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皱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邹忌的进谏艺术，历来被人赞颂有加。
因为他巧妙地将本来逆耳的忠言包上了糖衣，使齐威王不知不觉地被“糖弹”命中，束手就擒。
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当权者）要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然而，喜欢被肯定、讨厌被否定是人类的通病，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也好，“引车卖浆者流”也好，能听得进逆耳之忠言者，可谓少之又少。
古时的谏官，为了将“忠言”包装得“顺耳”一些，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可是弄不好却依然要掉脑袋。
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位皇帝都喜欢做“圣君明主”，于是便设了“拾遗”之类的官职，专司进忠言的，可见皇帝们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己有时会有错，需要有人提醒，否则会错得很离谱。
皇帝提倡大臣们都做忠臣，而做忠臣的最高境界为“文死谏武死战”。
“死战”者常常会得到当朝皇帝的赏赐，其“忠心”甚至可以让皇帝都感动得泣下，家属亲友便可以带挈获得一些好处；而“死谏”者就未必这么幸运了，遇上“宽厚”一些的皇帝，或者只将其革职了事，遇上不那么宽厚的皇帝，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而且要连累家属亲友。
象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就是他，在魏征失了他面子时，也曾扬言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就是他，到了晚年也照样听不进忠言。
那些因进谏而掉了脑袋的人，常常会得到后代皇帝的表彰，不过当这个皇帝面临忠言直谏之时，又是要对直谏者实施打击的。
那“拾遗”便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花瓶，作装饰门面之用；或者是替罪羊，作推卸责任之用。
皇帝有了过错，“拾遗”如果尽职，可能要死；如果不尽职，一旦皇帝的过错酿成了灾难，首先拿来问罪的也极可能是这个倒霉的“拾遗”。
“当初发现我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你拿了国家的俸禄，是叫你干什么的
”于是皇帝依然圣明，错就错在“拾遗”不称职。
可以说，“拾遗”最难当了，谏不是，不谏也不是。
假若历代的“拾遗”们都有邹忌那样的才能，中国历史一定早就跳出周期循环的怪圈了。
当历史的车轮脱离专制轨道，走向民主共和时，谏官掉脑袋的悲剧理应永远成为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共和时代的谏官已经费尽心机包装忠言了，却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
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一时，令日寇美蒋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却因向最高领导上了“万言书”而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虽然无法目睹“万言书”的本来面目，但也隐约察觉到：那其实就是提醒最高领导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忠言。
也许就因为包装得不够好，“逆耳”了一些，以至成了“罪证”。
现在看来，退一步说就算彭总讲的不对吧，至多你就不采纳，怎么可以把连“错误”的档次都够不上的“上书行为”“提升”到“罪恶”的高度呢
并且不单是他，凡是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那“北大才女”林昭女士，不就因为同情彭总而被捕，最后“死不悔改”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吗
当大家都战战惊惊、噤若寒蝉时，那脱离常识的浮夸风便大行其道，恶性膨胀。
结果酿成经济衰退、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恶劣后果。
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后，对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很多人都预见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就是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可以“不”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的“不”不但不能促使最高领导及早结束“文革”，反而可能连你的亲族、好友、师长都被株连“治罪”，“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这又何苦呢
因为你不可能将忠言包装得很顺耳，就算你用尽办法包装了吧，也不一定能逃过最高领导的“火眼金睛”，一旦他发现你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进攻”，你便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想，那因犯“恶攻”罪而被处死的张志新、李九莲女士，其“恶攻”内容，就是未经包装赤裸裸的或者是包装得不够好还有些“逆耳”的“忠言”，只可惜“信而见疑，忠而被贬”，她们未能见到自己受表彰的那一天。
畏死求生乃人之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面临一“说”就“死”的恐怖，谁还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辛亥革命时的未庄，那阿Q被拉出去枪毙后，群众都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凡是被“政府”定性是“坏人”的，就一定是“坏人”了；凡是被“政府”认定是“好”的事物，大家也不必考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只要跟着喊“好”便可保平安无事。
