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什么
我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
它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二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经济形式。
三是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个体经济是由城乡个体劳动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产品，以个人及家庭成员从事劳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
四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实践证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强国富民的正确选择，也是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经验，特别是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实践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基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 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基本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怎样处理土地山林权属争议
山林土地权属纠纷主要是指争议当事方因林地上林木尤其是其所占用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归属而发生的争执。
《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这就表明与土地有关的权属纠纷的确权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
政府在调处山林权属纠纷时，所讲求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的重点更多偏向事实根据方面。
根据经验结合自身对参与处置土地权属纠纷特别是山林权属纠纷的总结来看，这些纠纷大部分始于人民公社时期。
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对山林权属的确定太过随意，导致既没有科学界定又缺少文字记录。
加之时间太久，当时的见证者有的已经去世，这给正确调节此类纠纷带来很大障碍。
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管理体制多次变动，从土改到合作化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合了分，分了又合，因而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复杂，时间跨度大，牵涉面广，取证难，结案难，历史遗留问题多。
所以，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如处理稍有不慎，必将影响地方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之前的呈子、李家园等村关于林地争议当中，由于村民不懂法，曾发生过一村村民私自扣押另一村村民做人质的违法事件。
由于绝大部分山林权属纠纷历史情况较为复杂，从申请人申请调处到最终确定权属，难免会出现问题，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对最终的确权造成影响，所以应做到： 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
农村山林权属纠纷的产生，一般来说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因素，两者都不能忽视。
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个关系，对各级人民政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尊重历史，就是要对引起争议的历史因素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哪些是可以依据的，哪些是不能依据的，都应该有十分明确的判断。
但是尊重历史又不能割断现实，要充分考虑现实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对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
要注重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有机结合。
各级人民政府是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主体，各级政府要以在法律法规范围内采用行政手段或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山林土地作出适当调整和重新划分，构成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给予相应刑事处罚。
因此，注重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有机结合有利于对争议的处理，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要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解决实际问题。
