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员增效的弊病是什么
减员增效的弊病是什么
要增加效益，无可厚非。
人员太多，需要减员，也是正常的。
但是减员增效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弊病很多的。
容易引起政策上的失误，目前已经很严重了。
1，人们很可能把减员跟增效理解成顺承关系。
那么首先就是减员了。
国企职工多年来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
一下子不少人就下岗了。
作为企业把这些人全部推向了社会。
但是你怎么推，国家这么多人，也不可能推倒国外去。
企业人少了，社会下岗人就多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人尤其是老职工一辈子创造物质资料，在你企业里呢，你掠夺了资料，把人推向社会，社会拿什么管
结果就是社会贫民增多，没人管，有人管也管不了。
管也是该原来企业管，你不管让谁管呀
你管不了，换领导，谁管了谁干
2，减完了员是不是就增效了呢
完全两回事。
有的原国有企业，效益不算好，但是还养了不少工人。
人都走了，企业还怎么经营
经营不了，就黄了。
有些人愿意企业凋敝，这样就可用很低的价格，买入企业资产了。
这个国企就这样没了。
企业都没了还增什么效
所以减员增效，常常是员也减了，效也没增，企业没了，资产低价处理了
3，不少情况下，企业还在，也没破产。
员确实减了，效也增了。
但是增的就是减下来那部分员工的工资。
职工或者下岗，或者年老职工提前低工资内退。
这样企业节约了一部分工资。
产生了一些效益，这些效益呢，再拿出相当一部分奖励经营者。
其实不过是把老年职工该得的那部分工资拿出来，领导层从新分配。
黄宏这句我不下岗谁下岗触动了多少东北人的心
、厂长同志（暂时姑且还算“同志”吧）被免职了，消息传来，除了新闻中的“”一词令人生厌之外，我首先想到了当年他在作品里“装X”的名言，“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好了，现在机会来了，请你下岗吧
在某种政治气氛下的“奉命文化”， 生编硬造的什么“正能量”作品，必然媚上媚时；而媚上媚时本身，就是媚俗；媚俗的作品，必然低俗
——这是文艺铁律
上“正能量”与“低俗媚俗”节目反差最大（也可以叫“最完美结合”）的，莫过于1999年春晚小品，里面最奇葩是的是的经典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号召国企工人为国分忧，主动下岗
典型的“正能量”
可是，可是，这简直就是伤口上撒盐，欺负中国下岗职工老实啊
大家都知道当时“十五大”（1997年）之后的形势。
“十五大”报告指出，“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
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这种大而化之、貌似充满辩证法的“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对“工人阶级”的具体一员——国企个体工人来说，其实是相当残酷和无耻的
新科朱政府（1998年）也在“靓女先嫁”的口号下，大幅度地缩水、大规模地出卖国有企业，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下岗职工。
这句“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就是对“十五大”报告中那段话的文艺诠释。
这个小品如此媚上、媚时，就是媚俗，就是低俗。
一、虚假。
相信没有一个下岗职工，是出于为国分忧角度，主动下岗的。
本人那时候在工作，我在讲话中，见识过南京某石化公司的某下岗女工，有类似觉悟。
但是，这百分之百是的秀才们编造的假故事。
这个虚构的“她”说，为了我的孩子将来不下岗，我愿意现在下岗。
与黄宏的“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如出一辙：虚假
二、恶俗。
这种“装X”作品，是央视及某些演员一贯的风格，这种假高尚，在受众眼里毫无美感和善意
恶俗之至
三、侮辱当时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下岗职工。
大过年的，往下岗职工极其家庭伤口上撒盐。
其客观社会效果，不亚于对情绪的点燃
这个节目也同时说明，虚假、恶俗、侮辱观众——几乎就是央视与某类演员与生俱来的“胎里坏”风格
一名“小丑”演员，在中国特色的特殊体制下，成了“”，体制的是非咱就不说了，只说个人吧，这种只知道创作“媚上媚时媚俗”作品的人物，还是尽快离开我们的视线为好
别了，黄宏
但愿你的下岗只是职务调整，而不是锒铛入狱。
（刘明江原创）
怎样评价抗日名将马占山
马占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对于马占山的评价应该区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就对内来说，马占山是当年的军阀之一，他的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历史反面性，这也是当年军阀林立的社会历史的固有特征。
但对外来说，马占山绝对可以称得上民族英雄，直到90年代末，哪些还在世的鬼子兵，对他仍然心有余悸。
所以，抗日英雄马占山绝对值得大书特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近亡国灭种，只要是抗日，不论手段，客观论述诈降一事，值得一看。
江桥抗战爆发以后，马占山将军率黑龙江一省之孤军弱旅，对日本打出了中国政府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大挫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军民的士气，极大激发了爱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但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黑龙江军队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下，被迫放弃省城齐齐哈尔，撤至海伦一带休整，以利再战。
虽然江桥抗战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将军武装抗日的决心，丝毫没有一丝动摇。
在海他伦秣兵历马，还多次派出骑兵袭击日伪小股部队，扰乱日本人治理下的黑龙江秩序。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马占山压力最大、最彷徨和迷茫的时候。
虽然激起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纷纷投军报国，补充了很多学生兵。
可是部队弹药消耗已经到了极限，新兵没有枪支、没有子弹，甚至要拿着木头枪参加日常训练。
没有弹药给他们实弹射击，这个时候每一颗子弹都是宝贵的。
部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士气高昂，在加上有海伦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吃喝都不是问题。
可马占山自己却十分清楚，喊口号是打不走日本人的，部队补充大量学生兵，没有多余的子弹，让他们练习射击，到了战场上，上千人的学生兵，往往还不如日军的一个战术小队。
他不能让那些学生兵，拿着木头枪上战场。
也不能拿士兵的生命，换他抗日英雄的美名。
他曾多次致电北平和南京政府，“黑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诸君，迅即决策，果与援助，以解危亡!” 起初他通常能接到六个字的回电‘静候中央命令!’或‘等待国际调停’!可到了后期，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北平行营，干脆连搪塞的话都懒得回复了。
马占山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失望了，他深知，要想让这支抗日武装存在下去，要想继续抗击日寇，就必须自己想办法。
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跟鬼子干!怎么能在一场没有政府支持的战争中，还要维持战争。
是摆在马占山面前的首要难题。
甚至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江桥抗战后不久，东北军吉林省北部的冯占海、李杜两部，进驻哈尔滨。
很快日军即对哈尔滨发动全线进攻，哈尔滨保卫战爆发!马占山将军在海伦得知这一消息，在既要保证海伦安全，又要防止关东军从齐齐哈尔向东进犯，加上部队极缺弹药的实际不利情况下，他不顾身边人劝他保存实力的建议，毅然决定抽调袁琮旅，火速向哈尔滨方向挺进，支援冯、李二部武装保卫哈尔滨。
他派苑崇谷旅前去支援自然有他的考虑，苑崇谷就是哈尔滨宾县人，对哈尔滨一带的地形、民情等实际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让苑崇谷去支援自己的老家，那自然就会卖力、拼命!马占山也可谓用心良苦!可苑崇谷旅在南下哈尔滨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重兵阻击，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苑崇谷几次组织强有力的进攻，希望快速突击过去，支援哈尔滨!可都被关东军强大的火力和优势的兵力截住，苑旅伤亡很大，而且双方持续进行拉锯战，给日军抽调兵力包围苑旅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苑旅在经过江桥抗战后，士兵疲惫、弹药告急，以属疲惫之师。
再加上这一次的惨烈的激战，部队减员过半。
苑崇谷为了最后不被日军包围全歼，在电请马占山以后，苑崇谷下令部队在日军包围圈即将形成，尚未扎死口袋的情况下，果断放弃南下支援哈尔滨的计划，陆续撤出战斗!最后，苑崇谷损失惨重，整旅几乎被拼光，不得不加以休整!不久，哈尔滨沦陷，此时的马占山更加担心黑龙江抗日部队的命运。
因为，哈尔滨沦陷后，这标志着日本关东军，又准备腾出手来，进攻海伦。
可眼下他的这支部队，根本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武器，与之抗衡，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关东军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派板恒正四郎等高级军官为代表，前来与马占山商谈，和平解决黑龙江的反日武装问题。
马占山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最后为了拖延时间，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他答应与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代表进行会面，并口头答应日军不与其发生冲突等条件，赞同日满亲善等主张。
