过湖南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终于在今年初找到了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救过美国空战英雄巴伯的两个恩人。
巴伯在那次遇险获救之前，曾驾机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见本刊1997年6月号《谁击落山本该水落石出了》一文）。
徵集陈瑞钿生前资料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以后，不少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叶晨晖先生很快就找到了现居住在波特兰市的陈瑞钿少校的遗孀杨瑞芝女士，并有幸见到了她珍藏的陈瑞钿初入广东空军时的英俊戎装照，以及《中国战鹰》一书
谁知道贺龙原部下向轩的资料
所以有点好奇，想了解一下。
向 轩，7岁参军，9岁长征，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向轩，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
1926年3月出生，母亲是贺龙元帅的五妹贺满姑。
向轩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母亲就带着他上山打游击。
两岁时，贺满姑带领的掩护伤病员的后方游击队被桑植县罗裕的地主团防武装袭击，突围转移到永胜县段家台被农会叛徒出卖被捕。
向轩与5岁的三哥向楚才、几个月大的妹妹随母亲一同被关进大牢。
1928年农历八月十四，敌人把贺满姑凌迟虐杀（不让过八月十五中秋）。
向轩大姨贺英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他们兄妹三人救了出来。
从此，向轩跟着贺英，喊妈妈。
自小跟着她习武， 三四岁就能打手枪。
1933年农历四月驻在鹤峰太平镇洞家湾的贺英游击队的部分成员回家农忙插秧，被叛徒（苏维埃乡干部）出卖，告诉了桑植团防局的负责人秦富斋。
1933年5月6日拂晓（农历四月十二），敌人乘虚来袭。
2名战士牺牲。
敌人扑过来，贺英顶着打，身中2枪，牺牲前对向轩说：‘找大舅（贺龙），找红军报仇
’给向轩一个小布袋，里面有2个金戒指、5个银元，还有贺英的小手枪。
向轩一边还击，一边往山上跑，右腿脚脖子处中弹负伤，仗着地形熟，躲了半天。
之后拖着伤腿，咬着牙走，在湖北鹤峰县麻水找到贺龙。
把向轩放到贺彪（卫生部长）那里治疗，半年左右伤才好。
廖汉生带领红军杀回去，几天之后就把叛徒处决了。
国民党桑植县团防局长秦富斋解放后被镇压。
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向轩的军龄就从1933年4月12日算起。
因为那天向轩拿起贺英给他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
从此，向轩参加了红军，在贺龙红军司令部当勤务员、通信员，长征中跟着部队跑。
平时把小手枪中的撞针卸下来，打仗时安上。
1936年，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委分会书记。
向轩当了通信班副班长。
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司令部通信员。
1943年4月，在八路军358旅警卫连当战士。
学过工兵后，任西北野战军1纵队358旅工兵连副连长、1948年1月任工兵连连长。
1948年夏天，在陕西省大荔县荔北战役中，率工兵连攻击敌人工事。
挖土坑用抛射法发射炸药包；用改装成功的清朝土炮，轰击敌人的工事，把敌人打垮。
敌人用枪榴弹还击，向轩身上26处负伤，眼睛（右眼）被打瞎，脖子、背、腰、屁股、膝盖、右脚面等处受伤，至今还有弹片在体内。
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
1960年12月，任成都军区成都军分区后勤部军械科副科长。
1978年11月，任四川省军区成都军分区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
1982年12月离休，享受正师职待遇。
现在为副军职待遇。
在四川省军区成都石马巷干休所休息。
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88年荣获三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望采纳O(∩_∩)O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