做好思想工作，是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它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不能流于空洞说教。
调处中，工作人员还要耐心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并切实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仅仅停留在讲道理、做思想工作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感化群众，进而有效防止纠纷演变成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名词解释歌剧《白毛女》
作者 延迅艺术学院创作 贺敬之 丁毅 执笔剧《白毛女》的创作背景和主题 创作背景《白毛女》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诞生的大型新歌剧。
是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
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加工改编而成的。
主题剧本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了******和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编辑本段2011新版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由文化部主办，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国家大剧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2011版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将于6月30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总政歌舞团青年歌唱家谭晶将在新版《白毛女》中扮演喜儿，66年前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著名歌唱家王昆亲自担任总策划、艺术总监和声乐指导。
第一代“喜儿”王昆任艺术总监，谭晶、孟广禄、雷恪生等出演，胡玫任总导演，李心草担纲指挥……这样一部汇集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将“重生”于舞台，着实令人期待。
作为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坦言自己的心愿就是能把这部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红色经典保留传承下来，尤其是剧中的音乐。
“《白毛女》借鉴了西洋手法和技巧，但又保留了自己的草根味道，打造了一出天衣无缝的中国式民族歌剧，这正是它里程碑意义的所在”。
为了自己的心愿，86岁高龄的王昆身为该剧艺术总监，对剧中凡是有唱段的演员都是手把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唱法，“希望将当年的感动再现给21世纪的观众们”。
“喜儿”谭晶：做梦都在哭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国家大剧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制作，北京市东方华夏艺术中心承办，延安鲁艺文学院校友会协办的2011版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将于6月30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6月15日下午，该剧艺术总监、声乐指导王昆、总导演胡玫与谭晶、雷恪生、孟广禄等主演与媒体见面。
歌唱家王昆曾是66年前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如今她已经是86岁高龄，但仍旧手把手地教几位主演演唱。
她尤其重视“喜儿”这个角色，选定了总政歌舞团歌唱家谭晶担纲喜儿的A角。
谭晶表示，尽管之前演了一些音乐剧和歌剧，但《白毛女》确实是这里面最难的。
她笑称：“现在做梦都是哭爹”。
胡玫执导复排 保留经典情节 总导演胡玫在复排中保留了“扎红头绳”等许多经典情节，融汇了诗、歌、舞的表现手法。
她在谈到与东方演艺集团(原东方歌舞团)的合作时，提到该团在建制上离歌剧确实有距离，没有管弦乐团和歌剧演员，所以主要角色是从不同院团汇集起来的。
该剧还请到了作曲家赵季平担任音乐总监，李心草担任乐队指挥。
见面会现场，在钢琴伴奏下，谭晶与孟广禄来了一段现场版“杨白劳喜儿父女对唱”。
对于谭晶版的“喜儿”，胡玫导演称赞有加。
她们的第一次合作还是在电视剧《乔家大院》。
当时，有位朋友向胡玫推荐了谭晶演唱主题歌。
在录音棚里，胡玫听着听着就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她对谭晶的声音记忆深刻。
这次《白毛女》的排练中，胡玫也相当满意谭晶的表现：“她把民族唱法与现代的呼吸方法融会贯通，戏剧表现力也炉火纯青。
” 花脸孟广禄变受气杨白劳 黄世仁A角由国话的老戏骨雷恪生担任，杨白劳A角由京剧名家孟广禄出演。
众所周知，孟广禄在戏曲舞台上一直是唱“花脸”，演出的都是包公这一类的角色。
而这一次让他出演民族歌剧，还是一个备受欺辱的老农角色，确实让人意外。
王昆眼中，孟广禄这个人“很奇特”。
在一些轻松的场合，孟广禄还唱过通俗歌曲和新疆民歌，唱的还不错，所以王昆决定让他跨界演一回歌剧。
此外，王昆还亲自挑选了5位B角“喜儿”。
有趣的是，这几个出演“喜儿”的演员，有唱河北梆子的，有唱通俗的，还有原生态唱法。
她们被选中演民族歌剧，都是因为嗓子好，也会在王昆的调教下，达到最中国化的呈现。
王昆强调：“唱中国歌一定要有中国味。
” [2]编辑本段喜儿形象简析 喜儿是《白毛女》的主人公。
美丽天真，勤劳纯洁，跟父艰难度日，父惨死后，受到黄世仁家残酷虐待，激起仇恨、反抗怒火，逃进深山，以惊人毅力苦熬岁月，等待报仇一天。
