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西尼橱柜用着怎么样
如果要说这两个橱柜品牌的优劣，简单一两句话是无法判断的。
让我来给你详细说说吧：从品牌历史：西克曼诞生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批做橱柜的品牌，博西尼诞生于2014年，目前就三年的历史。
从品牌历程上看，西克曼经历了24年的品牌历程，无论是底蕴还是经验，都是行业内首屈一指的，所以大家都说西克曼是橱柜行业里的宝马。
从发展规模：西克曼在全国都有自己的门店，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全国范围内拥有几百家经销商，并且自己有一个工业城；而博洛尼似乎没有这样的实力；从用材用料：博西尼目前才发展三年，通过广告堆垒起来的，很少会查看到它们的用材用料。
不过西克曼的却很多，很透明化，它们用的是环保类材质，是最早一批通过了严苛的欧洲标准的品牌。
从消费者口碑：这个或许就不用多说了，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西克曼的杠杠的。
从服务态度：博西尼的好像没有自己的门店吧，他们走的是电商模式，首先，售后服务没有保障，其次，服务态度确实不咋地。
不信你打个电话试试呗。
所以，选择，不言自明了。
谢谢，望采纳。
博西尼橱柜用着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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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给你详细说说吧：从品牌历史：西克曼诞生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批做橱柜的品牌，博西尼诞生于2014年，目前就三年的历史。
从品牌历程上看，西克曼经历了24年的品牌历程，无论是底蕴还是经验，都是行业内首屈一指的，所以大家都说西克曼是橱柜行业里的宝马。
从发展规模：西克曼在全国都有自己的门店，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全国范围内拥有几百家经销商，并且自己有一个工业城；而博洛尼似乎没有这样的实力；从用材用料：博西尼目前才发展三年，通过广告堆垒起来的，很少会查看到它们的用材用料。
不过西克曼的却很多，很透明化，它们用的是环保类材质，是最早一批通过了严苛的欧洲标准的品牌。
从消费者口碑：这个或许就不用多说了，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西克曼的杠杠的。
从服务态度：博西尼的好像没有自己的门店吧，他们走的是电商模式，首先，售后服务没有保障，其次，服务态度确实不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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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语文的短文
作为国内三大手表制造商之一，质量还是过硬的。
价格从300元到接近万元的都有。
罗西尼系香港上市公司冠城钟表珠宝集团有限公司（HK.00256）旗下全国知名企业，中国领先腕表品牌。
罗西尼以钟表制造为基石。
前身是瑞士钟表商在新加坡开设的表壳制造工厂，1984年，移师珠海，成立了中国钟表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致力为消费者打造高质量、高品位、高技术的知名时计文化产品，并以特有的简约风格和睿智内涵吸引着亿万消费者的目光。
经过多年的市场运营和品牌积淀，现已成长为中国表业唯一“亚洲品牌500强”，正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多元化的时尚精品集团。
目前同步开设有钟表、眼镜精品制造与品牌营销及华南首个钟表文化工业旅游项目，具备了年开发新品上百款，年生产成表上百万只的能力，拥有总部员工500人及2000余人的销售团队，网点遍布全国，品牌价值、市场销量和市场综合占有率均位列中国表业之首，是国内手表行业的“中国驰名商标”和最受欢迎的名牌产品。
陈在田是谁
前不久，“成长的奏鸣——陈在田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报告厅隆重举行。
常熟的“钢琴王子”陈在田修长的十指在黑白键上奏响了优美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演奏陶醉了所有聆听他琴语的人。
倾情“成长的奏鸣” 陈在田这位从常熟走出的“钢琴王子”，目前就读于乌克兰国立音乐学院，2007年曾获得第三届第比利斯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第5名，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常熟人。
