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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有重赏
今晚必要
五十年来中国音乐发展浅谈陈志红 中国的古代音乐文化艺术渊远流长,都曾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
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逐步衰败,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败。
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才为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新音乐文化源于本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音乐教育,创作研究等方面才开始了较全面的开拓,至本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双得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发展轨道,音乐文化的建设出现了新的令人欣喜的局面,特别是80年代以后,在“改革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开始摆脱了过去曾长期存在的“半封闭”状态,在逐步与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使中国的新音乐文化由“萌芽阶段”发展到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地位,20世纪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5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大至经历3个时期,1949——1966(建国初期十七年)文革期间(1966——1976)文革后。
一、50年来声乐作品特点及主要创作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音乐历史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新中国的建立,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经济贫困,中国人民还又不得不在承受沉重的负担下进行国家建设,在文艺方针、政策上基本沿袭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及特点,坚持普及为主,把开展群众歌咏活动作为人民音乐生活的主要方面。
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声乐创作是各类音乐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这种状况大致持续了30年之久。
从50年代——70年代,产生了上万首的歌曲作品,其中包括抒情歌曲、儿歌、合唱等,具有突出影响的代表作有《歌唱祖国》、(王莘词曲)、《俄们走在大路上》(李劫词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学习雷锋好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多么幸福》、《让我们荡起双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为祖国献石油》和《我的祖国》、《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些歌曲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内心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奋发向上的崇高情操。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党内“左”的错误,对文艺方针的贯彻客观上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音乐事业的发展走了一段曲折、复杂的迷路,发展到文革后期甚至产生了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大海航行舵手》、《忆苦思甜歌》、《语录歌》等,这些作品形式单一,音乐表现较差鼓吹个人崇拜,尽管这些作品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而为人民所淡忘,被历史淘汰,但教训是深刻的。
“文革结束”后,在不断纠正清理“左”的思潮的危害的基础上,党与政府制定了以“改革、开放”为主的一系列新政策,文艺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政治题材的歌曲创作大量减少,少年儿童歌曲曲创作量也不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多少新创歌曲的演唱,只有《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春雨蒙蒙的下》《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少量歌曲的问世直到80年代前后,才开始涌现出一批颇受人们喜爱的歌曲新作,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海故乡》、《长江之歌》、《太阳岛上》、《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等,这引起作品创作上有新意,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心声。
从总体上看,50年来我国歌曲创作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还是比较大的,影响也最为突出。
二、五十年来器乐作品的特点及主要创作在本世纪下半叶,随着整个音乐文化事业在中国人民音乐生活和现代音乐建设地位中的提高,中国的民族音乐为西洋乐器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交响音乐作品以及歌剧、舞剧等等都开始以全新的面貌大步前进。
50年后,以中国乐器为手段所写的音乐作品,多数都突破了原有地方乐种的传统,或规范和适当吸引现代多声音乐创作的经验来进行艺术创作,主要的作品有《春天来了》、《关山月》,如果说文革以前的乐器对在题材、内容上比较单一,文革结束后,民族器乐由创作在题材上,内容上相应扩展外,在乐器的品种体裁上也更趋多样化,并开始借鉴20世纪新的技法经验。
主要的作品有《天山之春》、《边寨之夜》、《陕北抒怀》、《空谷流水》、《节日的夜晚》、《引子与赋格》。
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体现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特色,是建立在我国传统音乐基础上,又不同于传统民族器乐的新的中国民族器。