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声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我相信那时为国事而焦急的老干部老百姓们，一定会渴望得到一套超乎于邹忌之上的进谏艺术，要是真的人人都能成为邹忌，那该为国家挽回多大的损失呀。
拨乱反正后，民主法治精神得到宏扬，“谏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言获罪了，有什么治国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忠言可以赤裸裸地直来直去，不必考虑包装，各级政府常向社会征求提案，好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
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多少市场了。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结社、集会、示威、罢工”的自由，无论“忠言”也好，“奸言”也好，都没有必要包装。
群众的意见，既可以用书面方式直送到最高领导那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不会受到追究，又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表达，以示威游行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
当然，话你可以说，建议你可以提，采纳不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并不是说不追究你的“恶攻”责任就表示对你意见的认可。
什么时候百姓提意见不必再象邹忌那样拐弯抹角，什么时候专制的残余就彻底清除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读后感300字左右，急求。
邹忌以小见大妙谏威王，威王虚心纳谏，下令劝谏有赏，自始门庭若市，后赵魏韩燕纷纷朝拜齐国，齐称雄一世。
威王的举措实为开明圣举，通过接受别人的意见，弥补自己的不足，扬长避短，逐渐完善自我，以至于群臣欲见无以言，四国纷纷朝于齐。
这些惊人的成就足以告诉我们：“从谏如流，巧善自我。
”三国时期，袁绍与曹操上演了一场精彩战争，可是拥有十倍曹军之多的袁绍却被曹操击败，其原因是田丰、诅授向袁绍献计献策，而绍不允诺，认为他人意见如废纸，最终惨败曹军。
别人的意见像细微的沙粒一样放进你的嘴里，明白人懂得像蚌一样将其转化为晶莹剔透的珍珠，而像袁绍这般人便会口吐沙子，破口大骂。
往往意见就像子弹精准的射入了你的心房，直中要害，所以意见就是对个人的清醒明亮的镜子，引人深省，发现不足并改正。
“满招损，谦受益。
”自负自满不接受意见只会使己处于不利，反之，虚心地接受他人的意见会提高自己的能力。
刘备行诸葛亮之计而鼎立三国，符坚拒符融之策而失前秦国力，李世民纳魏征之谏而贞观天下，文种弃范蠡之谋而招杀身祸。
位卑可以令其尊，学少可以奋其盛，而虚心接受意见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易失而不易得。
这恒古不变的常理为何不去接受掌握呢
三个臭皮匠各抒己见也能令事物臻于完美，因此我们应该心怀一颗敞亮的心，耳听他人真诚的意见，巧善自我的不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对他人的真诚建议，我们应该予以肯定，通过意见正视自身的不足和毛病，从而完善自我，将他人给予我们的石头巧妙接取并铺设自己的人生路，使我们的人生丰富完美，直抵成功。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邹忌的进谏艺术，历来被人赞颂有加。
因为他巧妙地将本来逆耳的忠言包上了糖衣，使齐威王不知不觉地被“糖弹”命中，束手就擒。
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当权者）要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然而，喜欢被肯定、讨厌被否定是人类的通病，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也好，“引车卖浆者流”也好，能听得进逆耳之忠言者，可谓少之又少。
古时的谏官，为了将“忠言”包装得“顺耳”一些，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可是弄不好却依然要掉脑袋。
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位皇帝都喜欢做“圣君明主”，于是便设了“拾遗”之类的官职，专司进忠言的，可见皇帝们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己有时会有错，需要有人提醒，否则会错得很离谱。
皇帝提倡大臣们都做忠臣，而做忠臣的最高境界为“文死谏武死战”。
“死战”者常常会得到当朝皇帝的赏赐，其“忠心”甚至可以让皇帝都感动得泣下，家属亲友便可以带挈获得一些好处；而“死谏”者就未必这么幸运了，遇上“宽厚”一些的皇帝，或者只将其革职了事，遇上不那么宽厚的皇帝，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而且要连累家属亲友。
象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就是他，在魏征失了他面子时，也曾扬言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就是他，到了晚年也照样听不进忠言。
那些因进谏而掉了脑袋的人，常常会得到后代皇帝的表彰，不过当这个皇帝面临忠言直谏之时，又是要对直谏者实施打击的。
那“拾遗”便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花瓶，作装饰门面之用；或者是替罪羊，作推卸责任之用。
皇帝有了过错，“拾遗”如果尽职，可能要死；如果不尽职，一旦皇帝的过错酿成了灾难，首先拿来问罪的也极可能是这个倒霉的“拾遗”。
