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字词(比如古今义，通假字等等)的详细解析
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自己的功名身价沉浮进退都泰然处之，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
如何评价龚自珍
龚自珍二十七岁为举人。
元年（1821）官，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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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重要人物各有什么性格特点
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称罗贯中笔下的曹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典型。
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秦始皇的墓找到了吗
早就找到了，兵马俑坑就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为了保护才没挖开。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孔雀东南飞》原文翻译以及重点实词句式
孔雀东 译文 序说：东汉末建发（公196-219）年间，庐江太门里的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仲卿的母亲赶回娘家，她（回娘家后）发誓不不再嫁人。
她的娘家副迫她改嫁，她便投水死了。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而死）这件事，也在（自家）庭院的树上吊死了。
当时的人哀掉他们，写下这首诗记述这件事。
孔雀鸟向东南方向飞去，飞上五里便徘徊一阵。
“（我）十三岁能够织精美的白娟，十四岁学会了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能诵读诗书。
十七岁做了您的妻子，心中常常感到痛苦的悲伤。
您既然做了太守府的小官吏，遵守官府的规则，专心不移。
我一个人留在空房里，我们见面的日子实在少得很。
鸡叫我就上机织绸子，天天晚上都不得休息。
三天就织成五匹绸子，婆婆还故意嫌我织得慢。
并不是因为我织得慢，（而是）您家的媳妇难做啊
我既然担当不了（您家的）使唤，白白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您）现在就可以去禀告婆婆，趁早把我遗送回娘家。
” 焦仲卿听了这般诉说后，到堂上去禀告母亲：“我已经没有做高官、享厚禄的命相，幸亏还能娶到这个（贤慧能干）的妻子，结婚后（少年夫妻）相亲相爱地生活，（并约定）死后在地下也要相依为伴侣。
（我们）相处在一起不到二三年，（生活）才开始，还不算很久，这个女子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哪里料到会使母亲不满意呢
” 焦母对促卿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
这个女子不讲礼节，一举一动全凭自己的意思。
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
邻居有个贤慧的女子，名字叫秦罗敷，（长相）可爱，没有谁比得上，母亲替你去求婚。
（你）就赶快休掉刘兰芝，打发她走，千万不要挽留（她）
” 焦仲卿伸直腰跪着禀告：“孩儿恭敬发禀告母亲，现在假如休掉这个女子，我一辈子就不再娶妻子了
” 焦母听了儿子的话，（用拳头）敲着床大发脾气（骂道）：“你这小子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怎么敢帮你媳妇说话
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恩情了，当然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 焦仲卿默默不敢作声，对母亲拜了两拜，回到自己房里，张嘴想对妻子说话，却抽抽咽咽话也说不成句：“本来我不愿赶你走，但有母亲逼迫着。
你只好暂时回娘家去。
我现在暂且回太守府里办事，不久我一定回来，回来后必定去迎接你回我家来。
为此，你就受点委屈吧，千万不要违背我的说。
