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开训动员令为什么要提到把每个单兵训练到位
2020开训动员令为什么要提到把每个单兵训练到位，开训动员的话，一定要把每一个当兵的训练到位，这是必须的要求。
落实主席训令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其实应该做好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然后把自我的建设做好。
九一八事变简介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落实主席训令我们应该怎么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哄人的
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
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
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
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
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
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
”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
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
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1.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 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18日本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事变思考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