“当初发现我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你拿了国家的俸禄，是叫你干什么的
”于是皇帝依然圣明，错就错在“拾遗”不称职。
可以说，“拾遗”最难当了，谏不是，不谏也不是。
假若历代的“拾遗”们都有邹忌那样的才能，中国历史一定早就跳出周期循环的怪圈了。
当历史的车轮脱离专制轨道，走向民主共和时，谏官掉脑袋的悲剧理应永远成为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共和时代的谏官已经费尽心机包装忠言了，却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
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一时，令日寇美蒋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却因向最高领导上了“万言书”而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虽然无法目睹“万言书”的本来面目，但也隐约察觉到：那其实就是提醒最高领导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忠言。
也许就因为包装得不够好，“逆耳”了一些，以至成了“罪证”。
现在看来，退一步说就算彭总讲的不对吧，至多你就不采纳，怎么可以把连“错误”的档次都够不上的“上书行为”“提升”到“罪恶”的高度呢
并且不单是他，凡是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那“北大才女”林昭女士，不就因为同情彭总而被捕，最后“死不悔改”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吗
当大家都战战惊惊、噤若寒蝉时，那脱离常识的浮夸风便大行其道，恶性膨胀。
结果酿成经济衰退、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恶劣后果。
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后，对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很多人都预见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就是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可以“不”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的“不”不但不能促使最高领导及早结束“文革”，反而可能连你的亲族、好友、师长都被株连“治罪”，“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这又何苦呢
因为你不可能将忠言包装得很顺耳，就算你用尽办法包装了吧，也不一定能逃过最高领导的“火眼金睛”，一旦他发现你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进攻”，你便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想，那因犯“恶攻”罪而被处死的张志新、李九莲女士，其“恶攻”内容，就是未经包装赤裸裸的或者是包装得不够好还有些“逆耳”的“忠言”，只可惜“信而见疑，忠而被贬”，她们未能见到自己受表彰的那一天。
畏死求生乃人之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面临一“说”就“死”的恐怖，谁还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辛亥革命时的未庄，那阿Q被拉出去枪毙后，群众都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凡是被“政府”定性是“坏人”的，就一定是“坏人”了；凡是被“政府”认定是“好”的事物，大家也不必考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只要跟着喊“好”便可保平安无事。
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声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我相信那时为国事而焦急的老干部老百姓们，一定会渴望得到一套超乎于邹忌之上的进谏艺术，要是真的人人都能成为邹忌，那该为国家挽回多大的损失呀。
拨乱反正后，民主法治精神得到宏扬，“谏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言获罪了，有什么治国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忠言可以赤裸裸地直来直去，不必考虑包装，各级政府常向社会征求提案，好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
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多少市场了。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结社、集会、示威、罢工”的自由，无论“忠言”也好，“奸言”也好，都没有必要包装。
群众的意见，既可以用书面方式直送到最高领导那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不会受到追究，又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表达，以示威游行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
当然，话你可以说，建议你可以提，采纳不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并不是说不追究你的“恶攻”责任就表示对你意见的认可。
什么时候百姓提意见不必再象邹忌那样拐弯抹角，什么时候专制的残余就彻底清除了。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后给你什么启示
