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题 乔布斯实现梦想的历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苹果自1976年创建以来，在乔布斯的带领下，用35年时间创造了从零到35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今年苹果的市值甚至超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成为世界最大市值公司，其手头现金流超过美国财政部，真可谓富可敌国。
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同一家公司分别对三个不同的领域：音乐市场、手机市场和PC市场，产生如此大的变革和影响，在经济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可谓前无古人。
乔布斯引发全球关注的理由显然是其创新精神和对用户体验的完美追求。
乔布斯领衔的苹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核心要素在于创新和完美体验，永不枯竭的创新动力是乔布斯和苹果成功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处于移动通信行业正在起步的小公司，我们应该从苹果公司或者说从乔布斯身上学习什么呢
当天晚上收到一条乔布斯精彩言论的短信，此时此刻我亦有感而发，并结合公司的发展情况与各位做如下分享：1、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乔布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并不停向他的团队贯彻这个思想。
“世界太大，我们太渺小”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也是鼓励我们坚持平庸的理由。
殊不知我们每一个很小的行为都有可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世界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组成，每一个好的产品或者业务都有可能改善许多人的生活，提高很多组织的效率，推动社会的进步。
试想一下，如果有1000万用户在同时使用我们的业务，每一次业务使用给用户带来些许生活或工作的改变，这个积少成多的效果会变得何等巨大。
如果有500万手机用户在使用二维码电子券，将降低多少纸张用量，减少多少树木，对环保事业作出何等伟大的贡献。
相信大家都听过蝴蝶效应的故事，就是太平洋这边的美国树林的一直蝴蝶煽动一下它的翅膀可以引起日本国土的一阵飓风。
作为世界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伟大的事情，都在通过创新的技术、创新的业务在改变着世界。
只要我们这样想并且坚持这样做，我们会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2、人这一辈子没法做太多的事情，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得精彩绝伦目前公司几个业务都是运营性的业务，需要各团队每个成员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和支撑，一些同事也反映有点乏味甚至无聊。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就是胜利
人生有太多的选择并在选择过程中迷失，是大多数人总结人生失败经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乔布斯35年都在坚持做一件事情，比尔·盖茨30年也在坚持做一件事情，巴菲特50年也是在坚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成功了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的选择，三年来我们坚持当初定下的目标，虽然我们离成功还很遥远，但这丝毫不影响对公司战略目标的追求。
乔布斯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执行力决定竞争力，细节决定成败。
执行力取决于我们每一位员工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每一个细分的目标，对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有吹毛求疵的完美精神。
惟有这样，我们所运营的业务和服务才能给用户最完美的体验，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以用户为导向。
3、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作为管理者，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好的平台，一个让所有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才展示自我的舞台。
我们还很弱小，但这无法阻挡我们成为一家伟大企业的梦想和追求，就像乔布斯35年前在他家车库建立苹果公司时所设定的目标需要漫长的岁月去实现一样。
你爱你的产品吗
你满意你的服务吗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分钟需要考虑的事情。
乔布斯的成功之处就是对苹果产品的疯狂的热爱，不管这个过程受了多少次打击和失败。
我们可能无法具备乔布斯哪样天赋，但我们至少可以拥有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之情，当然首先要把公司的事业当作你自己的事业。
只要景心所有的同事以全身心的热情投入到我们每一次用户投诉、每一次市场活动、每一次产品优化、每一次…,公司的事业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我们都会在努力中建立一番伟业。
4、只要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立即跳出思维的框框乔布斯所带领的苹果打造出一个个划时代的产品，也不停的挑战人类对科技产品的体验极限。
就像NIKE的广告语“Nothing is impossible ”一样，只要我们敢去想，并采用正确的方法一定可以创造一个个奇迹。
我很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导演都在通过小人物在大事件中通过一己之力在危难中拯救地球或者人类，其实也是在倡导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在鼓励这种“只要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精神。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选择“我不是伟大的人物，我只能选择平凡的生活”，也是选择固守的思维框框。