他说：“常熟是我音乐梦想起飞的地方，我一直想把自己充满祝福的琴声献给家乡，也愿以琴声向父老乡亲汇报7年来在乌克兰的学习收获。
” 当晚的音乐会座无虚席，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前来欣赏，希望与陈在田进行近距离的交流。
陈在田以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鲜明生动的个性，演绎了、、、肖邦等多位音乐家的经典作品。
琴键间流淌出来的音乐时而宁静安详，时而排山倒海……陈在田如痴如醉的神态，刚劲有力的弹奏动作，华美与娴熟的演奏技巧，让全场的观众深深陶醉，优美的旋律引领观众进入了一个美妙的音乐境界。
每曲结束，场内掌声雷动，精彩的演奏征服了所有观众，陈在田的“粉丝”们还跑上舞台，向他献上了鲜花，有的还纷纷递上纸条，请求陈在田加演。
为答谢观众的盛情，陈在田又加演了一曲。
有关专家指出，陈在田的琴技虽算不上顶级专业水平，但他可以与国内的高级琴师媲美。
伴着琴声的童年 陈在田出生于1991年，他的童年是在常熟美丽的湖光山色中度过的。
江南的灵秀、水乡的妩媚是陈在田音乐灵感的最早源泉。
5岁时，陈在田在一台“”牌钢琴上按下了人生的第一个音符，播下了音乐梦想的种子。
母亲陈琼瑜是他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她一开始就对儿子寄予厚望，望子成龙，给儿子起了“龙龙”的乳名，希望他有出息，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
从陈在田开始学钢琴那天起，陈琼瑜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多年来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
直到陈在田考取乌克兰的音乐学院，陈琼瑜才重新开始了她的事业，成为龙瀛广告公司的经理。
童年的陈在田聪明活泼，天真烂漫，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但他又非常顽皮、淘气，和同龄的孩子一样非常贪玩。
为了弹钢琴，陈在田放弃了许多游玩的时间和童年的乐趣，整天勤学苦练。
每天早上，在妈妈的督促下，他得很早起床坐在琴凳上，一遍又一遍地去重复每一个音符，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每天都要练琴。
为此，陈在田经历了和所有的琴童一样的“痛苦”。
有时，他边弹边哭，陪伴在身旁的妈妈看了也觉得很心疼，但她还是说：“龙龙天生是弹钢琴的，永远是最棒的”，鼓励他“坚持、坚持再坚持”。
陈在田是幸运的，在他每个学习阶段都遇到了好老师，他们引导陈在田一步步成长。
常熟金陵幼儿园甘锦韵老师是陈在田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
1995年陈在田就读于颜巷中心小学幼儿园时，母亲就让他跟随甘老师学习钢琴。
甘老师的教育方法既严格、又有爱心和耐心，是她把陈在田领入了音乐的大门。
可是没有多久，甘老师就回老家上海去了。
甘老师走后，陈琼瑜为儿子请来了省中的章权老师。
那时章权老师刚从大学毕业，他富有音乐才华，对陈在田日后走上音乐之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章老师发现陈在田弹奏钢琴时触键非常细腻、敏感，有着很好的识谱、背谱能力，是个学琴的好苗子。
但如何去引导这个既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对刚出校门不久的章老师来说，确实是个难题。
有一次章老师给陈在田示范了一遍钢琴曲，让他自己在钢琴上练一遍。
贪玩的陈在田趁章老师不注意，悄悄地溜出去玩了。
妈妈发现后追了出去，一把抓住陈在田，让他回去好好练琴，谁料陈在田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那时的章老师年轻、气盛，很想训斥或是狠狠揍他一顿，但冷静一想，觉得不能这样，于是就对陈在田说：“龙龙，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
”陈在田不哭了，玩了一会儿，在母亲和老师的诱导下，连哄带骗让他重又回到了琴房。
章老师不断培养他对钢琴的兴趣，陈在田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章老师，也喜欢上了钢琴，他坐在琴凳上的时间越长，弹出的琴声也越来越好听。
在章老师的悉心培养下，陈在田钢琴考级很快考到了七级。
1998年，陈在田父亲去投资经商，为了让儿子学好钢琴，全家一起从常熟来到了广西。
这年夏天，陈在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师范学院附小。
一个偶然的机会，音乐系主任、研究生导师金恩惠教授发现了这个很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从此他就在金老师门下，开始接受正统、完整的钢琴专业训练。