50——70年代,我国为西洋器所作的曲目仍以钢琴为主,这些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标题性音乐小品,旋律流畅突出,民族色彩鲜明,主要作品有《快乐的节日》、《新疆舞曲第一、二号》、《巴蜀之画》、《舞剧“虞美人”选曲》等。
70年代后,部分作曲家开始对吸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器乐的音调和语言进行钢琴创作如《百鸟朝凤》、《二泉映月》等在表现中国特色的传统音韵上有了新的突破。
文革后,随着“改革”方针的逐步贯彻,一些新的作品不断拥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有《峨媚山月歌》、《新春乐》、《高山组曲》、《草原音诗》。
这些作品结合了中、西音乐的技巧与文化,使中国的音乐呈现了现了一种新的风貌。
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音乐事业的全面建设为现代交响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中国交响乐的真正起步在50年代,《春节序曲》、《山林的歌》、《浣溪沙》、《瑶族舞曲》、《梁祝》等等。
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北京下,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潮中的极端热情。
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的交响乐事业陷于停顿状态,只有所谓交响音乐《沙家滨》,文革后期,交响乐作品还没得到复苏。
到“四人帮”被打倒,文革基本结束,才开始涌现了大理的交响乐作品,如:《云岭写生》、《三峡素描》、《北方森林》、《离骚》。
80年代以后掀起了“中国音乐的新潮”《纳西奇》、《第一交响曲“长城”》、《交响序曲》等作品如雨后春笋,由此可见,尽管由于文革冲击,我国交响乐停顿了10年之久,但没有完全阻止我国交响乐创作水平的提高及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音乐文化,中国的新音乐创作及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特点及优秀作品,总的来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和发展是由声乐为主逐步过渡到声乐器;是在中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原有的落后生产力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在急剧变化着。
这种变革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文化、教育等等各个领域。
时代呼唤以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一代新人为宗旨的现代化教育。
而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音乐教育成了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一、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艺术教育观深思我们以往的音乐教育,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论指导,因而在教育观念上带有相当程度的依附性,盲目性。
大量的教学和老师的教学观念,在深层次上还有待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常常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设计是从教师的教出发,视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为主要任务。
把音乐这门应该用心灵和情感去感悟的课程,变成了处理知识的理性化的碎片,形成了学生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的局面。
新时期的教育不再是以教师为中心,灌输和传授书本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多样化、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将成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因此,重新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艺术教育观是适应新时期音乐教育改革的需要。
一方面,强调从学生的能力水平,从学生的实际体验出发,强调学生的自由探索和创造性的参与,另一方面则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的艺术性,使音乐教育重新恢复其应有的生动性、趣味性、丰富性。
使学生产生为增加快乐或获得更高级体验而追求知识的渴望,学习音乐因此也就成了一种享受。
二、不断更新音乐教学方法 柳斌同志在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改革,提高质量。
教学是艺术教育的主渠道,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的关键环节。
①由此可见要实现现代化音乐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断更新音乐教学方法非常重要。
第一、我们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了解代表时代特点的教育教学观念。
大力加强音乐教育的教研和科研工作,对音乐教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如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特点、内容、规律及实施途径等,进行深入的有质量的研究,使音乐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
第二、把多媒体、电脑等高科技技术用于到音乐教学当中是进行现代化音乐教育的有效手段。
我们可以制作丰富多样的课件,利用多媒体的教学设备播放给学生观看,使学生在进行欣赏音乐的活动时,不但能获得听觉上的享受,而且能够通过视觉上的观看,更好地体会音乐。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电脑软件,帮助学生进行简单的作曲方面的尝试,通过亲身实践,感受音乐带来的无穷乐趣。
第三、借鉴吸收国外先进和科学教育法,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用的教学经验。
如奥尔夫节奏教学法,巴里斯节奏唱法,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结合我国的锣鼓经,对学生进行以节奏为主的音乐训练;柯达伊的手势教学,奥尔夫多声结构和简单的和声体系,铃木母语教学法,结合我国的民间音乐,对学生进行音准和合唱训练等,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绪中志愿学习音乐。
