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陶行知校长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安徽歙(shè)县人。
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
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
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
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
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
母曹翠 （Lè）。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
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
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1938年8月，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
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事师表”。
[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1891年10月18日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
6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
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
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
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
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陶行知纪念馆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
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
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主要作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斋夫自由谈》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行知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行知诗歌集》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行知诗歌前集》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行知诗歌三集》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申报时评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
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
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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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
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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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创造宣言》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
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
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
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
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
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
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
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
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
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
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
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
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
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
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
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
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
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
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
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
可见无能也是借口。
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
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
绝望是懦夫的幻想。
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
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
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
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
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
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
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
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
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
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
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
”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
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
”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
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
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
你回来呀
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
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
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
创造之神
你回来啊
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
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编辑本段求学经历历史背景陶行知投身教育，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 在哥伦比亚大学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陶行知更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并立志去改造。
他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勤奋成才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靠教书为生，母亲曹翠（Lè）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
由于有自小聪敏好学，陶行知6岁蒙馆。
15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
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
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毕业后他赴美留学。
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
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
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编辑本段实践理想开展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
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中央门外的晓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
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
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
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
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
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
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人物斗争针对蒋介石以“剿匪”之名进攻苏区，陶行知在《申报》连发时评称：“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
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申报禁止邮递”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
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
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 陶行知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
当时，蒋介石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下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
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蒋介石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
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陶行知正出访国外。
沈钧儒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的热情支持。
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
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听说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对象，他马上表示“我等着第三枪”，并给育才师生致信：“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
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
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到处演讲谴责。
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
