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徽茶叶（主：六安瓜片）广告词
徽将军茶府，将军县的将军茶。
祁红屯绿瓜片茶，黄牙翠眉小兰花，若问香茗哪寻得，将军茶府带回家。
徽将军茶府，带给您最优质的徽茶，最上乘的瓜片。
请各位高手帮助想一个广告宣传语~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笔者有几个疑问
冷水村品牌定位，现在的消费群体，品牌值。
通过运动会后要达到什么价值。
六安瓜片是适合那一群人喝，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是妇女，那广告的对象就更一步明确。
这茶的功用是什么，他能给人带来什么价值，如助消化或解体喝，或清凉感觉，还是凉茶呢，等等。
所以外人很难给出你一些建议。
你给出的两个之中第一个较合适，
全部积分换广告词一句
我也是六安人，六安瓜片确实还可以，在红楼梦中就有提到的，给你一个建议，不防到那里面找一找
求茶叶广告词
（铭茶千杯成知己，扬杯一壶谈古今）（铭韵地香盖清味， 扬精技巧出细品）中国最古老的生态茶园掌门人——陈志红 献上
关于六安特产的广告
六安瓜片（全国十大名茶之一）、洞藏酒[2-4]（大别山临水酒洞藏基地）、霍山黄芽、舒城万佛湖鱼头、寿县豆腐宴、寿县廷龙瓜子、寿县大救驾、徐集花生糖、苗家三色饭、烫面油糕、恋爱豆腐、迷宗大包、叶集羊肉等。
描写“武夷岩茶”的优美句子
舜封陶(yáo)于皋，称皋陶；“皋陶卒，葬之于六（音Lu）。
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
六,即今六安,故后世称六安为皋城。
上古时，这里是偃姓皋陶部族活动和聚居地。
。
至西周，境内形成英、六、蓼、群舒诸方国。
春秋、战国时期属楚。
秦属九江郡。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置六安国，“六安”之名沿袭至今。
中华民国初年，寿县、霍邱属安徽省淮泗道，其余县区属安徽省安庆道。
1931年，六安、霍山（含今金寨县一部分）和英山、罗田、商城五县成立工农民主政权，曾称“五星县”。
1940年，改称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7年10月，成立皖西行署。
1949年1月，六安解放，4月，成立六安地区专员公署，隶属皖北行署 。
1952年，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合并为安徽省。
1978年，以六安县城关及近郊组建县级六安市。
三国时由魏控制。
两晋时，分属豫周的安丰郡，扬州的淮南郡、庐江郡。
隋时，分属淮南郡和庐江郡。
唐时，分属寿州和庐州，其间置舒城县和盛唐县。
两宋时，大致与唐相当。
元末，始设六安州。
明时，北属寿州、南属六安州。
清初，属江南行省右布政使司所辖的寿州和六安州。
江南行省改为江苏、安徽两省后，属安徽省凤颍六泗道的六安州。
中华民国初年，寿县、霍邱属安徽省淮泗道，其余县区属安徽省安庆道。
1931年，六安、霍山（含今金寨县一部分）和英山、罗田、商城五县成立工农民主政权，曾称“五星县”。
1940年，改称第二行政督察区。
1947年10月，成立皖西行署。
1949年1月，六安解放，4月，成立六安地区专员公署，隶属皖北行署。
1952年，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合并为安徽省。
此后，庐江县一度划入六安专区，后划归巢湖专区；肥西县曾两度划入六安专区，后划归合肥市。
1978年，以六安县城关及近郊组建县级六安市。
1992年12月，六安市与六安县合并，称六安市（县级）。
1999年9月，国务院批准六安撤地设市，原县级六安市分设为金安区、裕安区。
2000年3月，省辖六安市成立。
现辖金安、裕安两区和寿县、霍邱、金寨、霍山、舒城五县，以及省级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
全市188个乡镇、8个街道。
六安地区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俗称“皖西”。
东与省会合肥市和巢湖地区相连，南与安庆市和湖北黄岗地区接壤，西与河南信阳地区毗邻，北接淮南市与阜阳地区隔淮河相望。
是进出大别山的门户，也是东南沿海与中原腹地过渡带的咽喉。
全区界于东经115°20′—117°14′，北纬31°01′—32°04′，面积17976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2.9%。
总人口600多万,有29个民族，以汉族人口为主，少数民族占0.7%，以回族居多。
六安历史上是战略要地。
古诗赞曰：“屏障东南水陆通，六安不与别州同。
山环英霍千重秀，地控江淮四面雄”。
发生在这里的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使寿春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公元383年10月，东晋迎战前秦，在寿阳（今寿县）淝水取得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北强南弱的局面，开始了南北朝对峙。
