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伟大的无级革命家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
1899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六)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
方志敏的事迹方志敏: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童年 190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湖塘村。
湖塘村是一个优美的地方，村前是两口水明如镜的鱼塘，一条小河流过村口的一座小桥，村后有座土山，长满了高大的枫树。
方志敏的家很穷，每逢春天家里都断了粮，缸里的一点粮食还是跟财主家借的。
刚刚三、四岁的小志敏饿得肚子咕咕叫。
小志敏拽着妈妈的衣襟不断地嚷：“妈妈
我饿，我饿啊
”小志敏看见财主家的孩子吃的是白面馒头,仰着头问妈妈：“为什么财主家的孩子有馒头吃,我们家没有呢
”妈妈只好回答说：“人家财主命好，有地又有钱；咱们命苦，要啥没啥，孩子也跟着受罪
”小志敏听了还是不明白，同样是人，财主不干活不流汗都吃白馒头，爸爸累死累活都让儿子饿肚子，这是为什么
方志敏7岁的时候，爸爸向财主借高利贷让他上了私塾。
小志敏高高兴兴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一开始的几天，小志敏觉得挺新鲜，老先生摇晃着脑袋，“子曰”、“诗云”的念，学生们也摇头晃脑的跟着念。
时间长了，小志敏就不耐烦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坐在那儿老打瞌睡。
老先生见小志敏不好好念书，走过来揪着他的耳朵问：“我刚念的是哪一句
”小志敏直着脖子，说：“不知道
还不是老掉牙的旧书，我懒得听
” 老先生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拿起戒尺就朝志敏的手心打，一边打还一边骂：“我让你不学圣人的书
”小志敏的手被打得又红又肿，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回到家里，妈妈看着儿子的手，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小志敏说：“我明天不上学了，我放牛拾柴去。
” 爸爸正在抽旱烟，听儿子嚷嚷不上学了，吐了一口烟，说：“哪有上学不挨老师打的，学还得上。
供你念书，爸爸受苦受累还有个盼头。
不然，你也和爸爸一样当个睁眼瞎，咱家这穷日子还有什么指望改变呢
” 气归气，小志敏还得去上学。
只要爸爸、妈妈高兴，这书还得好好念。
1916年秋天，16岁的志敏在弋阳县高小读书，他在学校图书室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专门与土豪劣绅做斗争。
当时，有个姓张的大地主想弄个“省议员”当当。
他让手下用钱去买选票，老百姓议论纷纷。
方志敏想，这个地主坏得很，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要是他当上了议员，不定要做出多少坏事。
为了阻挡姓张的大地主，方志敏一夜没睡觉，写了一篇小字报：“张地主十大罪状”，抄写了好几份，连夜贴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
城里的人都挤着去看小字报，拍手称快。
张地主气得浑身发抖，派人把小字报撕掉，到处寻找方志敏。
方志敏的同学劝他找个地方躲一躲，说张地主有钱有势，惹不起他。
方志敏笑着说：“我不怕，他能把我吃了
”张地主终于找到了方志敏。
几个狗腿子推搡着方志敏，方志敏被带到了张地主家。
张地主歪在太师椅上，咕噜咕噜在抽水烟，迷着两眼瞅着方志敏说：“你就是方志敏
” 方志敏昂着头不说话，心想，你知道还问什么
张地主又说话了：“你是学生，应该好好读圣贤之书，不要瞎折腾。
我找你来，想让你写个声明，就说你受别人唆使，我是清白无辜的，怎么样
” 方志敏摇了摇头，张地主马上翻了脸，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扔，满脸凶相，说：“我在弋阳城里说一不二，整死你像踩死个蚂蚁。
”一个打手揍上来要动手，方志敏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说：“我早给报馆和警察署写好了信，今晚我要回不去，就有人将信寄出去。
你残害学生的事情全省的人都会知道。
” 张地主一听，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孩子还留了一手，真难对付。
想来想去，如果把方志敏打死，就会惹恼全省的人。
还是咽下这口气吧，只好一挥手，让方志敏走了。
方志敏并没有给同学留下什么信，只是让张地主逼急了，才急中生智说出那套话。
张地主最终没有当上议员，方志敏却成了弋阳城里有名气的学生。
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卖国政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群众极大民愤。
这一天，弋阳高小的师生在操场举行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集会。
方志敏平时最敬佩的一位青年教师刘老师，登上台子演讲。
他慷慨激昂地说：“卖国政府把我们的国家一片片出卖，日本帝国主义又要鲸吞我们的神州。
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抵制日货。
”说着，刘老师把平时用的日本牙粉，日本脸盆拿出来，一脚踩碎牙粉盒，又把日本脸盆用石头砸碎。
同学们都被刘老师的爱国行动感染。
方志敏抬腿跑到宿舍，把他铺的一床日本草席抱出来，跑上讲台，点着一根火柴把日本草席点着说：“我向刘先生学习，坚决不用日货。
” 1919秋天，方志敏在南昌江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当时，方志敏所在的这所学校办得很糟糕。
学校凭私人关系任用教师，有的教师什么都不懂，甚至连学生都不如，只要有门路，就能教课。
学生们意见很大，方志敏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更换教师，胖校长打着官腔说：研究研究，几个月过去了，也不见音信。
正好，学校宣传队要排节目。
方志敏灵机一动，编写了一个剧本《私塾怪现象》。
戏中有3个主要人物，校长、校长老婆、校长的儿子。
校长当领导，校长老婆连字也不识，啥课都敢教，校长的儿子只管摇铃。
《私塾怪现象》主要是讽刺学校的腐败，受到学生的欢迎，大家看得开怀大笑。
可是校长看了戏，血压上升，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停演，还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
学生记大过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方志敏一点也不在乎，继续带领学生同校长斗争，公开揭露学校的黑暗。
胖校长气得不行，要开除方志敏。
方志敏不甘示弱，带领学生自治会贴布告：开除校长
1921年秋天，方志敏又进了同文学院。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对英文抓得很紧。
方志敏找到了英文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一边学英文，一边学这两部伟大著作，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社会主义”，因为方志敏开口闭口不离“社会主义”这个词。
方志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专门学习和探讨社会主义。
那时候，阅读革命书籍非常困难。
书籍、报刊杂志常被没收。
方志敏托校外的同学订进步杂志，再带进学校阅读；白天不方便，晚上熄灯后，几个人才悄悄地进行讨论。
教会学校三天两头做礼拜，方志敏非常厌烦。
可是，他一想，何不在做礼拜的时候，带上要看的书，“你做你的礼拜，我读我的书”。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方志敏的精神什么
以“共享友谊、同筑和平”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在湖北武汉开幕。
方志敏的故事
方志敏，1899年8月出生，江西省弋阳县人。
1919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
这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思想、新思潮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1922年7月，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来到上海，同年7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3月，在南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
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 方志敏的形象(5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
1925年冬，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4月，他作为江西省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期间，他第一次见到和彭湃，并到东江、大埔一带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3月，他赴武汉，参加由、邓演达主持的粤湘赣鄂豫农民协会执委会和农民自卫军联席会议，与、彭湃、邓演达、谭平山等13人当选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
他完全赞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思想和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下旬，他化装成贫苦农民从吉安步行回到弋阳，任弋阳、横峰等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弋、横、德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武装，进行暴动准备。
1928年1月，他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
1930年起，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2] 1934年11月初，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皖赣边区，与红10军组成红10军团，方志敏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10军团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
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
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断然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名篇章。
他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些激动人心、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