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
”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
陶行知故居(15张)
中国有什么地名被改了
自1949来，中国已有过4次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潮，取消了一批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
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
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
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
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
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
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
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
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
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北京不是个案。
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
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
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
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
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
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
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朱熹是怎样一个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
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二十一岁，在中进士不久回故乡扫墓。
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春，朱熹四十七岁，再次回故乡扫墓并讲学。
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下面这首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
对月思故乡 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
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
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清史论丛》哪个版本好些，内容充实些
请读过的朋友推荐下。
09和10 出版社和作者都不一样。
《清史论丛》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年刊，也就是论文集，里面皆为清史专家的论文，并非由某人单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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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究清史、满族史的期刊还有人大清史所主办的《清史研究》，以及辽宁民研所主办的《满族研究》等刊物，皆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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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论丛》总目（第一辑至2010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室 第一辑 编者：《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 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 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 刘子扬、朱金甫、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概论》 李 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 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 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 袁森坡：《试论清代前期的多伦会盟》 金成基：《清入关前八旗土地制度试探——兼论后金（清）社会性质》 周远廉：《关于16世纪40-80年代初建州女真和早期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 第二辑 韦庆远、吴奇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 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 韩恒煜：《略论清代前期的佃仆制》 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 顾 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 冯佐哲：《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 许曾重、林易：《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 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 孟森遗稿：《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附商鸿逵：《赘言》 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 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李 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 商鸿逵：《清“孝庄文皇后”小记》（清史札记一则） 王钟翰：《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浅释》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 张 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 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 《编后记》 第三辑 郭松义：《论“摊丁入地”》 吴量恺：《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 林永匡：《清代的茶马贸易》 李 格：《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 吴伯娅：《试论清初逃人法的社会影响》 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 许曾重：《论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 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 袁森坡：《喀尔喀蒙古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 鞠德源：《请代题奏文书制度》 关嘉禄、张锦堂、王桂良：《乾隆四十年库页岛满文文件翻译订正》 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 后》 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与陈汝衡先生商榷》 读史札记： 史志宏：《山西省地丁合一完成的年代》 李尚英、王政尧：《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论》 第四辑 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 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 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郭松义：《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结构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冯佐哲、杨乃济：《有关珅出身、旗籍问题的考察》 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 袁森坡：《康熙的北部边防政策与措施》 郭成康、刘建新、刘景宪：《清入关前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 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 周远廉：《努尔哈赤朝政府的关系——〈满文老档〉研究之二》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 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 第五辑 何龄修：《掉念谢国桢先生》 黄冕堂：《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周远廉、谢肇华：《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 [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 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 许曾重：《曾静反清案和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 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 杨乃济、冯佐哲：《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 李新达：《洪承畴述评》 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 张捷夫：《关于雍正帝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 《编后记》 第六辑 郭松义、何龄修：《掉念商鸿逵师》 商鸿逵遗稿：《述孟森先生》 吴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试述》 戎 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周力农：《清代台湾的“胎借银”》 黄乘矩：《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与日本学者佐伯富博士商榷》 杨 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 任道斌：《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 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 薛瑞录；《清初赣西棚民起义领袖朱益吾的籍贯和反清活动》 陈汝衡：《试论柳敬亭的生年问题》 李新达：《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 李 格：《许定国事迹研究》 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 何冠彪：《书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后》 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 陈祖武：《王船山〈双鹤瑞舞赋〉为尚善而作说辨》 杨向奎；《论费密》 第七辑 戎 笙：《清代社会各阶级处理主佃矛盾的对策》 冯尔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周力农：《清代台湾的土地制度长租佃关系》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杜家骥：《对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某些考察》 李新达：《关于洪承畴降清问题》 李 格：《山海关之战前夕吴三桂与农民军的关系》 韩恒煜韩恒煜：《陈名夏“南党”案述略》 黄乘矩：《论雍正年间的吏治》 赵云田：《哲布尊丹巴和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许淑明：《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1689-1840）》 （香港大学）何冠彪：《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兼辩正黄宗羲与邵廷采之学术渊源》 