辛亥革命时期，寿州崛起的淮上军，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支劲旅，先后光复了六安、霍邱、颍上、阜阳等23个州县，推动了江淮地区的革命发展，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早在1920年，以辛亥革命老战士朱蕴山为代表的六安进步知识分子，就组织了“中国革命小组”，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活动。
1923年，寿县小甸集成立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是安徽建立最早的党组织。
1929年，相继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诞生了红十一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皖西成为红军的摇篮之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3月，徐向前在这里指挥了历时48个日日夜夜的苏家埠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空前的大胜利。
抗战初期，六安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安徽省首府，国共两党的重要机构设驻于此。
1938年2月，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成立，董必武曾在这里指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47年6月，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大转折。
古往今来，这块土地英才辈出。
上古有辅佐舜禹而劳卒的皋陶，汉有“开巴蜀教化之风”的文翁，三国有“雄姿英发”的名将周瑜，宋有名冠“宋画第一”的国画巨擘李公麟，明有我国兽医学鼻祖喻本元、喻本亨，清有一代帝师孙家鼐。
近代有辛亥名杰柏文蔚、张汇滔，抗日名将方振武、孙立人，著名左翼作家蒋光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以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在五六十年代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中，皖西籍就有108名，占全省130位的85%。
全国9个将军县，六安就占2个（金寨县、原六安县），被誉为“将军之乡”。
六安依山襟淮，承东接西，区位优越。
东与省会合肥市相连，南与安庆市接壤，西与信阳市毗邻，北接淮南市、阜阳市。
贯淮淠而望江海，连鄂豫而衔中原，是大别山沿淮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312、206、105国道、合九铁路、宁西铁路、淠淮航道纵横全境，六安至合肥骆岗机场仅需1小时，交通十分便捷。
六安资源丰富而独特。
这里水源充沛，水质优良。
佛子岭、梅山、龙河口、响洪甸、磨子潭五大水库总蓄水量为67.3亿立方米。
境内有木本、草本植物3800多种，各类水陆栖生脊椎动物500多种。
盛产110多种名特优稀农副产品和1400余种中药材，粮、油、棉、麻、茶、茧、板栗、肉禽、羽绒、水产等产量多数居全省第一，六安瓜片、皖西白鹅及其羽绒、霍山石斛等称甲全国。
境内已探明矿藏30多种，铁、金、铅、锌、石英石、花岗石、水泥灰岩等储量甚丰。
境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众多，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
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天堂寨，有南岳山、铜锣寨、万佛山、八公山等风景名胜区，奇松怪石，珍禽异兽，尽显造化之神韵。
有万佛湖、安丰塘、水门塘等休闲度假区，水天一色，碧波万顷，尽享自然之美妙。
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保存着全国唯一完整、宏伟壮观的宋代古城墙，以及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古墓群、古战场，文化积淀深厚，给人以智慧，催人以遐想。
还有多处省级以上重点保护的革命纪念地，真实地记载着革命战争以来，皖西地区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先后视察六安。
1991年，六安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江泽民、李鹏等亲临灾区，慰问灾民。
六安还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