忠言不一定要逆耳,我们要学习邹忌在规劝他人时,懂得用暗示等手法,用自身经历委婉地规劝他人.同时,我们也要向齐王学习他虚心接受他人批评,心胸广阔的优点.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读后感
读好文章，好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
《邹忌讽齐王纳谏》，读初小时就成诵了，觉得它故事性强，有情趣，引人入胜，六十年后，再读一遍，如故人重逢，格外亲切。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不同的是“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已。
古代帝王置谏官，自己有了错误，臣下可以进谏。
帝王，自以为是“天之子”，富有四海，臣服万民，行为万世师，言作万世法，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俯视一切，能倾听逆耳之言，采纳美芹之献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也有少数聪明一点的，为了坐稳江山，笼络人心，也能从谏如流。
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稳定，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
像唐太宗与魏征，就是一例。
而最突出最典型的，要数邹忌与齐威王了。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
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勇与大智。
多少忠臣义士，赤心耿耿、尽忠进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放逐。
比干、屈原悲惨的故事。
千古流传。
因此，对这位勇于纳谏的齐王，既佩服他的大智，也赞赏他的风度。
这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形象，事隔几千年，栩栩如在眼前。
想当年，他听了邹忌的讽谏之后，立即下令群臣，遍及全国，面刺错误，指陈弊病，不仅言者无罪，反而重赏，这是何等气度，何等磊落胸怀，千载而下，犹令人感奋不已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在同一本《古文释义》里，小时候也读过《召公谏厉王止谤》这篇古文，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名句。
拿这位厉王和齐威王一比，真可谓天渊之别了。
齐威王下令求谏，周厉王却以“能止谤”自喜，天下之人，满腹不平，他要钳住万民的口，自己也捂紧耳朵。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止谤”使得老百姓“道路以目”。
三年之后土壅而川决，这个特大暴君——人民之敌，被“流于彘”。
齐王与厉王，那种对待谏谤的态度，得到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历史是一面镜子。
《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止谤》这两篇古文，我们对照着读，大有可以借鉴之处。
追古思今。
现在我们有些作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言行方面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文过饰非，怕听逆耳之言，一听到正中要害的话，立即火冒三丈，像阿Q听到别人说他头上的疮疤一样。
有的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同志，打击报复，仗势凌人，以冰棍对付热情，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全成为过耳东风。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贻误工作，伤害同志，最后，自己也难免于垮台。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四人帮”的所作所为。
他们当道之时，得意忘形，凌驾一切。
江青一句屁话，成为“圣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以棒止谤，冤狱累累。
人力无穷，天网恢恢，他们的滔天大罪，终于被清算。
谏难，纳谏尤难。
要得到成果，需要双方合力。
有敢直谏或讽谏的良臣，还要有能纳谏的明君。
邹忌的譬喻再妙，辞令再巧，没有齐威王善听的耳朵，也是白费唇舌，枉运心机。
《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不仅由于它的意义，也还因为它那委婉而讽的进谏方法。
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邹忌并没有板起面孔，摆出义正词严的态度，反之，却以与徐公比美，妻妾评议之闺房琐事出之，如果遇到一个暴君，责以亵渎之罪，也是责无旁贷的。
这种构思，这样笔法，与《触龙说赵太后》如出一辙，而同样奏效。
这么写，生动亲切，娓娓动听，饶有情趣。
这篇文章，用了大半篇幅用了譬喻的描绘，三个人物的情态和心理，真实透切，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譬喻止于“皆以美于徐公”，接下去，“今齐地方千里”来个陡转，入了正题。
由于妻妾、朋友的“私臣”，联系全国上下“莫不私王”，譬喻与正题扣得极紧。
谏议的结果是“战胜于朝廷”。
读罢这篇绝妙佳作，掩卷沉思，忽发奇想。
如果现在我们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也来个“悬赏纳谏”，那该是“门庭若市”，批评、建议，雪片飞来。
最后的结果呢，也可以想知准是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像不干净的身子洗了个清水澡，受到广大群众的鼓励与表扬，对四化的进展也起来了推动作用。
如若不信，盍试为之。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后给你什么启示
忠言不一定要逆耳,我们要学习邹忌在规劝他人时,懂得用暗示等手法,用自身经历委婉地规劝他人.同时,我们也要向齐王学习他虚心接受他人批评,心胸广阔的优点.
