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宣传口号-需要简短有力
1、有效化解消费纠纷，努力构建和谐社会2、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3、倡导诚实守信，共铸消费和谐 4、营造安全和谐消费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5、好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素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World Consumer Rights Day) 是每年的3月15日，由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1983年确定，目的在于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以促进各国和地区消费者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往，在国际范围内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主要内容：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处理消费者投诉，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
搜集消费者的意见并向企业反馈。
大造舆论，宣传消费者的权利，形成舆论压力，以改善消费者的地位。
参与国家或政府有关消费者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并要求政府建立消费者行政体系，处理消费者问题。
成立消费者团体，确立消费者主权。
加强消费者国际团体及合作。
3.15消费者权益日的微信怎么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保护工作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从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来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只不过是保护消费者法律体系的初级目标，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来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
所以保护消费者权益途径的利弊，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否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为判定标准。
为了更好的使消费者权益争议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定了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五种渠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可根据所碰到情况不同的纠纷，进行选择适用。
虽然这几种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在实践生活中，假如选择不同的途径产生的效果也就会有差别。
这不但影响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也影响了法律价值的实现。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五种途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剖析、比较，提出如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理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一些合理建议。
[要害词] 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权益纠纷 仲裁 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迅猛发展、我国消费者权益问题日益严重。
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非常突出，侵害消费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打击了合法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令消费者怨声载道，并且损害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
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
例如《价格法》、《商标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药品治理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成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坚强后盾。
本文通过分析、对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五种途径，给消费者指出一条如何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清楚思路，并在这基础上，给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二、协商和解 和解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的形式分清责任，取得彼此谅解，最后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消费者争议协议的一种方式。
协商解决是指在争议发生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有关争议进行协商、交换意见而最终达成解决争议的方案。
消费者在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就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与经营者发生分歧时，可以主动与经营者联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看法。
这种方式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且涉及的消费者争议大多数是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
协商和解在实际生活中最普遍，假如这种方式一旦被接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保护，同时经营者在利润和商誉上也不会受到损害，而且程序简单、节省时间和精力。
这种方式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都不会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与其他的途径相比成本最低，无论是对消费者或经营者，它都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途径。
因而也是世界各国消费者与经营者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力量和经营者的态度，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因双方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只有双方都遵循老实信用的原则，才能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
消费者与强大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具有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抗衡。
假如经营者以消费者的利益为重，就会为消费者解决问题。
假如经营者不讲信用，就可能会推诿，逃避责任，那样消费者的利益就会得不到保障。
协商和解的缺点就在于缺乏国家强制力，它可能使消费者在碰到不负责任的经营者时候消耗精力、时间而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那样的话就应当寻求其他更好的解决途径。
三、调解 调解指在第三方的支持下，由当事人就有关问题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民间由来已久的解决方式，其中以消费者协会调解最为正规。
消费者协会调解是指消费者和经营者将争议提交消费者协会居中调和，双方相互协商调解，从而达成解决争议的方式。
调解不同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和解只有消费者与经营者参加，而调解是消费者、经营者、消费者协会三方参加，由消费者协会居中调解，此时消费者协会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它必须公正的调解；另外消费者协会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无论调解是否达成协议或怎样达成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
假如达成调解协议，即由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消费者协会不得强迫履行。
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在调解过程中提供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参考方案，但是不能代协议双方当事人做决定。
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可谓是联系国家与广大消费者的纽带。
各级消费者协会广泛的吸收国家政府机关的代表参加，为消费者协会争取国家对支持消费者保护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道路。
续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三月十五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1984年12月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目前全国各地已成立消费者协会及相应组织五千多家，每年都要受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投诉几十万件，截止2005年3月份、全国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224万多件。
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与各方进行交涉、调解，为消费者挽回4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消费者协会受消费者委托时，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是消费者的代理人。
受理消费者投诉、为消费者排忧解难、并进行处理是消费者协会直接帮助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消费者投诉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受到侵害，往往标底金额较小，消费者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但这些小事假如不及时的解决处理，往往又会纵容不法经营者继续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投诉案件并非都表现为争议案件，有时消费者只是希望能够制止某些经营者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不一定要求经营者给予其赔偿。