陈祖武：《吕留良散论》 樊克政：《关于龚自珍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 第八辑 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 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的编撰特点》 戎 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戎 笙：《孟森小传》 戎 笙：《萧一山小传》 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 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 袁森坡：《试论康雍乾时期北疆的官营牧场》 郭松义、李新达：《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的规定的探讨》 李 格：《清初关于夺取江南地区的战略决策及其变化》 韩恒煜：《关于李漱芳获遣的几个问题》 孙海泉：《清初吕梁山区农民抗清斗争》 郑 秦：《清代州县审判试析》 朱 勇：《清代族规初探》 岑大利：《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漠南蒙古的联姻》 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 郝镇华：《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辨析》 陈祖武：《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研究的贡献》 1992年（九） 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彭雨新：《清王朝偏宠满旗的一贯政策及其消极后果》 陈柯云：《明清徽州的族山》 杨余练：《论清代东北经济发展的特点》 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 谢中凡：《清初闽粤藩王大吏的构成及其统治特点》 苏 钦：《清律中旗人“犯罪免发遣”考释》 姚念慈：《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 杨 珍：《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 吴伯娅：《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 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 季士家：《蔡牵述论》 薛瑞录：《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 黄 谷：《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 陈祖武：《徐世昌与〈清儒学案〉》 秦国经：《我国各地所藏明清档案概述》 《编后记》 1993年（十） 顾 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 张玉兴：《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 何龄修：《杨鵾空敕案——清初江南又一起复明运动》 韦祖辉：《 和尚和“隆武入粤”——对朱纪敦同志〈晚明两大迷案〉之质疑》 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兼论康熙的平藩策略》 杨启樵：《雍正文、允禵武最佳两搭档两昆仲——康熙在接班人安排中有这样企图吗
》 高虹、徐彻：《〈热河密札〉与“辛酉政变”》 喻松青：《清代〈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研究——一部假借观音宣传民间秘密宗教教义的经卷》 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 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 罗 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 常建华：《清代啯噜新研》 郑 秦：《论清代的秋审制度》 冯佐哲：《略论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 杨大业：《清代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研究》 陈祖武：《孔子仁学与阮元〈论语论仁论〉》 《编后记》 1994年 庆祝杨向奎先生八五华诞专辑（十一） 李尚英：《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著作编年》 黄冕堂：《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 李 华：《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十一》 郭松义：《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 刘永成：《明清时期永佃制的发展及其演变》 官美堞：《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 陈支平：《福建省“摊丁入地”时间补订》 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论略》 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 罗炤：《试论天地会初期的性质——兼与戴逸、秦宝琦先生商榷》 马里千：《李长祥遗事钩沉》 吴伯娅：《孔四贞研究》 杨 珍：《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 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 薛瑞录；《太平天国贞得王考——兼谈天德王死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高虹、徐彻：《论慈禧新政》 董守义：《奕欣首倡“自强”和“振兴中国”》 冒怀辛：《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陈祖武：《孙奇逢与〈理学宗传〉》 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 《编后记》 1995年（十二） 张 研：《明清寺观田产》 许 檀：《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 杜家骥：《清前期茶法论述》 陈柯云：《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的实施——以〈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 为中心》 杨海英；《明末宗室瑞昌王考》 秦 晖：《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与童恩翼同志商榷》 韦祖辉：：《明末社会变动和明遗民东渡日本》 冯尔康：《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 定宜庄：《内务府完颜世家考》 李尚英：《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 吴伯娅：《乾隆朝大教案与中西交涉》 王戎笙：《清初科场案研究》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二） 陈祖武：《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徐 彻：《论光绪之死》 高 虹：《则天女皇与慈禧太后》 《编后记》 1996年（十三）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 江太新：《清前期的垦荒政策考察》 许 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 高 虹：《清代沈阳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徐明德：《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 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 杨 珍：《索额图研究》 吴伯娅：《尹继善与袁枚》 晏子友：《清朝世决世职制度》 杨向奎、吴锐：《论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作者》 吴 锐：《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 汪学群：《试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编后记》 1999年（十四） 高 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万 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 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 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郑天挺教授生平述说录》 杨 珍：《盛世初叶（1683-1712）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 宋 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 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 吴伯娅：《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看耶酥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 郭松义：《清代的寡妇转房》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经世思想》 《后记》 2000年（十五） 高 翔：《纪念杨向奎先生》 何龄修：《风范长存——掉念杨向奎先生》 陈祖武：《杨向奎先生与〈清儒学案新编〉》 蔡家艺：《清代蒙古族的封建等级》 李治亭、黄松筠：《论康乾盛世“大一统”与西北地区的统一》 刘凤云：《试论康熙中期官僚集团的党争》 王思治：《清承明制说内阁》 陈连营：《关于清中期的吏治腐败问题》 元廷植：《清中期福建的族正制》 杨海英：《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 王跃生：《清中期的分爨分产与立嗣继产的方式与冲突》 丘 涛：《张骞的盐业改革思想和实践》 秦国经：《清代的奏折》 李世愉：《科举制度与清代文化》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人性论》 林存阳：《清安溪李氏三礼学》 张玉兴：《诗是山西老将雄——略论陈廷敬诗作之历史地位》 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2001年（十六）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定宜庄：《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 陈宝良：《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 汤熙勇：《清代中国救助朝鲜难船的方法：以闽台地区为中心》 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以古尔马浑（郑命寿）为中心》 高 翔：《谢济世散论》 汤开建：《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吴伯娅：《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 恽丽梅：《康熙帝公主下嫁与噶尔丹之战》 王冬芳：《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质疑》 姜 涛：《“免粮三年”与“薄赋税，均贫富”不是太平天国的口号》 刘景莲：《从东波档看清代澳门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 汪学群：《关于清前期学术思想的争论》 陈祖武：《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林存阳：《方苞三礼学论析》 严 勇：《清入关前服饰制度的建立》 关嘉禄：《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 2002年（十七） 许 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 [韩国] 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 刘 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 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 吴伯娅：《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 [意大利]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道》 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 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 高 翔：《清初理学与政治》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 汪学群：《张尔岐易学中的经世思想》 2003-2004（十八） 杨 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与陨落的天国——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探析》 