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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招生广告词

时间:2015-11-15 22:47

合唱的宣传语

感受音乐的魅力、唱响青春的旋律、点燃理想的火花。

舞蹈班征集广告语

与美丽签约,与时尚联网,最美的你,就在……中心秋风吹走夏月,欢笑满溢光阴,我们始终只为更美的你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队生命的辜负

我想再本地教小提琴,谁能帮我写一个小提琴招生的宣传材料。

详情描述:iViolin Music School 弦上音符音乐教室是一家国际化的音乐培训中心,引进了西方最先进的音乐教学方法,为学员量身打造一套国际化的音乐教育课程。

弦上音符音乐教室独特的双语教学结合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钢琴和小提琴教程,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和能力的培养。

弦上音符音乐教室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的教师都毕业于专业的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英国赫尔大学音乐学院,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以及来自中国爱乐乐团,中国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以及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优秀青年演奏家,教学经验均在8年以上,善于与学员沟通。

弦上音符音乐教师开设了少儿乐团,让孩子们学会合作并且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新颖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员们学习的兴趣,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一致好评。

弦上音符教室办学至今,为重点中小学艺术班以及全国重点艺术院校输送了近百名优秀学员,并且许多学员都通过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等级考试,中央音乐学院及中国音乐学员的等级考试,在国内外比赛中也收获颇丰。

弦上音符音乐教室开设的课程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钢琴,吉他,萨克斯,古筝,声乐,音乐理论基础及考级辅导;同时我们也开设了成人钢琴,小提琴,吉他等课程,并且根绝学员不同年龄段量身定制不同的学习方案。

iViolin弦上音符音乐教室从学员的兴趣出发,在轻松和快乐中收获成长和进步。

冼星海的资料

冼星海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乐作品,特《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大激发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士气和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音乐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对振奋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非常喜爱冼星海的音乐,平时也注意阅读他的生平事迹资料,研读他的音乐理论和创作。

今年是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正好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我特别撰写了这篇介绍冼星海的文章,希望通过它,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冼星海,认识冼星海,进而喜爱他的音乐,学习他的精神。

我想,这也是我对冼星海最好的纪念。

一、从渔村走进音乐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

父亲冼喜泰曾做过水手,后以捕鱼为生。

冼星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黄苏英寄居在外祖父家。

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

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

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

从10岁开始,他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

1918年,他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六年。

他酷爱音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担任过指挥,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

1925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同时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兼任图书管理工作。

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

后来,他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

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

“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

当年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靠朋友的帮助和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法国,实现了到巴黎学习音乐的愿望。

二、艰辛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

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

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

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

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

对在巴黎求学时的贫困生活情况,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

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

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

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

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

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

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

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

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

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

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

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

”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

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三、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

开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维持生计,其间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运动会歌》,这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正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1936年,他参加了孙师毅和吕骥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组织。

他要让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用他的音乐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我们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战歌》、《救国进行曲》和《运动会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

由于这些歌曲的销售量创造了该公司的纪录,他还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

然而不久,《战歌》的唱片和母版被当局没收销毁,他便辞职离开百代公司,仅靠给电影写些歌曲为生,义务给领导救亡歌曲运动的干部教作曲和指挥,到进步歌咏组织教唱。

不久,新华影片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

后来,他又从新华影片公司辞职,但仍在上海进步文化界、音乐界里,从事配曲、教唱等工作。

冼星海对教育和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

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办了“山海工学团”,便定期去该团做辅导,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评价自己在上海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救亡文艺宣传工作,最后来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汉。

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起几十个歌咏队,举办了许多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

这个时期,他工作和创作的热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到达武汉前,为了深入生活,他来到汉冶萍煤铁厂,在矿厂里住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

他还下到煤矿井的底层,与矿工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况。

他感触至深,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冼星海更坚定了走救亡音乐道路的信念。

这时,他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

冼星海虽然比聂耳年长七岁,但他十分敬佩聂耳,充分肯定聂耳等人所开创的革命音乐道路的重要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称聂耳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

