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左联”时期几次文艺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及各次斗争的特点
一、两个口号1、“两个口号”论争的概况和焦点发生于1936年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内部关于文艺界如何更好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一场争论。
论争的主要内容是：①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论争的双方都强调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国防文学”论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②作家参加抗日联合战线的条件问题。
“国防文学”论者坚持以“国防文学”为旗帜进行联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则认为应当说作家在“国防”或“抗日”的旗帜下联合，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文学”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③两个口号的关系问题。
两个口号各自的一些支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宗派情绪，排斥不同意见。
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等等，是无碍的。
2．“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和收获“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
通过这场论争，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左翼作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克服了“左”的思想束缚，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悔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形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新月派”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兴起，1928年3月，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陈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标志着“新月派”的形成。
“新月派”属资产阶级右翼文化派别，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33年6月，“新月派”因《新月》停刊而销声匿迹。
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1930午6月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适应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需要，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直接筹划组织的一个反动的文化团体。
他们鼓吹超阶级的“民族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在创作上推出《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作品，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剿杀革命人民的“武功”。
瞿秋白、鲁迅等左翼作家对他们给予了揭露和痛击。
鲁迅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流尸文学”，属于“宠犬文学”的一种。
到1931年底，“民族主义文学”就偃旗息鼓了。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独裁专制的反动政权的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
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从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起，到1933年7月鲁迅发表《又论“第三种人”》止，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论争。
“自由人”、“第三种人”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否定文艺的阶级性，歪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文艺自由”为名，挑拨非左翼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反对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由于他们的文章援引马列的辞句，又对“民族主义文学”有所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在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错误的同时，鲁迅也提出要团结“同路人”乃至“路旁的看客”一同前进。
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考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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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是
（19O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文学翻译家。
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
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
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
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徐樊庸的文才
徐樊庸（1910-1977） 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
1936年就“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之事，致信鲁迅，鲁迅发表《答徐樊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