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
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
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
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
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
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
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
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
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
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
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
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
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
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
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
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
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
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
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
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
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
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
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
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
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
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
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
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
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
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
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
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
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
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
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
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
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
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
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
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
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
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
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
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
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
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
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
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
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
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
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到寻甸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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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崔永元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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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和经历是怎样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
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
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 策应作战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
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
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
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
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
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
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
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
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
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
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可能。
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
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
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
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 突围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
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
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
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
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
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
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
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
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
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
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
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
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
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
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
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
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
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
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
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
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
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
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
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
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
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
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
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
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
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
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
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
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
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
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
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
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
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
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
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
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
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
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
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
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
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
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
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
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
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
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 过雪山草地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
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
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
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
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
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
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
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
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
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
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
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
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
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
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
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
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
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
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
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
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
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
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
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
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
”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
提出问题谁做结论
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
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
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
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
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
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
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
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
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
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
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
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
”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
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
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
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
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
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
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
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
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
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
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
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
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寻甸县柯渡镇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是谁
傅柒生 (1967～)原名傅玉清。
福建上杭人。
中共党员。
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研究生学历。
现任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
龙岩市政协委员，闽西作协副主席，福建省作协全委会委员，福建省旅游协会、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省第十届青联委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