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的对策》 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酥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 范金民：《清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林存阳：《胡培翚与〈仪礼正义〉》 李华川：《马眉叔〈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考》 尹文涓：《〈中国丛报〉与“译名之争”》 王政尧：《升平署无朝年〈旨意档〉及其意义——兼议有关侉腔的两册无朝年〈提纲〉》 郭玉海：《论乾隆与允禧的诗画往来》 《清史论丛》2005年号 清朝内阁制度述论 高翔 清初翰林院研究 王云松 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 杨珍 建州左卫初建过程考实 王冬芳 清代在朝鲜明遗民宗族活动述论 吴一焕 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 吴伯娅 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 陈振江 天津商会早期社会救济研究 王玉国 《陆子学谱》之架构与旨趣 杨朝亮 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林存阳 唐甄《潜书》中的出处思想初探 崔文翰 皖派朴学述论 朱昌荣 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 张艳玲 考狄《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李华川 《清史论丛》2006年号 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 李世愉 碓房与旗人生计 刘晓萌 清代火器述略 毛宪民 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邱源媛 从则例的纂修看清代的行政管理 叶雯 晚清后妃用药与医疗保健 恽丽梅 熊赐履述论 高翔 施琅史事探微 杨海英 李绂与广西改土归流 杨朝亮 “诗魔”厉鹗 吴伯娅 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倡导 林存阳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杨艳秋 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 倪玉平 论朝鲜光海君时期与后金、明朝的关系 刁书仁 乾隆五十一年的直隶大名府八卦教起事 张佐良 晚清社会变迁与近代报人之产生 程丽红 《清史论丛》2007年号 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 纪念商鸿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世愉 父亲与家 商传 忆商鸿逵师与郑天挺先生的友谊 郑克晟 商鸿逵先生论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李尚英 贺贻孙事迹考 南炳文 清朝时期大学士的品级问题 杜家骥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 朱天保上书事辨析 杨珍 有关康熙朝西北三省满族督抚的考察 刘凤云 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 王思治 论康熙帝之死 金恒源 道光帝尊奉皇太后懿旨即位辨析 郝艳红 丁银之征与摊丁入地 史志宏 清代吉林地区的城镇及城镇经济 刁书仁 清代两淮盐政改革 倪玉平 陆圻及其在清初的遭遇与抗争 何龄修 清代的妇德教育 郭松义 朝鲜士大夫的“季文兰情结”和清初被掳妇女的命运 杨海英 清代家族财产之争与朝廷政治的腐败——以山东济宁州李氏家族争讼财产案为例 岑大利 青苗会与清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初探 王洪兵 满族士大夫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以清代内务府完颜世家为例 定宜庄 满洲本部族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 徐凯、张婷 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 刘晓萌 吴大澄吉林治边述略 李治亭 清朝前期黑龙江各民族与东北边疆防御 周喜峰 论清朝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梁俊艳 马戛尔尼使华与中英观念的变化 林延清 清朝中前期国人对法国的认知 李华川 一段晚清历史的辉煌、遗忘与发掘、探索——论1887年海外游历使 王晓秋 三韩山斗汇论 姜相顺 施世骠述论 吴伯娅 辉煌与困惑——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传奇一生解读 张玉兴 试析钱沣为人及其“倒和”举措 冯佐哲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陈祖武 清代官员学术风气与清代文化的发展 胡凡 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全书架构为中心的考察 解扬 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林存阳 经世之学与清初政治文化 鱼宏亮 清朝奏折档案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为例 常建华 辽宁省满文档案的发掘与清史研究 关嘉禄 从清代的进士题名碑说起 贺晓燕 清代北京庙会活动中的幡鼓齐动十三档 包世轩 关于“京剧”之名的由来及其重要意义 王政尧 《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序言 王天有 《清史论丛》2008年号 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 姚念慈 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 杨海英 试论干嘉以来清政府对“披楞”问题的认知 梁俊艳 清初南书房述论 李娜 试论清代考官子弟回避考试之法 贺晓燕 清代京旗回屯双城堡始末 魏影 明清时期监察机制的演变 张培辉 天地会的入会仪式和戏剧 李秀平 晚清江苏厘金的善后支出研究——以1868～1894年为背景 徐毅 试论裴维佞及其反对割让台湾的奏折 裴元秀 康熙朝天主教政策对江南地区传教的影响 周萍萍 德天赐案初探 吴伯娅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朱昌荣 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缘由析论 林存阳 李绂学术思想渊源探析 杨朝亮： 刘宝楠《论语正义》探微 唐明贵 《方言笺疏》对词义问题的探讨 刘川民 潘廷璋生卒年考及其在华的艺术活动 汤斌 李安德和他的日记 【法】阿德良•陆南撰，李华川译 《清史论丛》2009年号 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 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 艰辛的三十年——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 王戎笙 衷心的祝贺 《清史论丛》编委会：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的发展轨迹 林存阳、朱昌荣 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 郭松义 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 定宜庄 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 徐毅、刘上琼 “千古极灾”——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 李尚英 左良玉“清君侧”的原因及后果 刘中平： 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 何龄修 刘泽清史事再考 杨海英 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 姚念慈 康熙帝事考两则 吴伯娅 允禟：品性遭际时代 杨珍 “香妃”的传说——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 艾哈迈特•霍加 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 林存阳 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意义 邱源媛 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 朱昌荣 戴震灵异观发微 潘星辉 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 李华川 《清史稿•选举志》订误六则 贺晓燕 《清史论丛》2010年号 纪念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 记拱辰先师的一桩未竟遗愿 陈祖武 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尚英 清代的灾赈 郭松义 明清的使君称呼——读《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商榷》（一） 何龄修 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 王戎笙 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 （美）白亚仁 西藏地方历史地位辨析——兼评《西藏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清代部分 梁俊艳 弘历出生地考 金恒源 康熙帝统治后期对清官、能员的思考——以张伯行、噶礼互参案为中心的分析 章文永 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 贺晓燕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 王洪兵 清代乡试覆试考论 邹长清 万斯同《庙制图考》小识 林存阳 雍乾之际程朱理学“式微”考察 朱昌荣 戴震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曹江红 清代礼仪与中西外交 吴伯娅 耶稣会士汪达洪的在华活动 汤斌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国 姚斌 清末秘鲁排华风波中的领事保护 王士皓 论《重校方言》中的“同”与“通” 刘川民 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 赵志强
从晋商,徽商的衰落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长盛命题 题解有四 当今浙商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成为华商大家庭中的一支新锐，且在不断发展壮大。
但居安尚须思危，我们必须重视解答如何才能使浙商长盛不衰的命题。
那么,反观晋、徽商的兴衰史，我们可得哪些题解
题解之一：与时俱进，求新思变。
晋商与徽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
作为浙商，必须培养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摈弃法制观念淡薄、见利忘义、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消极因素，不尚权威，不守成规，与时俱进，为前人所不敢为，谋天下人之未谋。
如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等。
题解之二：优化环境，因势利导，促成要素资源的对等双向流动。
目前，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注册资本总额达610亿元，总投资规模为500亿元之多。
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
以温州为例，不仅向全国输出了大量资本，而且还输出了几十万商人和企业家，但流入的却远不及输出，难以最有效地促进本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当然，浙商所导引的资本流动，确实带来了企业、人才、技术、产权等诸多要素的流动，但也不能忽视，民资的大量外流会导致浙江经济的失血，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空洞。
因此，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壁垒、围墙和门槛，把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具体化为优良的硬件设施、一流的政府服务、良好的配套产业、优美的生态条件，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
题解之三：抓住机遇，顺时而动，努力寻求产业的强大支撑。
据历史学家分析，晋商从经营商业到金融业，始终没有离开商的领域，固守在流动领域中活动，未能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到发展近代工业中去，这是晋商衰败的致命伤。
而徽商的经营形态也惊人地相似，一般不将资本投入产业，他们所赚取的利润来自于贱买贵卖和地区间的差价……这也是他们日渐走向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州朝奉》164页）历史忠告我们，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商业的繁荣难以持久。