殊不知正是这个选择导致了我们不敢去想，也不敢去尝试，什么都变得不可能。
5、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人的生活上生命是有限的，待我们在回顾一生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件让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乔布斯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建议我们珍惜生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加油啊
同志们，乔布斯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依然在鼓励我们，他创造的奇迹还在影响这世界
向先行者乔布斯同志致敬
求名画家对笔触的看法与肯定
《中国极多主义》和《念珠与笔触》两个抽象艺术展在北京举行，至今圈子里还在议论这两个展览。
两个展览策展人高名潞和栗宪庭都是中国前卫艺术的“领袖级”人物，也是我的老朋友和在《美术》杂志时的同事。
从展览规模、参展艺术家和展览题目来看，两位策展人都试图对被冷落的各地抽象艺术创作给以关注，并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总体特征加以概括和总结。
两个重量级人物同时关注中国抽象艺术，连参展艺术家都有相当数量属于“资源共享”，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尽管总的来说负面看法比较多，有的甚至相当尖锐，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过些逍遥话，但展览毕竟提供了一次广泛深入地讨论抽象艺术问题的机会，而且由于两个展览都突出了“中国性”，因此问题也就必然涵盖对“西方性”认识。
我也看到了中西抽象艺术的不同，也认为这个差异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但不想延续二位老朋友的文化学路线，只想从艺术学和艺术史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是“抽象”还是“非具象” 在今天探讨学术问题，几乎不能不从对词的审视开始。
Abstract（抽象）这个词的原义是“从…拉出（抽出）”的意思。
Ab（s）是“从”的意思，tract是“拉”、“抽”的意思，tractor（拖拉机）就是从tract来的。
在实际使用中， abstract 通常是和concrete（具体）对立的概念，指从感性世界提取出的理性认识，由于抽象概念与抽象思维在表述上比较深奥、晦涩、难懂，因此abstract又引申为深奥、晦涩、难懂的意思。
用abstract painting给一种前卫艺术命名，应当说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它把没有具体形象因而晦涩难懂的绘画悄悄推到哲学的高度，当有人发觉这并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的形或概念，而是对形的瓦解与纯粹的形式构成，因而应当叫non-fugurative（非具象）的时候，这个命名和被命名事物之间的命名关系已经固化为不可更改的公共约定。
然而，一个准确概念的学术价值肯定要超过一个狡猾命名。
“抽象”一词不存在否定性，所以我们只能说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概括，而不能多对具体事物的否定或者破坏，因此，它更适合指称对行进行了高度概括的大写意中国画，大写意的确是从自然之形中抽取出笔墨之形。
“非具象”一词则不然，它的意思明显是对具象的否定和反运做，而西方的abstract painting的确是对传统具象绘画的否定和反动。
从西方美术史的线索上看，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三步曲”也的确和figurative、non-figurative 和re-figurative (具象、非具象和再具象) 相对位。
三、西方艺术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 具象阶段追求“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
这里只需要提一句：“模仿”，不是英文的imitation，而是拉丁文的mimesis，这个词首先指幼儿的咿呀学语，大概是西方人的学语不是“咿呀”，而是“咪么”，所以叫做mime-sis。
“按照应有的样子”就是按照理想的样子或者理念的样子。
在源于前苏联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模仿”被称为“源于生活”，“按照应有的样子”被称为“高于生活”，模仿的另一种表述“镜子说”则变成了“反映论”。
说白了，“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就是既要像，又要完美。
对于手工制作的艺术来说，完美第一要求形象好看，第二要求做工精细（大理石和汉白玉分别成为中西石雕材料，就是因为它们较好地满足做工精细的要求，陶被瓷取代也是因为后者更为精细）。
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文词Beaux-Arts 强调了好看，beau (x) 这个法文词就是英语里的beautiful。
但是英文并没有采用beautiful-arts一词，而是选择了Fine-Arts。
Fine 这个词在英文中不是“美”的意思，而是“精细”的意思，在法文中也是“精细”的意思。
中文的“美术”一词是来自法文的Beaux-Arts 而不是英文的Fine-Arts，如果是来自英文，那中国的所有美术学院就连一天“美术”都没教过，只教过rough-art，即粗糙的艺术，中国美术专业教的画法是德拉克洛瓦以后的画法，fine-arts的标准，这种画法绝对不fine而是rough，以至在当时被称为massacre de peinture (法文，意为“对绘画的屠杀”)。
西方绘画在德拉克洛瓦以前都是追求形似（模仿）、精细和美，这一点与中国的工笔画的追求相一致。
德拉克洛瓦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上抛弃了精细和以精细为保障的精确，他说：“许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尽一切可能不表现笔触，而一味追求轮廓，其理由是认为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笔触；但轮廓又何尝存在
”同时，他还强调绘画形式要素的“音乐性”：“这种效果由一定的色彩安排，明和暗的转换，也就是说，是由可以称之为画的音乐所创造出来的。
”为了支持这种“音乐说”，他把音乐说成“艺术中最伟大的”，并以音乐的非模仿性质疑“模仿说”。
摆脱形的制约，放弃对精细的追求，无疑是视觉艺术主体化的表现，也是结束工匠艺术+文盲受众的说教艺术史的开始（象形是文盲的文字，象形文字便是最好的证据）。
这段艺术史在西方持续的时间要远远长于中国，原因是西方没有丝绸和纸这种方便的材料和文人这种创作与欣赏主体。
