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的广告词
雨林景洪 柔情傣乡 景绿到尽头天 景洪，傣语意为“黎明之城”。
这座黎明之城征着年轻、希望和勃勃生机。
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像一条圣洁的玉带，从这座充满神奇魅力城市中央飘过。
从世界屋脊流淌下来的澜沧江，到了景洪城便犹如一位温柔似水的姑娘，徐徐地、缓缓地蜿蜒向东。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因此，景洪又与这五国山水相连。
一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足以道出景洪市民与五国人民的情感。
景洪城林荫大道纵横交错，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形成一道道绿色“长廊”；一幢幢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景洪城完美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次景洪城市名片征集活动，有成千上万的热心朋友积极参与，不单是咱们景洪市民，还有省内外的许多朋友。
我所想到的一句话是： 绿到尽头天作岸，客到景洪象为伴。
景洪，一个生机无限、魅力无限的绿色人间天堂。
这个天堂，是全球同纬度上唯一的一片热带雨林，唯一的一片绿洲。
这片绿洲，又被世人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
这个王国，因此又被形象称作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一颗绿宝石。
如果说，滕格尔唱的“草原、白云、羊群、姑娘”是人间天堂的话，那我们景洪的“森林、阳光、金孔雀、小卜哨”就是人间仙境了。
景洪人常说一句话：“一绿就是菜，一动就是肉”。
“一绿就是菜”，是赞美景洪是“植物王国”。
在这个王国里，大部分绿色植物都能做菜吃，连河里面的青苔也是绿色食品。
在景洪生长着3000多种热带植物，这里是花卉的世界，瓜果的海洋，绿树的天堂。
天造地设的原始森林，无处不绿，人走期间，仿佛在绿色的海洋中荡漾。
“一动就是肉”，是称赞景洪是“动物王国”，树干里、草茎上生长的昆虫和蛹，都是美味佳肴。
在景洪的深山密林中，有动物1861种。
茫茫的原始森林，是珍禽异兽的乐园。
徒步在森林中，不时会碰到绿孔雀、白鹇、犀鸟、懒猴，还可以听到百鸟的合唱，那种贴近大自然的感受让人留恋。
幸运的话，还可以见到野象悠闲地在沟谷漫游，巨蟒从眼前梭过。
大象是傣族人民吉祥如意的象征。
景洪的象为亚洲象，体积比起非洲象小些。
在距景洪城47公里的野象谷，森林覆盖率为96%。
纵横的沟谷，茂密的森林，众多的植物为以亚洲象为主的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景洪独特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因此，景洪又是一座闻名的旅游城市。
这里居住着13个民族，13个民族友好相处。
丰富的人文资源，独具魅力的贝叶文化，南传上座部佛教，婀娜多姿的傣族少女，哈尼山歌、布朗弹唱、基诺族大鼓舞，无不体现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
景洪，这一方神奇的热土，人杰地灵，富饶美丽。
每年4月12日至15日的傣族泼水节，吸引着国内外四面八方的来宾。
竹筒酒，不醉为憾；竹筒茶，凝神聚气、荡气回肠；竹筒饭，口口香甜、嘴嘴难忘。
难怪有人说“不到景洪是终身遗憾，到了景洪终身难忘”。
我作为一名学生，为生在这座美丽神奇的城市而骄傲。
贝叶经上写着：“有森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类”。
因此，“关爱绿色生态，保护居住的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景洪是世界的，景洪是全人类的。
我认为景洪最大的发展就是保护好这片上帝恩赐给我们的绿色家园，保住这片绿洲，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我们景洪38万人民，都是这片神奇雨林的忠诚卫士，更是这片绿色家园的保护神。
让我们脚踏绿洲，共同在这人间仙境里创造美好的生活吧
维也纳酒店有什么特色
维也纳酒店创立于1993年，是全球首家以“音乐艺术”为主题的连锁酒店，坚持为顾客创造“五星体验，二星消费”的核心消费价值战略，树立“创世界品牌、立百年伟业”的宏图愿景，以塑造属于中国的世界顶级酒店民族品牌为己任，集合全球酒店行业管理精英，历经十七年的创新发展，维也纳酒店在研究长远战略，管理模式，人才梯队，品牌培育，扩张发展，资本管理，等方面处于全球酒店行业领先地位，已开和拟开的分店网络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哪个年代低音好听
60年代低音发展过程1946-1990年之间，由于中国政治方向的几经变动，国内的低音提琴从战后文艺准备复兴之际，大家继续着战前与外界的交流，到国门关闭时，国内低音提琴界人士自我耕耘，自编教材，自创曲目；而后对外大门再次打开，大家急欲吸收外界信息，与世界接轨，这些正是此阶段低音提琴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低音提琴；中国低音提琴学会；低音提琴竞赛会 中图分类号：J6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9871 (2007) 01- 0089 -06 从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上经历了激烈的转变，先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1949年建国，整个国家亟需建设，而与苏联初期的盟友关系，使得中苏有着许多的文化与艺术交流。
