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为啥要爱党爱国
（一）我们为什么要爱国
一句话，国家养育了你。
这好比问我们为什么要爱父母。
因为父母生你养你，你与他们有了不可改变的血缘关系。
同理，人与国家也是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
你在这个国家里出生、成长，国家给了你特定的种族遗传、生活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修养。
你的身躯、你的精神是国家塑造的。
国家民族的个性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你的血液里。
国家的名誉、利益和你的名誉、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于是你与祖国就既有了情感上的依存，又有了利益上的一致。
这是我们爱国的天然的、血缘上的理由。
人必须爱父母，这叫孝；人又必须爱祖国，这叫忠。
忠孝二字是人类的基本道德，是人类对自己的母体，即父母和祖国的回报，是天然的法则，属天理良心一级的最高的又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无论哪个民族，概莫能外。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动物且然，况于人乎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种无法割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伴我终生的恋国之情。
这是爱国的第一个理由，天然的无可辩争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你既在国中，就要为国效力，就要关心这个“家”。
当年方志敏见祖国积贫积弱，被强敌欺侮，他在《可爱的中国》中说：“（母亲）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这四万万的孩子都白生了吗
”公民如果不爱国，这公民又有何用
真这样，这个国家怎能生存
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家，是民族的大家庭，她也需要不断维持，不断发展。
对内来说，祖国的繁荣发展得靠子女们的辛劳建设，如蜂酿蜜，如燕垒窝，不能有一时的停顿。
对外来说，祖国必须有人来保卫。
一国既处于世界各国之林，必然会有各种利益冲突和竞争，甚至会遭遇欺侮和侵略。
任何国家的独立、发展和强盛都是靠她的全体人民万众一心、竭力奉献换来的，每个国民都有出力费心，直至牺牲的义务。
这是爱国的第二个理由。
如果哪个人身处国中却漠视国运，那是最大的不忠不义。
虽然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奸、败类，但这些人总是被人唾弃。
（二）理由既立，接下来便是爱什么，怎么爱，即爱国的内容和表现方式。
依内容而论大致有三：一爱祖国河山；二爱祖国人民；三爱祖国文化。
一要爱祖国河山。
无论在哪个民族的心目中，土地都享受至尊、至敬的荣誉。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村里必为土地神换一次春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
”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祖国这片土地所承载、所养育的。
主权、人民、事业、财富等都因国土而存在。
希腊神话中，大力士安泰俄斯，其力量只源于土地，只要他不离开大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战胜。
中国古代皇城里专建有社稷坛，用五色土拼成，皇帝每年要祭坛拜土。
土即代表社稷。
国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它的第一物质形态，是硬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土不存，国将不再。
历来的侵略战争都是先侵城掠地，犯人国土。
而战败国最大的屈辱就是割地赔款，是去国逃亡或在已沦陷的国土上做亡国奴。
“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曲”何其凄凉。
1937年起，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掠我大半个国土长达八年。
抗日烈士吉鸿昌临刑前赋诗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祖国的土地岂容外人蹂躏
“还我河山”是古往今来一切爱国志士泣血而呼的口号；“爱我家乡”是一切爱国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共同呼唤。
爱国首先就要爱河山、爱国土。
要保卫她、维护她，让她更富饶、更美丽。
许多游子，去国之时身边带一把祖国的土，阔别归来，不由得跪吻祖国的热土。
禾苗离土即死，国家无土难存。
要热爱祖国的土地，这是我们生存的根基。
二要爱祖国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的意志支持着国家的存在。
一个爱国者首先要摆对个人和人民的位置。
就是封建时代也强调民重君轻，进入资本主义更有了民本、民主意识。
一国之中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都是人民的一分子。
对治国者来说，是人民之水推动着国家之舟。
敬民爱民，按照民意来决策行事，就国运兴，国事盛，国势强；轻民贱民，逆民意专横妄为，就国运衰，国事败，国势弱。
遍观历史无不如此。
每一个生活在一定国度里的人都必须按照国中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
没有人民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解放，没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个人的幸福。
那些握有一点权力就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反人民的人，那些不顾人民利益暗售其奸、中饱私囊的人，都会为社会所唾弃，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位志士仁人，都把能为人民做一点贡献看做自己终生奋斗的职责。
陈毅有诗：“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将这一爱国思想提炼为精辟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虽然中外历史上曾对无数的帝王、元首喊过万岁，但只有“人民万岁”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人民的功臣”称号则是历史对爱国者的最高奖赏。
三要爱祖国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型，是这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所积累、所认同的精神准则。
