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历程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 商周时期 ：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发展。
后来社会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等危及政权统治等问题，于是出现重农抑商思想。
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出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
商鞅在秦国实现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
西汉初：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牟利。
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
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
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至于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创城活动有感作文700字
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过程。
综合实力包括城市形象、文化品位、群众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
而这些无一不是以经济健康发展为基础的。
当前，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创造良好的招商、安商、亲商、富商的投资环境，把长治建成八方宾客投资的热土，发财的宝地。
我们要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长治的美誉度，进一步增强长治的对外吸引力，进一步激发市民对长治的自豪感，加快提升长治的综合竞争力，促进长治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是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过程。
没有文明的市民，就没有文明的城市。
文明城市是由人来展现的。
提高市民素质是创建文明城市的根本任务，也是最艰巨的任务。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全面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爱护公物、邻里和睦、不吐痰、不乱扔污物等身边小事做起，在维护城市文明形象的同时，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全社会的文明风尚。
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就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
创建文明城市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的真正目标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构建和谐家园、创造文明新生活，实实在在地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这远比一块金牌、一个称号重要得多。
要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作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举措，使创建工作从群众身边的具体事情入手，抓住细微之处，满腔热情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使人民群众在参与中得到实惠，提高素质。
只有这样，创建工作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也才能真正体现“创建为民、群众创建”的真谛。
真情付出，一定会结出硕果。
文明的积淀是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要抱着以平常心，出不平常力，重结果更重过程的扎实态度，让文明之花永远绽放星城!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义乌经济发达还是昆山经济发达
我要义乌人回答这个问题
义乌和昆山都是百强县，两个县级市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也许会昆山好些，但绝对义乌人有钱的多。
昆山都外资，就税收高了点，也许公务员什么的会有钱点
毫无疑问在中国来说义乌和昆山市两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经济要发展，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吸引投资和自主发展。
而昆山在吸引外来投资上面是很有一套的。
当然我们不指望义乌能够像昆山那样优那么多的外商投资，但是周边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的资金我们总可以吸引吧
义乌的自然环境和汉中（严格来讲是和汉中的西乡县）差不多。
原来真的是一穷二白，可短短的20年时间，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初步建成了一个小型的国际城市。
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当地的工业以及周边的经济发展... 说到这些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服务意识1.昆山经验与义乌经验比较研究初析 长期被称为农业县的昆山，在十多年中累计引进注册外资200多亿美元，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IT产业制造基地，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第一。
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城市义乌，十多年时间培育出了每天有20万客商出入的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光是外国客商就有130多个国家的8000多人。
今年，江苏省与浙江省不约而同地分别树立了昆山和义乌两个县级市作为全省学习的先进典型，进行总结和宣传，并且邀请了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等机构进行深入研究总结。
昆山经验与义乌经验的推介都是在中央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对同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两地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发展的本质内涵，更好地学习借鉴其发展经验。
本文主要从两地的共同点作一些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从时间上纵深考察，坚定不移地实施既定的发展战略，是昆山和义乌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
相吻合的是，这在昆山和义乌两个先进县级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体现。
昆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始终坚持外向带动战略，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重中之重，义乌则始终坚持兴商建市战略，把建设完善商品市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两地自发展战略确定以来，虽然历经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国际国内风云变幻，领导班子也几经轮换，但是发展经济的大战略不偏移、主思路不调整，真正做到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发展不动摇。
尽管每一任市委（县委）书记都有各自的执政风格与特点，但在重大决策方面，始终目标如一、方向如一。
这是昆山和义乌两个地方取得今天经济社会各项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
昆山经验的鲜明特点是“外向带动”，义乌经验的鲜明特点是“市场带动”。
昆山之路的重要切入口和载体是国家级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义乌经验的切入口和主要载体是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
昆山以一个县级市的体量，从开发区起步，把外向型经济这篇文章做足做透，最终使昆山成为全国县级市之首；而义乌则是把以前不起眼的、在浙江遍地都是的小商品市场这篇文章做到极致，使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业市场。
方向明确、战略锁定、坚持不懈，其实也是很多企业、个人走向成功的朴素法宝。
相反地，一些地区每年提一个战略，每一任新领导都想做一翻全新的打上自己明确烙印的发展功绩，见异思迁，必然会对一个地方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从创新的节点详细解读，每一次发展面临的困难转化为创新发展思路、提升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这是昆山和义乌成功的亮点支撑 有趣的是，回顾十多年发展历史，在江苏尤其是苏南范围内，发展外向型经济昆山并非独具优势条件，而且后期的竞争一直异常激烈；在浙江范围内，发展小商品市场也并非义乌独有，曾经也出现了很多个非常有名的小商品市场。
在基本上共同起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对照各自周边的县市，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并不突出，但是在随后具体发展过程中，面对国际国内一个又一个困难，昆山和义乌各自化险为夷，化腐朽为神奇，制订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两地经济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危机、创造辉煌。
详细解读昆山和义乌两地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成功的共同之处在于同样有很多创新的节点在支撑。