早在1978年，为鼓励抗旱秋种，肥西县山南、官亭（时属六安地区）和六安县三十铺等地，群众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并由点到面在全地区推开。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2001年，农业总产值71.8亿元（90年不变价），规模工业总产值195.7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1.56倍和39.7倍；三产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8.4%提升到32.4%；旅游经济、个私经济、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正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8.2%提升到19.8%。
农村面貌大为改观。
村村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85%的农户住上了新瓦房，95%的村通了公路。
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多年来，全市认真落实和完善扶贫优惠政策，着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实施科教扶贫、开发式扶贫、劳务输出扶贫，271万人口摆脱了贫困。
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36元，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8312元。
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实现了教育“两基”目标，创办了皖西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发展了广播电视，繁荣了地方文化，改善了城乡医疗卫生条件。
全市进入了总体脱贫致富、迈向小康的历史新阶段。
六安市是革命老区，是资源富市、农业大市、旅游新市，是一方后发优势很大的希望之地。
进入21世纪，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忠诚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务实创新，敢于争先”的六安精神，以“加快发展，富民强市为主题，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科教兴市、大开放和可持续发展六大战略，建设新六安，再创新辉煌。
“十五”期末，基本形成建成区4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40万人、设施比较完善、功能比较齐备的中等城市，全市实现小康目标。
六安之名的由来 蔡继煌 陈兰 公元2007年1月7日，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大墓举行揭墓仪式。
考古专家证实墓主确为西汉六安王刘庆。
唐贞观年间的地理著作《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东都陂内大冢也。
”还云：“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二里。
春秋文公五年秋，楚成大心灭之。
” 刘庆墓与咎繇（即皋陶）墓均在现六安城东，两者直线距离仅数里，皋陶墓在北、刘庆墓在南。
六安，因有皋陶墓，皋陶之后封在此地，立都建国，故称皋城；六安，因汉武帝封刘庆在此立六安国，而首称六安。
在时空上，皋陶墓应缘于夏之初公元前2040年左右，而刘庆墓则是在公元前83年的某日棺存“黄肠题凑”内，二者前后相距约1950年。
皋城缘何称六安，六安先秦叫什么
郭沫若先生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里说，西周穆王时的古“录国”在今天的安徽六安。
六、录，六安的六是否源自先秦古录国之“录”；西周时的录国，填补了六安这块地方自夏初以来的先秦史吗
首先，从字音上来看： 对待单一“六”字，每一位教师都会对他的学生说，这是数词六(liù)。
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多见。
汉字的数词有大写、小写两种写法。
六是小写，它的大写是陆。
而单讲一个“陆”字，是指高于水面的平地，亦是华夏古老的姓氏之一。
在殷商的甲金文字中，可看到“陆册父甲”、“陆册父乙”、“陆册父庚”等文存。
“六”与“陆”，可以说均是上古先人在同一时期所造之字块，不仅发音有异，亦绝不是谁是谁的古字，六读作liù，陆读作lù，六非陆，两字可谓是鹿、马不相及。
而后来，当把陆借作数目字六时，就亦读作liù，即陆是数目字六的大写。
有的字、词典籍在释“陆”此方面的含义时书：“俗代数目六字。
” 数目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字是华夏民族原始的计数符号，先人造字之初始就有了；而其大写壹、贰……，不是同时出现的，是后来逐步借代而来的，如先秦时期的金文尚未发现“七”的大写“柒”。
在这10个大写的数目字中，仅“拾”字是三音字（shì、shè、jiè）；“壹”、“陆”是双音字，且陆借代为数目字六时，用的不是其基本音lù，而是读其第二音liù。