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一个国家可以是单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的，但只要几个民族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生活，就可因国家的影响力和长期的融合，形成一个大的民族群体。
如我国有56个民族，又可统称一个中华民族。
这样从文化上也就会分出此国与彼国的不同。
就像人的基因遗传分出不同的肤色、体形，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传也会分出不同的信仰、好恶、精神、道德等标准。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魂，是祖国为她的儿子留下的精神基因。
我们看海内外的中华民族子孙，尽管多少年来可能居住环境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还是年年要到陕北祭黄帝陵，到福建拜妈祖庙，在家里供关公，与子孙说岳飞，就是因为还有文化这条根、这个魂。
一个中国人，当他离乡背井在国外时，当他暂时离开祖国人民时，他仍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假如他不认识祖国的文字，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已没有本民族的习俗，那么他纵然还是黑发黄肤也不能再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因为他精神世界中的这条文化之根已被彻底拔掉。
所以历史上一切侵略者在攻城略地之后接着便是同化人家的文化。
都德的小说名篇《最后一课》，就是写普鲁士侵入法国，从次日起学校里将不能再用法语上课。
日本人一占领东北就强制推行日语，企图从根子上奴化下一代，让你几代之后竟不知自己是何人种。
爱国须爱祖国的文化，因为这是国家、民族的灵魂。
国土是根，人民是本，文化是魂。
一个无根、无本、无魂的人是多么可怜
他不但身体漂泊无定，就是灵魂也无处归宿。
所以爱国，一要爱祖国的河山土地，二要爱祖国的人民，三要爱祖国的文化。
有这三样，就是一个赤子，就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血、有种、有志的人。
（三）明白了爱国的含义，我们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爱心去实施这份爱意呢
概括起来有三，即忧国、救国和报国。
忧国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自从范仲淹长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后，这句话就成为一切爱国者的座右铭。
忧心，是一种责任，没有一定觉悟、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不会心忧天下。
这是因为：一者，国家离个人实在太远，一般人为柴米之事所扰，人情得失所缠，哪有心有力顾及国事。
二者，平时治国赖良才重器、高官谋臣，一般也轮不到普通百姓去思考国事。
三者，和平时期，国家正常运转，可忧之事并不突出。
但正是平地惊雷、鹤立鸡群才显得不一般，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能有一些平平常常的人去思考国家大事，这才是最可贵的。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这种忧心是真正把国家挂在心上，忘不得，放不下，想得苦，思得深，不仅表现为深切的责任，更表现出惊人的才学和政治智慧，当遇有阻力时又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现代人中如马寅初，他在1957年中国人口还只有6亿时就提出要计划生育，却受到批判。
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古人中如辛弃疾流亡南渡后共生活了40年，南宋对他时用时弃，加起来只用了20多年，20多年间又调动了37次。
但他还是不停地上书提建议，并以词抒忧愤。
外国人中，如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在干满两任后发表演说绝不连任，以免为后人留下坏先例。
还有1962年当我国经济困难，农村又正是“公社化”高潮时，陕西一个叫杨伟名的农民知识分子上书中央，要求退回到单干的生产关系。
当时这实在“大逆不道”，他后来被迫自杀。
但历史证明他们都忧之有理，他们的忧国文章成了历史的经典。
以忧心来体现的爱国要靠理性的思考，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对社会规律的深刻认识，所以忧国之心多存在于知识分子中。
这是一种先知先觉、大仁大智。
救国是在国家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行动和牺牲精神。
历史上每一次国家民族危亡之时，都会出现一批民族英雄，同时也会有汉奸、叛徒。
国家危机当然首先考验着政府，但同时也考验每一个公民。
这种时刻，救国是最起码的做人标准，又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这时，无论哪个党派、哪个人，只有高举救国的旗帜，才能顺民心、得民意，才能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领导全民的抗日战争中得到民众的认识和拥护的，终于战胜国民党，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人可立成英雄，扬名于世；也可立成汉奸，遗臭万年。
周作人，本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可惜后来当了汉奸。
千百年来，岳飞和秦桧已经成为爱国者和卖国者的代名词，分别代表忠奸的形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凡当时为民族、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都是爱国的，他们所体现的爱国精神并不会因现在的时势不同而失去光辉。
所以苏武、辛弃疾、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仍然受到今人的崇拜。
爱国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才得以发扬。
同样我们也尊敬如华盛顿、邱吉尔等一切其他民族的爱国者。
那些不妨碍别国和他民族的利益，为本国本民族利益奋斗的人永远是高尚的。
报国是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心，是尽心尽力的付出和奉献。
一个人可能生不逢时，不能出现在救国的战场，也可能智力不够高，没有更有效的治国良策，但却可以时时处处尽到报国之心。
他可以将自己力所能做的事全部联系到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上去。
邓稼先是一个典型的尽职报国的爱国者。
他在世时，甚至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于他又有何碍
他静静地为中华民族完成了一件大事，造出了原子弹，让民族“直起了腰”。
袁隆平也是一个尽职报国的爱国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在田野上、在稻田里奋斗。
他的优质杂交水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报国心是一份平常心，就像在父母面前的一份孝心，是不要特意表现，但要时时准备、事事尽心的。