他继承并发展了聂耳开创的救亡音乐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救亡文宣工作的种种制约,使他的音乐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越来越困难,他萌发了离开武汉的念头。

这时他经常见到“抗大”、“陕公”的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使他深受感染。

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

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正当他注意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

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给他来了两次电报,这样,他就决定去延安。

五、走进抗战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

最初,他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

没过几天,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他刚走出房门,炸弹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赶忙卧倒,炸弹便在他面前炸响。

他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亲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残暴。

冼星海受聘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于1939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

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

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有一次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听得很入神,毫无倦意,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天亮。

由于他热情诚恳,找他请教和修改作业的学生众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去拜访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李焕之、李凌等都曾受教于他。

冼星海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

最近,为详细了解冼星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当我会晤或派助手拜访一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志时,他们都对冼星海的为人称道不已,有人说到动情处竟至潸然泪下。

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为人的亲和力。

当时延安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条件很差,仅有的一架钢琴,后来被日本飞机给炸了,少数几把小提琴还是个人带来的,其他就是一些民族乐器。

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风貌、斗争意志,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却激发起冼星海高涨的创作热情。

在这里,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赴苏执行任务竟成了与祖国的永别 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1940年5月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

在苏联期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因在中蒙边境受阻,被迫折返乌兰巴托,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授音乐。

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苏联的中亚地区,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奈等地停留。

在那里,他同苏联的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协助建立库斯坦奈的音乐馆。

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不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伴奏总谱,还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并写下了《神圣之战交响乐》等四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

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还完成了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

冼星海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无法根据实际演奏效果修改定稿,这些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然而,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当年11月14日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七、救亡音乐的丰碑,时代精神的强音 冼星海是一位罕见的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音乐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可由于战乱,大多已散失,现存只有200余首。

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具体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性、描绘性与鼓励性融于一体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等;有反映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创作的优秀电影歌曲,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等。

冼星海善于运用独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多样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进行音乐创作。

这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

冼星海在器乐创作中把重大的题材、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标题性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套曲创作。

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又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创作的成功典范。

八、《黄河大合唱》的震撼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的代表作。

他很早就有一个宏愿:用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创作冲动的必然结果。

1938年10月,诗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当他见到黄河的惊涛骇浪,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

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弦。

在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诗人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

不久,光未然因行军时不慎摔伤,回延安住院治疗。

冼星海与他在上海时就认识,得知消息后前去看望。

见面后光未然谈起创作朗诵诗的构想,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他把它写成歌词。

稍后,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诗句,经人协助笔录,终于完成了《黄河吟》,这也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1939年春的一天,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的一个宽大的窑洞里举行晚会,光未然和冼星海都应邀参加。

光未然带病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

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诗。

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

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于3月26日开始了大合唱的创作,到3月31日,《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仅用了六天时间!这虽然还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为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冼星海不愧为是作曲大师! 在钦佩冼星海的才华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的艰辛劳动。

实际上,在拿到歌词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仅为收集创作素材作了细致的调查,而且为写作大型作品进行了先期的“练笔”——完成了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创作和排练演出。

他还多次要求人们讲述渡黄河的情景和感受,对很多细节都再三追问。

他还去学唱船工号子,后来用到了《黄河船夫曲》中。

在创作期间,他经受了疾病的困扰和夜以继日的辛劳。

为了尽善尽美,他支撑着病痛之身反复推敲,每写出一章,就请人试唱,再做修改,仅《黄河颂》就改了三次。

《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后,在冼星海的帮助和辅导下,经过十余天的排练,于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

紧接着,从4月25日起,冼星海又连续十次亲自指挥“鲁艺”的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员从开始的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演出结束后,等领导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感动地连声说“好”。

以后,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主要节目。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也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

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

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在美国、加拿大、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广泛演唱,成为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对《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进行修订,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

这次修订,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音乐,重新编配了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总谱。