六安之六不读liù, 而读成陆的基本音lù,这与数目字六与陆的通假是不无关系的。
而古录国的录字是双音字（lù、lǜ），其基本音与陆的基本音相同，读lù，这个字也是先人在上古就造出的，不仅金文有，甲骨文也有。
上古时字目较少，“录”既表示记录、福录，又是西周时期的一个方国的国名。
其录国在西周时, 先是夷族的子爵小国，后升为伯爵之国。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殷商早期的甲骨文存中，“录”、“六”、“陆”三字均分别出现，不存在相互替代，“六”字为数字、“陆”为高平地或姓氏，“录”既是录、禄，还是国名。
在现今的诸多典籍中，往往把录国的录写成了六。
而六安的“六”，非“陆”，实为“录”。
其次，从史料上看：由于六安的“六”读音不读liù，所以就完全可以排除什么“因大禹封皋陶的第六个儿子（或皋陶排行第六）在此地，所以这里叫六地”，以及“六以星度得名”，什么“天文女星，六度分野，夏为六，春秋为六国”的说法，因为此几种说法若有一种成立，六安就应读为六（liù）安了。
我们还是看看典籍是何以提及六安的，与六安最有关联的可以说是《史记》卷二·“本纪第二·夏”中司马迁所言：“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焉。
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
而后举益，任之政。
”对此，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注释为：“舜禅禹，禹即帝位，以皋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注释：“皋陶冢在庐江六县。
”而在诠释上古神话传说的清末最后一科举人、善长钟鼎文的学者钟毓龙先生的巨著：《上古神话演义》第四卷第一五八回里写到：“夏禹在涂山大会诸侯之后，在返回都城的途中，接到皋陶病逝消息，不胜伤悼，急急赶行。
到都之后，亲往皋陶家中临奠，并慰唁伯益弟兄。
过了三日之后，举伯益为相，继皋陶之任。
又将皋陶庶子二人各封之以地：一个地方在英（现在安徽省英山县）（笔者注：英山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划归湖北省）、一个地方在六（现在安徽省六安县）,以奉皋陶之祀。
皋陶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仲甄，才干优越，夏禹亦加重用，后来封地在何处，因历史失传，已无可考了。
”我们说钟老先生这段上古演义，可以说也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和其它一些历史典籍，他说皋陶有四个儿子，而仲甄封何地，是否就是司马迁了解到的“或在许”地呢，也未可知。
总之，司马迁所言的“英六或在许，”其“英六”地理位置相邻，甚至可以说是一地，而“许”与英六也比较靠近，这样禹把皋陶之后放在其父墓地周围，也便于他们对其先祖的奉祀。
六安及其周边，自夏以来，皋陶的后裔一直在此生息，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再对已知的或未知的历史作进一步梳理：司马迁在《史记》·“列传第三十一·黥布”篇中写到，“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分击项籍”、“六年……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太史令还自语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
”先秦“春秋”，“楚灭英六”，也就是说在“六”这块地方，不仅秦汉之间建有九江国、淮南国，早在“春秋”之时，就建有侯国。
对此，《史记》·“卷十四·年表第二·十二诸侯”表中记载：楚成王熊恽二十六年灭六英及楚穆王商臣四年灭六蓼。
年表中两处提及“六”：一是公元前646年、一是公元前622年，两者相距24年。
历史中的一前一后，谁是谁非.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世家第十·楚”中又是如此记的：“成王恽……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
”在这里只提“英”，未讲“六”。
后又记：“穆王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
六、蓼，皋陶之后。
”对于“楚灭六”，2006年京华出版社出版的、由司徒博文进行编译的《东周列国志》第46回“楚商臣宫中弑父，秦穆王崤谷封尸”中提到，“不几年，穆王遣兵四出，先灭江，次灭六，灭蓼，又用兵陈郑，中原多事。
”在《儒学十三经》的《春秋左传》里，其“经”、“传”是如此记载的：“文公五年”、“[经]……秋，楚人灭六。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传]五年春，……六人叛楚即东夷。
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