金老师一家可谓是“音乐之家”。
丈夫杨少毅是蜚声海内外的国家一级电影作曲家，曾任副厂长、副院长，2005年，曾获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
女儿杨凌云现任广州钢琴副教授，儿子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现在美国深造。
金恩惠教授现任广西钢琴学会会长，她多次获得“杰出导师奖”、“广西妇女优秀人才奖”。
金恩惠夫妇作为音乐教育家，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却各不相同，金老师严厉，杨少毅温和而循循善诱。
一次，陈在田练习弹琴，金老师觉得弹得不好，就训了他一下，让他一下子受不了委屈地哭了。
这时杨伯伯走过来，一把抱起了龙龙，哄着他说：“龙龙乖，最听话，你看龙龙的手指长得有多美，修长的手指是钢琴家的料，龙龙不弹钢琴就委屈了这双手，你要弹得比哥哥姐姐还要好
”听了杨伯伯的话，陈在田又弹起了钢琴，琴声里多了一份执著和对音乐梦想的追求。
在金老师和杨伯伯的关心爱护和精心指导下，2002年陈在田考取了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更拉近了他与音乐之梦的距离。
留学乌克兰 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是乌克兰共和国最好的高等音乐学府，在这所学院里云集了世界闻名的导师和音乐家，并以悠久的历史、严谨的教学而名扬世界。
自学院创立至今，已培养出许多天才的音乐家、表演家、作曲家和著名学者。
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因此也成为享誉世界的一流音乐学院。
2002年，11岁的陈在田从全国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考取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20个幸运儿中的年龄最小的一个。
考试的裁判之一，国际著名钢琴家和教育家费多洛夫非常喜欢聪明活泼的陈在田。
当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现场录制节目时，他抱着陈在田坐在自己身上，一起参加了电视台的录制节目。
他对主持人说：“这个孩子太可爱了，他弹得非常好，有潜力，我要把他带到乌克兰去，十年以后他会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奏家。
” 陈在田，带着音乐的梦想，独自来到了遥远的乌克兰，开始他的留学生活。
刚开始，他感到孤立无助，晚上几乎天天哭闹，与他同住一幢楼的同学都会听到陈在田的哭声，把整幢楼的同学都吵醒了。
有一次在半夜时分，陈在田跑到楼下，在公用电话上拨通了妈妈的电话，他哭着对妈妈说：“妈妈快来救救我……”妈妈听了，忍着眼泪劝他：“现在叫妈妈怎么救你呀，如果飞机马上飞过来也要10个小时，如果办起护照来那要1个月的时间呢，你只有自己救自己。
”陈在田放下电话哭着跑回宿舍，他抱着从中国带去的迪斯尼玩具，一边哭一边念叨：“我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慢慢进入了梦乡。
面对困难，陈在田只能自己救自己。
在当时，乌克兰通用的是俄语，陈在田在短短3个月内学会了100多个单词，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基本上过了语言关。
但有时当地人还是听不懂他的话，为此买东西他一般不去小商店，他去超市直接从货架上取。
后来慢慢地俄语讲熟了，才到附近的小商店买东西。
在乌克兰，吃的东西以面包黄油为主，还有生冷的食物，陈在田很不习惯，刚去乌克兰近一年时间里，他经常饿着肚子上课。
与陈在田同去乌克兰留学的同学，有的是家长一起去陪读的，周末就从学校回到租住处吃上一顿家长做的中国饭菜，有时也会带陈在田一起去吃。
陈在田见到同学家长就“阿姨”、“好婆”的，嘴巴叫得甜甜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饭吃，骗一餐可口的饭菜。
一次，一个同学从中国带去了辣酱，他也“骗”来吃了好多好多，结果脸上长满了痘痘。
同去乌克兰的20个留学生中，有的由于生活上不适应，有的学习上跟不上，有近一半中途回国了，而年龄最小的陈在田却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1年后，专业老师对他说：“刚开始钢琴班的10位同学都比你高出一大截，现在你赶上他们了，以后你把更多时间花到学习专业课上，相信一定会比他们高出一大截。
” 问鼎国际大赛 乌克兰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让陈在田如鱼得水，在这座国际性的音乐学院，老师很多是国际一流的大师级演奏家，经常会有世界一流的音乐大师、交响乐团在那里举行各种交流活动。