由于冼星海当时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还有不尽完善之处。

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了苏联舞台,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用俄语演唱。

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雄壮而激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生活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心声,震撼着神州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敌,夺取抗战的胜利。

《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在于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融声乐、器乐、文学于一体。

就合唱而言,给人以音乐与文学“协奏”的感受;歌词与音乐意境高远,形式灵活多样,富于歌唱性和音乐性;贴近劳苦大众,雅俗共赏,富于普及性;注意用情节、戏剧性渲染刻画人物;从艺术借鉴上看,它还带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

全曲由八首歌曲组成,既各成章节,又浑然一体。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传世名作,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黄河大合唱》产生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比拟。

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不久前,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告诉我,2005年2月23日至4月1日,他们到欧美七个国家的22个城市巡回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仍然是震撼西方乐坛的作品。

他在描述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这部作品的情景时说:“《黄河》时而翻卷澎湃,时而深沉低回,时而轻舒徐缓。

在20分钟的演奏过程中,我与全体演员始终噙着眼泪,年轻钢琴家郎朗的真诚泪水也与亲切的琴声一起,感动着台下的听众。

美国听众和中国艺术家的情绪完全沟通融汇,人人热泪盈眶……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个享誉全球的文化殿堂,最让我感慨和难忘的,不是乐团对古典名作的独到诠释所引来的全场欢呼,而是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带来的巨大震撼。

加演一曲整整20分钟的大作,是音乐会中的罕见之举!”我想,爱乐乐团这样安排,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九、音乐理论的贡献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从他的这些见解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

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

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

”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

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冼星海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音乐创作技巧形式多样。

他曾说过:“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我还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收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

”“现在作曲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

我非常赞成最后那一种。

”他运用在国外学习到的作曲理论和技法,进行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特色和风格。

他力图用新音乐把中西音乐的精华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强调与真、善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美,在艺术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把中国音乐提高到“国际乐坛地位”,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屹立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

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

”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

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

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不仅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人们都呼唤和期待着中国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冼星海提出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是否正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方向呢? 最后,我还有一个愿望。

冼星海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这使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散佚失传,他的很多生平事迹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清楚。

我们纪念冼星海,还需要深化对冼星海的研究,发掘和收集他的音乐作品,使他尽可能完整地伫立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宝库中。

参考资料: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设有哪些专业?各省录取分数线。

录取人数多少多少?

外语系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外语系建立于2001年,是学院规模最大的系,其前身为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师范学校“广东外国语师范学校”,现有在校学生2343人,是国内学生人数规模最大的大学二级教学机构之一。

外语系有着学院历史最长的专业——英语教育专业,该专业创办于1978年,为广东省基础教育培养近5000名英语教师。

1985年开始招收以培养初中英语教师为目标的“三·二”分段大专生,1994年成为全国首批以培养专科学历层次小学英语教师为目标的五年制“三·二”分段试点单位,2002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实行“五年一贯制”,2004年成为省内唯一提前单独招收“五年一贯制”试点。

2006年入选为广东省高职高专示范性建设专业。

在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英语教育专业一直走在省内同类院校及专业前列,创下五个国内第一、三个省内第一:荣获高职高专系列外语类第一门国家精品课程;主编全国首部小学英语教学法教材;率先启动国内非英语教师“转岗培训”;创建国内小学英语教师境外短期培训模式;成立全国第一家小学英语教育研究所;是省里唯一被评为“广东省高职高专教育示范性建设专业”的英语教育专业;是省里唯一荣获“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的英语教育专业;是首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高职高专类)英语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

英语教育专业一直紧跟广东省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对专业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和调整,成为学院办学特色鲜明的品牌专业。

我系教师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界》、《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等外语类国家级权威刊物以及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在其他CN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出版《齐齐学英语》、《当代学生英语用法指南》、《小学英语教学法》等教材、专著20本,是同类外语学院、系中科研实力最为强大的院系之一。