今天，生活在落后的中国的中国人，不可能发现“舞文弄墨”曾经是一项中国文化特权，因为中国有丝绸和纸以及这两种材料缔造的广大“识文断字”群体（羊皮纸这种昂贵材料只能用于抄写最重要的读物《圣经》和缔造少数几个认字的神职人员）；也不可能想象先进的西方推崇的文艺复兴master（大师、巨匠），就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的中世纪手工作坊的顶尖师傅和工匠，所谓master piece，并不是什么“杰作”，而是“师傅的活儿”，painter更不是什么“画家”而是“漆工”，连工具都不是画笔而是漆工刷子，画刀则是漆工刮泥子的刮刀（木版坦陪拉先要糊布刮泥子，后来演变成亚麻布上打底子的油画），所谓“工作室”（studio）不过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
我不知道painter（漆工）德拉克洛瓦“对painting的屠杀”是否用了“泥子刀”，但库尔贝把“泥子刀”变成“画刀”肯定是继承和发扬了德拉克洛瓦“对绘画的屠杀”。
如果西方现代艺术史可以分为现代和后现代，那么整个现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 对绘画的屠杀 而持续不断地非具像化，塞尚和毕加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们分别确立了与具象截然相反的非具象理论与实践，凡高的意义则在于他实际上把德拉克洛瓦的 音乐说 演变成表现性的色彩构成，其表现性得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洛克的彻底推进，其色彩构成则与塞尚——毕加索的几何构成共同导致了所谓 热抽象 和 冷抽象 ，因此，无论是 热抽象 还是 冷抽象 ，都可以在作品题目中看到德拉克洛瓦音乐说 的影子：两种抽象作品均喜欢冠以composition多少号的题目，这个词在西语中就是 作曲 的意思，翻译成 构图 x 号 也许是因为译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 音乐说 对现代艺术非具象化的巨大影响。
四、中国的抽象艺术之路 中国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实际上非常接近古希腊的“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即既解决形似的问题，同时又不照搬自然。
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神既对象的活性，后者强调对象在形上的完美。
但顾恺之的“形神论”用了一个“写”字（以形写神），代表自东汉发明造纸术之后识字阶层的迅速扩大，并开始结束文盲画工+文盲受众的初期艺术史。
文盲画工或画匠是只能画（画）不能“写”（字）的，只有识字阶层才能“写”。
这个“写”字不断地被顾之后的画论沿用和巩固，如“以形写形”（宗炳）、“传移模写”（谢赫）、“写山水之纵横”（元帝）、“写百千里之景”（王维），并出现了“写竹”、“写意”、 “写生”之类的术语，甚至对引进的西洋画法也冠以“速写”、“写实”等。
识文断字之士的“写”当然不会像文盲画工和西方文盲“漆工”那样在现成的主题下追求形似、好看和精细，因为这些都不是“写”的目的。
“写”的目的是表达写作主体的思想、观念、情怀等，道出写作主体的“思浩荡”和“神飞扬”（王微），是“畅神而已”而非“以形写形”。
因此，到了工匠式的具象写实发展到宋代《清明上河图》的水平的时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苏轼）的批判便降临了，“画中有诗”的“意境说”便崛起了，同时，唐诗宋词对意境的发掘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审美价值观。
“意境说”显然更加强调绘画的主体性，“意”本身就代表创作主体，但这种主体又是与客体“境”同一并受其制约的主体，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
随心之所欲的艺术主张与追求，充分体现在元代倪瓒说的“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和“余之竹，聊以抒胸中之逸气耳”。
他说的“画以写胸次之磊落”清楚地说明了“画”就是“写”，“写”就是表达自己。
但是由于“写”自身规定的可识别性，“随心”不可能完全排斥“形似”而成为彻底的非具像，中国草书也是因为受“写”的可识别性的制约而未能成为所谓“抽象书法”。
于是“似与不似之间”就成了中国画颠扑不破的底线，太似便不是“写”而是“画”了，那是文盲画工的事情；不似便违背了“写”的可识别原则，那就不是“写”而是“涂”了。
实际上，中国画是“写”的特质，在谢赫提出的“六法”之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完整论述。
在这“六法”中，有“四法”同时适合于书和画，只适合于画的只有“应物象形”和“随类赋采”。
而最重要的第一法“气韵生动”和“古法用笔”绝对是和书法相通相同的法则。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传移模写”中的“写”字。
至于中国书画都是从临摹开始，都是记住形而作（胸有成竹）而非边观察边记录（写生），都是在空白上留墨而非在背景色上造型。
也正因为这个“写”的特质，中国石碑的价值要高于石像的价值（无论是中国石像，还是西方的画和石像，都基本上是工匠或巨匠为文盲受众提供的视觉代码）。
长期的“写”的传统、牢固的“写”的价值观与“写”的规定性，使中国艺术家眼睁睁地看着朗世宁和波洛克突破“太似”和“不似”这两条边界，自己却只选择符合中国笔墨趣味的西方品种。
德拉克洛瓦之前的属于“太似”，是匠气的“洋工笔”，不要；毕加索之后的属于“不似”，是不具备“写”的可识别性的“洋欺世“，也不要；二者之间则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洋写意”。
因此，徐悲鸿——苏派体系实际上就是这种“齐白石折中”的西画版，加在一起可以叫做“齐白石——徐悲鸿折中”，简称“齐徐折中”。
这个“齐徐折中”体系在清代画家邹一桂和当代画家吴冠中对西画的排斥性吸收中得到有说服力的具体体现。
邹一桂提倡“形似”和“入细通灵”，指名道姓地批评“以形似为非”的苏轼“直谓之门外人可也”。
他当时见到的西洋油画符合他“入细”的主张，能够起到“醒法”的作用，避免初学者误入“以形似为非”的歧途。
但因不符合“写”的规则（“但笔法全无”），因此，虽然有工细的优点，但又染上了匠气的毛病，因此不能算做好的作品（“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这里，邹一桂显然把当时的西洋画当成了匠气的“洋工笔”，如果他见到的作品是德拉克洛瓦画法的“洋写意”，他就不能说“笔法全无”了，最多只说西洋画笔法与我中国不同。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艺术家的确欣赏甚至崇拜德拉克洛瓦开创的洋笔法。
吴冠中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著名的“形式主义”者，反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内容主义”，因此，充分肯定波洛克纯形式的艺术价值，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一种波洛克风格的“似与不似之间”。