但随着中苏交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西方音乐表演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顿。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等下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再次打开国门，西方音乐的表演在中国才复苏。
由于政治的变动，国内的低音提琴可以说是在动荡中发展，从战后文艺准备复兴之际，大家继续着战前与外界的交流；到国门关闭时，国内低音提琴界人士自我耕耘，自编教材，自创曲目；而获对外大门再次打开，大家急于吸收外界信息，与世界接轨，这些正是此阶段低音提琴发展的缩影。
但由于演奏着平日多注重技巧的精进与艺术的表达，忽略了对于历史的记录，这段珍贵的发展过程，便在书面资料里阙如。
于逐步凋零之际，渐被埋没。
有感于传统需建立在历史的认知上，而中国低音提琴日后想要发展，也必须先对前辈的耕耘成果有所了解，因此希望借助于前辈耆老的访谈，以及他们提供的相关数据与图片，复原了低音提琴这件乐器从抗战胜利后20世纪90年代这大约五十年的时间中，在中国地区发展的过程。
以下将在分为建国前后的艰难学习、自我成长、对西方的大门再开三个阶段讨论之。
一、建国前后的艰苦学习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国立音乐学院，在四川青木关成立了国立音乐院幼年音乐，以发展中国境内的西方交响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本欲随之迁往南京，但由于战后，南京暂无校舍，因此于1946年夏天暂迁江苏常州，新校址为原名“灵官庙”的庙宇。
此时，学校师资、乐器等办学条件均有了改善。
1946-1948年间，幼年班开始在南京、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等地，以报纸新闻形式，对社会招收新生，而今日低音提琴界前辈邵根宝与尤奎，则在1947年时仅如此校幼年班就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准备在天津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由于国立音乐院以及幼年班被视为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幼年班从常州迁至天津。
1950年4月15-16日，原幼年班师生72人，分别迁达天津，并于同年5月2日开始上课。
这时由于幼年班学童均已长大，因此幼年班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从常州迁至天津的教师有9人，分别为主任赵东元，副主任同时也是大提琴教师的黄源澧，讲师钱宝华、刘文英、邱扬华、王辉庭，教员蔡而和，助教刘眠星、路启琨。
学生则分为5班，共63名。
1950年由于名额编制所限，幼年班并无招收新生，直到1951年才开始招收新生，并开始招收女生（以上参考[1] [2] ）1． 从大提琴转学低音提琴1950年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弦乐中并无低音提琴这么专业。
由于乐团中对于低音提琴人才的需求，因此一些学习大提琴的学生，在副修低音提琴的同时，受到当时大提琴教师黄源澧的鼓励，进入乐团拉走低音提琴。
例如邵根宝在1950年入学，受教师鼓励改拉低音提琴，1951年即担任中央青年文工团低音提琴演奏员，出访欧洲。
1952年就已任职中央歌舞团乐队，1954年则担任低音提琴首席。
在无此专业，也无正式低音提琴师资，且学生多半是大提琴转学低音提琴的条件下，除一方面由大提琴教师处习得一些初级技巧与知识外，低音提琴学生多借着自我研读相关书籍与刊物，以及当有国外乐团到中国演出时，借着坐在前排观察与倾听，加上已有的一些交流的机会，来进行自我学习与充实。
2． 地方的低音提琴发展 相较于北京的师资短缺，南方的上海以及东北的哈尔滨，都有较为固定且专业的师资。
（1） 上海1927年11月27日由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博士共同创办的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建立之初即设弦乐、管乐专业，曾长期聘请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外籍著名演奏家来任教。
1943年郑德仁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低音提琴，是中国第一位专业学习低音提琴者，师事俄籍教授佘嗟夫 (Shevzoff)。
1946年后，郑德仁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今上海交响乐团）任专职演奏员，直至1991年退休。
（2） 东北 在东北哈尔滨的波兰籍教师斯文齐茨基 (B.F.Svenchitzky), 是因为严谨而认真的低音提琴专业教师。
斯文齐茨基为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教学上主张“做手的动作不要大，但要快，要靠左手指根关节的动力，要扣住琴弦，不抬高左手指，从而改变演奏快速乐曲时‘大’、‘粗’、‘高’、‘重’不灵活的顽症。
”[3] （第343页）在他的指导下，东北低音提琴人才辈出，包括1946年哈尔滨第一位学习低音提琴的王珏，被称为“王大贝斯”的王新民，原中央乐团的齐林，1948年的孙大志，1954年原上海交响乐团常所志，延边朝鲜自治区金珠红，哈尔滨的沈线五、韩化、王树元等人，都曾拜斯文齐茨基为师。
此外，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另一位低音提琴团员、日籍的大泽，也曾教导过俞延华、唐乃智等人。
（3） 与外界的交流 1949年建国后，中苏文化交流频繁，与低音提琴相关的交流有例如1954年苏联大剧院低音提琴首席、同时也是莫斯科音乐院教授的基诺维奇(Dinovich) 到北京开了几个月的专家班，讲授有关低音提琴的相关曲目与技巧。