外语系学生多次获得省级以上技能比赛奖项。

如:2004年获中央电视台第五届“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广东赛区大学组冠军、最佳语音奖,第三届广东大中专英语口语大赛亚军,全国高职院校英语应用能力比赛广东赛区亚军;2005年获第五届广东大中专英语口语大赛优秀奖;2006年学生参加第三届全国高师学生英语教师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优异:一等奖9人、二等奖28人、三等奖55人、优秀奖92人;2007年陈丹妮同学获第七届广东大中学生英语口语大赛优胜奖。

外语系经过数十年的传承、沿革,形成了历史积淀比较深厚、特色鲜明的教学品牌优势,在省内外均有较大影响。

该院以服务广东省小学为办学宗旨,始终坚持“厚德强能”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五年制”人才培养模式,为广东省基础教育输送“素质高、能力强”的英语教师5000余人,培训在职英语教师近万人次,擎起广东省小学英语教育的一片天空,被誉为南粤大地培育小学英语教师的摇篮。

该院将努力把外语系打造成广东省高职院校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新型院系。

国际商务系国际商务系是在该院外语系成功创办商务英语专业、旅游英语专业的基础上、应市场需求而创建的与现代商务和旅游有关的新型系。

该系的成立是该院发挥自身英语教学优势,结合现代商业服务业国际化特点的具体体现;也是该院把握市场脉搏、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级应用型商务、旅游人才的实际举措。

本系现有教职工30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4人,归国留学人员13人,外教2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占教师总数的100%,另聘有客座教授、专业指导教师28人。

在校生近1013人,面向全国招收普高职高学生。

首届毕业生265人,就业率100%,在广东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

本系设有四个专业方向: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商务翻译和旅游英语专业。

在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上,采用“宽基础,活模块”和“大专业,细分化”的模式,较好地适应了市场变化,做到因材施教,通过与企业、行业协会联合,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融合,商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拓展学生专业技能,实现学习、实习、就业一体化。

本系开展以‘国际商务旅游节’,‘职业技能大赛’为品牌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创造真实的语言与商务环境,丰富学生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和职业素质。

该系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项,省级精品课程一项,已完成和在研的省级、院级、系级课题多项,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本系拥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多媒体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拥有供理论教学、实验实训的商务\\\/旅游实训室以及供学生进行第二课堂活动和自主学习的设备一流的多功能自主学习室,并在相关行业\\\/企业建立了30多个稳固的多元化校外实习基地。

本系各专业旨在培养掌握系统的国际商务理论知识和商务规则、国际贸易实务、涉外商务翻译能力、涉外旅游\\\/导游技能,外语运用能力突出、信息技术娴熟、综合素质全面、能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应用型国际商务服务和旅游外语人才。

音乐系音乐系作为学院核心专业系别之一,成立于2002年,专业办学已经走过了近25个年头。

本系现有教职工63人,其中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12人,中级职称29人;硕士研究生学历11人,博士1人。

音乐系又从国内、外大学和艺术团体引进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的师资,还聘请了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李妲娜、方锦龙、吴安明、林贤辉等业内专家为我系客座教授。

音乐系现设有音乐教育、音乐教育(舞蹈)、文化事业管理(艺术)、表演艺术(音乐表演)、表演艺术(计算机音乐)和初等教育(综合艺术)等6个专业方向,面向全省和部分外省招生,本系学生达1000余人。

音乐系作为学院支柱专业之一,教学资源丰富,教学设备先进,教学条件完备,现有先进的专业琴房160间,实训楼1栋,还有功能齐备的数码钢琴室、数码音乐制作室、多功能演示厅,视练室、合唱室、舞蹈室等专业课室多间。

音乐系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丰富的教师队伍在教学科研、教书育人、专业比赛等方面成绩斐然。