可以说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对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在总体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部分冲突，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负担，也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调解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
但是消费者协会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没有法律强制力，实际工作起来没有威慑力度，经常力不从心，使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所以往往只有依托于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来解决那些令人厌恶不讲老实信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投诉。
四、申诉 行政申诉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予以保护的请求。
行政申诉提出后，由行政机关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及行政机关解决一定范围内带有民事性质的争议案件的活动，属于行政裁判行为的一种类型。
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目前已制定的法律、法规大多数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行使。
行政机关的经济监督，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
在整个国家监督机关的建设中，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有——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治理的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问题的食品卫生部门；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
”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
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
”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团体对经营者的交易行为、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
”因此，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行政规章，如《工商行政治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工商行政治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等。
工商、物价、卫生、质检等行政部门实际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能，促使其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的主要因素有如下： （一）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最高的经济利益，有时会损害社会利益，也包括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假如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以“裁判员”的身份出面去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
而行政机关对消费申述的解决就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竞争的维护，大量实践证实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维护方式。
（二） 从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通过消费者向行政部门申述，行政部门能够利用强制的执行力及时地打击那些坑害消费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
行政部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尤其是工商行政治理部门承担着对市场流通领域商品进行监督管的重要职责，做好消费者申诉工作，将会为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良好数据，为繁荣市场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假如按《环保法》的立法模式，予工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工商行政治理机就能更好发挥其完备的体系与消费者、经营者联系密切的优势、高效地处理权益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化、及时制止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三） 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上来看：要以申诉的方式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纠纷有很多优点；1、以申述的方式解决与协商、调解相比较，申诉的程序比较正规，对于消费者来说可靠性会更强些。
《工商行政治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了工商行政治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的程序，包括时间规定、回避制度等，这些程序上的规定保证了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处理行政申诉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地将纠纷交于工商行政治理部门解决。
2、以申诉方式解决消费纠纷会更经济。
《工商行政治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行政申述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对于小额的消费纠纷，以申诉的方式解决，会更有利于消费者。
不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后果。
3、另外申诉还有高效、快捷的特点。
《工商行政治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规定，以普通程序解决消费纠纷的时间是60天，对于争议金额较小的消费纠纷可以采用简易程序，花费的时间会更短，同其他保护途径相比效率要高的多些。
五、仲裁 解决消费者争议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由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也称“公断”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行为。
消费纠纷应当以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的规定进行。
与其他处理消费者纠纷的方式相比，仲裁是由消费者、经营者、仲裁机构三方当事人参加，但是必须有仲裁协议，才能申请仲裁。
它是一种准司法活动，并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经济性、快速性、保密性强的优点。
根据《仲裁法》第十五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
仲裁委员会，是指依法成立的有权根据仲裁协议受理一定范围的经济纠纷，进行法院外仲裁的机构。
而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由此可见我国仲裁委员会属非政府民间机构。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我国大中城市，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有建立仲裁机构需要的其他设区的市，都应设有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没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因仲裁机构只在设区的市设立，对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假如要想以这种方式解决纠纷将会非常的不便利。
而且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仲裁机构将不受理。
所以这种途径在我国并不被争议当事人看好，现在选择仲裁方式做解决消费纠纷的不太多。
美国是最早尝试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国家。
美国仲裁协会在1968年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全国解决纠纷中心”，该中心确立了消费者权益纠纷仲裁制度，并开始在全美范围内进行运作。
在美国，一些商家往往通过合同约定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选方式，尤其是在汽车销售、金融服务、医疗和其他家庭服务机构，都将仲裁条款纳入合同的必备内容。
假如消费者和经营者愿意选择仲裁为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将是一种对社会和市场经济都有利的方式。
我国某些城市也开始了消费者权益仲裁的尝试。
例如从2000年湖州消费者协会成立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以来，浙江湖州市消费争议仲裁中心已经为消费者解决了170多起纠纷。
经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地消费者协会的努力，在同各地区仲裁委员会协商后，我国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浙江、辽宁、等地，设立了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
当然，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要想正常发挥作用还需法律制度的认可，必须为现有的仲裁法所接纳，其做出的裁决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否则，仲裁裁决的效力将仅相当于现在的调解书，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也只不过是现有消费者协会协调解的又一翻版而已。
六、诉讼 在我国消费者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决争议。
诉讼是解决争议最有力的方式。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其判决具有强制力。
另外法院可以依自身职权强制执行生效判决。
消费者的诉讼可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三种。
在这，我们一般讲的主要是民事诉讼。
虽然这种途径十分有力度也最有效，但是在实践生活当中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考虑，民事诉讼不应该成为解决消费者纠纷的主要途径。
（一）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以民事诉讼保护消费者权益，只能是保护消费者的最终途径，不应当是首选途径。
消费者在寻求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不仅自身要花掉一定的费用，而且还要花费法院的司法成本费。
假如所有的消费纠纷都交由司法机关解决，那么司法机关必然会不堪负重，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将会受到损害。