日方则表示只要马占山不与日本军队作对，将继续由马占山出任满国黑龙江省长，并且不在对马占山的部队进行围剿。
但对于日军方面拿出来的，签字性的正式文书，马占山总以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为由，婉言拒绝。
但口头同意日方的条件。
( 马占山以伪满黑龙江省长的职位，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转移大批物资出城)不久，伪满国建国以后，马占山依然手握兵权，并不断同铁杆汉奸张景惠、熙洽等满洲国政要周旋。
利用满洲国黑龙江省长和黑省驻军司令的特殊身份，秘密敛集枪炮、弹药、物资。
秘密收集银元、钱粮和日本军队的有用情报。
而且积极获取张景惠、熙洽等人的好感，利用他们对日本人的忠心，使自己逐渐获得日本人信任，据说当时，日本人还为马占山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用于黑龙江境内的反日武装和游击队。
当时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弹药最后全招呼到自己的身上了!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马占山于四月初，以自己下属某部有哗变的可能为由，向关东军总司令提出前往某部去视察，必要时进行镇压。
而且事前几天，他还向关东军司令敬献两匹特等战马以表忠心。
随后，马占山率领自己的骑兵卫队，秘密用十二辆物资卡车、六辆轿车、及几百匹骡马将大批军需物资、武器弹药，运出了日本人控制的省城齐齐哈尔，一路北上黑河，并通电全国，表示反正。
随后，又被各黑龙江各旅旅长，公推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
之后的日子里，马占山又不断率部袭击日伪军，甚至一度挥师南下，几乎收复了日军重兵占领的省城齐齐哈尔市，但因手下一个旅长及手下数千人，战时叛变投敌，突然调转枪口!搅乱了马占山的全部作战部署，最终未能如愿。
在通电反正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继续率部，不断出击，黑龙江救国军鼎盛时期，部队超过六万余人。
并多次与关东军面对面的进行战略决战!并主动攻击日军重兵驻守的重要城市。
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
北满地区处处有战火，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
但最终，部队因伤亡惨重，无力补充。
于1932年12月7日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33年6月转道回国后，经国民政府任命，以东北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之职，继续领导绥远一带的抗日斗争。
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来，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能力，坚持领导黑龙江地区，政府军武装力量持续抗日一年多之久，实属不易之举!所以，马占山诈降，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缓兵之计，是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完整的保存下这支抗日武装的唯一办法!马占山他是胡子出身，他也许更加现实，不会让弟兄们喊着空洞的口号，拿着镰刀，冲向鬼子的机枪，做无谓的牺牲。
!但也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事实也证明了，后来黑龙江救国军，之所以发展到鼎盛时期，兵力超过六万，不论是军费、枪支、弹药、后勤物资，都和马占山搂草打兔子，卷走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大批银元、物资、枪支弹药有直接关系!诈降以后，在满洲国，马占山也并没有签署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文件，甚至找不到他的任何签名。
这一点他同张作霖对日方针是相同的，软膜、硬泡、装糊涂的模糊政策很相似。
口头答应，但不签字。
伪省长的就职典礼，他干脆称病不去参加。
在等到日本人实际任命以后，马占山就在一步一步利用自己在满洲国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为抗日部队筹集钱粮弹药，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诈降。
马占山诈降之举，说到底和国民政府对黑龙江抗日斗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他诈降的根本目的我想就在于，将黑龙江的抗日斗争更好的延续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诈降，马占山的政府军武装，是根本坚持不到1932年年底的。
可能1932年春节前，黑龙江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后东北义勇军，甚至抗日联军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这是最早、也是第一支成建制、且具有数万兵力的东北抗日正规部队!也是东北抗日部队中，唯一一支与日军正面进行阵地战、城镇攻防战，甚至大兵团决战的部队!但因为国民政府军作战的习惯，加上主官的钢硬性格。
不断以硬碰硬，不会有效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军伤亡有数万人之多，武器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这也是最后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诈降以后，在满洲国，马占山也并没有签署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文件，甚至找不到他的任何签名。
这一点他同张作霖对日方针是相同的，软膜、硬泡、装糊涂的模糊政策很相似。
口头答应，但不签字。
伪省长的就职典礼，他干脆称病不去参加。
在等到日本人实际任命以后，马占山就在一步一步利用自己在满洲国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为抗日部队筹集钱粮弹药，这完全就是有预谋的诈降。
马占山诈降之举，说到底和国民政府对黑龙江抗日斗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他诈降的根本目的我想就在于，将黑龙江的抗日斗争更好的延续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诈降，马占山的政府军武装，是根本坚持不到1932年年底的。
可能1932年春节前，黑龙江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后东北义勇军，甚至抗日联军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这是最早、也是第一支成建制、且具有数万兵力的东北抗日正规部队!也是东北抗日部队中，唯一一支与日军正面进行阵地战、城镇攻防战，甚至大兵团决战的部队!但因为国民政府军作战的习惯，加上主官的钢硬性格。
不断以硬碰硬，不会有效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国军伤亡有数万人之多，武器弹药消耗不计其数!这也是最后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农”的重要地位是什么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编辑本段]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
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
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编辑本段]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
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
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
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
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另人心寒。
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
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
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
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
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
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
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
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编辑本段]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
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
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
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
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
“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
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编辑本段]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
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
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