虽已满头白发，终于迎来“太阳底下把冤伸”的一天。
她的悲惨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典型，她的顽强反抗精神，凝聚了我国农民在恶势力下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愿望。
编辑本段杨白劳形象简谈 杨白劳是喜儿的父亲，是与喜儿相对照的形象。
他勤劳善良，对生活要求很低，年关躲债七天，但忍耐使他遭受地主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虽看清地主等的反动本质，却看不到出路，没能反抗，卖女后，痛苦自杀。
他的形象告诉人们：劳动人民不奋起反抗旧制度，非但不能改变苦难的命运，反而会被旧社会所吞吃。
编辑本段《白毛女》在歌剧艺术形式上的独特创造 《白毛女》剧照《白毛女》是诗、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剧。
第一，歌剧情节结构，吸取民族传统戏曲的分场方法，场景变换多样灵活。
第二，歌剧的语言继承了中国戏曲的唱白兼用的优良传统。
第三，歌剧的音乐，以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并加以发挥创造，又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某些表现方法，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
第四，歌剧的表演，学习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适当注意舞蹈身段和念白韵律，同时，又学习了话剧台词的念法，既优美又自然，接近生活。
而这段歌词，是故事开始时，老杨给女儿买来一条红头绳，喜儿乐得又唱又跳的情景。
5、大型歌舞剧《白毛女》中女主角喜儿的命运半个世纪来曾感动过无数中国人。
2002年12月31日，喜儿的原型、80岁高龄的“白毛女”罗昌秀在家乡四川宜宾因心肌梗塞去世。
据《北京晨报》报道，“白毛女”的原型名叫罗昌秀(左图)，1923年出生在宜宾县凤仪乡，当地的恶霸地主先后逼死她爸爸，打死她哥哥。
16岁的罗昌秀被迫躲进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深山老林，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
1956年，罗昌秀被救下山，年仅33岁的她“重返人间”时已经是满头白发。
与世隔绝17年的罗昌秀曾被选为宜宾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
罗昌秀婚后生下一儿一女。
“白毛女”儿子：曾当乡党委副书记 1958年，被政府救下山的白毛女与小河社联合生产队队长文树云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儿子。
为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一家的关怀，白毛女给儿子取名文关怀。
日前，年过半百的文关怀深情地对记者说：“母亲的传奇经历影响并激励着他的一生，他本人也受到了组织上特别的培养与关照。
”参军入伍时，接兵干部向首长汇报他是“白毛女”的儿子后，各级首长都专程来连队看望他，鼓励他在部队好好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那时感到特别光荣，反复告诉自己一定要为‘白毛女’争口气，决不给‘白毛女’丢脸。
”文关怀介绍，他入伍两年，在训练方面特别是野战施训等方面很出色，于是部队特别把他从一般的连队调到一个先进连队里的先进班，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荣誉感，自己也因各方面成绩突出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退伍后，文关怀先后到工商所、乡政府等单位工作，先后任黄格乡、凤仪乡党委副书记和工商所所长，分管的文教、计划生育等工作多次受上级表彰。
如今，虽然退居二线，但文关怀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真诚待人。
“白毛女”的孙子文强去年毕业于四川交通技术学院，学的是桥梁专业，目前在一家大型铁路单位实习，受到器重。
2007年，孙女文清华毕业于四川化工职业学院。
她说，自己跟哥哥和表哥一样，已经很少向人主动提起他们是“白毛女”的孙辈了，但他们的脑子里仍然牢记这一光荣的家族史，不断激励自己努力、上进。
“白毛女”的外孙王德奎干的是技术活。
如今，他大学毕业后只身到浙江宁波一家大型企业干起了车间里的技术指导。
小伙子正在争取在当地落户安家，接父母去大城市享享福。
编辑本段赏析 《白毛女》以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为主要素材，又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进行了提炼和加工。
主要情节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了善良老实的佃户杨白劳，抢走了他的女儿喜儿并奸污了她，最后又逼得她逃进深山。
喜儿怀着强烈的复仇意志顽强地活下来了，因缺少阳光与盐，全身毛发变白，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
八路军解放了这里，领导农民斗倒了黄世仁，又从深山中搭救出喜儿。
喜儿获得了彻底的翻身，开始了新生活。
全剧通过喜儿的遭遇，深刻地表达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真实地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中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证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砸碎封建枷锁，使喜儿以及与喜儿有着共同命运的千千万万农民得到解放。