在义乌，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与发展，现已形成一个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业群，一双小袜子、一副小拉链、一件小饰品，都已放眼神州，网布全球，真可谓占尽风光。
在全省，由市场派生出来的产业也越来越多，生命力也越来越强，使市场和产业走上了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但是，由于重复投资、分散建设，导致我省产业规模相对偏小，发展后劲不足，在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中，多数并没有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迅速做大。
因此，我省要加大产业支撑的力度，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形成项目群迅速集聚、产业链不断延伸的良性互动局面。
如我省日用消费品的加工制造，既有围绕专业市场形成的区域特色经济的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又有技术趋于成熟的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
这些产品尽管都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但又是不断消耗、更新的，需求弹性大，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题解之四：乘势而上，拓展市场，着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不能持久地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经营项目，是晋、徽商又一失误之处。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义无反顾地走西口、涉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开拓崭新的空间。
可在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大的空间，而是将自己或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或蛰居在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幢又一幢深宅大院，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厮守于一方黄土地上。
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浙商要把注重开拓的创新精神运用到改革实践之中，大胆地走出去拓疆扩域。
浙商从立足浙江到走出浙江是一种进步，从零星出击到集团输出更是一种成功。
浙商必须勇敢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商品结构和市场布局。
一方面，要引入全新的流通方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仓储式经营等新型业态，继续到全国各地发展连锁式分市场，形成以本地市场为龙头，与各地分市场密切分工协作的全国性市场，以创造市场联合效应。
另一方面，要重点培育和开发名牌出口产品，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浙江出口商品群。
按照重点突破、多元发展、全方位开拓的要求，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深度开发面向全球的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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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晋商为例说明何为儒商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代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
现在许多电视剧都在讲他们的故事，许多人都在研究他们的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
而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文化渊源，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徽商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
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而且到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
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
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
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
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
与徽商几乎同时崛起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尊奉的则是山西人关公。
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
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
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晋商获取的巨大财富，对整个山西民风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出现了一种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的现象。
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 作为结果整个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
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
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下结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
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
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
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
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
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
《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
”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
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
”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
”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
”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
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
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
《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
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
”《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
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
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
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
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
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
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
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
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
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
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
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
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
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
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
”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
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
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
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
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
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
……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
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
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
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
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
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历史2010考试题目
龚自珍，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盦（a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 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
嘉庆十五年(1810)，与表妹段美贞结婚。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
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
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
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
”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
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
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
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
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
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
“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
”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
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
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
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