第四、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还要把音乐教学同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同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结合起来。
使音乐教育不仅成为教育事业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奠基工程。
三、软化学科边缘,开展综合性的音乐教育 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在传统专业观念的支配下,将视野囿于自身的领域和范畴,较少与其他学科领域发生联系。
我们培养学生,考虑学科知识系统化专业化多,综合融合性少。
现代社会学科分类将越来越细,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将越来越紧密,时代需要更多的一专多能,高素质,有创造力的新型人才。
在此背景下,淡化学科边缘,开展综合性的学科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早就有所尝试。
比如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在大学里面组建文科课程:即音乐、供观赏的艺术和历史、哲学、文学这些学科的主要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课程。
②因为在美国的普通大学里,音乐教育一直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音乐艺术本身就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才产生了将与音乐有关的各学科贯通起来讲授一些课程的意图。
在这些课程中寻找出相同之处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促使学生能够在广博的文化视野中去理解学习这些科目,同时也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事件和看法对这些学科所产生的效益。
文科课程的开设在大学校园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程非常有趣并富有价值。
笔者执教的是一所以商科课程为主的普通高校,在我校开设音乐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音乐课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但另一方面,当今社会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音乐作为一种艺术门类,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外,也不可避免的披上了商品价值的外衣,如广告音乐、电子音乐、背景音乐的出现等。
因此,我觉得在我校的音乐教学当中,可以适当地尝试把音乐课程与经济类课程相结合,如音乐和市场营销学、音乐和酒店管理、音乐和网络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在音乐课程的学习当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四、教师角色的转换,变教书匠为导师、合作伙伴。
在以往封闭式的教学背景下,教育被看作是按照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大纲和教材传递书本知识的活动,由知识的拥有者和唯一源泉--教师向知识的需求者--学生输出知识的活动。
在信息社会开放式的教育条件下,由于教育环境的充分敞开,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获取知识。
正如一位同学在文章中写到的:早上起来,当你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打开电脑,你会发现,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音乐,音乐可以说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还以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话,就会禁锢学生的头脑,限制学生的眼界,妨碍学生掌握更多更有效的知识。
因此,教师的角色必须作出适应开放式教育的转换。
,变教书匠为导师。
新的知识不是有教师教会的,而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去掌握的。
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舞台,指出方向,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关键时刻给予指导和支持。
尤其是音乐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组织、设计、分工、合作、讨论、协商的方式开展音乐学习与实践活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德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迈上学习新台阶。
其次,在我们以往的教育中,教学关系是很固定的。
教师就是教师,学生就是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现在恐怕不行了,一来社会变化太快,二来知识体系变化也日新月异。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音乐时代,多媒体技术、电脑网络技术都被大量地用于到音乐的写作,编配及传播上。
这些尖端技术是现有的音乐教师在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中不可能学到的。
由此,为师只能说是一种行为,而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状态。
在信息社会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必须作出适应终生教育的转换,教师即是知识的给予者,又是和学生一起探求知识高峰的合作伙伴。
总之,我们正处高速发展的信息新时代,时代呼唤有现代意识,能和社会同步的音乐教育。
让我们铭记柯达伊的告诫:一个音乐教师要比一个歌剧指挥重要得多。
因为,一个蹩脚的指挥只会令观众失望。
但是,一个糟糕的教师会在整整30年内将30个班级的学生对音乐的热爱统统扼杀掉。
③ 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的担(一)音乐德学与音乐美学的统一早在二、三千年前,即曾在一些古代文明国家中形成过人类最早的音乐教育的盛期,如东方的中国周朝和西方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前508一前338年)并在此后不久或同时产生了杰出的思想家、音乐教育家,如前者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后者的代表人物柏拉图等。