1945年5月，《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取得极大的成功。
在此后的演出过程中，剧本又不断修改，日臻完美。
由于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白毛女》全剧共五幕。
第一幕有四场，课文只选了第一场和第二场。
第一幕是剧情的开端，交代了剧情发生的时间（1935年冬，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和地点（河北某县杨格村，被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村），提供了本剧主人公生活、活动的具体环境和支配人物行动、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在头两场戏里， 剧中的主要人物先后登场，显示了各自的鲜明性格，很快形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将剧情引向深入。
第一场写喜儿盼爹爹回来和杨白劳躲账后回到家里的情景。
点明是除夕之夜，增强了悲剧气氛。
喜儿是全剧浓墨重彩塑造的反抗型的农民形象，但她的性格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她刚出场时，我们看到的喜儿还涉世不深。
生活虽已给她心中投下阴影，但她仍充满希望和幻想。
她焦急地盼望出外躲债的爹爹“快回家”，为的是好“欢欢喜喜过个年”。
杨白劳回来后，喜儿高兴地接过爹爹带回的二斤白面，惊喜地让爹爹给她扎上红头绳，羞涩地和爹爹撒娇，欢快地贴上门神“叫那要账的穆仁智也进不来”，“故作不知”地打断爹爹谈她婚事的话头，作品通过不多的动作和唱白，使一位天真、淳朴、热爱生活的农村姑娘跃然纸上。
这样写，后面的飞来横祸对她的打击才显得更沉重，更震撼人心。
和喜儿不同，杨白劳是在地主阶级长期压榨下尚未觉醒的老一辈农民的典型形象。
他肩负着生活重担，因而精神是疲惫的，心情是沉重的。
作者为他登场后设计的唱段和一连串动作，如“畏缩地看看四周”，“以手急止喜儿不要大声”，“急切地”问等，着重表现的是“躲账”带来的担惊受怕的紧张心情。
当他以为“总算又躲过去”了时，情绪马上好转，从怀里掏出三件微薄的“年货”，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勤劳善良的贫苦农民十分朴素的生活愿望。
二斤白面和一根红头绳，表明了他对喜儿的疼爱，也表明他希望能有一个起码的人的生活。
贴门神揭示了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也反映出了他向往着摆脱地主压迫、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的最简单的要求。
从杨白劳对喜儿婚事的态度可以看出，尽管他对生活前景不甚乐观，但他为争取女儿幸福而劳碌奔波的决心是坚定的。
这一场戏表现父女俩真挚的爱和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充满了农村生活的情调，把杨白劳、喜儿和广大受压迫的农民的愿望充分表达出来。
穆仁智突然上场，立刻改变了场上刚刚舒缓的气氛，剧情又起波澜。
杨白劳随穆仁智走下台为观众留下了悬念，预示出戏剧冲突即将爆发。
第二场写黄世仁逼杨白劳以喜儿抵债。
场景和气氛的渲染同第一场对比极为鲜明，“几家欢笑几家愁”，显示着两个阶级的对立。
“逼债”的戏写得很有层次。
黄世仁“微醉，心满意足地剔着牙齿”上场后的唱白，勾画出了一个恶霸地主的嘴脸，点明了他无耻的企图。
杨白劳“畏畏缩缩”的进来，显示出性格的软弱；“快回还”的企盼表现出对黄世仁的幻想。
黄世仁先是假装客气一番，不动声色地算账，然后要求杨白劳“立地勾账”。
杨白劳苦苦哀求。
黄世仁“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台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反衬出他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真面目。
在穆仁智趁机提出把喜儿领来抵债时，杨白劳如闻霹雳，哀号求告。
黄世仁、穆仁智一唱一和，花言巧语，百般哄骗。
杨白劳虽然软弱可欺，但要夺走命根子，决不答应。
黄世仁翻脸无情，命穆仁智快写卖身文书。
逆来顺受的杨白劳尽他的可能进行了挣扎和反抗：他“上前拖住”黄世仁不让他走，“疯狂地拦住”穆仁智，质问他，还要“冲出门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但在穆仁智的软硬兼施和黄世仁的威逼恐吓之下，杨白劳在昏迷中被强迫按下了卖女儿的手印。
黄世仁怕杨白劳死在他家，嘱咐穆仁智抢人时“多带几个人去”，“千万不要把风声闹大了”，可以看出他表面上理直气壮，实则色厉内荏。
杨白劳苏醒过后，对黄世仁的认识从来没有这般清醒，仇恨的发出了“老天杀人不眨眼，黄家就是鬼门关”的控诉，但他的抗争也仅此而已。
他对生活的彻底绝望，对恶势力的束手无策，对女儿的深切的爱，对自己的痛责，使他必然走向自杀这个人生的终点。
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冲突中，杨白劳失败了。
他的悲惨结局，是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的有力揭露和血泪控诉。
黄世仁阴险、凶残、贪婪，穆仁智媚上欺下、狡诈狠毒，杨白劳懦弱、忠厚、善良。
激烈的戏剧冲突正是在这一组性格根本对立的人物之间展开的，而人物性格也在戏剧冲突中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和深化。
《白毛女》是歌剧。
从课文选的两场戏里，可以看出歌剧除了具有一般戏剧的特点（即有人物、有情节、有集中和强烈的戏剧冲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歌剧是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
有的歌剧只有歌唱，没有独白和对话；有的则是歌唱、独白、对话三者兼而有之，《白毛女》就是如此。