是青年艺术家迈出了走向彻底非具象的步伐，打破了“写”规定的可识别性。
这迟到的突破既困难又轻松。
困难的是新老传统支持的齐徐折中体系强大、坚固，突破谈何容易；轻松的是千年中国书画“笔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的油画“笔触”经验使中国艺术家在“抽象水墨”和“抽象油画”创作上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分寸把握能力。
但当旧习惯的阻力逐渐减弱之后，笔墨笔触上的轻车熟路又使中国艺术家在光洁材料的非具象与几何构成的非具象方面相对迟钝，使手工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超过工业感。
当然，全球范围的包括现成品、行为等在内的具象符号类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家在非具象领域的探索：纯形式要素的组合，似乎成了设计师的专利。
五、视觉值：非具象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我不否认非具象艺术在理论与批评支持上的不利地位，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创造出的只是一个服务于眼球的“视觉值”，一般观众很难看出个所以然，批评家很难进行社会学联系和阐释（这一点与纯粹服务于听觉的音乐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抽象艺术在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写实传统的致命一击之后自己也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在英文中“值”和“价值”都是value这个字。
实际上，视觉艺术首先是向我们提供一个有区别特征的综合视觉值，这个视觉值决定了一件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区别，告诉我们这件作品不是其他作品。
所谓具象作品就是其视觉值构成了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事物，非具象作品的视觉值则只构成作品本身，不构成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任何事物。
当视觉值构成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时，我们变能够借助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来读解、欣赏或抨击作品，包括其思想性与技术性；当视觉值只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构成的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经验便失去了读解作品的能力，同时也不会感到制作技术的高低，但不同的视觉值绝对提供不同的视觉感受与视觉心理作用。
视觉值在具象作品中与起表现的事物“绑定”，在设计里则与特定的实用功能形态“绑定”，只有在非具象作品中，视觉值才具有对立的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绑定”成分或“附加值”，那只能是模糊的视觉心理因素，通俗的说法叫做视觉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视觉感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伴随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我们对服装的选择，相同款式的衣服有不同的色彩值供我们选购，每种色彩都有其他色彩不可替代的视觉价值，这时，色彩值就转换成视觉价值。
同理，构成、机理等视觉值也能直接转换成视觉价值。
这种纯视觉意义上的价值是很难用语言陈述的，我们对这种价值的确认通常用“我喜欢”或“拍案叫绝”来表达。
实际上，中国古代画论画评中有大量对视觉值价值的间接确认和肯定，比如用“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来肯定布局的视觉价值，用“力透纸背”、“枯笔渴墨”等来肯定墨迹的视觉价值，用“荒寒悠远”肯定意境的视觉价值，等等。
但进入非具象领域，传统的描述与评价用语几乎全部失效，这种间接的价值肯定方式也随之失效，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批评困境。
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批评，艺术品就降低为普通商品，从而在与具象作品的竞争中处于无法逆转的弱势地位。
其实，抽象艺术作品的视觉值就是它的视觉价值，就像服装的视觉值就是服装的视觉价值一样。
具体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面，艺术家的创造性只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曾有过的视觉值，并且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作品之间视觉差异越大越好。
六、从《向塞尚致敬》中的悖论看形式变革的意义 1900年，法国艺术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创作一幅题为《向塞尚致敬》的作品，用纳比派的具象象征方式表达了艺术家对塞尚的推崇，而这种方式有恰恰与塞尚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相违背的，因为塞尚的道路是否定模仿说的道路，是走向非具象的道路。
因此，真正的向塞尚致敬的是毕加索，尽管他没有画过专门向塞尚致敬的画。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用文言文写一篇“向白话文致敬”的文章，另一个人用白话文写一篇“向文言文致敬”的文章，或者用白话文写一篇反对使用白话文的文章，我们宁可相信用白话文写作更具有否定文言写作的意义，而那篇用文言支持白话文的文章，是以自己的文言写作方式否定了自己提倡白话文的写作内容。
也就是说，德尼是用表达方式上对塞尚艺术的否定来表达对塞尚推崇。
以上分析表明，表述方式比表述内容更具有变革的实在性，现成品、超现实、照相写实、观念摄影、video艺术、行为艺术等等，首先都是表述方式的变革和出新。
艺术品的生产如此，非艺术品的生产也是如此，所谓工业革命，首先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不是生产“内容”的革命。
社会革命也社会组织和运做方式的革命，而不是把一些社会“内容”破坏掉。