由于基诺维奇的握弓方式为改良式的握弓法（国人成为外掐小弓握弓法，今日苏联已较少采用此方式握弓），许多中国的演奏者例如叶正凯、牛珉、吴增焕、张宝源等人，都与其学习。
另外，1956年莫斯科国家交响乐团至中国的演出，国人不但与此乐团合演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还曾与低音提琴首席德米特里 (Anko Dmirty) 有所交流，这些都为国内低音提琴界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
据牛珉回忆，俄人返国后，仍有邮件往来，还曾寄来乐谱供国内低音提琴演奏者应用。
除了与苏联的往来频繁，尤奎回忆道：1956年还有匈牙利军队文工团的到来，国人也曾与其低音提琴演奏员相互交流。
二、自我成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
由于苏联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中国认为苏联的国家性质已与以往不同，乃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对它的一切都加以否定 [4]（前言第3-4页）。
至于西方文化，则被视为封建的、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当时的中国拒绝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开始寻找探索革命性的民族文化特色。
1． 中国师资 1951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海外侨胞回国贡献力量”的号召，叶正凯放弃在香港音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优越条件，回到首都北京，当即被聘为中央戏剧学院管弦乐队（现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并教授低音提琴。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因素，许多外籍音乐演奏者及音乐教师纷纷离开中国，国人对于低音提琴的学习，进入自我摸索阶段。
许多人只有借着早起留下的一些有限资料自我学习。
例如叶正凯在其教学中，就自己为音阶、双音、泛音等练习标定指法与弓法。
而中央音乐学院符达教授的任教，则是国人自己教授国人的另一个例子。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由天津迁至北京，此时学校另有在天津时期即从上海分派多来的俄语翻译员符达，其早期曾在上海修习过大提琴与低音提琴专业。
由于符达勤奋好学，并由低音提琴演奏基础，至北京后另又曾主动找叶正凯切磋琴艺，因此在当时低音提琴师资短缺，学校急需师资之际，符达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不久之后又兼课于大学。
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为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符达在此服务四十余年，培养许多低音提琴专业学生。
这些学生之中，许多出国继续深造，另于1999年招收第一位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研究生，成为日后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精英。
上海方面，郑德仁在乐团期间，同时兼任上海音乐学院低音提琴主课教师（1956-1986），而在东北，黑龙江省歌舞团（今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首席王新民，人称“王大贝斯”，也培养了无数英才。
这些当时第一批苏外国人学习的中国人，藉由这点点星火，抱着对于此类乐器的热忱，燎起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低音提琴学习热潮，致使之后低音提琴得以人才辈出。
2． 创作与改编 在此人才与教材均告短缺的时期，民族乐曲的创作以及本土教材的编篡也开始了它的萌芽时期。
在编篡本土教材的成果上，有例如1980年9月由牛珉编著的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低音提琴“横把位级进式”指法练习》，包括音阶练习，练习曲，管弦乐曲片断。
在民族乐曲的制作上，国人开始创作新区或改变我国民间音乐，作为教材及演奏作品。
例如叶正凯曾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其中包括《红麦子》《黄水谣》《黄河怨》《黄河颂》《保卫黄河》《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小快板》《新春乐》《春之歌》《叙事曲》《回旋曲》《夜曲》《伊万·苏萨宁》《咏叹调》《印度客人之歌》《无穷动》《翻身道情》等等。
又如上海的郑德仁，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今上海交响乐团）期间，曾改编作品有《山村变了样》《赛马》等，其中《赛马》由陈子平于2000年6月录制首张CD。
另外例如张宝源创作的《草原之歌》，2000年6月也由陈子平录制了首张CD。
牛珉则创作了低音提琴独奏曲《草原》《思乡》《苏武》《醉舞》。
这些乐曲曾于1985年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录放。
《草原》《思乡》甚至日后在美国多次被演奏，受到热烈欢迎。
《草原》一曲还由美国的桑基（Struart Sankey）配上管弦乐队伴奏，1998年在“哈尔滨之夏”演出时，收到很好的效果。
3． 民族乐团交响化 在此低音提琴演奏与教学进入自我摸索、自我成长之际，中国音乐则试图朝国际化发展，因此有了将民族乐团交响化的构想，也就是让民族乐团具备西方管弦乐团的功能。
