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自己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了解和认识
探源工程（2001－2008年）主要工作内容 1、建立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框架，建立 1－2项测年技术规范。
2、阐释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相互关系。
3、研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4、梳理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5、初步归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化进程。
探源工程下一阶段工作（2009－2015） 1、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拓展研究时空，加强多学科整合，更加充分地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并进行理论归纳。
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
重点揭示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背景、环境、特征和历史脉络，形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学术成果，加强文明探源的理论创新与总结。
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实施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加大探源工程相关实验技术、方法的应用研究，在重要遗址的科学数据提取上，重点加强遥感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数字记录技术、GIS和VR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建立相关技术方法及规范标准；推进实验室考古技术方法的标准规范建设，深化同位素技术、物化分析、成分分析等技术在探源工程中的应用深度，建立相应的技术分析体系，提高文物资料的信息提取能力；继续开展流动实验室在田野考古现场的技术体系建设，提高文物出土现场的分析监测技术水平，逐步建立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技术及标准规范；引入实验考古学研究方法，模拟古代城址、建筑、墓葬等遗址遗迹，初步建立可控试验场，为各种探测技术在考古中应用提供实验基础平台。
3、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文物修复、保护、展示等技术的研究。
在中华文明早期大量出土的陶质彩绘、木器、骨角质文物保护上形成一批新技术；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环境控制材料开发及性能评估、环境监测上形成一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置；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各类土遗址保护上，开展考古发掘现场土遗址锚固材料与工艺、裂隙灌浆材料与工艺、砌补支顶材料与工艺等室内筛选实验研究，解决潮湿环境和非饱和土遗址长期存在的保护难题；在展陈上，运用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开发一批新技术、新装置，丰富我国文物的展陈手段，增进公众对探源工程的认知度。
不仅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文明起源，认识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自身特点，也会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中华文明纪录片观后感
中国有五千年的人文文明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
其他的文明古国都灭亡了，因为它们的文化传承断了。
中国之所以五千年来不亡国，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断，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亡了可以振兴。
但是如果民族文化亡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成了“游魂”，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这正是国家重视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原因，从清明正式成为法定假期可以看出来。
如果世界都成了麦当劳将会不可想象，没有民族和文化，人们只生活在物质中，毫无精神可言，这也是为什么要寻根问祖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
北方区域文化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而以草原文化为基本形态，它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恰恰与中原一带稳定的、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对比。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这个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豪迈真刚，慷慨豪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主动进取，采取攻势；但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长时间内没有自己的思想哲人和文化巨人(从匈奴族开始，北方民族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因而当它一旦与中原接触就很容易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史。
与中华文明相伴而行的古老文明，有的衰落，有的消亡，有的融入了其明。
而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却延续至今。
始终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
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
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体现在哪里
（一）特点：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和特色。
不可割裂 多元与一体的内在关联性。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
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避免割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辩证统一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是主线和方向，两者辩证统一。
内在关联性。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
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避免割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二）意义：正确认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增进文化认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
有利于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特色，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深化对“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的认识。
有利于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教育，引导各族群众通过亲身感受去体认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同质性和同体性。
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包含56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发展史。
（三）产生历史：早在秦汉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就已经共同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
两千多年来，尽管有分裂、有纷争，但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是各民族人心所向，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间，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形成了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
在近代反侵略、反分裂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急难相扶，经过艰辛探索和艰苦斗争，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也展示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如何凝聚而成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千百年的交融也终于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中华大家庭，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奋斗历程铸就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学习古人的心得体会
因为：道者今一也。
科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会发生，甚至人的体也会发生变化，甚至，由于人员流动，人的基因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人的思想，感受，心理，是永远都一样的，或者说“几乎是一样的”。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意义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的中华文明尤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百花园中怒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且我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其早期，又是在基本上没有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
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我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
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对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我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从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因此，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有益于深化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历程的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
开展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研究，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所具备的条件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
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七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这些都为我们探讨我国古代文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正在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在科技部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在参加工程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和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使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该工程的顺利实施，开辟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古代文明的新途径，为开展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进入结题阶段，即将正式公布成果。
我们认为，应当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在“十五”计划期间，设立国家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