中国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没有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组织和运做方式，其结果只能是所谓改变统治“内容”的“改朝换代”。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非具象艺术在中国的前卫意义是否已经结束，应当被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之类的具象作品取而代之了。
喧嚣热闹的“抽象水墨”和到处可见的非具象城市雕塑或景观表明，非具象在中国还属于发育期或前卫期，但除了这两个特殊领域，中国当代艺术几乎是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等具象方式的一统天下。
至于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位的几何抽象作品更是少而又少。
用“后现代”、“读图时代”、“人文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传统”等来解释90年代至今具象作品在中国的压倒优势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克隆一下所谓西方“后现代”就能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入后现代，那么克隆中国青铜器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回青铜时代。
如果作品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看的，那么一定出现大量对图象的阅读即精确语义分析，而不是现在这种给不同的图象贴上相同的语言学标签。
“人文关怀”更是一个“放只四海而皆准” 的空洞能指，一个贴到哪里哪里亮的广告词。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未经历深刻的视觉革命，只是从一种歌颂的具象变为讽刺与抨击的具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与过去用文言（药）提倡文言（汤），现在用文言（不换药）提倡白话（换汤）没有什么不同。
视觉革命走道尽头的标志是确立新的视觉方式在民众心目中的稳固地位（就像扬州八怪从“怪”变为不怪），进而变成新的视觉标准与习惯，这样才能为下一场变革提供前提和意义。
四年级人教版语文上册第七，八单元复习知识点有哪些
不是 好像是因为曾用济南军区力量拍大片，票房仅24万黄宏透露，影片拍摄共消耗空包弹5万发，炮弹、火箭弹数十枚，炸药3000公斤，油料60余吨。
3月4日那天，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宏少将被确认免职，但他仍在政协会场上参加了会议。
黄宏曾缺席了2014年最重要的盛会——他没能出现在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上。
黄宏的缺位并没有太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时人们在还在为赵本山没有参加议论纷纷。
和赵本山相比，同为小品演员的黄宏在《装修》系列之后没有特别令人记忆深刻的作品，2012年担任八一厂厂长后更是不再参加春晚。
但八一厂厂长没出现在座谈会上，实在不太正常。
“文艺座谈会”召开10天后，黄宏在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组织的“文艺座谈会学习会”上提到了《鸣梁海战》：“正能量的作品只要品质过硬依然能得到市场的拥戴。
” 这是一部韩国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李舜臣将军在银幕上用火炮和巨舰碾压着倭寇们的小艇。
这是一个曾经身陷囹圄的将军收拾残局、打了一个翻身仗的故事。
黄宏将军领导的八一厂也需要一个翻身仗，此时的八一厂正在试图用南水北调题材的《天河》来获得市场的认可，黄宏亲自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
现在，八一厂也许还能重振声威，但负责人已经不再是黄宏了。
丰碑和阴影 “在八一厂众多艺术家面前，我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开始学习电影。
”黄宏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时，曾谦逊地说过。
这可以看作黄宏对八一厂悠久传统的致敬，但这句谦虚的言语同时也给人“hold不住局面”的感觉。
文艺界固有的鄙视链当中，戏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电影也要让上三分，之后的各门类，电影都可以随便睥睨——电视剧、小品、相声、快书，在电影面前都算不上艺术。
遗憾的是黄宏的出身是山东快书演员，后来拜师马季学说相声，最终靠小品走红。
网络上的一种偏刻薄的描绘中，黄宏被叫作“小品将军”，但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位八一厂厂长有“电影将军”之类的称呼。
黄宏之前的厂长明振江协调组织了《大决战》三部曲，有多年的电影管理工作经验。
另一位知名度极高的老厂长王晓棠是八一厂老演员出身。
2010年10月，黄宏出任八一厂副厂长。
在此之前，他主演和导演的电影只有4部，其中包括获过奖的主旋律作品《25个孩子一个爹》，但真正令观众记忆深刻的，是他和魏宗万合作的《巧奔妙逃》。
在这部手撕鬼子式的喜剧电影中，和小品舞台上一样眉开眼笑的黄宏紧张地领着鬼子们欣赏了魏宗万唱、自己用锅盖伴奏的《弹棉花之歌》：“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弹好了棉被，姑娘要出嫁。
” 经历上不足以说服老同志们的黄宏必须用新思路和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
2012年4月，黄宏升任厂长，他必须要把旧棉花弹成一床新被，而他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丰碑。
在《第十放映室》节目里，老厂长明振江曾提到《大决战-辽沈战役》的票房是2亿多元人民币，尽管有学校、机关组织观看的便利，仍然有很多人自掏腰包，看真枪真炮几乎没有电脑特效的战争场面，这是八一厂的历史最佳。
迄今为止，通货膨胀都没法帮他们跑赢这样的一个战绩。
八一厂有最好的演员，军人演员演军人，八一厂有最好的编剧和导演，八一厂有最好的枪械师、烟火师…… 这些都是曾经的辉煌，以1994年《亡命天涯》为界，好莱坞大片第一次引进中国，进口大片里有的是战争和枪械的镜头，八一厂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应对吃力。
2007年，冯小刚的《集结号》首先想到的合作者就是八一厂，但是报告打了很多遍都没有通过，因为主人公“谷子地”杀俘和后来上访找说法的行为有争议。
最终冯小刚找了韩国的团队来负责各种战争场面的效果。
在曾经多次参与八一厂创作讨论的编剧村言看来，2007年上映的电影《集结号》对八一厂更是“一种刺激”。
“人家想拍一个军事片，人家可以赢得观众。
而且《集结号》更刺激他们的是，整个制作团队都是韩国的，包括军事团队、爆炸、烟火师，就是说已经可以不用八一厂了”。
