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景点调查要写哪些了?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体验调查两种形式。
调查区域对象主要是包括绍兴县、越城区、城东开发区...这里所说的服务质量主要包括景点布置、景点的观赏价值、景点环境、景点门票和停车服务等多个方面。
...... 以下例文供楼主参考参考
绍兴市旅游景点消费调查报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景点消费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此，绍兴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绍兴各大旅游景点的环境和服务情况做了一次消费调查，以了解游客消费者对各景点的满意度及目前各景点存在的现状问题，从而给广大消费者提供正确的消费信息，以更好的服务方便景点旅游的游客。
本次调查于5月上旬集中展开，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体验调查两种形式。
调查区域对象主要是包括绍兴县、越城区、城东开发区、袍江、镜湖等各地游客、学生、市民及机关工作人员。
经统计，整个调查发放问卷 700 份，收回 627 份，有效 627 份，回收有效问卷 89.57% 。
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景点旅游已普及市民消费，但以年轻人居多 从调查情况看，被调查的对象有的来自宁波、温州、山东、上海等省内外各地游客及绍兴的本地人。
不过，100% 的被调查对象都曾有到过绍兴各景点游览的经历。
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表示经常会去各景点游玩，绝大部分的人表示偶尔会去，而只去过一次的游客是极少数。
被调查对象普遍认为，绍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主要是鲁迅故里、大禹陵、兰亭、柯岩等名胜故居及风景旅游区。
在这些消费者备感兴趣的景点中，真正起吸引作用的还是绍兴的文化底蕴。
统计发现，有 40% 以上的人选择了领略“文物古迹”作为在绍兴景点旅游的最大目的，而 28.4% 的人表示旅游是为了看绍兴的“山水风光”，其他对于绍兴的旅游购物、节庆活动、民俗风情、饮食烹调等方面感兴趣的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旅游景点普遍存在商品结构单一，无非是“霉干菜”、“臭豆腐”等几种特产营销争夺战，这让消费者的心情打大折扣。
另外，节庆活动和民俗风情如“祭禹”、“兰亭书法节”等外，真正能享誉全国的活动还需要进一步培养。
而饮食烹饪上，绍兴菜也没有形成一定特色，吸引游客眼球的并不多。
当然，从调查情况也可以发现，景点旅游虽已普及市民消费，但主要以年轻人居多。
此次调查中，35 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有 67.2%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而剩下的部分也主要是 50 岁以下的人，也就是说，“夕阳红”旅游的挖掘还有很大潜力。
二、总体质价服务比较好，但问题也存在一些 你认为绍兴的景点旅游的价格服务是否质价相符
有 67.7% 的人选择了“基本相符”，20% 的人选择了“不相符”，可以看出，市民对景点的总体服务质量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里所说的服务质量主要包括景点布置、景点的观赏价值、景点环境、景点门票和停车服务等多个方面。
统计表明，一半以上的人总体认为景点在这些方面做得“好”或者“比较好”，但在“景点购物”及“讲解服务”上，也有一半左右的人认为绍兴各大景点的购物销售及景区讲解员提供的讲解服务上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消费者景点旅游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景点门票的价格，景点的可看性和参与性及讲解员服务等。
1、 门票价格方面 从消费体验和各旅行社的调查情况分析，不少人认为绍兴景点的门票偏高。
特别是一些景点门票票价的调整，被调查的消费者认为“可以涨，但涨幅不应太大”。
而一些景点运用捆绑式售票，虽说不是强制，但一旦单票离体，票价往往比联票要高出许多。
2、景点的可看性 绍兴拥有不少名人古迹，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调查反映，这些基地有些过于空洞。
基地是很大，却没有特色，千篇一律，大多游客感觉空而无实质性内容。
比如，一些名人故居，景点往往仅限于简单的“故居”形式，没有从深究其他历史渊源资源上挖掘其观赏性。
而比如象大禹陵等景点，一味追求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的扩充，而没有深入真正的文化配套内容。
3、景点参与性上 兰亭景点的“曲水流觞”表演，只有在游客和景点互动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可绍兴各大景点中，能从“互动”上做文章的却并不多。
调查发现，不少人认为，绍兴的一些景点“去过了，就没有再去第二次的意义”，实质上缺乏参与性。
比如，设置一些游客参与性强的节目，或许可以让一部分游客“流连忘返”。
4、讲解员服务 调查中，认为景点讲解服务质量“较好”甚至“好”的消费者只占了 35% 左右。
有的景点没有讲解员，有的景点虽有，但讲解员的方言太重，普通话少、且不够标准，这使得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览时，对讲解员的表述只能略懂一二。
三、关于景点旅游消费的几点调查建议 旅游景点实际上是历史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特别是绍兴的大部分景点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价值。
为获取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既有利于美化绍兴的城市形象，也有利于旅游景点的再发展，同时还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休闲游玩需求，在此，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作为江南古城，为了能更有效的利用和保护各资源，真正做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旅游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组建相应的景点宣传队伍，针对人文资源优势突出、商业资源优势独特、区位资源优势显著的特点，有效规划资源，真正把绍兴建设成自然风光和文化相和谐的旅游大市。
当然，门票价格过高（和其他城市相比让消费者感觉偏高），一方面遏止了市民的休闲游玩需求，同时也使这些景点的游客量将大大低于其接待能力，呈饥饿状态，不利于其发展。
为此，也建议有关部门适当考虑降低 票价，提高服务质量，从本质上下功夫，让消费者真正感觉“票有所值”。
2、作为景点自身而言，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服务游客消费者，同时又能在竞争中争创客流量及经济效益，提高景点的资源价值很重要。
从讲解员方面，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在景点购物上可以尝试在商品的结构调整上做文章。
“霉干菜”、“臭豆腐”老三样不可少，但应跳出传统从更多的资源和边缘产业上找绍兴特色，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消费者旅游一次最主要是“游好玩够”，为此，建议一些景点能从参与性活动上挖掘资源，比如节会、风俗、风味小吃等，可以多加入些互动性较强的体验项目及活动。
而某些景点，如大香林、湿地公园等在购物、就餐方面不是很方便，也建议有关方面在加强环境保护和改善、使景点不受污染的同时，增加适当的配套设施建设。
3、景点旅游，旅行社是直接的对外窗口，所以旅行社服务也直接关系着景点消费的热情度。
为此，建议旅游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修好“内功”的同时，能以自律行业的形式进行绍兴品牌的促销。
除了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让绍兴旅游城市的名声更深入人心。
魏晨edziliao
竺可 竺可桢（1890.3.7—1974.2.7），又名绍荣，字藕汉族，浙江上虞人。
中国卓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竺可桢 一丝不苟——座右铭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精神精神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世原则 生平简介 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竺可桢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
竺可桢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
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7年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
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
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
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竺可桢一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直认为科学普及事业是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一个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成绩，应该计入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内。
自1916—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内容除地学、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许多学科，读者对象从科学技术人员到少年儿童多个层面。
他的《大自然的语言》与《沙漠里的奇怪现象》是初二课文。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
中学阶段（15岁始），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
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
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
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
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
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
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付给自己的部分拿出，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实际是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
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
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
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
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
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
任浙大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王愿坚的《草》 人物赏析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
小名，大鸾。
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
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
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