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七日红
《七日红》是反映1927年南昌起义后，赵义军于9月从大埔潮州，并与潮汕地方党委在潮州，汕头、、澄海等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不久，国民党的钱大钧、黄绍 、陈济棠等，进攻潮州、汕头；革命军被迫撤出潮汕，地方革命政权建立也仅七天，群众称为“七”。
潮剧《七日红》由李英群、谢逸、刘管耀、赖扬芬、袁穆伦编剧，潮安潮剧团演出。
剧本写： “八一起，部队挥师南下，9月23日占领潮安县，成立了工农政权，军民联欢，庆祝胜利，贺总指挥（贺龙）亲自给赤卫队员发枪，极大的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
反动民团总局局长顾鹏程逃到乡下老巢，负隅反抗，贺总指挥派教导队参谋李韩生闯虎穴，探虚实，军民协力，一举解放了顾陇村，救出了被捕的农运负责人宋冰云。
宋冰云等工农代表受到周书记（周恩来）亲切接见，斗志倍增，9月30日，留守潮州城的起义军在竹竿山英勇抗敌，终因众寡 殊，撤离潮州，人民送别了贺总指挥，送别了起义军，高举红旗继续沿着武装斗争的道路前进。
剧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但全剧以史实为依据，如周恩来、贺龙等曾驻扎潮州，指挥战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都有历史事实的依据，保存了历史的真实。
在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是怎样凭票供应的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不使得我常常有写点东西，回忆往事动。
有人曾经对我说“你这是生活在回忆之中，抖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有意义吗
”我却不以为然，回忆往事有什么错，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史为镜，可以教育新人。
才能够更好的感受现在的生活。
在我长大成人很久以后才搞明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别。
对于大众百姓们来说，那可真是活在两重不同的天地。
现在50岁以上的人们都应该记得那时候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穿衣买布要布票，连火柴也要票。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每个人，每个月的米，面，油，肉，乃至于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都有定额，而这一切都用票证。
并且计划分类明细，以粮票为例，粮食定量根据性别、年龄以及工种而定。
男人，青壮年，重体力劳动者，相对多一点，但是有个基本原则不变，那就是定量不足，全国人民都要精打细算才能够勉强的吃个八九分饱。
当然免票供给的粮食，日用品有时商店会供应一些，所以排长龙买东西成了当时城市中一道并不靓丽的风景线。
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家外国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其中有道题目就是这样，先播放短片介绍城市中，炎热的夏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抱着暖瓶，端着锅子，提着茶壶顶着烈日在商店门前排着长队。
竞赛的题目是，他（她）们为什么排队
标准答案是，为了买散装啤酒。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那些五颜六色的票证曾经是无数个家庭的重要财产，它承载着生活的风风雨雨，印记着老百姓的辛酸与无奈。
在当时一个会过日子的好当家人，要会计算着每个月几十元工资，如何养活一家数口人。
还要会精心管理和收藏各种各样的票证，什么时候买粮食，什么时候买油，盐，酱醋，乃至各种日用品，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囊括了一个家庭所有日常生活必需品。
很需要有“统筹学，优选法”的应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岁就开始帮家里买菜，到十四五岁已经是菜场老手了，说起来也简单，要想买到称心的副食品，就要起得早，特别是寒冷的冬天，黑漆漆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菜场的肉铺里点着昏暗的灯，刺骨的北风蹂躏着我弱小的身体，拎着菜篮子四点就去排队，为的就是能买到肥膘肉。
因为肥膘可以炼油。
每人每月才半斤肉，瘦肉是现代人们所喜爱，那时候人们爱吃大肥肉。
谁家要是把肉票丢失了，那就算倒霉透了，就意味着这个月没有吃。
。
。
。
。
。
记得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菜场的肉铺前已经人声沸腾，准备开秤卖肉了，突然人群中一个女孩子，大哭起来，“哎呀，我的肉票怎么不见了，有谁看见我肉票，丢了肉票，我妈会打死我的，哇。
。
。
”人群中买菜的大婶，大妈们深表同情地安慰着她，我上前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女孩子，才十二岁，这女孩子，亲妈死的早，父亲后来又结婚，现在的妈是个后妈，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经常可以听到她后妈打她，嫌她吃的多，我知道今天是她弟弟的生日，所以她后妈差使她，早早的来排队买肉，要是知道她把肉票弄丢了，那么今天一顿“竹笋栲肉”是逃不了的。
我心一横拿出张肉票塞到她手中，“这不是你的肉票吗
快买了肉，早点回家吧。
”女孩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破涕为笑“谢谢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
我已经当家，买菜多年，自认为算是经验老到，可以应付各种状况。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父亲问“不是说今天买肉吗
怎么都是蔬菜啊，”我笑着回答，“今天肉铺的肉太瘦，怕父亲不喜欢，知道父亲爱吃肥的，等几天我买肥一点的，让妈烧红烧肉。
”妈妈“噗”的笑出声来，“人小鬼大，学会说谎了，对门的大妈都看见了，你把肉票给了邻居家的女孩子，见义勇为，帮助别人应该是好事啊，我们不会怪你的，可是不许说谎。
”鸡蛋按户供应，不管人数多少，每户每月半斤。
糖每人每月仅有四两，油每人每月半斤，很多家庭的油瓶都画有刻度，每次炒菜倒多少油，需要左思右想一番。
糖果那是稀罕的东西，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享受几颗。
平时很难得见荤腥，要是谁家炖了点肉，人们的嗅觉这时候就特别灵敏，满大街的人都会打听“香啊，这是谁家在炖肉啊”所以过年成为男女老少，欢天喜地的日子。
因为这时候会发放，专用的春节副食品票，每户核桃，红枣，芝麻，花生各半斤，鱼票，家禽票，粉丝票反正什么都要凭票，中国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这时候要凭票的不单单是粮食，还有日用品。
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
。
。
等等。
在人们能想得到的吃，穿，用，方方面面，包罗万象，那时候的中国纳入了全国统一分配的制度下，“票证”的厉害和绝情让经历过的人们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用政治挂帅，不算经济帐。
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自由市场经营的思想来引导经济建设，注定要缺吃少穿，毕竟“口号”不能当饭吃，思想教育填不饱肚子。
境界再高也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
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过去的年代，虽然清贫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淳朴没有太多尔虞我诈，没有腐败，是物质匮乏精神高尚的年代。
其实不尽其然，“民以食为天”利用特权为自己谋取利益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
记得我弟弟十四岁，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断了手臂，在医院上好了石膏，医院开出证明，凭医院证明可以去菜场办理三张肉骨头票，每张可以购买二斤猪骨头（是刮干净肉，用来煮汤）去办理时，菜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帮着办理十张肉骨头票，但是其中五张要回扣给他。
我一个哥们的父亲在机关食堂当炊事员，每天下班回家饭盒里总是带二张油饼，当然是偷偷带的，炒菜前捏二张面饼放在油里炸，就是这二张油饼硬是把我这哥们吃出一米八的体魄。
在那个年代一个国营菜场卖菜的，或者食堂的大师傅享有的，对普通民众而言，简直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这三十年的变化太大了，人们的思维有点跟不上，但是不管怎么说，票证时代过去了，吃不饱的时代也过去了，当然现在有着现在的问题，可是试图回到过去，那只能是一种欠良知又无良心的荒诞想法。
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