陈在田先后跟随阿拜纳娃和费多洛夫学习古典钢琴。
这对老师夫妇是国际著名的钢琴家和教育家，费多洛夫和殷承宗则是莫斯科柴院的同学。
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老师把陈在田引进了古典音乐的自由王国，开拓了他的音乐视野。
乌克兰宽松自由的音乐教育让他学会了自己去思考、选择和追求。
乌克兰的老师认为弹钢琴小时候需要一种扎实、系统的学习，应从音乐和理解的角度去出发，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模仿。
也许是东西文化的差异吧，有时老师有老师的理解，陈在田也有他的观点。
有一次他的老师阿拜纳娃一本正经地对陈在田说，你已经16岁了，应该去谈一场恋爱，否则对于音乐中的一些内涵就无法体会、理解，特别是关于爱情的。
陈在田听了吃惊不小，在中国16岁谈恋爱那可是早恋，肯定会被老师、家长当作是大问题。
他觉得音乐也是一种灵感的东西，理解音乐，理解爱情可以通过联想和想象，比如就父母对你的感情，老师的都是一种包容性的感情；大自然美好的山河，那高山的感觉，大海的感觉也都可以融入。
至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陈在田还没尝试过恋爱，他觉得钢琴才是他的最爱，他只是一味沉浸在那音乐的世界中。
在乌克兰，陈在田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放在练琴上。
他每天除了弹完规定的四五个小时外，还常常向同学借了钥匙，到别的琴房加练。
《肖邦练习曲》在田半个月就学会了，但为了熟练掌握，他练习了整整一年。
有时他从下午4点加练到10点，忘了吃饭。
他平时也常读那些古典钢琴名家的著作，为学习古典钢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乌克兰的短短几年里，陈在田无论是在古典钢琴的演奏技巧上还是对作品的理解、音乐的表达上都很快有了进步。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在乌克兰5年的“琴”学苦练，2007年，16岁的陈在田在克罗地亚举行的第三届第比利斯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5名。
柴院的院长握着陈在田的手说：“在学校只知道你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有潜质的人，想不到你的钢琴会弹得这么好
”克罗地亚的中国大使和夫人也向陈在田表示祝贺，向他赠送印有奥运会标志的T恤和福娃，同他合影留念。
陈在田用自己的毅力和汗水，在国际大赛中证明了中国人的实力，也圆了他美妙的音乐之梦。
对他来说，钢琴音乐这条路还很漫长，还要长期跋涉、攀登。
他自信地说：“在明年霍洛维兹国际钢琴比赛中，我要取得更出色的成绩，再过几年，我一定会成为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
”
巧茜妮免洗面膜好吗
有点粘粘的，我用的时候男朋友总是怕我抹他脸上，躲着我特别可爱~_~挺好的，早上起来脸滑滑的，但是用的时候有点粘
我是做铝合金门窗业务员，怎样开场白介绍自己产品呢
60年代低音发展过程1946-1990年之间，由于中国政治方向的几经变动，国内的低音提琴从战后文艺准备复兴之际，大家继续着战前与外界的交流，到国门关闭时，国内低音提琴界人士自我耕耘，自编教材，自创曲目；而后对外大门再次打开，大家急欲吸收外界信息，与世界接轨，这些正是此阶段低音提琴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低音提琴；中国低音提琴学会；低音提琴竞赛会 中图分类号：J6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9871 (2007) 01- 0089 -06 从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上经历了激烈的转变，先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1949年建国，整个国家亟需建设，而与苏联初期的盟友关系，使得中苏有着许多的文化与艺术交流。
但随着中苏交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西方音乐表演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顿。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等下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再次打开国门，西方音乐的表演在中国才复苏。
由于政治的变动，国内的低音提琴可以说是在动荡中发展，从战后文艺准备复兴之际，大家继续着战前与外界的交流；到国门关闭时，国内低音提琴界人士自我耕耘，自编教材，自创曲目；而获对外大门再次打开，大家急于吸收外界信息，与世界接轨，这些正是此阶段低音提琴发展的缩影。
