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传递信息的历史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
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
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
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
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
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
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
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
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
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
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
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
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
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
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
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
”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
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
”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
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
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
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
……（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
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
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
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
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
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
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
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
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
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
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
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
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
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
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
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
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
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
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
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
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
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
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
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
《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
”《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
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
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
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
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
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
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
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
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
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
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
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
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
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
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
也称之为草芥。
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
《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
”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
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
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
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
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
主要取意为“扫愁帚”。
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
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
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
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
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
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
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
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
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
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
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
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
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
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
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
《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
”(《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
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
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
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
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
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
”(《酒楼》) (5)灯笼。
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
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
”(《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
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
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
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
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
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
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
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
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
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
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
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
(2)箫。
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
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
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
”(《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
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
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
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
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
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
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
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
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
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
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
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
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
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
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
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
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
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
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杨海军 2007年3月8日 ]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
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
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
”[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
一道政治问题
中华民族 目录·1、中华民族概念提出 ·2、中华民族涵义扩大 ·3、中华民族内含 ·4、中华民族缘源 ·5、中华民族理解 ·6、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 ·7、海外华人与华族 ·8、中华民族使命 中华民族(参考英译Chinese people) 1、中华民族概念提出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此相互结合而成的。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 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
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 杨度、章太炎和黄兴皆有使用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
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2、中华民族涵义扩大 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示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此后，“中华民族”一词时已不在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观念已经开始普及。
“中华民族”趋向融合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
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
”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
”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
链接：“中华民族”涵义的演变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杨度的“文化族名”说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
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
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
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
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
－－－－－－－－－－－－－－－－－ 3、中华民族内含 世界民族之林有一个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 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 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僳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人口。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 1133682501 人。
其中汉族占91.96%，少数民族占8.04%。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
《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
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
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华帝国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
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
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
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祖先吧。
4、中华民族缘源 自公元前三千至前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
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而已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就约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早的代表。
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他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
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
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记．五帝本纪》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
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 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过程。
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
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氐、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
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800 年的诸侯割据，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汉族因在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所以他们所建立的中央王朝也最多。
这些王朝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
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也在部分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建立过政权，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以其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著称于世。
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举世名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的应用。
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曾经互相侵扰和攻伐，出现过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始终存在着逐步接近、互相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前进的关系，并成为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
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为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各民族人民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促使各民族的劳动者联合反抗阶级压迫。
如东汉的汉羌人民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和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布依族、侗族起义等，都是多民族参加的斗争。
至近代，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殖、反帝的共同目标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共同命运进一步把各民族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坚强整体，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持续斗争。
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抗击了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西南和中东南地区，进行了反对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斗争，挫败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见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各民族之间以平等、团结、互助为内容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发展。
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进行，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面貌呈现于全世界。
中华民族一词，人人在用，天天在用，我们的国歌中也提到了中华民族。
但是要问：何谓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究竟包括哪些人
也许有很多人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外一些语文工具书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
外国的工具书解释得极为简单，不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他们一律释为Chinese。
我们对他们难作苟求，这种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们当然更难说得清楚。
但是海峡两岸出版的工具书如果解释错误，那就说不过去。
可惜事实正是如此。
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工具书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都不确切。
大陆新版《辞海》释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但如此解释，显然不妥。
因为， 一、民族与国家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群体，不应混为一谈。
二、按照以上的解释，中华民族既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那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也就是把几千万海外华人扫除在外。
错误的产生，绝非无因。
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一向不太重视，混淆不清，由来已久。
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常以国家代替民族。
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所说的爱国志士，实指民族英雄。
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竟直称为国族。
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
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
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
在进行宣传教育之时，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是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