由于民乐本身并无低音乐器，因此在民族乐团交响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就直接应用了西方的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来支撑民族乐团的低音。
最早成立的民族乐团之一为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民族乐队。
该制片厂之下本有管弦乐队，为了实践民乐交响化的构想，于1955-1956年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调来民乐演奏人士，共组乐队。
本来学习二胡的宋吕斐，与当时在制片厂管弦乐队的牛珉学习低音提琴。
宋吕斐之后，又有朱志芳继续乐团中的低音提琴位置，而后则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曹增月加入。
曹增月以低音提琴专业的训练，进入民族乐团，使乐团中的低音提琴声部更稳固。
三、对西方的大门再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逐渐趋于现实，中苏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重现50年代那种“老大哥”与“小兄弟”的非对等关系[4]（前言第4页），国家对外政策逐渐转为宽松，在改革开放之际，也逐渐触角伸及欧美等西方国家。
由于欧洲是低音提琴发源地，而早期以奥匈帝国为首的多瑙河流域地区之雄厚文化基础与艺术内涵，更造就了许多低音提琴的理论基础与学术经验。
其中捷克的低音提琴演奏家文泽尔·豪斯（Wenzel Hause,1764 – 1847）曾创立了一个一直延续至今的教学系统。
此系统分为两支传承，一支往东传至苏联，另一支往西传至美国。
此外，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曾大量吸收欧洲音乐人才。
因此当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之后，中国也开始了对许多西方低音提琴音乐理论文章的翻译，对西方乐谱的搜罗、对比赛曲目与演奏者的介绍是此时国内低音提琴界的首要任务。
第一位来华讲学的美国低音提琴大师是纽约朱莉亚音乐学院的低音提琴教授戴维·瓦尔特（David Walter），于1981年夏天抵达中国北京。
由于中国低音提琴界长期以来多接受苏联系统教学与演奏法，这首位美国著名低音提琴家的来华访问，意味着一种新视野的呈现，因而造成中国低音提琴界的轰动。
戴维·瓦尔特于北京举办了大师班及一场独奏音乐会，全国各地的低音提琴界，以及其他音乐专业的教师均来共襄盛举，音乐会反响热烈。
之后，国人藉“中国低音提琴学会”，开始陆续与西方低音提琴世界交流与沟通，邀请一些大师来华交流讲学，传递国际间的新讯息。
1982年8月，我国低音提琴家魏宝正应国际低音提琴比赛会和研究班联合主席罗德尼· 斯莱特福（Rodney Slatford）邀请，担任在英国马恩岛爱林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低音提琴比赛评审委员，并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参加了爱丁堡国际音乐节等活动，等促进了中国与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5]。
以至当国门大开，一大批音乐精英纷纷出国留学。
希望藉由直接的与西方大师的接触，能对此乐器有更多的认识。
1． 中国低音提琴学会的成立 1979年北京地区成立低音提琴研究组，经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针对北京地区文艺院校、文艺团体（包括部队文工团体）的低音提琴专业教员、演奏员自愿组织起来的学术研究组织。
是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弦乐器部分的第一个研究组织。
邵根宝与叶正凯为负责人，尤奎为秘书，当时参与者主要为北京地区的低音提琴人士。
研究组宗旨为：（1） 向先进国家的教育和演奏学习；（2） 介绍音响数据，组织编译文字数据《学习资料》，散发全国各地；（3） 组织国内同行的横向交流；（4） 小组内学术研讨；（5） 组织与国外低音提琴演奏家们的交流。
1986年研究组改名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低音提琴学会”，通称“中国低音提琴学会”，据1991年学会通讯簿上之统计，会员共有116人，包括常务理事13人，主要为北京地区中央音乐团体成员，包括邵根宝（中央乐团）、叶正凯（中央音乐学院）、尤奎（中央乐团）、符达（中央音乐学院）、牛珉（中国电影乐团）、魏宝正（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吴增焕（中央歌剧院）、范宏勋（中央乐团）、滕春山（总政歌舞团）、彭大如（总政军乐团）、邵彬（深圳交响乐团）、曹长树（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张宝源（中国歌剧舞剧院）。
另设有理事8人，分别为全国主要学院与交响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包括郑德仁（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胡继春（上海交响乐团）、霍存庆（沈阳音乐学院）、梁兆荣（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马茂龙（天津音乐学院）、曹健（上海音乐学院）、田雨春（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谢仲焜（陕西省乐团）等人。
2． 推广与讲习 从研究组至学会，以向先进国家的教育和演奏学习、介绍音响数据以及组织便衣文字材料为宗旨，一共发行了15期《学习资料》。
该学习资料为版刻油印，主要内容是翻译并介绍国外低音提琴技术发展情况，对国际上的低音提琴比赛情况与曲目以及著名教育家、演奏家进行了介绍等。