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
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
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
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
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
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
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
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
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
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
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编辑本段]其他 附录：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咏现代农业、新型农村、农民诗句 一、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少用人，机器比人更尽心。
耕耩收割自动化，优良品种转基因。
新鲜蔬菜无冬夏，温室大棚有常春。
三中全会政策好，科学种田能富民。
二、新型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兄弟多温馨。
生老病死有依靠，衣食住行皆顺心。
现代通讯通罗马，康庄大道奔京津。
合作医疗好处多，学校朗朗读书声。
三、当代农民 现代农业当代人，新兴城镇新农村。
精打细算勤管理，学习科学多用心， 春秋种田能致富，冬夏打工可脱贫。
用足三农好政策，强似烧香拜鬼神。
南昌起义 资料
起义的原因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合作，所谓“宁汉分裂”。
江西南昌则在武汉和南京之间。
由于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
一方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大革命失败”。
于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叶挺第十一军，和贺龙第二十军，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准备起义。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因为贺龙部兵力最多；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贺龙是起义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叶挺起义前就是共产党员。
但叶部蒋光鼐、蔡廷锴师只服从国民党左派，不愿接受共产党指挥。
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在起义前赶到南昌，阻止起义，但被多数参与决策者否决。
起义经过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
起义胜利后，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
国民党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
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然后追击起义军。
在南进广东途中，蒋光鼐、蔡廷锴师脱离了起义军。
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又没有发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起义军士兵很多。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目的是企图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25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
但起义军在攻击潮汕途中，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在汤坑遭受大败。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南下部队余部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朱德所部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派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去中央汇报，朱德与第25师73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率该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朱德将部队的一字形战术改为人字形战术，开始了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约剩3个营800人，林彪在这支队伍中，一度离队，后又担心被民团抓住，归队。
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朱德化名王楷。
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部又移师湘南。
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会师，建立红4军。
在公开场合，起义军表示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反对起义军所称的“右派”蒋介石。
八一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消灭革命。
由于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使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并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
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
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建军节的来历简介
有说牺、有说失踪的钱壮飞（1895年1935年），浙江湖州人，中共的“龙潭三杰”之一；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4月25日，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4月牺牲（一说失踪）。
贵州金沙说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
’”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
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
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
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
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
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
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
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
”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疑点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此说疑点：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
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
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
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
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
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
“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
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
”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
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
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
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
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
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
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
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
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
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
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
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
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
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贵州息烽说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
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
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
”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
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疑点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
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
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
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
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
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
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
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
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
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
而此时，、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
4月1日，、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
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
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
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
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
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
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
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
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
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
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
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
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
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
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
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
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
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
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
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
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
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
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
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
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
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
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
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
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
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
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
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
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
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
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
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
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
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
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
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
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
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
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
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
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
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
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
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
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
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
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
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
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
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
当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
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
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
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
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
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
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
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
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
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
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
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
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
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
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
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
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
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
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
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
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