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上最美情话都是这帮负心汉说的
1. 元稹曾经沧海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缘君。
想当年看到这首诗的时么感动啊
事实上元稹《西厢记》中抛弃崔莺莺的张生并无二致。
为了自己的仕途，元稹始乱终弃，并依附于当时新任京兆尹的韦夏卿，后同他女儿韦丛结婚，然后入秘书省自任校书郎。
韦丛死后，元稹写的那些悼亡诗作真是悲切感人，好像除了韦丛，再没有能令他动情的女人了。
事实真是这样吗
然而并没有
韦丛重病卧床时，元稹任监察御史出差去了成都，一下便与大他十一岁的“扫眉才子”薛涛打得火热，彼此诗词唱和，如胶似漆。
韦丛死后，元稹回到了长安，就又把薛涛抛弃了。
在没有了“沧海水”与“巫山云”后，元稹便到处拈花惹草，风流不羁，江南才女刘采春也曾是他的“枕边人”。
没过多久，元稹不仅又娶了妻，而且还纳了妾。
所以陈寅恪先生讥讽元稹不仅为“巧婚”，也为“巧宦”。
2. 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这是苏轼写给第一任妻子王弗的千古第一悼亡词，很多人烂熟于心。
据说王弗十六岁嫁给苏轼以后，红袖添香，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
直到治平二年五月（106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去世。
十年后（1075年），苏轼已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被转迁至密州任知州，苏轼为王弗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无处话凄凉”一词。
问题是苏轼当时是有老婆王闰之的啊，还是他的小姨子呢，怎么就无处话凄凉了呢
最重要的是苏轼写下这首词的前后还在和妓女鬼混，处处留情。
譬如他最有名的侍女王朝云就是在前一年（1074年）还在杭州时从青楼中被赎出的。
话说前一年还在携妓游湖各种happy，一年后被贬就怀恋亡妻，好像有作秀的嫌疑……在《挥麈后录》《春渚纪闻东坡事实》《古今词话》《侯鲭录》《扪虱新话》《尧山堂外纪》等文中都有记载苏轼和妓女之间的故事。
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苏轼爱的都是“王”的女人
3. 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常看到有人进行话题征集：“最孤独的一句话是什么”或者“最打动你的一句话是什么”。
高票当选的总是《项脊轩志》中的那句“今已亭亭如盖矣”。
然而真相总会亮瞎你的眼睛。
归有光一生共娶妻三次，23岁时娶魏氏，魏氏是名儒魏校的侄女，当时归有光很穷，但她不在乎。
28岁时魏氏卒，仅隔一年，继娶王氏，王氏是安亭望族之女，同归有光同甘共苦，46岁王氏卒，归有光写下《王氏画赞并序》。
时隔一年，47岁又继娶费氏。
刚刚还是痛彻心扉的思念与哀悼，寻死觅活的，马上就把新人娶进门来，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吧，一点过渡和铺垫都没有。
对了，归有光还有一个侍女叫寒花，死后为她写下了《寒花葬志》。
4. 纳兰容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说到这个人物，啧啧，完全是文艺女心目中的男神啊。
家世够好，名字够帅，情书一级棒，常常略带忧郁，简直就是韩剧男主角不二人选，想起来都口水直流。
根据女作家苏雪林（1897-1999）的考证，纳兰容若结婚之前，曾有一段无疾而终的初恋，而这位初恋情人，就是纳兰的姨表姐妹，并引了清代无名氏《赁庑笔记》对这段情史作为证明：“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
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
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夙因。
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娑，居然入宫，果得彼妹一见。
而宫禁森严，竟不能通一语，怅然而出。
”苏雪林认为《饮水词》中的所有凄惋哀感之词，都是纳兰为表妹所作。
并从词中窥测出两人分手后的蛛丝马迹，说纳兰当时虽与卢氏结婚，还是不能忘怀旧情，与表妹藕断丝连。
表妹一说暂无法考证，不过婚前有恋人是确凿无疑。
在卢氏死后，纳兰性德曾作过多首缅怀诗，但之后，又与一女子有情，这也是有诗为证的。
关于纳兰容若，脑残粉太多，好像整个清朝只有这一个人会写词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各种畅销书才会去编撰他的故事，弄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5. 沈从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故事我就不再赘述了。
婚前，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也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
而婚后，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
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
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
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于是他们的交往就开始了。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
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
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
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
“张兆和在《从文家书》中的后记中写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并不是想说，上述这些都不是真爱，只是男人们，变心太快。
而那些变了心的诗词，还在被我们一次次的引用到情书里，证明自己的真情实意。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沈从文的《边城》里为什么傩送因为哥哥的死疏远渡船祖孙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也是梁启超最喜爱的儿子。
由于当时政治的原因，梁思成出生在东京，清朝垮台后才随家回到中国。
林微因的父亲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林长民，林微因聪慧可人，深受林长民喜爱，也受过非正规但是良好的教育。
正是由于两家显赫的地位，当然也出于梁启超对微因的喜爱，两家的父母便早早地为他们结了亲。
然而这种封建的婚姻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个人彼此的欣赏和深爱。
梁思成受父亲的影响，在国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后来转学建筑完全是出于微因的影响。
后来两个人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来成为沈阳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最早上任的两位教授（当时东北大学是国内最早开授建筑课的高校）。
林微因是标准的美女，又有很高的才学，不仅擅长建筑，而且写一手好诗，才气俱佳。
正因为这样徐志摩在看到她后就深深地被吸引了。
后来林与梁顺利结婚，一家人与徐志摩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时林与梁家聚集了各路文化名人，知识分子在一块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话题，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林微因的学识、才气所折服，当然还有她的美丽。
后来两个人共同经历了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的艰难岁月，两个人相互提携，在生活和事业上相互帮助。
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并已经蜚声国内外。
以至于内战结束共产党执政后中央请梁思成做北京城城市规划，身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专家，梁思成建议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全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
然而当时工业化的欲望无人可当，尤其是在国家领导人明确要求的“从天安门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的指示下，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努力几乎枉然。
一个时代的悲剧，中国古建筑的毁坏，想想当年梁与林看到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终究微因诗《时间》里的古都印象只能空留回忆……即使古老些，需要翡翠色甘蔗做拐杖来支撑城墙下小果摊，那红颜的冰糖葫芦任然光耀，串串如同旧珊瑚，还不怕新时代的尘土。
……然而历史的悲剧并没有停止1955年，林微因因病去世，享年51岁。
此时，梁思成也是病魔缠身，还要忍受一个和自己生活27年妻子的离开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让一个满怀报国的赤子之心一次一次地受伤流泪，然而他还是一如既往爱着这个新生的国家，一如既往乐观地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生命，直到1972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有《林微因和梁思成》这样一本书，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边城 精彩片段赏析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
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
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
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
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
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
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
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
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
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
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
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
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
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
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
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
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
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
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
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
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
”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
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
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
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
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
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
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
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
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
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
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
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
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
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
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
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
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
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
《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
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
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
《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
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
[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
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
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
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
[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
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
“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
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
《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
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
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
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
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
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
[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
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
[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
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
[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
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
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
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
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
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
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
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
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