在资料的翻译与介绍方面，有低音提琴任务介绍（如库塞维茨基、加里·卡尔、卢卡斯·德鲁、伯特伦·杜莱斯基、霍默·门奇）（1979-1980译）；低音提琴技术资料的介绍（如伯特伦·杜莱斯基、卢卡斯·德鲁、霍默·门奇、加里·卡尔）（1980译）；低音提琴弓、持弓法与揉弦方法的介绍（1984译）。
所介绍的乐曲有安东尼奥·卡比契《F大调协奏曲》，迪特斯多夫（Dittersdorf）《A大调协奏曲》，库塞维斯基《悲歌》《幽默曲》《瞬间圆舞曲》《协奏曲》（1979，1981，1983译）。
此外还有低音提琴人物介绍（库塞维斯基、赫拉贝、拉斯卡、西曼德尔、德拉戈内蒂、波泰西尼、迪斯马斯）（1980，1982译）。
在《学习资料》上曾刊登一则广告： 有新书预约《低音提琴演奏艺术》，美国沃伦·A·本菲尔德以及小詹姆斯·西伊·迪安合著。
全书五万余字，预计年内油印200份，只收成本费，需要者请来信预约登记。
此书由邵根宝与尤奎共同编辑，韦郁佩翻译，是我国第一部低音提琴专业书籍，于1985年10月经油印出版，散发全国。
另从1979年5月9日举办首次低音提琴欣赏会开始，学会持续举办了十几场的低音提琴相关讲座及音乐欣赏。
此外，学会还进行了乐谱的搜集整理，翻印了一批练习曲与乐曲，以提供学界应用。
而在国际交流上，学会也邀请国外著名低音提琴家来讲座、教学，包括与国际低音提琴协会主席巴里·格林（Barry Green）的交流（1983）；与安东·谢尔巴博士（Dr. Anthony. Scelba）的交流；与印第安纳大学低音提琴教授斯图亚特·桑基（Stuart Sankey）的交流（1999）；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沃伦·本菲尔德（Warren Benfield）的交流（1986）；美国劳伦斯·赫斯特两周的旅游讲学（1992）；与克里斯·布朗（Chirs Brown）的交流（1996）等等。
这些交流都达到很好的效果，推动了低音提琴的发展，特别是打开了年轻人的眼界，提高了大家学习的热情。
结论 低音提琴在正式被中国人接受的前半个世纪，可说是历经了政治沧桑，曾经一度与其母体-----西方文化分离。
但也因为如此，它发展出了自我的特色，许多低音提琴乐曲的创作与改编、以中国思维出发的教材与训练、甚至将此乐器加入于民族乐队中，都可说是前辈在艰困的大环境中，对此乐器及其音乐建设的卓越贡献。
因此，即使日后对于西方的大门再次开启，但民族的种子已经散播在此乐器之下，等着今日的灌溉与明日的结果。
各少数民族的名称，特色，节日，饮食，服饰，住房
蒙古族 [民族简介] 蒙古族，现有人口约4800，00人。
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
千百年来，蒙古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
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子”。
蒙古族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特别是明代以来，在历史、文学、语言、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对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民间文艺方面，“好力宝”是蒙古族中流传很广的一种演唱形式，马头琴是最富特色的民族乐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
“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始见唐代。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了。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学。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为内蒙古、卫拉特、马尔虎－－布里亚特三种方言。
[饮食习惯] 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
马奶酒、手扒肉、烤羊肉是他们日常生活最喜欢的饮料食品和待客佳肴。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
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
随着科学的发达，生活的繁荣，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
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
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
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干大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
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名。
斟酒敬客，吃手扒肉，是草原牧人表达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
当你踏上草原，走进蒙古包后，热情好客的蒙古人便会将美酒斟在银碗或金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上，唱起动人的敬酒歌，款待远方的贵客，以表达自己的诚挚之情。
[建筑特色] “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
“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
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10几个人。
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2.5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3 . 2 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