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 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龚自珍画像 性。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
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
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
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
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
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
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
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
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
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
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
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
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
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
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钜《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编辑本段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
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
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
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
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
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
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
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
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
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
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 龚自珍手札 ，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
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
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
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
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
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
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
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
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
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
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
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
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
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
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
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
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
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编辑本段诗作特色 1、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
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2、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
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
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
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
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
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
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
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
“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
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4、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
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
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
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
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
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
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
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
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
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
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散文特色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
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
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
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
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
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
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编辑本段词作特色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
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
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
”（《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
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编辑本段相关版本 本集和版本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
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庵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庵文录叙》）。
后有《定庵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
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庵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庵文集》3册，均吴煦本。
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庵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庵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庵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庵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庵全集》等。
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庵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庵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庵全集类编》等。
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编辑本段作品选摘 梦中述愿 湖西一曲坠明璫，猎猎纱裙荷叶香。
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作水仙王。
歌筵有乞书扇者 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材人有岁差。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概是名家。
蒋兆和《龚自珍诗意图》 送南归者 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
且买青山且鼾卧，料无富贵逼人来。
漫感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梦中作 不是斯文掷笔骄，牵连姓氏本寥寥。
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
己亥杂诗（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十四）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
钟簴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喑。
己亥杂诗（十九）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
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垒到十枚时。
己亥杂诗（四四）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己亥杂诗（八三）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八七）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己亥杂诗（一二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别好诗 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投宋于庭翔凤 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夜坐二首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殒少微星。
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秋心三首（其一、其三）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
声满东南几处箫。
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
槎通碧汉无多路，土蚀寒花又此坟。
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钗一佩断知闻。
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