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格里拉用得着买氧气袋吗
在丽江买得到吗
大概多少钱一袋呢
1、去途中有一段路海拔达到4200，有些人有反应。
我就有点，感觉就像是喝了点小酒，出门都忘了自己酒店叫什么名字了。
2、丽江一般常见的不是氧气袋，而是像灭蟑螂喷雾剂一样的氧气罐，一个丽江12块，20块，时间也就5~6分钟3、倒是建议在药店买红景天胶囊，这个是预防、治疗高反的良药，西藏的解放军都用这个。
4、简单的做法就是带巧克力、含西洋参。
种植中药材怎么样
药材六注意：（1）注意认准品种则收入无风险 用量大的药一般处方中大多都会用到，如板蓝根、白术、丹参、桔梗、半夏、党参、柴胡、白芍、防风、薏苡仁、荆芥、牛膝等品种，这些品种市场销量大，一般不会积压。
慎种稀奇、贵品种。
（2）注意因地制宜，切莫贪大求贵。
如西红花、贝母、黄连、西洋参、罗汉果、咖啡豆等品种，价格虽然昂贵，但对气候、土质要求较严，像罗汉果只能在广西凉爽多雾的山区生长，咖啡豆属于热带植物，我国仅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可以种植，而且生长5年以上才能结子。
花高价购进此类种子，辛辛苦苦种植，其结果好坏却难以预料。
（3）注意掌握发展种植的周期性 中药材与其他农产品类似，库存量少价格就高，价格涨高又促使种植面积增加，导致产大于销，因而价格又会很快下降。
根据历年经验，每个品种的价格变化约每5年一周期。
若善于分析，掌握其周期性，抓浪头赶高峰，就能取得理想的收益。
（4）注意正确分析广告，购种莫贪便宜 虚假广告词大多违背科学规律，夸大亩产量，虚报市场价，利用别名使部分药农如坠雾中，如党参的别名是中灵草，用别名使人误认为这是贵重药材，所以任意标价，使人上当受骗。
药农购种时一定要慎重，对“免费供种，高价回收”的话不可轻信。
（5）注意科学总结种植规律 许多中药材是野生野长的，现在需求量大了便引种进行家种，由于其自然规律很难掌握，所以可先在旱地少量寄播或在豆、谷、花生、油菜、玉米、小麦等作物中套种，要注意观察，待摸准其生长规律、掌握种植技术后再进行大面积扩种。
（6）注意捕捉信息，掌握销售最佳时机 根据自己的种植情况及时与药材专业市场、本地各医院药店联系或与供种单位联系，及早采收交货。
俗话说：“货多招得远客来。
”如果是规模种植，持久发展下去就能引得客商上门求货。
只要把握准销售时机，一定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三七粉西洋参粉丹参粉
生活的变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
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
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
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我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那么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得从父母的回忆中去寻找答案。
听说爸爸小时候，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爷爷当时视若珍宝的半导体收音机。
家里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到两公里远的大河边挑水。
电灯每天只能用两三个小时，光线弱得跟萤火虫差不多。
一到夏天，各家各户都会到大街口乘凉，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电风扇。
说到穿就难以想象了，爸爸说当时买衣服，买布料都要凭一种叫“布票”的东西，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而且只有蓝和绿两种颜色。
去县城一天只有一趟车，拥挤得像插笋子。
吃的东西更简单，每天基本上都是蔬菜一个月能吃上三、五次肉就已经很不错了，粮食不够的时候就加点红薯丝之类的杂粮。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爸爸妈妈的生活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就说说我家吧。
我家住的是三层楼的楼房，我从小就有了子己的小书房，书房里有宽敞的书桌，明亮的台灯，还有我心爱的电子琴和各种学习用品。
家里的彩电、冰箱、空调、音响、微波炉、电风扇、全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
在我要查学习资料的时候，我只要打开电脑，天下尽在眼底。
同学生日，或有事联系，我只用点几下鼠标，一封电子贺卡或电子邮件就搞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超市，妈妈会给我买回一大堆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
前几天，爸爸妈妈还带我去吃了自助餐和肯德基，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还听爸爸说，我们家以后还要买家用小汽车，到那时候，我们出门游玩就会更方便了。
我们家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时代在飞速发展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今天我观看了录影形势大课堂，看到了中国的新变化，生活的新面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变得让人大吃一惊。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如今已成了科技发达的国家。
我们首先说说火车的事吧。
如今，中国的火车已经进行了六次大提速，今天的中国铁路位居世界第三位。
其中青藏铁路是世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铁路。
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特别缺氧的地方，修路工人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把青藏铁路修好了，青藏铁路的诞生可是一大奇迹。
火车开到了外国人断言开不到的地方。
中国人是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的人。
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中国人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现在中国物资丰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还给农村的孩子免除了学杂费，现在的农村家长用不为孩子的学杂费担心了，也用不着担心孩子上不了学了。
现在的孩子就是幸福，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并且用不着再住冬天漏风，雨天漏雨的棚户区了，如今已有21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消失了。
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
看吧，路修好了，从此人们都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现在都实行村村通，偏僻的小山村也不例外，人们家家都买了大彩电，让那些山村的孩子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让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山村的老人也感受感受外面的气息吧。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中国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在此，我向全中国的学生发出宣告：奋斗吧，努力吧，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再一次的创造奇迹，让那些瞧不起中国的人，从此对我们中国刮目相看，努力奋斗吧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有多少