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
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
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
搬迁简便。
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
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
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服饰特色] 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4个主要部分，妇女头上的装饰多月玛瑙、珍珠、金银制成。
蒙古族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似与族相似。
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钮扣，格外醒目。
[民族禁忌]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3、回族 [民族简介] 回族，有人口约8,000,000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新疆、青海、河北以及河南、云南、山东也有不少聚居区。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其先民主要是1 3 世纪蒙古人3 次西征后大批东迁的“回回”人，以及远在唐宋时期侨居中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通婚等多种因素，并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族等生活习俗，逐渐形成了回回民族。
汉语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在日常交往及宗教活动中，回族保留了一些阿位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在边疆民族地区，回族人民还经常使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
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
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大都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因此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回族主要从事农业，有的兼营牧业、手工业。
回族还擅经商，尤以经营饮食业突出。
[宗教习俗] 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
回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建有清真寺，由阿訇主持宗教活动，经典主要是“古兰经”，信徒称“穆斯林”。
生活习俗固守回族传统，遵循教规，讲究卫生，不吃猪肉。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举行礼拜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的还负有传播宗教知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使命。
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心目中有着重要位置。
按伊斯兰教历，每年1 2 月1 0 日为古尔邦节。
每年的这一天，形成了宰牲献祭的习俗沿袭至今。
另外，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教历9 月定为斋月。
在斋月里要封斋，要求每个穆斯林在黎明前至落日后的时间里，戒饮、戒食、戒房事……其目的是让人们在斋月里认真地反省自己的罪过，使经济条件充裕的富人，亲自体验一下饥饿的痛苦心态。
到教历1 0 月1 日即斋戒期满,举行庆祝斋功完成的盛会，这一天就是开斋节。
开斋节这天，人们早早起床、沐浴、燃香，衣冠整齐地到清真寺作礼拜，聆听教长讲经布道。
然后去墓地“走坟”，缅怀“亡人”，以示不忘祖先。
[饮食习惯] 回族分布较广，食俗也不完全一致。
如：宁夏回族偏爱面食，喜食面条、面片，还喜食调合饭。
甘肃、青海的回族则以小麦、玉米、青稞、马铃薯为日常主食。
油香、馓子是各地回族喜爱的特殊食品，是节日馈赠亲友不可少的。
民间特色食品有酿皮、拉面、大卤面、肉炒面、豆腐脑、牛头杂碎、臊子面等。
多数人家常年备有发酵面，供随时使用。
城市的回族一年四季早餐习惯饮用奶茶。
肉食以牛、羊肉为主，有的也食用骆驼肉，食用各种有鳞鱼类，如北方产的青鱼、鲢鱼、鳇鱼等。
鸽子在甘肃地区的回族中被认为是圣鸟，可以饲养，但不轻易食用。
如有危重病人，征得伊玛目（宗教职业者）同意，可作补品食用。
回族长于以煎、炒、烩、炸、爆、烤等各种烹调技法，风味迥异的清真菜肴中，既有用发菜、枸杞、牛羊蹄筋、鸡鸭海鲜等为主要原料，作工精细考究，色香味俱佳的名贵品种，也有独具特色的家常菜和小吃。
西北地区的回族民间还喜食腌菜。
回族饮料较讲究，凡是不流的水、不洁净的水均不饮用。
忌讳在人饮水源旁洗澡、洗衣服、倒污水。
回族也喜饮茶和用茶待客，西北地区回族的盖碗茶很有名。
宁夏回族还饮用八宝茶罐罐茶也很有特色。
回族的典型食品主要有：清真万盛马糕点、羊筋菜、金凤扒鸡、翁子汤圆和绿豆皮等。
青海省西宁市，回族著名的万盛马糕点影响很大。
河北石家庄的金凤扒鸡、保定的马家卤鸡和白运章包子，辽宁沈阳市的马家烧麦，义县的伊斯兰烧饼，陕西的牛羊肉泡馍，湖南常德市的翁子汤圆、绿豆皮、牛肉米粉在当地都很有名气。