但由于演奏着平日多注重技巧的精进与艺术的表达，忽略了对于历史的记录，这段珍贵的发展过程，便在书面资料里阙如。
于逐步凋零之际，渐被埋没。
有感于传统需建立在历史的认知上，而中国低音提琴日后想要发展，也必须先对前辈的耕耘成果有所了解，因此希望借助于前辈耆老的访谈，以及他们提供的相关数据与图片，复原了低音提琴这件乐器从抗战胜利后20世纪90年代这大约五十年的时间中，在中国地区发展的过程。
以下将在分为建国前后的艰难学习、自我成长、对西方的大门再开三个阶段讨论之。
一、建国前后的艰苦学习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国立音乐学院，在四川青木关成立了国立音乐院幼年音乐，以发展中国境内的西方交响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本欲随之迁往南京，但由于战后，南京暂无校舍，因此于1946年夏天暂迁江苏常州，新校址为原名“灵官庙”的庙宇。
此时，学校师资、乐器等办学条件均有了改善。
1946-1948年间，幼年班开始在南京、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等地，以报纸新闻形式，对社会招收新生，而今日低音提琴界前辈邵根宝与尤奎，则在1947年时仅如此校幼年班就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准备在天津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由于国立音乐院以及幼年班被视为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幼年班从常州迁至天津。
1950年4月15-16日，原幼年班师生72人，分别迁达天津，并于同年5月2日开始上课。
这时由于幼年班学童均已长大，因此幼年班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从常州迁至天津的教师有9人，分别为主任赵东元，副主任同时也是大提琴教师的黄源澧，讲师钱宝华、刘文英、邱扬华、王辉庭，教员蔡而和，助教刘眠星、路启琨。
学生则分为5班，共63名。
1950年由于名额编制所限，幼年班并无招收新生，直到1951年才开始招收新生，并开始招收女生（以上参考[1] [2] ）1． 从大提琴转学低音提琴1950年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弦乐中并无低音提琴这么专业。
由于乐团中对于低音提琴人才的需求，因此一些学习大提琴的学生，在副修低音提琴的同时，受到当时大提琴教师黄源澧的鼓励，进入乐团拉走低音提琴。
例如邵根宝在1950年入学，受教师鼓励改拉低音提琴，1951年即担任中央青年文工团低音提琴演奏员，出访欧洲。
1952年就已任职中央歌舞团乐队，1954年则担任低音提琴首席。
在无此专业，也无正式低音提琴师资，且学生多半是大提琴转学低音提琴的条件下，除一方面由大提琴教师处习得一些初级技巧与知识外，低音提琴学生多借着自我研读相关书籍与刊物，以及当有国外乐团到中国演出时，借着坐在前排观察与倾听，加上已有的一些交流的机会，来进行自我学习与充实。
2． 地方的低音提琴发展 相较于北京的师资短缺，南方的上海以及东北的哈尔滨，都有较为固定且专业的师资。
（1） 上海1927年11月27日由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博士共同创办的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建立之初即设弦乐、管乐专业，曾长期聘请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外籍著名演奏家来任教。
1943年郑德仁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低音提琴，是中国第一位专业学习低音提琴者，师事俄籍教授佘嗟夫 (Shevzoff)。
1946年后，郑德仁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今上海交响乐团）任专职演奏员，直至1991年退休。
（2） 东北 在东北哈尔滨的波兰籍教师斯文齐茨基 (B.F.Svenchitzky), 是因为严谨而认真的低音提琴专业教师。
斯文齐茨基为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教学上主张“做手的动作不要大，但要快，要靠左手指根关节的动力，要扣住琴弦，不抬高左手指，从而改变演奏快速乐曲时‘大’、‘粗’、‘高’、‘重’不灵活的顽症。
”[3] （第343页）在他的指导下，东北低音提琴人才辈出，包括1946年哈尔滨第一位学习低音提琴的王珏，被称为“王大贝斯”的王新民，原中央乐团的齐林，1948年的孙大志，1954年原上海交响乐团常所志，延边朝鲜自治区金珠红，哈尔滨的沈线五、韩化、王树元等人，都曾拜斯文齐茨基为师。