近3年,音乐系有30多位教师的50多篇文章在国内各级音乐、艺术类刊物上发表,共有40多人次先后参加了100多场艺术表演和学术交流;几年来,有多名教师获得了“南粤优秀教师”、“南粤教坛新秀”、“南粤优秀班主任”等省级荣誉称号;还拥有广东省普教系统“千百十人才工程”艺术类教育专家、全国高校音乐教材编委、基础教育艺术及音乐新课标国家级培训员多名。

几年来音乐系教师在各级各类专业比赛中也是屡获佳绩:2005年,青年教师程争荣获“中国第五届希望之星专业美声组”十佳称号;2005年7月,由教师赵峰军作曲(陈貌词)、学院领导和音乐系部分教师合唱的《守着清廉》,在参加省教育工委、省教育纪工委组织的“开展全省反腐倡廉歌曲评选和演唱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由青年教师巢蓉作曲(杨清词),学院领导、学院中层干部及音乐系部分教师合唱的《勇气》在该活动中荣获二等奖;2007年3月何云蛟教授荣获“第五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2007年9月,何云蛟教授创作的歌曲《昌宁茶乡我的家》,在“全国‘千年茶乡昌宁’歌曲(词)有奖征集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在老师们的身心垂范、悉心指导下,音乐系学生经过勤学苦练、刻苦钻研,也在国内外各级舞台上崭露头角,初显芳华:舞蹈《悸动》荣获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优秀奖”及广东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专业组金奖”;舞蹈《西关小姐》荣获广东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专业组银奖”;舞蹈《信念》荣获广东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业余组银奖”;2004年,音乐系组建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女子百人民乐团”,并多次在省内外及国内外重大活动中担任演出任务;2005年6月,音乐系学生在“活力广东,浪漫夏威夷之旅---广东省—夏威夷州缔结友好关系20周年文艺晚会”上担任了全部节目的演出,出色完成了任务,并得到黄华华省长等省领导的高度肯定;2005年8月音乐系合唱团在厦门参加全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合唱比赛”中获银奖;2006年12月合唱团在第八届“中国合唱节大赛”中荣获银奖;2007年5月合唱团在首届“‘金莲花’澳门国际合唱节比赛”中脱颖而出,夺得了成人混声组一等奖;音乐系张勤同学参加2005年“梦想中国”比赛,获得全国第四名;音乐系俞灏明同学获得了2007年由湖南卫视主办的“快乐男声”比赛广州唱区第二名、全国第六名;还有陈伟雯等多名同学在“中国小姐模特大赛”、“美在花城”等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几年来,音乐系还和美国、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家著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开展了广泛的学术和艺术交流。

国内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闵慧芬、廖昌永等也先后来我系讲学、献艺。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2008年迎新晚会(12张)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在音乐系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音乐系在各方面发展均取得了初步成效,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今,音乐系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狠抓教学质量、力促专业建设、强化系风学风、突出实践实训、加强对外合作,相信在全系师生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同心同德,筚路蓝缕,音乐系必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美术系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美术系成立于2002年,专业办学已有20多年的历史,办学地点位于广州市瘦狗岭463号(五山校区)。

现有美术教育、广告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产品设计)3个专业。

现有教职工36名,专任教师32人。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1人、博士1人,副教授8人,具有硕士学位教师6人,在读硕士4人。

全日制在校生600多人,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海南、山东等地招生。

美术系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重视素质教育,立足于前沿的设计专业和传统的美术教育专业为背景,并和学院外语艺术的特色强强融合,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文艺术与工业科技渗透,把现代创新作为艺术教育和艺术设计人才的核心素质,开展创意教学,强化创造训练,着力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创意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力求把美术系办成广东和全国优质的基础美术教育教师培训,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和产品设计等综合艺术设计人才的摇篮、知识与设计创新的基地。

美术系拥有电脑设计、新媒体、陶艺、雕塑、数码摄影、美术馆等实训试验室,并建立了油画、水彩、中国画等多间教授、博士、副教授工作室,为学生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美术系重视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注重与社会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在省内外建立了多个实验教学基地,多年以来,学生在国内外各类设计大赛中荣获多项大奖,毕业生普遍受到社会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美术系坚持以“提升人文素养,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素质型与技能型融合的人才”作为办学方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调专业发展的多元性、课程设置的整合性、教育内容的适应性、教学方法的互动性、教育途径的拓展性,着力构建综合美术人才培养模式。