孙科(1891.10.20一1973.9.1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
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中文名： 孙科 别名： 孙哲山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中国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出生日期： 1891年10月20日 逝世日期： 1973年9月13日 职业： 政治家 毕业院校： 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 中华民国史上唯一曾任三院院长 代表作品： 《宪政要义》，《中国与战后世界》，《中国的前途》等 人物·生平1895年，孙科随祖母移居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07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
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
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
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
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
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
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
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
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1月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
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
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
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
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
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
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
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
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
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
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
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
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产党和谈。
孙科亦是中共在1948年开列首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1949年辞职赴台。
1951年赴法国。
1952年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
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
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
终年82岁。
国父·之子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
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
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
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
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
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
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
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
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
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势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
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惊世伟业相提并论。
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
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
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父亲·导师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
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
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
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
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
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
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
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
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
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
”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
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
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
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
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
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
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政治·宪政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
”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
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
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
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
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
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
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
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
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
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情感·风流孙科一生有三位夫人，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
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
孙科的妻子陈淑英，生于1893年，她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
她同孙科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差不多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
陈淑英与孙科是表亲，她是孙中山的三叔孙观成、三叔母谭氏的外孙女。
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
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
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
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
此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国，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
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
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
严氏是浙江人，生了两个女孩。
1935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
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
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孙科抛弃，女方不肯示弱，状告孙科。
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
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
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
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
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
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
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
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
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
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
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
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
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
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
《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
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晚年·落寞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
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
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
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 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
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 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
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 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
“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
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
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献身革命的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
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 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
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
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
难怪有人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
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
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
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人物·家世1885年4月13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
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延，次年生次女孙金婉。