此外，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另一位低音提琴团员、日籍的大泽，也曾教导过俞延华、唐乃智等人。
（3） 与外界的交流 1949年建国后，中苏文化交流频繁，与低音提琴相关的交流有例如1954年苏联大剧院低音提琴首席、同时也是莫斯科音乐院教授的基诺维奇(Dinovich) 到北京开了几个月的专家班，讲授有关低音提琴的相关曲目与技巧。
由于基诺维奇的握弓方式为改良式的握弓法（国人成为外掐小弓握弓法，今日苏联已较少采用此方式握弓），许多中国的演奏者例如叶正凯、牛珉、吴增焕、张宝源等人，都与其学习。
另外，1956年莫斯科国家交响乐团至中国的演出，国人不但与此乐团合演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还曾与低音提琴首席德米特里 (Anko Dmirty) 有所交流，这些都为国内低音提琴界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
据牛珉回忆，俄人返国后，仍有邮件往来，还曾寄来乐谱供国内低音提琴演奏者应用。
除了与苏联的往来频繁，尤奎回忆道：1956年还有匈牙利军队文工团的到来，国人也曾与其低音提琴演奏员相互交流。
二、自我成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
由于苏联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中国认为苏联的国家性质已与以往不同，乃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对它的一切都加以否定 [4]（前言第3-4页）。
至于西方文化，则被视为封建的、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当时的中国拒绝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开始寻找探索革命性的民族文化特色。
1． 中国师资 1951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海外侨胞回国贡献力量”的号召，叶正凯放弃在香港音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优越条件，回到首都北京，当即被聘为中央戏剧学院管弦乐队（现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并教授低音提琴。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因素，许多外籍音乐演奏者及音乐教师纷纷离开中国，国人对于低音提琴的学习，进入自我摸索阶段。
许多人只有借着早起留下的一些有限资料自我学习。
例如叶正凯在其教学中，就自己为音阶、双音、泛音等练习标定指法与弓法。
而中央音乐学院符达教授的任教，则是国人自己教授国人的另一个例子。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由天津迁至北京，此时学校另有在天津时期即从上海分派多来的俄语翻译员符达，其早期曾在上海修习过大提琴与低音提琴专业。
由于符达勤奋好学，并由低音提琴演奏基础，至北京后另又曾主动找叶正凯切磋琴艺，因此在当时低音提琴师资短缺，学校急需师资之际，符达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不久之后又兼课于大学。
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为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符达在此服务四十余年，培养许多低音提琴专业学生。
这些学生之中，许多出国继续深造，另于1999年招收第一位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研究生，成为日后中国低音提琴界的精英。
上海方面，郑德仁在乐团期间，同时兼任上海音乐学院低音提琴主课教师（1956-1986），而在东北，黑龙江省歌舞团（今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首席王新民，人称“王大贝斯”，也培养了无数英才。
这些当时第一批苏外国人学习的中国人，藉由这点点星火，抱着对于此类乐器的热忱，燎起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低音提琴学习热潮，致使之后低音提琴得以人才辈出。
2． 创作与改编 在此人才与教材均告短缺的时期，民族乐曲的创作以及本土教材的编篡也开始了它的萌芽时期。
在编篡本土教材的成果上，有例如1980年9月由牛珉编著的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低音提琴“横把位级进式”指法练习》，包括音阶练习，练习曲，管弦乐曲片断。
在民族乐曲的制作上，国人开始创作新区或改变我国民间音乐，作为教材及演奏作品。