歌剧的特点，主要是以演员的歌唱来表现剧情、塑造人物，如第一场喜儿的几段唱词和第二场杨白劳的几段唱词就很好地起了这种作用。
歌词的语言应是诗的语言，既要有节奏韵律，富有音乐性，又要深刻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如杨白劳躲账回家，从怀里掏出红头绳时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这段唱词本身就是诗，押韵上口，适宜吟唱，表现出杨白劳为没有能力给女儿买花的歉疚、对女儿的深挚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歌剧中的独白和对话，往往是在演员歌唱之间，在音乐的伴奏之下，用吟诵的调子或插话的形式来进行的。
《白毛女》剧中的独白和对话虽然在歌剧中居于次要地位，却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可以贯穿许多主要情节，和音乐歌唱结合得紧密自然。
《白毛女》是创造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它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它以中国革命为题材，表现了中国农村复杂的斗争生活，反映了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品德、心理、精神风貌等。
同时，它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借鉴了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为民族新歌剧的建设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在音乐上，《白毛女》采取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和地方戏的曲调，加以改编和创作，又借鉴了西洋歌剧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处理方法，塑造了各有特色的音乐形象。
杨白劳躲账回来所唱的“十里风雪一片白”，是根据山西民歌《拣麦根》改编的，曲调深沉低昂，是刻画杨白劳基本性格的音乐主题。
刻画喜儿性格的音乐主题主要来自河北民歌《青阳传》和《小白菜》，并贯穿全剧，随着喜儿性格的变化而变化。
如“北风吹”一段，选用的是河北民歌《青阳传》的比较欢快轻扬的曲调；当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相遇时，为了表现喜儿强烈的阶级仇恨，就采用高亢激越的山西梆子的曲调。
在歌剧的表演上，《白毛女》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有机结合的传统，以此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推动剧情发展。
如喜儿出场就是用歌唱叙述了戏剧发生的特定情境：“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
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
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
”然后用独白向观众介绍了身世和家庭。
其他人物，如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也都在出场时，通过歌唱作自我介绍，有的地方也用独白叙述事件过程。
人物对话采用的是话剧的表现方法，也注意学习戏曲中的道白。
在语言上，《白毛女》的对白是提炼过的大众化口语，自然、淳朴，常使用民间谚语、俗语或歇后语。
如穆仁智说的“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吃不了兜着”，“胳膊抗不过大腿”，就是富于性格的口语，有民族特色。
歌词凝练、深刻，一般采用传统戏曲唱段中句句押韵的方式，音韵和谐、铿锵，琅琅上口；同时学习了民歌和传统戏曲中抒情写意的方式，大量使用比兴、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段，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巧用对比，也是《白毛女》的一个重要特色。
杨家贫寒凄凉，苦度年关，黄家张灯结彩，欢度除夕，场景气氛的对比反映了严重的阶级对立；黄家堂后猜拳行令，狂欢作乐，堂前讨租索债，逼迫卖女，内外情景的对比揭示了地主阶级用穷人的尸骨建筑自己天堂的罪恶本质。
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剧中人物性格迥然不同，黄家主奴的凶残，杨白劳的纯朴忠厚，正反分明，对比强烈，形成尖锐的戏剧冲突，突出地表现了主题。
在刻画反面人物时，多以夸张的语言突出其本质特征。
如穆仁智上场时“讨租讨租，要账要账”的唱段和黄世仁上场时“花天酒地辞旧岁，张灯结彩过除夕”的唱段，就把狗腿子和恶霸地主的不同身份与丑恶灵魂表现得入木三分。
长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21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
长征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
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
长征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
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
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400场以上，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
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