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凭借各种票证购物。
你能写出几种当时购物的票证
好多种：粮票和布票，甚至后来还有电视票。
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
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
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
”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
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
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
”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
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
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
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
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
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
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
”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
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
“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
”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
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
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
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
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
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
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
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
”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
”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
”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
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
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
”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
”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
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
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中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农村生活
我一下1974年的事。
我，在农村，每年都来到我家要粮票。
票现在没有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过去买粮食、买饼干、面包等，必须要有粮票，只有钱不行。
我有个亲戚，在农村，。
没有粮食吃，饿得不行了，。
他从农村步行好几天，到了我家，要粮票。
【邓】【小】【平】一上台，他们第一个承包，（别人都不敢承包），都发财了，现在过得比任何人都好。
知青下乡插队哪年开始的，持续了多少年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新中国在各历史时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分别是什么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
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第三，“一边倒”。
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
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
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
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其次是中日关系发展。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
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
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
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
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
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
四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
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