” 刘兰芝对焦仲卿说：“不要再增加麻烦了
记得那一年冬末，我辞别娘家嫁到你府上，侍奉时总是顺从婆婆的意旨，一举一动哪里敢自作主张呢
白天黑夜勤恳地操作，我孤孤单单地受尽辛苦折磨，总以为没有过错，终身侍奉婆婆。
（我）到底还是被赶走了，哪里还说得上再回到你家来
我有绣花的齐腰短袄，上面美丽的刺绣发出光彩，红色罗纱做的双层斗帐，四角挂着香袋，盛衣物的箱子六七十个，箱子上都用碧绿色的丝绳捆扎着。
样样东西各自不相同，种种器皿都在那箱帘里面。
我人低贱，东西也不值钱，不配拿去迎接你日后再娶的妻子，留着作为我赠送（给你）的纪念品吧，从此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时时把这些东西作个安慰吧，（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 鸣啼了，外面天将亮了，刘兰芝起床打扮得整整齐齐。
穿上我的绣花夹裙，每穿戴一件衣饰，都要更换好几遍。
脚下穿着丝鞋，头上戴（插）着闪闪发光的首饰，腰上束着白绢子，光彩象水波一样流动，耳朵戴着用明月珠做的耳坠，手指纤细白嫩象削尖的葱根，嘴唇红润，象含着红色宝石，轻盈地踏着细步，精巧美丽，真是世上没有第二个。
刘兰芝走上厅堂拜见婆婆，婆婆不停地发怒。
（兰芝说：）“从前我做女儿时，出世后从小生长在乡间，本来就没受过什么好的教养，同你家少爷结婚，更感到惭愧。
接受婆婆送的钱财礼品很多，却不能承担婆婆的使唤。
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只是记挂婆婆在家里辛苦操劳。
”回头再与小姑告别，眼泪象连串的珠子掉下来。
（刘兰芝对小姑说：）“我初来你家时，小姑你刚能扶着床学走路，今天我被赶走，小姑你长得和我一样高了。
希望你努力尽心奉养母亲，好好服侍她老人家，初七和十九，在玩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
”（兰芝说完）出门登上车子离去了，眼泪不停地簌簌落下。
焦仲卿的马走在前面，刘兰芝的车行在后面，车子发出隐隐甸甸的响声，一起会合在大路口，焦仲卿下马坐入刘兰芝的车中，两人低头互相凑近耳朵低声说话。
（焦仲卿说）：“我发誓不与你断绝关系，你暂且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去庐江太守府（办事），不久一定会回来，我对天发誓，决不会对不起你。
” 刘兰芝对焦钟卿说：“感谢你忠诚相爱的心愿
你既然这样记着我，盼望你不久就能来接我，你一定要成为磐石，我一定要成为蒲草和苇子。
蒲草和苇子柔软结实得象丝一样，磐石不容易被转移。
我有一个亲哥哥，性情行为暴躁如雷，恐怕不会听任我的意愿，想到将来我心里象煎熬一样。
”接着举手告别，惆怅不止，两人的感情同样的恋恋不舍。
兰芝走进了家门，来到内堂，上前后退都觉得没有脸里。
刘母（看见兰芝回来）大为惊讶，拍着手掌说：“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
十三岁就教你纺织，十四岁就能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懂得礼节，十七岁送你出嫁，总以为你不会有什么过失。
你现在究竟有什么过错，没有人迎接你就自己回来了
”兰芝惭愧地对母亲说：“女儿实在没有什么过错。
”母亲听后非常悲伤。
（兰芝）回家才十多天，县令派了媒人上门来。
（媒人）说，县令家有个三公子，人长得漂亮文雅，世上无双，年龄只有十八九岁，口才很好，又非常能干。
刘母对女儿说：“你可以去答应他。
”女儿含着眼泪回答说：“兰芝才回来时，焦仲卿再三嘱咐我，立下誓言，永不分离。
今天违背情义，恐怕这件事这样做不合适。
那么你可以回绝来说媒的人，（以后）慢慢再讲这件事吧。
” 刘母告诉媒人说：“（我们）贫贱人家，有了这个女儿，她刚出嫁不久就被休回娘家。
（她）不能做府吏的妻子，怎么配得上县太爷的公子
希望你多方面打听打听（再访求别的女子），我不能就答应你。
” 县令的媒人走了几天后，不久太守派郡丞来求婚了。
……说太守家用第五个儿子，娇美俊逸，还没有结婚，请郡丞去做媒人，这是主簿传达下来的话。
郡丞直接对刘母说：“我们太守家，有这样一个好公子，既然想和你家结为婚姻，所以派我到你府上来说媒。
” 刘母谢绝媒人说：“女儿先前有过誓言，老妇我怎么敢（对她）说再嫁这件事呢
” 兰芝哥哥听到太守求婚被拒这件事，心中烦躁不安，开口对妹妹说：“你作这样打算怎么不好好考虑
前次出嫁得到的是一个小官吏，这次出嫁得到一个贵公子，运气的好坏相差得象天上地下一样，（好运气）足够使你终身荣耀富贵，不嫁给这样仁义的公子，往后你打算怎么办
” 兰芝抬头回答道：“道理确实象哥哥说的话一样，我辞别娘家去侍奉丈夫，半途回到哥哥家里。
