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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说的理解更倾向保护守法公民一方，基本符合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宗旨，因而具有合理性。
首先，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侵害或威胁法益的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表现为不法侵害，基于全面保护法益的基本原则，不应当禁止针对一般违法行为的正当防卫。
其次，公民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很难将犯罪行为同一般违法行为相区别，用犯罪行为取代不法侵害，不利于公民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再次，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一般违法行为有时在量的积累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就完全可能成为犯罪行为。
最后，刑法将正当防卫的对象界定为“不法侵害”，而并未使用“犯罪”一语，这表明对一般违法行为也存在正当防卫的可能。
因为，“不法侵害”一词的字面含义本身就包含了民事违法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
[2] 通说试图将一切一般违法行为都作为正当防卫的对象，这不仅过于粗糙，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从生活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并非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本文认为，以下几类违法犯罪行为原则上不属于“不法侵害”的范围： 1．损害利益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
例如，对于盗窃了些许角币或偷吃了一碗小面正欲逃走的人，即便对其身体迅速施加暴力是使之就擒的惟一手段，在场的任何人也无权以防卫为口实进行这种攻击。
2．不具有急迫性、攻击性、损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例如，正在实施的虚假广告、贪污、行贿受贿、重婚等罪行，虽然都属于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但由于这些犯罪一旦败露，其所侵犯的法益形态较容易通过判决、执行等法秩序正常途径挽回，因而防卫的必要性并不十分迫切。
就重婚而言，如果重婚罪被判定，重婚者与相婚者的非法婚姻关系继而解除，原本婚姻家庭关系受妨害的状态也便随之消失，这与杀人罪中“人死不可复生”的局面具有显著差别。
3．虽然急迫，但实施防卫无法回避或减轻损害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
例如，面对刑事案件证人在法庭上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伪证行为，知悉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证明该证人提供的证言失实，而不能当场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甚至谩骂、殴打该证人，否则可能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打击报复证人罪，因为这种看似为“防卫”的行为无法达到使法官明辨真相从而维护司法效用的合理效果，相反可能强化法官对证人证言的误信，因而不具有任何降低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
4．大多数的单位犯罪{1}，因为不法侵害应限于自然人的举动对法益的侵害，而单位犯罪行为，虽具体归单位代表人或代理人经办实施，但也属于单位自身行为，因而不是单纯的自然人行为。
但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较典型的自然人犯罪却是正当防卫的对象。
例如，为了公司经营利益、经公司集体研究决定，由公司管理层收买杀手对公司竞争对手甲实施的杀人行为，由于杀人罪只能是自然人犯罪，因而甲就具有防卫权。
5．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的轻微或一般损害行为{2}。
无责任能力人在我国主要是指刑事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3]因而都是受法律特殊保护的人，对其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只有在具备重大利益损害危险的条件下，才有引起正当防卫的可能。
面对刑事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轻微或一般侵害，受侵害人负有避让义务，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
受侵害人不得已损害受保护人的合法权益以保护较大的一般法益之场合，可以适用紧急避险规则。
权利和权力的区别
合同与协议的区别从本质上说，合同和协议没有什么区别。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合同就是协议。
但根据逻辑学的原理，协议是合同的种概念（这个是普通逻辑学的基本概念。
当两个概念是包含关系时，被包含的概念就是种概念，包含种概念的概念就是属概念。
），即所有的合同都是协议，但并非所有的协议都是合同，所以说合同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协议。
所谓协议是指有关国家、政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个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一种具有政治、经济或其他关系的契约。
协议，在其所表示的意义、作用、格式、形式等方面基本上与合同是相同的。
经济合同和以经济为内容的协议，都可以称为契约，两者都是确立当事人双方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书。
合同与协议虽然有其共同之处，但两者也有其明显区别。
合同的特点是明确、详细、具体，而协议的特点是简单、概括、原则。
合同与协议这两个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只从名称上来区分，而应该根据其实质内容来确定。
如果协议的内容写得比较明确、具体、详细、齐全，并涉及到违约责任，即使其名称写的是协议，也是合同；如果合同的内容写得比较概括、原则、很不具体，也不涉及违约责任，即使其名称写的是合同，也不能称其为合同，而是协议。
协议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为了某个经济问题，或者合作办理某项事情，经过共同协商后，订立的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