学前教育系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创建于2002年8月,伴随着新学院的合并而诞生。

该院合并的前身是在广东省基础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广东外国语师范学校”和“广东艺术师范学校”。

院领导根据我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学院英语教育和艺术教育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多年的教学经验,成立了我省第一个培养大专层次幼儿英语师资专业的学前教育系。

成立之初,以培养“学前英语”师资为自己的特色。

经过几年师生们不懈的努力,今天学前教育系已发展成为具有学前教育(英语)和学前教育两个专业,拥有五年制和三年制高职专科教育,到2005年9月在校生达448人规模的一个系。

源于20多年的外语和艺术教育师资培养的历史,学院英语教育和艺术教育专业具有的雄厚师资力量和多年的教学经验,也由于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本专业高起点的办学思路,使得本专业的创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学院的高度重视:专门从英语、音乐、美术系抽调了一批优秀的骨干教师来开展本专业的教学工作,并通过鼓励教师在职进修、脱产学习、参加学术会议和课题研究等方式,帮助本专业教师加强学前教育类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同时还从高校招聘了一批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优秀毕业生,从外校引进了具有博士学历的适合本专业发展的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充实师资力量,以及采取各种措施让英语教师与学前教师的教学经验获得整合,保证教学质量。

为了给本专业的学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准备好能满足他们英语语言和学前技能技巧的培养和训练所需要的钢琴室、舞蹈练功室、语音室、电脑室及各种各样的教学实训室外,学院还专门拨款在艺术楼修建了一间电子数码钢琴室,供我系学生的教学与训练用。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学前系创新的意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师生良好的精神面貌,本专业发展的势头良好,至今已为社会输送了共205名幼儿英语教育人才。

你是要历年各省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的专业人数吗

2013年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人数应该没出吧,要等到高考成绩出来,按照全省学生的水平再划出学校的录取分数和录取人数。

你要各年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下

求上海国立音专的历史简介,越详细越好。

奖励分数50.

国立音专 学堂唱乐到底也只是普及运动,可以认作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发端,真正起步还要从专业音乐院开始。

中国传统概念里,国民音乐是个不存在的名字,古来音乐分为两种,一是文人自娱,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

如果音乐用以牟利,便是伶人,属于传统中的贱行。

上海虽然得风气之先,但在1927年时,囿于传统观念,国立音乐学院招生异常困难,扛出蔡元培先生作虎皮,才招来学生二十余名。

便是在如此窘境下,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依旧严苛教学,培养出了众多菁英,前十年毕业生一共五十四名,其中有李献敏、裘复生、喻宜萱、丁善德、戴粹伦、劳景贤、胡静翔、陈又新、刘雪庵、胡然、洪达琦、黄廷贵、张隽伟、李慧芳、张昊、谭小麟等,都是可入中国音乐史的大家。

150名肄业生中,也不乏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蒋风之、洪潘等栋梁。

能有这样的成果,最大的功臣无疑是萧友梅先生。

上海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最早提出创立音乐学院,则是萧友梅先生。

萧先生是学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当学院成立后,萧友梅先生任教授兼教务主任。

萧先生是中国最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生于广东香山,即为现在的广东中山人。

1901年赴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留学、求学东京帝国大学。

1912年再赴德国,进入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理论,1916年以论文《十 七 世 纪 以 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1928年蔡元培先生辞去院长职务,萧友梅先生随即被扶正,但到了次年,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学院降级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虽然被降级,但国立音专的水准并未降低,萧友梅为招揽人才,可谓苦心积虑,不但国内音乐家多被网罗麾下,副课也请得一流学者任教。

当时国文课的教师,有易韦斋、龙榆生等人,笔者读过龙榆生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是位学识一流的大家。