皱忌讽齐王纳谏告诉我们的道理
首先，故事中的妻、妾、客人的审美判断和邹忌对自身美丑的审美判断告诉我们：主体一旦以功利实用的眼光来看待对象，就不可能对客体对象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反而误解乃至歪曲了美。
纯粹的审美判断必须排除实用功利等私心杂念的心理考虑，换言之，纯粹的审美判断是一种超功利的鉴赏判断。
很明显，邹忌的妻子认为邹忌比城北徐公美，是因为她偏爱他，可谓“情人眼里出西施”。
理性的分析和翔实的事实早已证明，这种偏见式的审美判断实质上是一种附庸性的审美判断，即在这里与其说妻子认为丈夫美还不如说妻子偏爱丈夫恰当，美的判断是附庸在偏爱的情绪之中的。
妻子出于对丈夫的偏爱和敬重当然会说他美；而实际上丈夫美不美，那还是另一回事。
可见，以混杂功利私念的眼光来审视客体对象，是不可能对对象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的。
可以说，这儿妻子对丈夫的偏爱是一种情感倾向，情感私念，至于说邹忌的妾和客人都以为邹忌美于城北徐公就更为明显了。
同样道理，妾害怕邹忌，以当邹忌问她自己与徐公谁美时，出于迎奉谄媚的考虑，她当然言不由衷地作出错误的审美判断。
客人因为有求于邹忌，所以也只能附和吹捧邹忌美于徐公。
妻、妾、客人的审美判断告诉我们，纯粹的审美鉴赏是不能夹杂任何私心杂念的，主体只有经历这种非功利性的审美体验，才能对客体作出正确的鉴赏判断。
事实上，邹忌对自身体貌的审美判断正是如此。
他窥镜自视，仔细体察，摒弃个人私心杂念，发现自己远远不如徐公美。
显然，邹忌的鉴赏判断不带任何功利私心，他只是一本正经的，客观公允的，非功利的审视自己，并把自己与徐公暗自比较，经过这样一番非功利的审美思考，他才可能对自身相貌的美丑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
其次，故事还告诉我们另一条美学原则，即美是在对象间的相互比较映衬中显现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一定要在对象的相互映衬中才能显现出来，而是说，美如果能处于对象的一种比较映衬的状态之中，则更能鲜明突出地显现出来。
美与美的比较，美与丑的映衬，相得益彰，美者更美，丑者益丑。
其实，故事中的邹忌的美也是在与城北徐公的美的比较中才显得大为逊色的。
倒过来，城北徐公也是在邹忌的映衬下才更见其俊美风流的。
试想，在邹忌和城北徐公二人中，如果随便缺少其中一人，那么，他们的美的差异程度还能这样鲜明显豁吗
这是美与美的比较，当然，还有美与丑的比较，丑与丑的比较，效果类同。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如此。
敲钟人卡西摩多外貌奇丑而心灵高尚，他的养父，巴黎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而灵魂卑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吉卜赛女郎艾丝达美拉生性贤淑，心地纯真，她的情人法比斯衣冠楚楚而生性轻浮，是一个鲜明对照；里表皆美的艾丝美拉达同内丑外美，企图占有她的克洛德，更是鲜明的对比；而外丑内秀的卡西摩多同表里如一的艾丝美拉达则是在外貌上形成奇特对比。
小说就是通过人物从外貌到心灵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美丑对比及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冲突，表达了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在读者心中掀起情感的波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见，比较映衬，相得益彰是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伤中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
最后，从故事所描述的众人的审美判断的语言中，我们也能看出，审美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模糊判断。
邹忌爱妾、妻子和客人的审美判断语言分别是：“徐公何能及君也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邹忌自己的审美判断语言是：“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一系列判断语言的表意都是飘浮不定，模糊不清的。
徐公怎么不如邹忌美呢
邹忌的爱妾说不清所以然。
“君美甚”，邹忌比徐公美多少呢
他的妻子也说不清。
“又弗如远甚。
”自己比徐公美差多少呢
邹忌自己照样说不清。
可见，审美判断是一种糊模判断。
虽然美是具体形象的，但是对美的判断却渗透了主体丰富复杂的情感体验，而情感体验却是无法精确计算的，因此，作为一种掺杂主体情感体验的审美判断其实是一种模糊判断。
我们可以说，张三李四高5厘米，也可判断张三比李四漂亮，但谁也无法知道张三比李四漂亮多少，相反，谁一旦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反而会笑话他。
我想原因也正在于审美判断的模糊性。
这样，结合人们早已确证的审美事实即审美判断又是一种明晰性判断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审美判断是明晰性和模糊性的辨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