尽管错过了这样的合作机会，但那时的八一厂在政治任务的完成上仍然毫不含糊，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八一厂的摄影师赶到前线拍摄了许多的镜头。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灾区遇到了八一厂摄影师，非常惊讶。
真刀真枪、吃苦耐劳，调用大批人力、武器装备，是八一厂曾经的看家法宝。
黄宏也一度试图复刻这样的成功，2013年底，八一厂十八大后的期待之作《目标战》宣传时，黄厂长高调地宣扬这部电影使用了多少真家伙： “影片拍摄全程都是真枪实弹的实兵对抗，最大限度减少电脑特技的制作，在武器装备的动用、战场环境的营造和战斗对抗的激烈程度上都力求真实效果。
” 当时的媒体记录道： “黄宏透露，影片拍摄共消耗空包弹5万发，炮弹、火箭弹数十枚，炸药3000公斤，油料60余吨。
此外，还有新型突击炮、新型伞兵突击车、新型水陆两栖突击车、95系列突击步枪、大口径反器材步枪、武直-10直升机、米-171运输直升机等一系列武器装备的银幕处女秀。
” 广告界的共识是，有大量数字存在的广告文案一定是失败的。
八一厂的声名给黄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最想听到也是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黄宏在一次采访里说。
辽宁曲协的曲艺作家崔凯和黄宏是多年的老友，在黄宏担任厂长之后，他发现老朋友非常焦虑。
“市场力量太强了，有正能量的、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创作和传播都比较难，他一直觉得很焦虑。
”崔凯说。
黄宏四处出击，到处找人取经、商量事。
这可能是他从辽宁军区文工团时就保留下来的习惯。
崔凯说：“黄宏经常拿着本子到曲协，到处找人遛活儿(练台词，改情节)。
” “你是一个军级的干部，你是一个省长级别的人，哪个省长会为具体的事去开讨论会，跟外头的人谈?”村言说自己能理解黄宏的焦虑。
“黄宏是想搞些军旅题材的商业化主旋律。
以前的中国影视要不就是政治宣传，没有商业性，大家不喜欢看。
要不就是说纯商业、纯艺术，那样又不能满足所谓的宣传正面的思想。
” 好莱坞从来都不缺少“主旋律”，《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战马》和2010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都是宣扬美国式的主旋律又赢得了市场和口碑的经典。
早在2003年两会时，黄宏被问到如何看待一些文化艺术团体面临的生存困难时，曾说自己不赞成对它们进行扶植。
“总扶植就形成了依赖，没有经费跟政府说，卖不出演出票也要跟政府说，一撒手，一不扶植，它就掉下去。
”他提到了变革。
“文化艺术团体应该靠市场生存。
文化艺术团体应该以市场为标准。
” 黄宏能提供给厂里的有自己的演艺资源，他开始像商业片那样“录通告”。
2013年10月，黄宏带《目标战》参加《鲁豫有约》时，强调的点仍然是“真枪真炮，水陆坦克都是真的”。
这很像黄宏的师爷侯宝林相声里“真刀真枪玩了命了”的广告词。
不过和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在奥斯卡奖的奖项当中，有“最佳视觉效果奖”，但没有“丝毫不用特技效果奖”。
突围的厂长 突出重围时黄宏自己站到了台前，就像当年他演小品时一样，自己作编剧。
这破坏了八一厂的老规矩。
八一厂的老同志很多，批评的声音出现了。
“厂长不担任主创的传统丢了。
”流传于网络的一篇“八一厂老兵的举报信”这样批评。
这封信的执笔者自称“平均年龄72.4岁”，和厂长没有恩怨。
2014年八一厂出品的南水北调题材大片《天河》，黄宏成为编剧之一。
这部电影聚起大批国内一线演员，试图用自带粉丝的明星带来高票房，濮存昕、俞飞鸿、李幼斌、陈宝国、张国立、段奕宏都在片里露了脸。
作为编剧之一的黄宏曾在发布会上说：“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在即的历史性时刻，推出这部现实题材故事片，希望用‘中国好故事’讲述‘中国梦’，把主旋律变成‘美旋律’。
” 但大制作的《天河》在票房上的表现也没有显示出大腕儿们应有的号召力，最后的收入是3371万。
集中了各种资源、调动济南军区力量支持的《目标战》排了6000多场，最后的票房收入只有24万，黄宏宣传时提到的那“60多吨油料”的开销都比这个钱要多。
在一个无论本子多弱有明星就能保证票房的时代，八一厂的运气也不太好，2013年，八一厂联手小马奔腾制作贺岁片《越来越好之村晚》，集结了郭富城、梁家辉、吴君如、倪大红、徐静蕾、佟大为，3000万的收益，看上去似乎不错，不过排了6万多场，平均一场进账500元，十几二十个人看。
一位八一厂资深演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说，八一厂已经有将近四五年没好好拍过东西了。
“我们两千人将近七八百人都是退休老干部，退休老干部是大风大浪过来的，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 至少从收益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错。
在娱乐业信息咨询机构“艺恩咨询”的统计榜单上，2014年八一厂共参与制作了13部影片，只有两部影片被统计了票房，其中一部是几方合拍的《智取威虎山》。
“这几年厂里只拿合约片说事儿”，“八一厂姓军，不能变成其他资本的加工厂”，举报信里提到。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子，几乎年年都得好多奖。
部队的奖、文化部的奖、广电总局的奖，但你想想，哪个你看的电影是八一厂的?”村言认为，老人们主张的那类作品没法给八一厂带来市场上的成功。
在2014年的榜单上，另外一部被计入票房的是收入107万的《风云1927》。
供职艺恩咨询研究部的刘翠萍告诉《博客天下》，没有票房统计的片子，一个是可能没有进院线，另外就是票房太少了，“连100万都不到”。
非具象的造型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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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象艺术（Non-figurative）是指人类对事物非本质因素的舍弃和对本质因素的抽取，通常在形式与造型上介于抽象与具象艺术的两极之间。
非具象艺术往往是在抽象的笔触、狂奔的意念之间，意旨凝结于具体形象所暗含的隐喻之上。
非具象艺术是Jean Bazaine 为自己的艺术的定义，他经常受到他的老朋友画家Charles Lapicque的鼓励提携，41年组织了展览《法国传统的20名青年画家》，这次展览确定了这个流派的独立性， 这20个画家的作品非具象也非抽象，试图在表现事物的现实性，从而反映出自己内心的情感。
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区分抽象和具象。
对大自然的各种形状的模范和复制，甚至改变的绝对摒弃。
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几何。
拒绝将外在的世界引入他们的创作之中，努力摆脱一切外在影响，构建内心的色彩表现。
要画出事物的各个部分，在一个静止的空间里构建一种活生生的、流动的时间走廊。
艺术家表现大自然的形状，在日常生活中提取灵感。