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萧友梅先生闻讯后多次登门,并将月薪提至400元,延请查哈罗夫任教,查哈罗夫直至1942年病逝,都一直停居在上海,让中国钢琴教学水平提高了很多,其影响延续至今,钢琴系依旧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强项。

1930年留美著名音乐家黄自回国,即被聘为教务主任,萧黄联手,国立音专由此进入盛世。

经过前几年的惨淡经营,国内音乐教育的环境终于有了变化,音乐系在各大学中开始设立,其时北平有燕京大学,中央教育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设立了音乐系,杭州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学校跟随风尚,也开办音乐专科,如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音乐院等。

在众多音乐专科中,上海国立音乐院无疑个中翘楚。

萧友梅办学采用国际通行的专业音乐教育标准,逐步推行学分制。

该校师资也是中外结合,除前文提到的查哈罗夫,在国立音专从教的外籍音乐家,还有富华、佘甫磋夫、苏石林、阿萨科夫、拉查雷夫等人。

对于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他更是加以重用。

黄自先生担任教务主任,担任了几乎所有的作曲理论课程,对学校的发展大有建树。

黄自是上海川沙人,1924年赴美留学,在欧伯林大学攻心理学,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获音乐学士学位,在美期间创作的管弦乐曲《怀旧》,是国人创作的第一首交响乐作品,同时也是国外交响乐队演出的首部中国交响作品。

回国后任教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被聘为国立音专理任教务主任兼作曲教授。

黄自存世作品不多,但涉及到的体裁广泛,很多都开中国之先河,前文提到的官弦乐曲《怀旧》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交响乐,《长恨歌》是中国最早的清歌剧,抗战开始后他创作了最早的抗日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为电影《都市风光》谱写的片头曲,也是器乐曲与中国电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当时上海国立音乐院还有一大批从留学回来的音乐菁英,有周淑安、吴伯超、应尚能、李惟宁、萧淑娴、陈洪、赵梅伯等人。

在音乐师专任职教师中,还有位传奇人物,笔名为青主,原名廖尚果,早年是辛亥革命参与者,后赴德国学习法律,旁修钢琴与作曲理论,大革命时期被国民政府通缉,在萧友梅掩护下藏身上海。

青主在上海期间任国立音专校刊编辑,后为季刊《乐艺》的主编,写了大量音乐评论,并将此期间所创作的声乐作品汇编为《音乐》和《清歌集》两本书,其中翻自苏东坡的“大江动去”,取材李之仪的“君住长江头”,至今还常被演唱。

青主的美学理论,涉及到艺术哲学与音乐艺术,是早期音乐美学系统研究的论者,受康德,叔本华,李斯特,以及“表现派”理论家赫尔曼.培尔等主观唯心哲学的影响。

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青主的通缉,于是他抽身远离,此后再不涉足音乐,但他所遗留下音乐观,被后来中国音乐家作为“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依据。

到了国立音乐院时期,学堂乐歌时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局面,变更成欧美海归为主导,这说明音乐启蒙已经完成,开始向专业纵深发展。

萧友梅在教学中精选了中外经典优秀音乐作品作为教材,逐步建立我国音乐教育教材体系。

当时的一些音乐举动,如编写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不定期举行音乐会,成立“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定期在上海中西电台广播音乐,并在《新夜报》上开辟“音乐专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题音乐广播和报纸音乐专栏。

都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石。

上海还是中国歌剧与舞剧的发祥地,黎锦辉的《麻雀与小孩》是最早的歌舞剧,此后邱望湘的《天鹅》、陈田鹤的《皇帝的新衣》、张曙的《王昭君》、聂耳的《扬子江风暴》、陈歌辛的《西施》、张昊的《上海之歌》、钱仁康的《大地之歌》、阿夫夏洛穆夫的《孟姜女》等,以及阿夫夏洛穆夫的舞剧《琴心波光》、《古刹惊梦》等相继出现,促成了我国歌剧与舞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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