这两个文明古国的音乐教育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认识并强调了音乐精神和力量。
中国周朝掌管音乐的大司乐所进行的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乐德”,然后才是“乐语”和“乐舞”。
正如后来的《乐记》所说的:“乐者所以象德也”(乐施.三),“乐者,德之华也”(乐象.三)。
柏拉图也同样深刻地创立了“缪司的教化”,即“乐教”这一光辉的思想,并得出精辟的结论:“整个教育基于音乐”(《国家》)。
他把理想的国家建筑在教育的基础上并把整个教育建筑在音乐教育上,是因为他认识到音乐对于人,尤其是青年人,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有“心灵净化”(Catharsis)的作用。
古希腊的音乐伦理学和中国的“礼乐”制度的“乐德”学说,奠定了音乐的德学,尽管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发展,可以看出古代的音乐德学有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它的深刻性和重要性却是至今、乃至永远也不可抹煞的,并且事实上对后世直至如今的音乐教育,仍在发挥着很大的积极影响。
就中国来说,音乐德学是中国音乐和音乐教育的优良传统,不应放弃,就西方来说,音乐德学也是西方音乐和音乐教育思想、精神的源泉之一。
本世纪以来,对德国以及国际影响最为深远的、20年代在普鲁士进行的“凯士腾贝格音乐教育改革”以及本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奥尔夫音乐教育,都直接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精神。
在古希腊,时隔不过约20年,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音乐德学,并且进一步的认识到音乐同样也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
从此,尤其经过了文艺复兴后的约400年的发展,对音乐审美的认识不继深化和体系化,这是人类认识史和音乐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也是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得以创立和发展的前提。
可是,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后的西方,对音乐的思考、认识和实践,常常有走向另一个片面和极端的危险,即从根本上遗忘或否定了音乐德学的危险,很少在提音乐德学。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文明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科学的空前发达,物质生产的空前提高 、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欲横流,消费至上、享乐第一,对音乐也不例外。
音乐本身往往也沦为商品,沦为纯娱乐的工具,甚至纯感官刺激的载体,纯情性发泄的对象和猎奇的手段;不仅音乐德学销声匿迹,真正的音乐美学也被肢解。
正是在这个美学“礼崩乐坏”的局势下,重新回顾一下古代文明社会所提倡的音乐德学重新肯定并发扬这一精神,并使之与几竿年以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音乐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任何音乐教育的指路明灯,恐怕是当前音乐教育改革首要的前提。
(二)音乐教育作为科学、艺术学和人学的统一西方和东方的传统有一点不同:自古以来,西方较偏重于把音乐作为一门科学,理性的因素往往占着上风。
整个中世纪,音乐被和数学、天文、几何并列在一起,作为“七门自由艺术”中的“四门学科”(Ovadrivium),从而一直将音乐学和音乐表演实践隔离开来,作为一门科学去人事,所以至今在德国,仍把音乐学研究的学科和研究所大多归属于大学,而一般表演专业则属于音乐学院。
与此相应地,音乐教育也日益被强调作为一门科学去从事。
这显然有利有弊:利是是从而科学地发展了音乐教育,使它和音乐螳及教育学这两个方面的各门学科,如一般的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民族学等的联系日益加强,这无疑对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是一大促进;弊的是从而往往忽视了音乐教育的艺术属性和活生生的音乐。
音乐教育不同于欺了自然科学的教育,首先就在于它的对象是一门艺术。
西方60、70年代以来,各种音乐教育思潮兴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不少学崐说和流派反对“乐教”,如强调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世界的改善和人的形成,而在于有助于好地理解世界与自我,这就是要使人走向成熟的教育”(克劳士Ego Kraus:《音乐学科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1970)。
强调音乐的认识功能、强调形形色色的音乐作为社会现象,科学地去理解它、分析它、认识它,是十分有益的;但这毕竟不应当是音乐教育的首要目的和内容,以取代音乐首先作为一门艺术,从而忽视音乐教育的对象首先是活生生的音乐这一个基本观点。
音乐教育既是一门人学,因为音乐教育的对象是人,正如奥尔夫所说的:“音乐始于人自身”。
这句话和《乐记》开宗明义所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音乐教育更主要的是要研究人,人的情性、的心理等待。
对人进行教育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教化。
怎么使教育臻于教化的最高境界,是最大的难题,怎样不通过外在的强制,而通过发挥人自身力量的过程,来达到人的教化,始终是音乐教育应当研究的课题。
音乐教学当然必需锻炼技术、学会知识,但是,音乐教育应当,并且可以不是通过机械地训练技术和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通过学生自己的音乐初中实践:潜心地倾听好的音乐、个别地和集体地唱、奏好的音乐,并综合音乐、语言、动作、舞蹈、游戏等各种因素,来掌握技术和知识。
音乐对人的教化,也远远不止于道德方面,更不局限于娱乐,而对于整个人类和素养都有莫大的功能。
如培养个性和集体性、促进各方面的技能,包括感官的发展、反映崐的敏锐、想象力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促进等,这一切均不应被忽视。
(三)走向源泉和走向未来的统一音乐教育是否有强劲的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字和源泉的关系,从个人来说,音乐和源泉道德首先在于人自身和自然;从一个民族来说,音乐的源泉在于它的土壤,即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年代更悠久所形成的民族语言(包括方言),以及该民族心声的结晶—民歌等。
