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旅游宣传口号
高原之上秀民族风尚，江河之源育西部腾飞
青海，你寻觅驻足的地带……
赛事口号征集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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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手抄报，内容怎么写
在2018年6月5日第47个世界环境日之际，我国提出了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体的行动口号，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形成崇尚环保文明的社会氛围，让美丽中国这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共同履行环保责任，提升环境质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丰硕成果。
作为一名社会公民，既是污染的制造者、也是环境的保护者、更是环境改善的受益者，因此，我们应成为环保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自觉进行绿色低碳生活，为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尽一份力，所以，诚说环保向您倡议：1．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关心环保事业，把个人环保观念视为个人文明修养的组成部分；2．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爱惜粮食，共建节约型社会；3．绿色出行，短途可选择骑行，长途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4．拒绝使用一次性物品；5．提倡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6．不乱扔垃圾，爱护公共绿地；7．积极向身边人宣传环保知识，人人成为美丽中国的行动者。
抗疫标语有哪些
不一样简单的说： 太平天国的性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 义和团运动性质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太平天国 起义酝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
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
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
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
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
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
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
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
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
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
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
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
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
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
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
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
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
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
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
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
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
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
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
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
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
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
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
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
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
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
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
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
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
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
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
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
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
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
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
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
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
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
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
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
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
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
《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
1861年9月，安庆失陷。
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
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
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
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
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
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
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
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各地起义： 捻军是活跃在北方革命武装的主力。
1864年天京陷落后，捻军和原先进入西北的太平军，共推赖文光为领袖，在黄淮平原展开武装斗争。
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为东西两支，东捻军赖文光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西捻军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
19世纪50-70年代，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政府的黑暗统治。
1855年，张秀眉发动贵州苗民起义。
1856年，彝族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的帮助下，发动武装起义。
1856年，云南各地回民纷纷起义，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势力最大。
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拥护太平天国，主张汉回一体，共同推翻清王朝。
1862年，陕西回民举行起义，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起义军建立了18大营，在任武等人的领导下，占领了渭水两岸的广大地区，进逼省城西安。
同年，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很快蔓延全省，占领了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河州、西宁等地。
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摇摇欲坠。
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清斗争。
1898年：义和团运动开始。
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扶清灭洋”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义和团打击的对象是外国侵略势力，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局限性，“扶清”有利争取官军，却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灭洋”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