昆山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历经了艰难起步、亚洲金融风波、国家宏观调控、县域经济事权与行政权不匹配等困扰，可贵的正是这些困扰催生、激发了昆山一系列的创新。
这些重要的创新节点包括：1.在全省引进首家外商独资企业；2.有偿出让第一块土地；3.自费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4.倡议并第一个封关运作出口加工区。
义乌在发展小商品市场的过程中，也历经了体制政策阻碍、市场恶性竞争等困难，但是义乌市委、市政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强力冲破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引导小商品加工业发展，以一系列的创新举动推动义乌小商品市场凤凰涅。
义乌重要的创新节点包括：1.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提出“四个允许”。
2.创新发展战略——“以商促工，贸工联动”，发展与市场关联的小商品加工业，使义乌市场从销地向产地拓展，义乌产品从“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球”转变为“小商品义乌造”。
3.提出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战略目标，把义乌小商品推向国际市场。
4.第一个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改革；第一个引进民间投资，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第一个实行跨区域水权交易等等。
每一个创新节点都有很多故事，每一个创新节点都是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每一个创新节点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地区竞争力差异的直观表现就是各地在应对各个时期的发展困难时留下的一个个历史“节点” 。
值得一提的是，昆山之路本身也是对传统苏南经验的提升和创新，义乌经验也是对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的传承与发展。
三、从环境的因素比较分析，营造开放、公平、舒适的软硬环境是昆山和义乌成功的必要保证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地表现在环境的差异上。
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必定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它能够引进、激发发展经济的各种“活力因子”。
合理定位的政务环境。
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政务环境无疑是各种影响经济发展变量中最重要的因素，政府作为的导向、力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昆山始终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目标。
“亲商、安商、富商”、“诚信服务、规范行政、降本增效”、“国际惯例、团队合作、效率效能”、“守信规范、透明高效、合作双赢”、“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全过程、高绩效、专业化”等，从这些昆山近年来提出的政府工作理念就可以看出昆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内涵。
各个部门都围绕这些理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义乌市在发展小商品市场的过程中强调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指的是，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由市场配置，政府绝不插手，比如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所为指的是，该政府管起来的，政府一定管到位，比如创造环境、保护环境。
这些政府工作的理念经过多年的倡导力行，渐渐成为昆山和义乌领导干部的一种群体思维。
兼容并蓄的人文环境。
按照干部任用制度，多年来昆山和义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均由异地领导担任，但这并没有影响既定战略的实施，这与两地十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外向型经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两地殊途同归，都孕育出了开放的、兼容并蓄的人文环境。
经济的国际化必然带来人文信息、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逐步国际化，国际眼光、开放视野必然催生地方领导以更高水平营造优越的投资和人居环境。
这是昆山和义乌发展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环境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两地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它各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日趋优化的人居环境。
硬环境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直观的体现，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和文化教育形成的人居环境，可以说是吸引投资、信息，尤其是人才的重要因素。
目前昆山和义乌的户籍人口均在65万左右，但是外来流动人口已分别达到了80多万和100多万。
昆山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等称号；义乌已经成为一座城乡统筹的和谐城市，先后被命名为浙江省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全面实施了城乡一体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城乡一体污水集中治理、城乡一体饮用水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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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
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作用.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
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
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
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
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
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
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
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
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
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
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
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
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
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
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
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
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
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
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
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
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
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
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
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
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
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
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
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 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
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
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
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
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
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
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
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
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
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