不人这些源泉出发,并且最终归结到这些出发点,音乐教育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免贫血、枯竭、短命。
尤其近几十年来是否有强劲的随着音乐科学和音乐艺术的发展,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的种种各种学说和流派相继产生,除瞬间即逝者外,不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可艺术价值,并在某些方面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可是,迄今为止,能在世界范围内遐迩闻名,不仅经久不衰,并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恐怕得首推奥尔夫和柯达伊这两个音乐教育体系,而这两者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它们都直接源自上述的源泉。
这里应当引用朱熹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奥尔夫本人在精神、语言、风格、习俗和音乐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扎根于分他的家乡——南德的拜耶州的土壤,他的音乐教育首要的一条法则是:每一个民族的音乐教育都必须首先建筑在它自己的儿歌、民歌和民族语言(包括方言)的基础上。
同时,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施,则更直接源自古希腊的“乐教”精神以及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
柯达伊本人更是匈牙利民歌权威和收集家、研究家、改编家,他把音乐对于人的关系比作营养,而把民歌办定为“母亲的乳汁”和“儿童的母语”。
他的整个音乐教育建筑在匈牙利民歌的基础上,这不仅体现于其教学的内容上;他的音乐教育的整个整个音乐语言和教学方式和方法,也都基于民歌。
他说得好:“或许人们会想,我们愈去迎合世界的声音,放弃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愈会更好地成为世界公民。
但是,我深信:完全相反地,我们愈学习和发扬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也就会愈多地为一种世界的音乐而发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证明:柯达伊的音乐教育体系,不但没有由于他基于匈牙利民歌而受到局限,相反地,他为任何别的民族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促使别的民族也逐步做到同样地使自己的音乐教育基于各自的民族基础上。
但是,柯达伊决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音乐教育也决不只限于本民族的民歌;紧接着本民族的民歌,他大量采用世界各国的民歌,然后才是各种古典音乐。
奥尔夫和柯达伊这两个不同的学派,在有些方面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奥尔夫对教材的自由、开放,柯达伊对教材的固定、统一;奥尔夫基于音乐、语言、动作的综合和学生全方位唱、奏、跳、做的自己实践,而柯达伊首要的是歌唱;奥尔夫突出节奏第一,柯达伊由于以歌唱为主必然突出的是旋律,便是,这两者在扎根于源泉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走向源泉绝不意味着倒退或保守,相反地意味着走向未来。
唯有源远方能流长;唯有导自源头,方能归于无穷。
奥尔夫于1963年在奥地利扎尔茨堡的“奥尔夫学院”建校三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得好:“所有我的理念,关于原本的音乐教崐的理念,并不是新的。
我注定的和所能做到的,是把这些古老的、不朽的理念,从今天的观点出发,重新的说出来,并着手去实现它们。
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新的东西的创造者,而是一个把旧有的财富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就象一个接力赛跑者,他把火炬在古老的火种上点燃后,一直走向今天。
我的后继者们同样注定也有这样的命运;因为如果一个理念保持有生命力,它也就不会随着它的生命而告终。
保持活着意味着:自我演变,随着时间并通过时间而演变,充满希望的以及永远激动人心的东西,正在于此。
”这段话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导致源头的东西,同时必须不继发展。
奥尔夫又说过:“任何摩登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而不摩登。
”历史早已证明:一味追求摩登的东西是无法走向未来的,而源自古老的源头的东西,却能不断“自我演变,随着时间并通过时间而演变”地走向未来。
所以,当今世界上流传最广的这两个音乐教育体系,从产生的时间来说是最老的:早于1924年,奥尔夫即与友人、舞蹈教育家军特,在慕尼黑共同创建了“军特体操—音乐—舞蹈学校”,从根本上进行了音乐教育的改革;同样,柯达伊在20年代已指出匈牙利文化、音乐生活和整个音乐教育体系的异化,提出在民歌的基础上创建一种自然的音乐教育,并逐步消灭本国的音盲。
经过了70余年,这两者也经历了显著的自我演变。
但凡常去扎尔茨堡的“奥尔夫学院”听过课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这里的音乐教学不断在变化和革新。
所以,从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来说,这二者又是最年轻的,唯有导致源泉,并永葆青春者,方能走向未来。
(四)音乐教育改革的先例和关键音乐教育关系着音乐生命的延续。
它不仅造就了音乐的主体——创作、歌唱、奏乐者,也培养音乐的客体——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听者和读者。
音乐教育的发展,不仅在于日以继夜、逐年逐代的音乐教与学的实践,也在于突破性的飞跃——音乐教育改革。
从音乐教育史上看不论东方和西方,如果没有多次的音乐教育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水平和质量的音乐教育。
以西方来说,从11世纪意大 利的古依多·达莱佐首次系统地改革并创建了较科学的音乐教学 以来,多少代人或我或少的都曾致力于音乐教育的改革
由于整个中世纪直到18世纪,音乐教育完全地或主要地掌握在教会手中,因此音乐教学的首位目标,就是唱准唱好大量的宗教歌曲,直到19世纪,学校中的音乐课程几乎局限于歌唱和传授一些音乐的基本知识,所唱的歌,除一些民歌外也以宗教歌曲为主,教
要在火车站开自动按摩椅店,谁能帮忙想一些宣传语来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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