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清人高士奇在《左传记事本末》卷四五·“楚伐灭小国”篇中是用《左传》所叙“五年（笔者注，这里是指鲁文公兴五年，即楚穆王商臣四年），六人叛楚，即东夷。
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
”在这里，高士奇看同《左传》，也提到“六人叛楚”一句，用到一个“叛”字，这也就足够了。
我们说，不管是楚国两次（一次成王、一次穆王）灭“六”，还是仅穆王一次，由于年代久远，即不论是公元前646年，还是公元前622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征和二年（前91）间司马迁编撰成《太史公书》（即《史记》）时，时光已过500多年，这中间还有“焚书”一劫，若非专一的文献记载，历史也仅存一个大概，何况经诸多儒家编修的经典，对当时所谓的夷、蛮、戎、狄等族群，不仅在字眼字义中含着贬意，在文字上也是轻描浅写，所以史实就不易说得那么清楚。
但是，司马迁在“年表”里到是标记了两次灭“六”。
对此，在首都北京，1999年11月12日铺装上第一块铜板的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刻铸的铭文是如此记叙告示后人的：“公元前646年，周襄王六年，鲁僖公十四年，楚成王熊恽二十六年灭六、英二国。
”相隔一段之后，又示：“公元前622年，周襄王三十年，鲁文公五年，楚灭六、蓼二国。
”对史书上记载的，在尚未弄明白之前，能保留的，还是应该尽量保留，问题留给后人，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
总之，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个叫lù的“六”国，它与“英”、“蓼”二国相距不远。
上面钟毓龙先生已讲到“六”、“英”地域相连，在近代，六（安）英（山）霍（山）三地同属六安州，三地人民都说是六安人。
而“蓼”，今河南固始和安徽霍邱人，均有自称是古蓼人之说。
感到奇怪的是，在容庚先生编著的《金文编》里，查不到“英”的金文写法；民国二十三年临海徐文镜先生编的《古籀汇编》里，也无“英”字条目；而在徐无闻先生主编的《甲金篆隶大字典》中，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之各个时期均未见“英”字，仅在西汉时期方才看见“英”的写法；在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里，“英”字也无古文、籀文等异体。
这不禁使人产生司马迁在《史记》前“表”中写的楚成王二十六年灭六英，还是在后“世家·楚”中不提“六”只提“英”，这“六英”和“英”，是否就是“六”
也就是说，姑且不议春秋之时有无“英”国，但“六”国是肯定有的，且可能在遭受楚人灭国之后，历经24年又“叛”，故再次被楚派兵征服。
但“六”国的国君是谁
发生过哪些事
从禹封皋陶之后在六到楚灭六，这可是一千多年啊，可是就未见经传了。
世上存的典籍没有，地下藏的文物就未必了。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注释》里指出，西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录伯簋盖上铭文中的“录”字，指的是“录国”，在今之六安。
为何讲录伯簋铭文中的录国就在今六安，我们可再翻翻《金文编》，在这部巨著里，容老对江、许等字均未注此字亦国名，而对录、蓼、黄、莒、薛、芮、蔡等字，均注“国名”二字，尤对“蓼”字，关注颇重，多写数字：“蓼古小国名皋陶之后春秋时为楚所灭”。
金文大家研究肯定：“录”，是一古国名。
另外，珍贵的是，在这件录伯簋的铭文中，明确地刻着“繇”是录国国君的祖先，也就是说录国是皋陶后裔国。
录蓼二国同是皋陶之后；“录”同“陆”同音，在汉武帝时“陆”已借代为“六”；“六”国无具体史实，而录国有物证；“六”、蓼地域相连，“六”在南，蓼在北，可以说一前一后被位处西南的楚所灭。
综此几点，是否可以认定：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的英六或六蓼，其历史的真实则是录或录蓼也。
司马迁在编《史记》时，何出此讹错
在先秦时期，由于诸侯列国割据，语言文字不尽一致，通假现象比较普遍，此“录”可能与“鹿”通，也可能听、写成“陆”字，而“陆”又通假于“六”。
因此，在汉武帝既说出或认同了“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说后，一个史官、尤其是刚遭牢狱之苦的史官，再大胆也不至于去给皇上改错。
因此，司马迁在撰写史书时，一是佯装不知，亦可能不便点明而故意留下让后人去解说的两次楚灭六及英六之说的破绽。
殊不知，此点睛之作，却影响了二千多年。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使我们得知该墓主是六安国的第一位王爷刘庆、也使我们推断出其周围四对封土堆该是六安国后任国王与王后的陵墓。
历史上的六安国王陵区确定了。
而古“录国”的存在、认定，可以说填补了皋城、六安长约1400年先秦史的空白，是对古城六安悠久历史的充实。
愿学术界、考古界继续开展对古“录国”的研究，以彻底解读皋城与六安的先秦史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