流派里有着各种别的流派的交织，立体，野兽，抽象相互融入。
采用了玻璃画的透视，放弃了线形透视。
Jean Bazaine 是代表画家，从自然元素吸取灵感，这如他所说：绘画是一种存在方式，在一个无法呼吸的世界中呼吸。
至于音乐是非具象行艺术，我不怎么很懂，到网上找了资料： 音乐是瞬间艺术 听完了 就过去了 而且看不到 摸不到 只有去体会 所以说音乐是一种非具象艺术西方绘画在德拉克洛瓦以前都是追求形似（模仿）、精细和美，这一点与中国的工笔画的追求相一致。
德拉克洛瓦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上抛弃了精细和以精细为保障的精确，他说：“许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尽一切可能不表现笔触，而一味追求轮廓，其理由是认为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笔触；但轮廓又何尝存在
”同时，他还强调绘画形式要素的“音乐性”：“这种效果由一定的色彩安排，明和暗的转换，也就是说，是由可以称之为画的音乐所创造出来的。
”为了支持这种“音乐说”，他把音乐说成“艺术中最伟大的”，并以音乐的非模仿性质疑“模仿说”。
如果西方现代艺术史可以分为现代和后现代，那么整个现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 对绘画的屠杀 而持续不断地非具像化，塞尚和毕加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们分别确立了与具象截然相反的非具象理论与实践，凡高的意义则在于他实际上把德拉克洛瓦的 音乐说 演变成表现性的色彩构成，其表现性得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洛克的彻底推进，其色彩构成则与塞尚——毕加索的几何构成共同导致了所谓 热抽象 和 冷抽象 ，因此，无论是 热抽象 还是 冷抽象 ，都可以在作品题目中看到德拉克洛瓦音乐说 的影子：两种抽象作品均喜欢冠以composition多少号的题目，这个词在西语中就是 作曲 的意思，翻译成 构图 x 号 也许是因为译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 音乐说 对现代艺术非具象化的巨大影响。
中国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实际上非常接近古希腊的“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即既解决形似的问题，同时又不照搬自然。
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神既对象的活性，后者强调对象在形上的完美。
但顾恺之的“形神论”用了一个“写”字（以形写神），代表自东汉发明造纸术之后识字阶层的迅速扩大，并开始结束文盲画工+文盲受众的初期艺术史。
“写”的目的是表达写作主体的思想、观念、情怀等，道出写作主体的“思浩荡”和“神飞扬”（王微），是“畅神而已”而非“以形写形”。
到了工匠式的具象写实发展到宋代《清明上河图》的水平的时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苏轼）的批判便降临了，“画中有诗”的“意境说”便崛起了，同时，唐诗宋词对意境的发掘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审美价值观。
“意境说”显然更加强调绘画的主体性，“意”本身就代表创作主体，但这种主体又是与客体“境”同一并受其制约的主体，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
随心之所欲的艺术主张与追求，充分体现在元代倪瓒说的“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和“余之竹，聊以抒胸中之逸气耳”。
他说的“画以写胸次之磊落”清楚地说明了“画”就是“写”，“写”就是表达自己。
但是由于“写”自身规定的可识别性，“随心”不可能完全排斥“形似”而成为彻底的非具像，中国草书也是因为受“写”的可识别性的制约而未能成为所谓“抽象书法”。
于是“似与不似之间”就成了中国画颠扑不破的底线，太似便不是“写”而是“画”了，那是文盲画工的事情；不似便违背了“写”的可识别原则，那就不是“写”而是“涂”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艺术家的确欣赏甚至崇拜德拉克洛瓦开创的洋笔法。
吴冠中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著名的“形式主义”者，反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内容主义”，因此，充分肯定波洛克纯形式的艺术价值，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一种波洛克风格的“似与不似之间”。
是青年艺术家迈出了走向彻底非具象的步伐，打破了“写”规定的可识别性。
这迟到的突破既困难又轻松。
困难的是新老传统支持的齐徐折中体系强大、坚固，突破谈何容易；轻松的是千年中国书画“笔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的油画“笔触”经验使中国艺术家在“抽象水墨”和“抽象油画”创作上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分寸把握能力。
但当旧习惯的阻力逐渐减弱之后，笔墨笔触上的轻车熟路又使中国艺术家在光洁材料的非具象与几何构成的非具象方面相对迟钝，使手工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超过工业感。
当然，全球范围的包括现成品、行为等在内的具象符号类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家在非具象领域的探索：纯形式要素的组合，似乎成了设计师的专利视觉值：非具象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我不否认非具象艺术在理论与批评支持上的不利地位，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创造出的只是一个服务于眼球的“视觉值”，一般观众很难看出个所以然，批评家很难进行社会学联系和阐释（这一点与纯粹服务于听觉的音乐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抽象艺术在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写实传统的致命一击之后自己也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在英文中“值”和“价值”都是value这个字。
实际上，视觉艺术首先是向我们提供一个有区别特征的综合视觉值，这个视觉值决定了一件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区别，告诉我们这件作品不是其他作品。