怎么处理完全听从哥哥的主意，哪敢自己随便作主呢
虽然我与府吏立下誓约，但与他永远没有机会见面了。
立刻就答应太守这门亲事，就可以结成婚姻。
” 太守的媒人从座位上起来连声说：“是是，就这样办，就这样办。
”他回到郡府报告太守说：“我接受您交给的使命，到刘家去做媒，公子很有缘份，说媒很成功。
”太守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欢喜，（马上）查看婚嫁历，又翻看婚嫁书，便告诉郡丞：“婚期定在这个月内就很吉利，年、月、日的干支都相适合，好日子就在三十这一天，今天已经是二十七了，你赶快去刘家订好结婚日期。
”太守府内大家互相传话说：“赶快筹办婚礼吧
”（赶办婚礼的人）象天上的浮云一样来来往往连接上断。
装婚礼（物品）的船绘有青雀和白天鹅的图案，四角挂着绣有龙的旗幡，轻轻地随风飘荡。
金色的车子白玉镶的车轮，缓步前行的青骢马，套有四周垂着彩缨、下面刻着金饰的马鞍。
赠送的聘金有三百万，都用青色的丝线穿着，各色绸缎有三百匹，从交州广州采购来的山珍海味。
跟从的人有四五百，热热闹闹来到庐江郡府门。
阿母对女儿说：“刚才接到太守的信，明天来迎接你，为什么还不做衣裳
不要让婚事办不起来
” 兰芝默默不作声，用手巾捂着嘴哭泣，眼泪淌下就象水一样倾泻。
移动我坐着的琉璃榻，搬出来放在前面窗子下。
左手拿着剪刀和尺子，右手拿着绫罗绸缎（动手做衣裳）。
早晨就做成了绣花的夹裙，晚上做成了单罗衫。
阴沉沉地天快要黑了，兰芝满怀悉思，走出门去痛哭。
焦仲卿听到这个变化，于是请假暂时回来，到兰芝家还有二三里的地方，人伤心，马也衣鸣。
兰芝熟悉府吏的马叫声，轻步快跑去迎接他，悲伤失意地望着，知道（相爱的）人来了。
她举起手抚摸着马鞍，哀声长叹使人心都碎了。
说：“自从你离开我以后，人事的变化真料想不到啊
我有亲生母亲，逼迫我的还有亲哥哥，硬把我许配给别人了，你回来有什么指望的地方呢
” 焦仲卿对兰芝说：“祝贺你得到高升
我这块磐石方正又坚实，可以一直存放上千年，而蒲苇一时柔韧，就只能保持在早晚之间罢了。
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地府去吧
” 兰芝对焦仲卿说：“哪里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同是被逼迫，你这样我也这样，（我们）在地府下互相见面吧
（但愿）不要违背今天的誓言
”（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然后告别离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家里。
活着的人却作临死的诀别，心里的愤恨哪里说得尽呢
想到（他们）将要永远离开人世间，无论如何不能再保全（生命了）
焦仲卿回到家，走上厅堂拜见母亲说：“今天风大又非常寒冷，寒风摧折了树木，院子里的白兰花上结满了浓霜。
儿子现在就象快要落山的太阳一样，使得母亲在今后很孤单。
（我）是有意作这样不好的打算的，不要再去怨恨什么鬼神了
愿您的寿命象南山的石头一样长久，愿您的身体永远健康又舒顺
” 焦母听到（儿子）这些话，泪水随着说话声一起流下，说：“你是世家的子弟，又在大官里任官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妇人去寻死，（你和她）贵溅不同，（休掉了她）哪里就算薄情呢
东邻有个贤慧的女子，她的美丽在城内外是出名的，我替你去求婚，早晚就会有答复。
” 焦仲卿向母亲拜了两拜就回房，在自己的空房里长声叹息，自杀的打算就这样决定了。
（他）把头转向兰芝住过的内房，（睹物生情），越来越被悲痛煎熬逼迫。
（兰芝）结婚的那一天牛叫马嘶的时候，刘兰芝走进了行婚礼的青布篷帐，在暗沉沉的黄昏后，静悄悄的，人们开始安歇了。
（兰芝自言自语说）：“我的生命在今天结束了，魂灵要离开了，让这尸体长久地留在人间吧”
（于是）挽起裙子，脱去丝鞋，纵身跳进清水池里。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自杀这件事，心里知道（从此与刘兰芝）永远离别了，在庭院里的树下徘徊了一阵，自己就在向着东南的树枝上吊死了。
焦刘两家要求合葬，于是把两个人合葬在华山傍边。
（在坟墓的）东西两旁种上松柏，（在坟墓的）左右两侧种上梧桐，（这些树）条条树枝互相覆盖着，片片叶子互相连接着。
树中有一对飞鸟，它们的名字叫做鸳鸯，仰头相互对着叫，天天夜里直叫到五更。
走路的人停下脚步听，寡妇听见了，从床上起来，心里很不安定。
多多劝告后世的人，把这件事作为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