所以从考虑社会利益的方面看，分散消费纠纷解决渠道，将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二） 场经济的角度上来看：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有一些完善，但尚未完全走上正规轨道，大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充斥着市场，所以必须靠效率高、效果显著的方式调控市场，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靠行政保护途径要比司法途径更可行些。
（三） 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上来看：在我国，一般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差，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听之任之、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到法院打官司。
而且，一些消费者对法律缺乏了解，加上其所面对的经营者大多数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
对其是否能够胜诉缺乏信心，害怕打官司后，不仅受到的损害得不到补偿，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伴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力度的提高，非凡是“王海打假”现象的出现，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法律意识已培养起来。
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诉讼中的各种开销费用全有投诉者承担。
但由于消费者的收益是有限的，既便赢了官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最多能得到增加一倍的赔偿金额。
对于那些小金额的消费纠纷，消费者要以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就显然得不偿失。
显然诉讼成本高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民事诉讼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绊脚石。
随着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不断的完善，非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等一些法规的出台，使消费者在民事诉讼领域里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比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
因此，在程序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应当仿效国外设立小额程序，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的金额较小的纠纷案件。
七、结束语 通过我们对比、分析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五种途径。
笔者认为现实我国消费者在解决消费纠纷时可根据不同的标的、不同的情况选择其相应的解决途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应以行政保护为主，以调解、仲裁为补充，以民事诉讼为最后的渠道。
同时加强规范、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法规章，增强行政执法力度提高其法律层次。
抓紧制定消费者援助制度，消费者援助制度实施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另外，还可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维权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
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向前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将会更加完备、高效。
我们生活中存在哪些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现象。
是写报告的
要多点
600字
消费者权益受侵犯状因及对策分析 【内容摘要】场经济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的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直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着，但是消费者的权益在现实生活中屡受侵犯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本文则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显性侵权 隐性侵权 消费者协会 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研究与实施是伴随着消费者问题日益深化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展开的，它设立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着，确立并矫正了经营者、消费者双方失衡的地位。
但是在多元化的消费时代，消费者权益时时处处面临着被侵犯的危险。
随着消费领域的不断拓展，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方式也不断产生，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情况也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形式已经不再仅仅是单方面显性的侵犯，隐性侵权行为也逐渐被公众发觉；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例如危害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
因此，我们有必要就此种现象进行探讨，以便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改革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消协）调解机制，疏通消费者维权途径，进而减少甚至制止侵权行为的频繁发生，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概念 （一）消费者 消费者就是指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
这种说法所包含的深层意思是，消费者既可以自己去购买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他人所购买的商品亦属于消费行为。
我们必须要明确这里所说的“个人目的”，这种目的一般所指的都是非营利性目的，而不是在购买这些商品之后或在接受服务之后再转售给他人，这也是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根本区别。
这里所说的消费者的主体是个人，也包括单位。
（二）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以及在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依法享有的权益，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下适应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赋给商品最终使用者享有的权利。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依照社会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市场上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制定明确的立法，这就使消费者权益不仅是一种公共约定和共认的规范，还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九项重要权利：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知情权、索赔权、受尊重权、依法结社权、获得知识权、批评监督权。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在保护公民消费权益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1993年10月31日颁布、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该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确认消费者的权利。
此举对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规范经营者的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消费者权益受侵犯现状及原因 （一）显性侵权 本处所指“显性侵权”是指侵权行为发生后，消费者积极处理，检举揭发并被记录汇总的侵权现象。
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统计汇总，2011年第1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38,593件，解决135,55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203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3,529件，加倍赔偿金额211万元，经消费者协会提供案情后由政府有关部门查处罚没款364万元，接待来访和咨询89万人次。
（附表一为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变化表） 项目 2011年 第1季度 2010年 第1季度 变化幅度 受理数（件） 138,593 130,274 ↑6.4% 解决数(件) 135,557 121,902 ↑11.2% 挽回损失（万元） 12,203 10,785 ↑13.1% 名人堂：众名人带你感受他们的驱动人生马云任志强李嘉诚柳传志史玉柱加倍赔偿 (件) 3,529 1,235 ↑185.7% 加倍赔偿金额（万元） 211 158 ↑33.5% 政府罚没款（万元） 364 261 ↑39.5% 来访咨询（万人次） 89 117 ↓23.9% 表一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变化表 投诉问题按性质分：质量问题占51.7%，营销合同问题占9.9%，价格问题占5.4%，安全问题占2.0%，计量问题占1.4%，广告问题占2.1%，假冒问题占1.7%，虚假品质表示问题占1.6%，人格尊严问题占0.3%，其他问题占23.9%；投诉问题按类别分：百货类占28.3%，服务类占33.6%，家用电子电器类占21.9%，家用机械类占5.2%，房屋建材类占4.3%，农用生产资料类占1.9%，其他类占4.8%。
（二）隐性侵权 上述显性侵权行为均是通过消费者主动寻求帮助，运用一些统计学、数学的方法记录汇总而成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侵权行为不仅局限于此。
本处所指的“隐性侵权”是指消费者在日常消费过程中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甘愿”付出高于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现象，它还包括明知被侵权，却没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与行为，致使此种侵权行为由于未被人举报而“消失”的现象。