所谓具象作品就是其视觉值构成了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事物，非具象作品的视觉值则只构成作品本身，不构成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任何事物。
当视觉值构成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时，我们变能够借助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来读解、欣赏或抨击作品，包括其思想性与技术性；当视觉值只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构成的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经验便失去了读解作品的能力，同时也不会感到制作技术的高低，但不同的视觉值绝对提供不同的视觉感受与视觉心理作用。
视觉值在具象作品中与起表现的事物“绑定”，在设计里则与特定的实用功能形态“绑定”，只有在非具象作品中，视觉值才具有对立的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绑定”成分或“附加值”，那只能是模糊的视觉心理因素，通俗的说法叫做视觉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视觉感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伴随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我们对服装的选择，相同款式的衣服有不同的色彩值供我们选购，每种色彩都有其他色彩不可替代的视觉价值，这时，色彩值就转换成视觉价值。
同理，构成、机理等视觉值也能直接转换成视觉价值。
这种纯视觉意义上的价值是很难用语言陈述的，我们对这种价值的确认通常用“我喜欢”或“拍案叫绝”来表达。
实际上，中国古代画论画评中有大量对视觉值价值的间接确认和肯定，比如用“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来肯定布局的视觉价值，用“力透纸背”、“枯笔渴墨”等来肯定墨迹的视觉价值，用“荒寒悠远”肯定意境的视觉价值，等等。
但进入非具象领域，传统的描述与评价用语几乎全部失效，这种间接的价值肯定方式也随之失效，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批评困境。
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批评，艺术品就降低为普通商品，从而在与具象作品的竞争中处于无法逆转的弱势地位。
其实，抽象艺术作品的视觉值就是它的视觉价值，就像服装的视觉值就是服装的视觉价值一样。
具体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面，艺术家的创造性只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曾有过的视觉值，并且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作品之间视觉差异越大越好。
从《向塞尚致敬》中的悖论看形式变革的意义 1900年，法国艺术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创作一幅题为《向塞尚致敬》的作品，用纳比派的具象象征方式表达了艺术家对塞尚的推崇，而这种方式有恰恰与塞尚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相违背的，因为塞尚的道路是否定模仿说的道路，是走向非具象的道路。
因此，真正的向塞尚致敬的是毕加索，尽管他没有画过专门向塞尚致敬的画。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用文言文写一篇“向白话文致敬”的文章，另一个人用白话文写一篇“向文言文致敬”的文章，或者用白话文写一篇反对使用白话文的文章，我们宁可相信用白话文写作更具有否定文言写作的意义，而那篇用文言支持白话文的文章，是以自己的文言写作方式否定了自己提倡白话文的写作内容。
也就是说，德尼是用表达方式上对塞尚艺术的否定来表达对塞尚推崇。
以上分析表明，表述方式比表述内容更具有变革的实在性，现成品、超现实、照相写实、观念摄影、video艺术、行为艺术等等，首先都是表述方式的变革和出新。
艺术品的生产如此，非艺术品的生产也是如此，所谓工业革命，首先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不是生产“内容”的革命。
社会革命也社会组织和运做方式的革命，而不是把一些社会“内容”破坏掉。
中国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没有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组织和运做方式，其结果只能是所谓改变统治“内容”的“改朝换代”。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非具象艺术在中国的前卫意义是否已经结束，应当被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之类的具象作品取而代之了。
喧嚣热闹的“抽象水墨”和到处可见的非具象城市雕塑或景观表明，非具象在中国还属于发育期或前卫期，但除了这两个特殊领域，中国当代艺术几乎是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等具象方式的一统天下。
至于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位的几何抽象作品更是少而又少。
用“后现代”、“读图时代”、“人文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传统”等来解释90年代至今具象作品在中国的压倒优势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克隆一下所谓西方“后现代”就能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入后现代，那么克隆中国青铜器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回青铜时代。
如果作品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看的，那么一定出现大量对图象的阅读即精确语义分析，而不是现在这种给不同的图象贴上相同的语言学标签。
“人文关怀”更是一个“放只四海而皆准” 的空洞能指，一个贴到哪里哪里亮的广告词。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未经历深刻的视觉革命，只是从一种歌颂的具象变为讽刺与抨击的具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与过去用文言（药）提倡文言（汤），现在用文言（不换药）提倡白话（换汤）没有什么不同。
视觉革命走道尽头的标志是确立新的视觉方式在民众心目中的稳固地位（就像扬州八怪从“怪”变为不怪），进而变成新的视觉标准与习惯，这样才能为下一场变革提供前提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