与卢慕贞离婚后，191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孙科生二子四女：● 孙科长子孙治平，1913年生。
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
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
2005年去世。
● 孙科次子孙治强 1915年生。
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
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
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
200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 孙科长女孙穗英 1922年生。
● 孙科次女孙穗华 1925年生。
● 孙科三女孙穗芳 1936年生。
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1959年移居香港。
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
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
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 孙科幼女孙穗芬 （1938——2011）。
2011年1月1日上午在台北遭遇车祸，生命垂危。
她此次来台参观花博会，原定1日上午搭机返回香港，不料在赴机场途中发生车祸，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在2011年1月29日14时50分不幸病逝，享寿73岁。
写一遍悠久的历史给大家介绍介绍50字左右
目前市场上的保健品大体可以分为保健食品、保健药品、保健化妆品、保健用品等。
保健药品具有营养性、食物性天然药品性质，应配合治疗使用，有用法用量要求，如目前带“健”字批号的药品。
保健食品含有一定量的功效成分，能调节人体的机能，具有特定的功效，适用于特定人群。
一般食品不具备特定功能，无特定的人群食用范围。
保健食品不能直接用于治疗疾病，它是人体机理调节剂、营养补充剂。
而药品是直接用于治疗疾病。
保健品不是营养品。
人体需要的营养素有很多，例如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品一般都富含这些营养素，人人都适宜。
例如牛奶富含蛋白质、脂肪和钙等物质，它的营养价值很高，人人都适宜喝。
而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只适宜特定人群的食品，它的营养价值并不一定很高。
所以，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素还是要从一日三餐中获得。
保健食品无论是那种类型，它都有出自保健目的，不能速效的，但长时间服用可使人受益的特征。
保健食品不可能具有象药品一样的治病的速效性，但要求它必须无毒。
保健食品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
西洋参的功效有：美容养颜：降低体内氧化物质，提高肌肤吸氧能力，美白皮肤，保持青春。
补气降暑：西洋参性凉，酷暑食用能扶正气，降火，生津祛疲倦。
提神醒脑：改善脑功能，增强记忆，提高工作学习能力。
保持青春：提高身体机能，延缓衰老。
消除疲倦：提高血清中血红蛋白和酶活性，抗缺氧防疲劳。
保肝养脏：抑制肝脏脂肪含量，促进蛋白质合成。
虽然西洋参具备相应的保健功效，但严格来说，西洋参并不隶属于保健品行列，仅是保健食品而已。
嘉兴有什么著名的特产吗
嘉兴特产： 五芳斋粽子 享有粽子大王之称的五芳斋粽子，是嘉兴的特产，七八十年畅销不衰。
二十世纪初，在张家弄一带有一些挑担卖茶叶蛋等物的小贩，因生意较好便慢慢摆起了摊子，以后又开起了店。
据传1921年张家弄开起了最早的一爿粽子店，取名五芳斋（荣记）。
因鸡肉粽较出名，便在招牌上画了只雄鸡。
这家粽子店里的生意越做越好，引起了其他挑担人的羡慕，于是在一两年里又先后出现了两家粽子店。
这三家粽子店竞争激烈，各人自封正统分别叫顶顶真真老五芳斋（荣记）、真真顶顶老五芳斋（庆记）和首创第一老五芳斋（合记）。
直到1956年，这几家粽子店才合而为一。
五芳斋粽子选料考究，选用徽州伏箬，叶质软韧，含有植物固有的清芳香味，肉馅鲜、嫩、香。
粽子包得松紧适度，密封性好，加上适当的煮烧。
粽子花色品种丰富，有火腿粽、鸡蛋粽、白糖豆沙粽、鸡肉粽等。
粽子入口油而不腻，糯而不粘，咸甜适中，男女老少，人人爱吃，也是馈赠亲人的礼品。
也被称为中国式快餐。
平湖西瓜 早在清光绪十二年《平湖县志》上就有记载：“西瓜瓤有红、白、黄三种，产红霓堰者佳”。
现在的“中育一号”西瓜含汁多、瓤甜脆，纤维省，味鲜美，中心含糖量达10~15%，它的成熟期早，瓜质极佳，深受人们喜欢。
平湖西瓜以皮薄籽少、细嫩松爽、鲜甜清香、品质极佳闻名海内外，号称江南第一瓜，也是中国三大名瓜之一。
平湖西瓜种植历史悠久，面积大，产瓜多，且品种丰富。
明天启七年的县志就有西瓜记载，至今已有300多年。
全市常年种瓜万亩以上，年产瓜数十万担至百万余担；西瓜品种有数十种，最有名的是马铃瓜、三白瓜、解放瓜、台黑瓜、中育一号、圳宝及卫星西瓜、无籽西瓜和平优系列西瓜。
桐乡李 李是古今稀有的珍果，也是桐乡的传统名果，盛名传于天下，身价百倍。
李果大色艳，核小肉厚，浆液甘美，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品质极佳为群李之冠。
古代是献给帝王的“贡品”珍果，历代文人逸士亦为之倾倒，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和诗篇。
《春秋》杜预注：“吴都嘉兴县西南有城，其地产佳李故名”。
原产李的李城，即今桐乡市百桃乡桃园村。
李7月上旬成熟，其果硬熟时致密，鲜甜清香，脆而爽口，软熟后化浆液盈溢，有蜜甜酒香。
西塘八珍糕 八珍糕选用山药、茯苓、苋实、米仁、麦芽、扁豆、莲肉、山楂等八味草药辅以优质糯米粉、白糖精制而成。
此糕青黑发脆，起初以能消小儿疳积而走俏，后由于选料考究、加工精细、口感香甜，且益脾健胃，逐成为江南名点，享誉白余年而不衰。
如今，古镇西塘已作为旅游胜地面对四方宾客，西塘人秉承古方，根据各人不同的口味，在八珍糕的基础上又开发出绿豆燥片、果酥等近十种新品。
海宁三把刀 “去看海宁潮，顺便买把海宁刀”。
杭嘉湖一带近乡脚游客，都会这样“便船带便货”。
因为“海宁三把刀”名气大，牌子老，价钿便宜质量好。
因此“看潮不忘买刀”，便成为观潮内容的一种习俗。
其实，“海宁三把刀”的影响远远超过这些。
“海宁三把刀”起源于清同治四年（1835），由盐官“周顺兴铁店”创立。
因其产品质量优异，闻名遐迩。
远销朝鲜、越南、新加坡、西德 等国外展销，博得殊荣。
周顺兴铁店系颇有名声的百年老店，建国后一度中断，80年代后恢复生产。
今海宁周顺兴刀具实业公司与浙江省商检局联营，努力继承其传统工艺，精益求精，使“三把刀”重整雄风。
近年来每年生产叶刀10万余把，厨刀1.5万余把，药刀500多把，在国内外供不应求。
以药刀、叶刀、厨刀驰名的“海宁三把刀”，尤为“手心牌”药刀最具特色，该刀刚柔兼备，锋利无比。
用以切半夏，片薄如轻纱，透明照人；近年来各地药商求购药刀用以切割西洋参片，用斜切操作使小株切成大片，提高产品等级大受欢迎，最近福建一药商专程寻访“周顺兴”的“手心牌”药刀，一口气订购了100把，说是新加坡和台湾用户指定的产品。
据史料记载，其药刀创始人周富亭，幼时为“周顺兴铁店”女店主领养，他原本姓曹。
周富亭13岁去诸暨学青刀炉手艺，四年艺成回店。
周见当时市场上药刀奇缺，而且价高利厚，便去杭州湖墅药刀作坊观摩，偷学技艺。
后经试样仿造，研究改进，终于制成了优质上品的药刀。
因其刀口明钢系选用德国“手心牌”旧锉刀钢，因此取名“手心牌”。
再加上锻铸时千锤百炼，淬火烧的用淮南块煤、磨刀取镇江丹徒著名的“孩溪荡砖”，使药刀质量过硬，很快打入市场，当时南京、北京乃至云南、贵州、新疆、黑龙江等地纷纷慕名而来；杭州胡庆余堂、北京同仁堂等著名药店，都把它指定为专用产品，生意日益兴隆起来。
“三把刀”中的叶刀，是海宁的传统产品。
“周顺兴”在当地菜刀的基础上改进锻铸工艺，制成了既薄匀又锋利，价廉物美的叶刀，达到了切叶如发丝，喂幼蚕正合适，大受蚕农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