盛行于宁夏南部的清真筵席菜五罗四海、九魁十三花、十五月儿圆等套菜驰名全国。
“五罗”是指五种炒菜同时上齐，“四海”是指四种带汤汁的菜肴一次上桌。
“九魁”、“十三花”、“十五月儿圆”分别是九碗、十三碗、十五碗菜的谥美之词。
[服饰特色] 回族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所不同者主要体现在头饰上，回族男子多戴白色或黑色、棕色的无沿小圆帽。
妇女多戴盖头，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少女及新婚妇戴绿色的，中年妇女戴黑、青色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
回族男子在节日或遇有红白喜事时，喜戴白色小帽，妇女则戴披搭式巾帕，巾帕前端遮至下巴，后面披垂于肩头。
[民族禁忌] 回族人忌食猪肉、狗肉、马肉、驴肉和骡肉，不吃未经信仰伊斯兰教者宰杀的和自死的畜禽肉，不吃动物的血等；忌讳别人在自己家里吸烟、喝酒；禁用食物开玩笑，也不能用禁食的东西作比喻，如不得形容辣椒的颜色像血一样红等；禁止在人前袒胸露臂；凡供人饮用的水井、泉眼，一律不许牲畜饮水，也不许任何人在附近洗脸、或洗衣服。
取水前一定要洗手，盛水容器中的剩水不能倒回井里。
回族的日常饮食很注意卫生，凡有条件的地方，饭前、饭后都要用流动的水洗手，多数回族不抽烟，不饮酒，就餐时，长辈要坐正席，晚辈不能同长辈同坐在炕上，须坐在炕沿或地上的凳子上。
另外，舀水、舀饭均不得往外舀。
4、藏族 [民族简介] 藏族，约有人口4,000,00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
藏族是汉语的称谓。
西藏在藏语中称为“博”，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博巴”。
“博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娃”（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
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美丽神奇，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1 3 0 多万人口中，藏族占9 5 ％。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以前，藏族先民就聚居在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
由于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生产多以牧业为主。
主要有绵羊、山羊和牦牛、犏牛。
其中牦牛体大毛长，耐寒负重，除供奶、肉外，还是交通运载的“高原之舟”。
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菜、碗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对研究藏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
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祖国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
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
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
他们以歌舞为伴，自由地生活。
藏族民歌抑扬顿挫，合辙贴韵，悦耳动听。
唱时还伴以各种舞蹈。
舞姿优美，节奏明快。
其中踢踏舞，锅庄舞、弦子舞最为广泛流传。
藏族信仰佛教。
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至今已有1 3 0 0 多年的历史。
公元1 3 至1 6 世纪中叶，佛教日益盛行，佛事活动频繁，佛教寺庙遍及西藏各地。
著名的寺庙有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
[宗教习俗] 藏传佛教主要教派:公元10世纪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教派,早期的有宁瑞派(俗称红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当派,噶举派(俗称白教)等.15世纪初,宗喀巴实施宗教改革,创建格鲁派(俗称黄教).此外藏传佛教还有一些独立的教派:息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廓扎派,夏鲁派等. [饮食习惯] 以青稞等制作的糌粑和酥油、青稞酒是农牧民的主要食品。
糌粑由青稞或碗豆炒熟后磨制而成。
酥油茶是把砖茶的茶叶倒入1米长的木质长筒内，加上盐巴和酥油，用长轴上下冲击，使其各种成分均匀融合而成。
藏族同胞宁可三月无肉，不可一天无酥油茶。
青稞酒是用当地出产的青稞酿制而成的一种低度酒，男女老少皆喜欢，食物多用肉食和奶制品，不少人爱吃风干的牛羊肉。
[婚丧习俗] 西藏人死后有五种葬法，最隆重的是塔葬，然而只有圆寂的达赖喇嘛死后，在布达拉宫里把他的遗体修放在一座塔里，装饰这座塔就用去1 4 万两黄金。
其次，活佛和一些领主死后，即享受火葬。
小孩死了，或因其它病疾死亡的人，则把尸体丢进河里喂鱼，这叫水葬。
生前作过坏事的人，即用土葬。
藏族认为，被埋的人是永远不会转世的。
天葬寄托一种升上“天堂”的幻想。
天葬仪式一般都是在清晨举行的。
死者家属在天亮前，要把尸体送到拉萨北郊的天葬台，太阳徐徐升起，天葬仪式开始。
不经允许一般是不欢迎人们去观看的。
[服饰特色]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
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