当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做到这一点时，国家就会格外强盛，民族就会格外兴旺。
忧国、救国、报国是我们在不同形势下所表现的爱国方式。
少先队有一句口号：时刻准备着。
对一个爱国者来讲，他时时刻刻都在准备为国效力，为国献身。
他的每一缕思考、每一次行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化作对祖国的奉献。
爱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职业道德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广东不是建在浮萍上的广东。
30年改革开放，人们看到的是广东的高楼大厦，广货粤音，但同样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坚实基石的土地。
而且，正因广东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土地方面的困难来得早，更艰巨。
一方面，经济发展、企业落户需要土地；另一方面，农用地征用被严格控制，农民赖以生存之本需要切实保障；近年来，一些沿海城市甚至出现“无地可用”现象。
广东的改革，本身就需要在土地上不断腾挪，在这其中，责任田转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分类处置闲置地、盘活低效用地……这些改革措施记录着广东人的脚印，也为中国土地改革的“过河者”，留下一颗颗“有价值的石头”。
』 【责任田转包】 农夫、山泉，还要有多一点田 如果套用城市里的说法，兴宁市新陂镇上长岭村秀兴村民小组的李平球算是“老板”，番禺大岗庙贝村村民冯月珍算是“打工仔”。
李平球是位老拖拉机手，家里备齐了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喷灌机等农业机械，可自家只有不到三亩田，农机、农具派不上多大用场。
他在本村和叶塘镇共承包了20多亩农田，将这些原本丢荒的土地聚在一起，选用良种良方，利用农业机械，光是每年两造的高产稻谷，就大有赚头。
冯月珍把自家的5亩地租给东升农场，并成了农场的工人，“自己做工在农场做工每个月有800元，农场的租地费有1100多元，每年村里还会给1万多元的分红”。
故事的背景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像一块磁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
一些农民进城后无暇打理老家责任田，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农田丢荒、农地浪费，而留守在家的农民依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正是这种“有田无人耕、有人无田耕”局面，促使上世纪末开始，粤东、粤北山区着手探索农民之间的责任田承包，通过租、换、转包等形式，把一块块丢荒的责任田集中到少数留守山区的农民手上，推进规模化农业生产。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本世纪初，广东的农用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25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
土地流转方式包括转包、转让、互换、小调整、入股、租赁等多种方式。
其中，珠三角地区流转土地面积为179.9万亩，占该地区耕地的18.74%，占全省流转规模的70.5%。
回顾广东的农用地流转探索可以发现，流转地域遍布全省，流转对象多种多样。
惠阳岚昌公司租地2.5万亩种植南洋楹，为外商租地；曲江小坑林场向周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户租地22万亩造林，为事业单位租地；而活跃在广州、清远等地的种菜、专业种养大户则属村集体外的个人承包；而类似李平球这样的承包责任田方式则属于本地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流转。
不难发现，上述所有农地流转后，依旧用于农业用途，且成为规模化经营。
广东的农地流转实践表明，通过放活土地使用权，创新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取得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
什么是职业道德?什么是职业化?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特定工作中以某个人信念和特殊手段来维系的，体现职业特征的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规范现象，以善恶进行评价个人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求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原文
天地 延平郡王郑成部下东近南回大陆的反清复明组织。
天地会洪门，拜万云龙为始祖。
万云龙即指郑成功，“汉”人丧失国“土”即为“洪”。
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真名陈永华，下辖十堂，包括前五房五堂，后五房五堂。
前五房莲花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太堂、宏化堂。
后五房青木堂、赤火堂、西金堂、玄水堂、黄土堂。
各堂负责人曰“香主”。
天地会活动范围遍及南方各省，北至山东、直隶一带，西至山西、四川一带。
陈近南死于通吃岛后，天地会势力大减，陷入群龙无首之中。
（见金庸《鹿鼎记》） 前五房中，长房莲花堂该管福建，二房洪顺堂该管广东，三房房家后堂该管广西，四房参太堂该管湖南、湖北，五房宏化堂该管浙江。
后五房中，长房青木堂该管江苏，二房赤火堂该管贵州，三房西金堂该管四川，四房玄水堂该管云南，五房黄土堂该管中州河南。
天地会是清朝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民间秘密结社，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红线会、哥老会等。
相传创立于1674年（康熙十三年），从福建、台湾沿海地区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
会员成份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曾有林爽文起义。
鸦片战争后，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黄德美、黄位、林俊、刘丽川、朱洪英、胡有禄、朱九涛等先后在各地起义。
到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年，该会各派中有的曾参加过早期工人斗争、反洋教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领导，参加过各次起义。
此后这类秘密团体往往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日趋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