例如叶正凯曾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其中包括《红麦子》《黄水谣》《黄河怨》《黄河颂》《保卫黄河》《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小快板》《新春乐》《春之歌》《叙事曲》《回旋曲》《夜曲》《伊万·苏萨宁》《咏叹调》《印度客人之歌》《无穷动》《翻身道情》等等。
又如上海的郑德仁，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今上海交响乐团）期间，曾改编作品有《山村变了样》《赛马》等，其中《赛马》由陈子平于2000年6月录制首张CD。
另外例如张宝源创作的《草原之歌》，2000年6月也由陈子平录制了首张CD。
牛珉则创作了低音提琴独奏曲《草原》《思乡》《苏武》《醉舞》。
这些乐曲曾于1985年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录放。
《草原》《思乡》甚至日后在美国多次被演奏，受到热烈欢迎。
《草原》一曲还由美国的桑基（Struart Sankey）配上管弦乐队伴奏，1998年在“哈尔滨之夏”演出时，收到很好的效果。
3． 民族乐团交响化 在此低音提琴演奏与教学进入自我摸索、自我成长之际，中国音乐则试图朝国际化发展，因此有了将民族乐团交响化的构想，也就是让民族乐团具备西方管弦乐团的功能。
由于民乐本身并无低音乐器，因此在民族乐团交响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就直接应用了西方的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来支撑民族乐团的低音。
最早成立的民族乐团之一为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民族乐队。
该制片厂之下本有管弦乐队，为了实践民乐交响化的构想，于1955-1956年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调来民乐演奏人士，共组乐队。
本来学习二胡的宋吕斐，与当时在制片厂管弦乐队的牛珉学习低音提琴。
宋吕斐之后，又有朱志芳继续乐团中的低音提琴位置，而后则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曹增月加入。
曹增月以低音提琴专业的训练，进入民族乐团，使乐团中的低音提琴声部更稳固。
三、对西方的大门再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逐渐趋于现实，中苏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重现50年代那种“老大哥”与“小兄弟”的非对等关系[4]（前言第4页），国家对外政策逐渐转为宽松，在改革开放之际，也逐渐触角伸及欧美等西方国家。
由于欧洲是低音提琴发源地，而早期以奥匈帝国为首的多瑙河流域地区之雄厚文化基础与艺术内涵，更造就了许多低音提琴的理论基础与学术经验。
其中捷克的低音提琴演奏家文泽尔·豪斯（Wenzel Hause,1764 – 1847）曾创立了一个一直延续至今的教学系统。
此系统分为两支传承，一支往东传至苏联，另一支往西传至美国。
此外，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曾大量吸收欧洲音乐人才。
因此当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之后，中国也开始了对许多西方低音提琴音乐理论文章的翻译，对西方乐谱的搜罗、对比赛曲目与演奏者的介绍是此时国内低音提琴界的首要任务。
第一位来华讲学的美国低音提琴大师是纽约朱莉亚音乐学院的低音提琴教授戴维·瓦尔特（David Walter），于1981年夏天抵达中国北京。
由于中国低音提琴界长期以来多接受苏联系统教学与演奏法，这首位美国著名低音提琴家的来华访问，意味着一种新视野的呈现，因而造成中国低音提琴界的轰动。
戴维·瓦尔特于北京举办了大师班及一场独奏音乐会，全国各地的低音提琴界，以及其他音乐专业的教师均来共襄盛举，音乐会反响热烈。
之后，国人藉“中国低音提琴学会”，开始陆续与西方低音提琴世界交流与沟通，邀请一些大师来华交流讲学，传递国际间的新讯息。
1982年8月，我国低音提琴家魏宝正应国际低音提琴比赛会和研究班联合主席罗德尼· 斯莱特福（Rodney Slatford）邀请，担任在英国马恩岛爱林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低音提琴比赛评审委员，并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参加了爱丁堡国际音乐节等活动，等促进了中国与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5]。
以至当国门大开，一大批音乐精英纷纷出国留学。
希望藉由直接的与西方大师的接触，能对此乐器有更多的认识。