妇女冬穿长袖长袍，夏着无袖长袍，内穿各种颜色与花纹的衬衣，腰前系一块彩色花纹的围裙。
藏族同胞特别喜爱“哈达”，把它看作是最珍贵的礼物。
“哈达”是雪白的织品，一般宽约二、三十厘米、长约一至两米，用纱或丝绸织成，每有喜庆之事，或远客来临，或拜会尊长、或远行送别，都要献哈达以示敬意。
[民族禁忌] 接待客人时,无论是行走还是言谈,总是让客人或长者为先,并使用敬语,如在名字后面加个:啦字,以示尊敬和亲切,忌讳直呼其名.迎送客人,要躬腰曲膝,面带笑容.室内就坐,要盘腿端坐,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不能东张西望.接受礼品,要双手去接.赠送礼品,要躬腰双手高举过头.敬茶,酒,烟时,要双手奉上,手指不能放进碗口. 藏族人绝对禁吃驴,马肉和狗肉,有些地区也不吃鱼肉. 敬酒时,客人须先用无名指蘸一点酒弹向空中,连续三次,以示祭天,地和祖先,接着轻轻呷一口,主人会及时添满,再喝一口再添满,连喝三口,至第四次添满时,必须一饮而尽. 吃饭时要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出响. 喝酥油茶时,主人倒茶,客人要待主人双手捧到面前时,才能接过来喝. 禁忌在别人后背吐唾沫,拍手掌. 行路遇到寺院,玛尼堆,佛塔等宗教设施,必须从左往右绕行. 不得跨越法器,火盆. 经筒,经轮不得逆转. 5、维吾尔族 [民族简介] 在中国西北边陲新疆，有一座白雪皑皑的天山，天山脚下聚居着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
共有7 2 1 4 4 3 1 人。
史籍记载：维吾尔族原是公元三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牧民。
由于受部落间战争的影响，各个部落的分支逐渐迁徙西域（今新疆），先后曾被译为“韦纥”、“乌纥”、“袁纥”、“回鹘”、“畏兀儿”，以后才改为“维吾尔”，沿袭至今，是“团结”、“联合”之意。
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
此外还擅长园林艺术。
中国最大面积的葡萄生产基地，即葡萄沟就在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东南1 8 4 公里的吐鲁番盆地。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是他们的传统宗教节日。
维吾尔族能歌善舞，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意为《十二部大曲》）是他们的艺术精华。
群众喜闻乐见的顶碗舞、盘子舞、手鼓舞等，最富民族特色。
[宗教习俗] 信仰伊斯兰教。
[饮食习惯] 日食三餐，早饭吃馕和各种瓜果酱、甜酱，喝奶茶、油茶等，午饭是各类主食，晚饭多是馕、茶或汤面等。
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
主食的种类有数十种。
最常吃的有馕、羊肉抓饭、包子、面条等。
维吾尔族喜欢饮茯茶、奶茶。
夏季多伴食瓜果。
新疆盛产绵羊，由此维吾尔族便有了烤羊肉串的习俗。
讲究的羊肉串肉质鲜嫩，味咸辣，孜然的特殊味浓郁。
与羊肉串相媲美的手抓饭，也是维吾尔族的传统风味食品。
在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地区，逢年过年，婚丧娶嫁的日子里，都必备抓饭待客。
他们的传统习惯是请客人围坐在桌子旁，上面铺上一块干净的餐巾。
随后主人一手端盘，一手执壶，逐个让客人净手，并递给干净毛巾擦干。
然后主人端来几盘抓饭，置餐巾上（习惯是二至三人一盘），请客人直接用手从盘中抓吃，故取名为“抓饭”。
维吾尔族抓饭的种类很多，花色品种十分丰富。
[婚丧习俗] 男女青年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码目（均为宗教职业者）诵经，将两块干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
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手抓羊肉、抓饭。
[服饰特色] 花帽，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的标志之一。
早在唐代，西域男性多戴卷檐尖顶毡帽，款似当今的“四片瓦”。
到了明代，因受阿拉伯和中亚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男子削发戴小罩刺绣花帽。
清代初期，维吾尔族花帽在用料和款式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冬用皮，夏用绫，前插禽羽。
女帽皆用金银线绣花点缀与装饰，喀什干的四楞花帽脱颖而出几乎成了维吾尔族花帽的主流而延续至今。
经过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断创新，花帽做工愈益精细，品种更为繁多。
但主要有“奇依曼”和“巴旦姆”两种，统称“尕巴”（四楞小花帽）。
[民族禁忌]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
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
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
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待主人收拾食具完，客人才能离席。
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
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
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
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