大致有以下几种行为： 1.不平等格式霸王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这种侵权现象普遍存在，如在餐馆吃饭,经常会遇到使用密封包装的消毒餐具要收取1元钱的费用，也许很多人都觉得习以为常，但实质这已经属于一种侵权行为。
又如酒店明令禁止自带酒水、打折销售的商品概不退换等。
一般而言，顾客并不知道他们的权益已经被侵犯，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就无从谈起了。
2.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
部分假冒伪劣产品披着名品的外衣在正常渠道销售，经销商获取非法利益。
由于尚未给消费者造成伤害而未被发觉，人为致使侵权行为隐身，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给品牌所有者造成财务、名誉等各方面的损失。
3.通信、汽车、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价格缺乏透明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权。
（三）原因分析 1.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
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不会计较小的损失。
殊不知，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不计较，经销商就会抓住“机会”尽一切可能摄取非正常利益，这也必将阻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
2.制造商的高超仿造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假冒伪劣技术也越来越高超，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查伪手段，消费者不能正确的分辨商品的真假，便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到假冒的产品。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它的目的在于，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以此来更好地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
但其仅规定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进行惩处，并未涉及到其他行为；而且惩罚力度明显不够，很多商品以及服务自身的价值不高，但不代表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危害程度不大，所以一倍的惩罚措施显然是不足为戒的。
三、建议 （一） 消费者要正确认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地位，学好、用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如果确实遭遇侵权，首先要明白自己哪项权利受到侵犯，弄清权力责任，再与经销商据理力争，若不满意，就去找消协、工商、技监或法院。
动作要快、决心要果断，不要因优柔寡断错过时效期；要实事求是的准确反映问题，不可随意夸大，降低自己的信誉形象，给问题的解决增加难度；要合理的提出赔偿要求，切不可漫天要价；要准备好所有的文字材料：发票、协议等能够反映问题的有效材料。
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学好、用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隐性侵权”行为毫无藏身之地，同时要进一步增强消费信心，增强责任意识，将自身消费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监督促进生产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联系起来。
（二） 经销商合法经营 经销商虽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也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合法经营，做到不欺诈消费者。
在营业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营销治理模式，合理利用资源，加强与供货商与消费者沟通与交流，处理好相关的利益关 系，谨记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
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培训，为经销商讲解相关法律知识，警钟长鸣；不定期的组织职能部门人员进行明察暗访，将各种侵权行为扼杀在源头。
（三） 消费者协会 首先明确消费者协会概念。
“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其宗旨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消费者合理、科学消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生活中，消费者遇事找消协已经逐渐被人们接纳并采用，但是仍然存在相当一部分人们并不知道有消协的存在，或者存在被侵权了，不知道该如何找消协，找了消协人家会不会管，管不管得了等等诸多问题和顾虑，由此导致消协并未真正成为我国消费者权益的有利守护者。
侵权事件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因此，我建议消协应当主动出击保护消费者权益。
如在城镇，可以以居住小区为单位，分派三至五名专业工作者（如资金短缺可考虑招募志愿者并对其培训相关知识）到居民家中调查居民消费过程中是否遭遇侵权行为。
调查按时间可划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按调查范围可划分为全面调查和部分调查。
调查旨在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主动出击，遏制显性侵权，调查隐性侵权的现状，使居民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府机关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侵权问题，让消协深入人心。
在调查的同时可顺带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知识，征询广大人民群众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完善法律制度，鼓励居民为自己维权。
与此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应充分保障各级消协的经费和人员，赋予消费者协会更广泛的职能，真正成为消费者维权的可靠对象和信赖对象。
（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首先，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侵害行为的打击力度。
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体系基本上都是对消费者采用一种补偿的维权方式，对侵权行为打击程度很轻，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加大打击消费侵权行为的力度，净化市场环境，正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其次，建立健全的诉讼机制。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诉讼中，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如果消费者提出民事诉讼费用需全部由自己支付。
消费者为了讨回“零星损失”，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面不改色的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
这种情况下，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往往放弃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维权，从而使不法经营者逍遥法外。
因此有必要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快捷的维权途径。
四、结语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当加强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研究，促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改善我国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水平，促使我国实现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中国消费者协会：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释与例解，黄建中，同心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3]市场经济法概论，金海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的案例
> 字体 大 中 小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
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
[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还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
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
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
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
[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
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
[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
[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
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
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
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
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
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
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
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
[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
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
”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
”[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
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
[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
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
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
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
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
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
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
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
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
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
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
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
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
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
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
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
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
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
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
……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
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
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
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
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
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
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
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
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
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
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
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
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
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
”[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
[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
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
”[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
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
”[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
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
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
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
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
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
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1] 参见《法制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3版“3.15国际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
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
[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还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
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
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
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
[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
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
[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
[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
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
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
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
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
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
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
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
[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
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
”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
”[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
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
[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
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
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
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
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
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
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
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
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
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
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
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
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
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
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
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
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
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
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
……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
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
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
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
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
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
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
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
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
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
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
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
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
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
”[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
[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
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
”[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
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
”[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
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
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
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
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
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
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