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
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5、中华民族理解 那么，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解释
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
实际上应该包括： 一、 汉族（也无论是居于国内还是国外）。
二、 居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三、 海外华人（包括未入外国籍的华侨与已入外国籍的华裔）。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除了说明哪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需要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汉族逐渐发展而来的。
华夏族是民族，汉族是民族，中华民族还是民族，这三个民族又没有单数复数之分，三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这是外国人觉得很难理解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追溯一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在长时期中逐渐发展、演变的经过。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部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
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
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出彼入，通过互相争斗与和平交往而逐渐融合。
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
诸夏又称华夏。
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
经过从夏到汉约两千年的融合，生活在中原的诸夷已先后融入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合，变化无常。
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人口上常占优势，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
汉族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种民族融合体。
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不只是汉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可以合称中华各族。
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
元末农民起义军与清末革命志士都正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中华者，恢复中华各族所共同建立之国家（并非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
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中华各族在外力冲击之下，才开始意识到求同存异、团结御侮之必要。
所谓同，是中华文化之同；所谓异，是各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异。
在外侮日亟的情况下中华各族乃逐渐形成中华民族。
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6、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
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
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
因此，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
其次才是由于文化。
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
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
在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
正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重文化轻血缘的传统，所以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之称比起血缘色彩较浓的炎黄子孙之称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对炎黄子孙之称反对最力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
1991年5月，我们在上海会晤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直指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源的，既是多源，即无共祖（共同的祖先）。
炎黄子孙之说，既不科学，又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因此，他认为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在正式的场合里，不要使用炎黄子孙一语。
1996年8月，笔者到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听到一些彝族学者提出了中华彝族的说法，觉得此说值得肯定，值得赞赏。
因为其中的中华二字是指文化传承，彝族二字是指血缘关系，中华彝族就是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彝族子孙，其含义既简单扼要，又十分周到。
由于炎黄子孙之说，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
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
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
历史真相真是如此么
绝对不是。
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
当时的司马迁也并不能畅所欲言，他明知道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但是汉武帝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也只好屈从，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希望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向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
不论三分也好，四分也好，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总是彻底推翻了的。
因此，用炎黄子孙或者黄帝子孙来代表中华民族，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妥。
请问穆阳占溪旅游风景区发现的
从福建省福安市一直西去，翻过两座山，就到一个叫穆阳的小镇。
镇小，呈哑铃状，四面环山，溪水悠悠。
走进穆阳，你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恬静和悠然。
穆阳溪边妩媚的垂柳和着古老的生活节拍，从满山的茶树和茶丛中隐约传来的笑声、畲族山歌声，就是一曲流动的音乐。
房子都是依溪而建，汲水洗衣非常方便。
溪边的房子是土木结构的，黑色的瓦顶，远看就像黑蝴蝶。
小巷是穆阳的神经。
纵横交错，织成密密的网，在巷里走，以为走到了尽头，一拐，却又是柳暗花明、别有洞天。
房子错落有致，小巷窄处，抬头望天，天是细长的一条，在巷里偶尔裸露的空地，不是祠堂，就是宗庙，高大的宗祠建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有马头墙、翘角檐。
马头墙上刷有“毛主席语录”之类的毛笔字，尽管爬满苍苔，但仍很显眼。
小巷店铺多，有铁匠铺、小吃铺、酒坊、酱酒坊、零食店等，很热闹。
店铺皆因地制宜，楼下开店铺，楼上住人，经济又方便，和气融融。
店铺从不打广告，不挂招牌，不愁巷子深，哪家酒酿得沉，哪家铁打得实，顾客都了如指掌。
做生意的都有板有眼，一分钱一分货，称顾客为客人，大家一团和气。
要逃避闹市的喧嚣与浮躁，小巷是最好的去处。
特别是雨天，撑一把伞，在巷中漫步，听屋檐滴水声，雨燕叽叽喳喳声。
这里的人们遵循千百年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人们的生活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实在和细腻。
穆阳人的日子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活着就要干点事，从不乱想。
就拿节日来说，那里除了传统的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日以外，其他的如神仙生日、祖宗忌日，他们都要轰轰烈烈地纪念一番。
那里至今还遗留着民间的巫文化，如樟树崇拜、石头崇拜等等。
人们在照顾温饱的同时，也将生活艺术化了。
那寸许长的绿茶，经过高温杀青，竟可以捻成珠子状，包成菊花状，卷成毛茶状。
好客的穆阳人，以茶待客，茶的清淡和缕缕幽香，则惹人品尝不已，正如穆阳人生性好平淡，淡中有真味。
穆阳山水的清音、民风的淳朴不是用笔就可以说尽的。
只有走进穆阳，看看那里的山水，叩问历史，才可感受穆阳真正的魅力。
急求惠州市博罗县的一些地方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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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吃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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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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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用相近的音翻译的啊 ，还有根据词的意思 您说的比如MAY 发音为“买瑞” 翻译过来却用 马丽MAY一般是人名 ，如果翻译用“买瑞”就不好听了 ，马丽比较像人的名嘛
海南省万宁市有个村子当地老人叫它三生缘，请问它的具体路线怎么走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
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
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
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
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
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
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
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
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
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
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
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
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
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
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
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
”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
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
”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
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
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
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
……（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
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
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
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
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
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
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
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
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
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
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
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
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
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
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
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
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
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
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
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
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
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
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
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
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
”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
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
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
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
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
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
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
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
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
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
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
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
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
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
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
也称之为草芥。
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
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
”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
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
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
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
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
主要取意为“扫愁帚”。
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
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
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
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
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
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
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
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
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
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
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
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
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
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
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
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
”()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
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
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
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
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
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
”(《酒楼》) (5)灯笼。
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
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
”(《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
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
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
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
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
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
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
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
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
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
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
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
(2)箫。
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
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
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
”(《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
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
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
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
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
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
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
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
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
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
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
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
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
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
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
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
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
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
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杨海军 2007年3月8日 ]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
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
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
”[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
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
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
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
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
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
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
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
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
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
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
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
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红米酒的制作过程
人工：驿站、捎信。
视觉：烽火、旗号 听觉：炮、鼓、吹 .........其实和现代差别无非是效率上的。
传递信息的本质是不变的----就是抽象并符号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