1． 中国低音提琴学会的成立 1979年北京地区成立低音提琴研究组，经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针对北京地区文艺院校、文艺团体（包括部队文工团体）的低音提琴专业教员、演奏员自愿组织起来的学术研究组织。
是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弦乐器部分的第一个研究组织。
邵根宝与叶正凯为负责人，尤奎为秘书，当时参与者主要为北京地区的低音提琴人士。
研究组宗旨为：（1） 向先进国家的教育和演奏学习；（2） 介绍音响数据，组织编译文字数据《学习资料》，散发全国各地；（3） 组织国内同行的横向交流；（4） 小组内学术研讨；（5） 组织与国外低音提琴演奏家们的交流。
1986年研究组改名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低音提琴学会”，通称“中国低音提琴学会”，据1991年学会通讯簿上之统计，会员共有116人，包括常务理事13人，主要为北京地区中央音乐团体成员，包括邵根宝（中央乐团）、叶正凯（中央音乐学院）、尤奎（中央乐团）、符达（中央音乐学院）、牛珉（中国电影乐团）、魏宝正（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吴增焕（中央歌剧院）、范宏勋（中央乐团）、滕春山（总政歌舞团）、彭大如（总政军乐团）、邵彬（深圳交响乐团）、曹长树（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张宝源（中国歌剧舞剧院）。
另设有理事8人，分别为全国主要学院与交响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包括郑德仁（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胡继春（上海交响乐团）、霍存庆（沈阳音乐学院）、梁兆荣（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马茂龙（天津音乐学院）、曹健（上海音乐学院）、田雨春（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谢仲焜（陕西省乐团）等人。
2． 推广与讲习 从研究组至学会，以向先进国家的教育和演奏学习、介绍音响数据以及组织便衣文字材料为宗旨，一共发行了15期《学习资料》。
该学习资料为版刻油印，主要内容是翻译并介绍国外低音提琴技术发展情况，对国际上的低音提琴比赛情况与曲目以及著名教育家、演奏家进行了介绍等。
在资料的翻译与介绍方面，有低音提琴任务介绍（如库塞维茨基、加里·卡尔、卢卡斯·德鲁、伯特伦·杜莱斯基、霍默·门奇）（1979-1980译）；低音提琴技术资料的介绍（如伯特伦·杜莱斯基、卢卡斯·德鲁、霍默·门奇、加里·卡尔）（1980译）；低音提琴弓、持弓法与揉弦方法的介绍（1984译）。
所介绍的乐曲有安东尼奥·卡比契《F大调协奏曲》，迪特斯多夫（Dittersdorf）《A大调协奏曲》，库塞维斯基《悲歌》《幽默曲》《瞬间圆舞曲》《协奏曲》（1979，1981，1983译）。
此外还有低音提琴人物介绍（库塞维斯基、赫拉贝、拉斯卡、西曼德尔、德拉戈内蒂、波泰西尼、迪斯马斯）（1980，1982译）。
在《学习资料》上曾刊登一则广告： 有新书预约《低音提琴演奏艺术》，美国沃伦·A·本菲尔德以及小詹姆斯·西伊·迪安合著。
全书五万余字，预计年内油印200份，只收成本费，需要者请来信预约登记。
此书由邵根宝与尤奎共同编辑，韦郁佩翻译，是我国第一部低音提琴专业书籍，于1985年10月经油印出版，散发全国。
另从1979年5月9日举办首次低音提琴欣赏会开始，学会持续举办了十几场的低音提琴相关讲座及音乐欣赏。
此外，学会还进行了乐谱的搜集整理，翻印了一批练习曲与乐曲，以提供学界应用。
而在国际交流上，学会也邀请国外著名低音提琴家来讲座、教学，包括与国际低音提琴协会主席巴里·格林（Barry Green）的交流（1983）；与安东·谢尔巴博士（Dr. Anthony. Scelba）的交流；与印第安纳大学低音提琴教授斯图亚特·桑基（Stuart Sankey）的交流（1999）；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沃伦·本菲尔德（Warren Benfield）的交流（1986）；美国劳伦斯·赫斯特两周的旅游讲学（1992）；与克里斯·布朗（Chirs Brown）的交流（1996）等等。
这些交流都达到很好的效果，推动了低音提琴的发展，特别是打开了年轻人的眼界，提高了大家学习的热情。
结论 低音提琴在正式被中国人接受的前半个世纪，可说是历经了政治沧桑，曾经一度与其母体-----西方文化分离。
但也因为如此，它发展出了自我的特色，许多低音提琴乐曲的创作与改编、以中国思维出发的教材与训练、甚至将此乐器加入于民族乐队中，都可说是前辈在艰困的大环境中，对此乐器及其音乐建设的卓越贡献。
因此，即使日后对于西方的大门再次开启，但民族的种子已经散播在此乐器之下，等着今日的灌溉与明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