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
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
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
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
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
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
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
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
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
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
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
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
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
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康熙初年战争结束、社会安定之后，清政府继承明末工商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工商业由直接控制向官督商办、间接控制的转变，但清王朝仍然实行限制民间商业资本使其发展不至超出控制范围的政策，因而清前期的进步思想家继续进行抗争。
如王源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附于缙绅”之列，在中央设立“大司均”，由商人代表主管国家商业经济工作；主张以资本税和利润税代替苛捐杂税，以减轻工商业的税务负担。
在对外贸易观点上，蓝鼎元主张扩大海外贸易，活跃沿海地区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比丘浚仅强调增加国家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又前进了一步。
魏源主张更大范围的工商经营私有化，强调“师夷长技”，发展生产技术，并建议成立欧洲式的公司进行经营。
这些思想不但是对传统重本抑末观念的彻底否定，而且已初步具有近代经济的意识，反轻重论从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随着西汉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高度集权下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经济理论——轻重论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根据。
唐宋时期，刘晏和王安石对轻重论进行了修改，使其主要宗旨由国家全面控制利源，以商人为打击对象变为官商分利，以商人作为推行政策的助手，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崛起，禁榷专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官府工业效率低下，难以为继。
为此，丘浚等力主废除禁榷专卖，实行工商业私人经营，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下，明末清初封建王朝终于完成由国家直接控制工商经济向官督商办、鼓励私人经营的转变，轻重论在历时千六百余年后也被新的经济理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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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企业招工用工工作是件利县、利民的大好事。
乐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欠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有7万余人在外务工经商，只要用心抓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回乡就业，企业的招工应该不是什么大难事。
应从服务打好“五大战役”、建设“五个乐安”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招工用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
尽快对招工用工工作进行部署，并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宣传上适应新常态。
不仅要大力开展以“建设家乡，人人有责”、“参与家乡建设我光荣”等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而且还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走村入户，精心组织开展“工业园区企业巡回招聘会”、“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将招工优惠政策和园区用工信息宣传到村到组到户，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营造良好的舆论导向；紧紧抓住春节前后农民工返乡的有利时机，组织乡村干部进村入户，深入返乡农民工家中，上门劝导、引导群众既要算好经济账，还要算好亲情账，不光要算眼前账，还要算好长远账、教育账，大力引导本地劳动力在家乡就业。
另外，园区企业也应进一步加大企业自身优势和招工信息的宣传，加大协调配合力度，积极参与和支持园区招工工作，吸引更多的群众来园区就业。
服务上适应新常态。
进一步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招工服务平台作用，开通县、乡两级微信招工服务平台，及时向群众传递最新的招聘信息和政策问答，为咨询、报名和就业的群众提供更方便、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当好他们的“引路人”和“服务员”；进一步牢固树立强化安商、助商、富商的理念，着力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加大银企对接合作力度，全力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不折不扣地落实和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大园区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园区住房、超市、宾馆酒店、休闲娱乐、幼儿园等配套设施建设，努力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和休闲娱乐场所，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方便和服务。
管理上适应新常态。
园区企业应牢固树立“留住了人就等于留住了钱”的思想观念，切实转变招工用工思路，既要下大力气去招工，更要千方百计的去留人。
更加突出人文关怀、做强企业文化，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丰富业余生活、加大表彰力度等方式方法，缩短与沿海地区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差距，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到企业就业，做到用真情留人、文化留人、待遇留人，让员工招得进、留得住。
对一些岁数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但身心健康且具备所招工作岗位技能的求职者，园区企业应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同时，企业自身还应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创新生产产品，打造企业品牌特色，扩大市场影响力，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生产经济效益。
我要去一家公司求职，但公司要一份人生哲理演讲稿演讲，请问怎样写才好啊，谢谢你，能帮我出一份吗
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思考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方直接利用外部资源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欠发达县，如何积极有效的吸引和利用外来资金助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各地招商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加快发展的压力，如何进一步准确把握时代特点，深入查找自身不足，强化招商措施，寻求发展机遇，对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经济大环境不容乐观。
一是国内外各类资金拥有者投资意愿降低，投资行为谨慎，投资趋势放缓，这无疑为我们吸引外来资金投入带来巨大困难。
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盈利预期的下降等因素，对已确定投资或已经在建的项目产生了不良影响，部分项目投资开始等待观望，有的项目因市场、资金等原因而停工，直接影响着项目开工建设的进度。
三是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产品出口减弱，导致国内企业不景气，利润低廉，加上原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攀升，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国内发达地区企业资金转移，产业转型的大潮演变成为当下大量企业濒临生存困境的局面，针对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四是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屡创新低，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信心和愿望降低，大部分企业因此暂时搁置或放弃扩张的计划，这直接影响到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招商引资氛围不够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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