更加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机制以及在我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初步构想、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应坚持的基本方针1998年年底，李铁映同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断代工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即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学者专家在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参加工程的科研人员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这几点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原因。
在即将开始的中国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该坚持上述基本方针和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科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日新月异，多学科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已成为今后科研发展的总趋势。
因此，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时，不应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局限于运用考古材料结合少量文献中的古史传说进行研究，而是应当自觉而积极地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共同承担起探索中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任务。
应当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优势，用尽可能全面、先进、多样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中国古代文源和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总而言之，在工程中，应坚持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层次的方针，充分发挥各学科老中青科学家的作用，团结协作，联合攻关。
、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点，可重点从环境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入手。
具体来说，除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应在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应吸收文化人类学、艺术史、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天文学、医学史、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树木年轮及碳素测年学、冶金史、铸造工艺学、化学成分分析、航空和遥感技术、雷达探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工程中来。
、考古学在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地位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
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
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
由于该时代仅有少量古史传说可供参考，因此，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基本上要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
夏商时期虽有文献记载，但大多极其简略，研究当时的社会及其文明发展状况也同样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
另外，很多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应用有赖于考古学提供资料和标本，一些测定和分析结果也需要结合田野考古的发掘资料才能予以正确的阐释。
因此，在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起源研究中，考古学将成为多学科交叉的中心，考古学将当在这一工程中发挥主导利用。
、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课题设置开展中国古代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朔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
课题的设置和实施，应依据着这一方针进行。
具体课题似可如下设置4、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已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5、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
系统搜集商代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
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6、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7、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源的关系。
研究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8、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制陶、琢玉、髹漆、冶铜、冶铁、纺织等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组织的变化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9、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史前聚落形态的变化、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三代都城布局的变化等，进而探讨其与文源的关系。
10、战争与文源、王权形成的关系。
研究史前及夏商周时期战争对于王权的强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1、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及其与文源的关系。
研究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2、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源与发展的关系。
研究史前至夏商周时期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贡纳、馈赠、赐予、婚嫁、迁徙等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文明因素的汇聚、传播与发展的关系。
13、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
探索我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王朝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夏商周三代文明与区域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4、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
找出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15、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
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
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做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最早起源于先秦，此时的美学观点是如何产生的，后人又是如何总结研究这些观点的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在古文献中的材料说明,先民们不仅早已具有关于音乐的审美意识，而且也发生了关于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种种想象性思维，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风、气的模仿，音乐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等等。
当时这些看法都是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中出现，成为以后文明社会中音乐思想的胚胎和萌芽。
大约在西周时代（公元前11世纪），统治阶级已经把制礼作乐当作国家大事来看待，并认识到音乐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到了奴隶社会末期，亦即在先秦诸子之前（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普遍流行的一种音乐美学思想，便是掺有宗教观念的音乐多功能说，认为音乐不仅具有教化作用，而且还具有“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等多种功能。
其次还发展了关于音乐特征的“和谐说”。
西周末年（公元前 8世纪）有一位名伯的史官曾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乎它谓之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等主张。
这里“和”的涵义正是多样的统一。
此外，“和”还有适中、不过分的涵义。
这一切在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季札、 子产、晏婴，音乐家如州鸠等人的言论中，普遍有所反映。
它们已经开了儒家音乐思想的先声。
此后，便进入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灿烂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
在诸子中为首的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孔子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 ①主张给音乐贯注以“仁”的道德内涵，要求音乐必须具有“仁爱”（仁者爱人）的精神。
②提出了“尽善尽美”说，第一次把音乐的审美标准提到了美、善统一的高度。
③强调音乐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将音乐置于突出的地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④第1次对音乐艺术的逻辑给予形象的描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热烈状）；从之，纯如也（和谐状），□如也（清晰状），绎如也（不绝状），以成。
” ⑤打破了以往音乐观所通常具有的宗教束缚，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已不再予宗教以任何地盘（“子不语怪力乱神”）。
继孔子之后，为儒家音乐思想真正建立起一个模式的人是战国末期的荀子(公元前313～前238)，他所写的《乐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专论（见《荀子•乐论》）。
其主要成就在于： ①以音乐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说与“中和”的审美标准说为中心，将礼乐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理论化，并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
②提出了以“理”(礼)节“情”说。
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的表现，但人的情感如不以“礼”约束，必然导致混乱。
他提出一些关于音乐的“享乐”说。
其大意是：音乐本身具有娱乐作用。
人的本性是“多欲”，追求对于“綦声”、“綦色”的享乐。
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情欲（包括追求音乐享受）的合理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中国古代，比较充分地体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著作，尚有《吕氏春秋》（战国末年吕不韦门客所撰）与《礼记•乐记》（一说为先秦公孙尼子所撰，一说成书于汉代。
这里取后一说）。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历史演变看，荀子《乐论》如果是其奠基性作品，《乐记》是集前人之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便是这二者之间的一环。
《乐记》中的最著名论点：“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等(在《吕氏春秋》中已具雏形)，对后来中国的整个艺术和美学(包括文、诗论)都有巨大影响。
《乐记》阐述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美与善的关系问题。
对孔子“尽善尽美”论予以进一步发展。
《乐记》的《师乙》篇，记录了一位名叫乙的著名乐师关于他自身艺术实践经验的谈话。
其中第一次提到了音乐与言语的关系，认为音乐是言语的继续、加工和延伸；歌唱起源于人们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中国古代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礼乐思想，演进到《礼记•乐记》，已经达到了极限。
自汉代以后，虽然一直绵延不绝，但大多陈陈相因，基本停滞，罕有发展了。
在先秦时期，与儒家礼乐思想持对立观点的思想家，主要有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老子（生卒年代略早于孔子）和庄子（约公元前355～前275）。
墨子著有《非乐》篇，他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立场出发，认为搞音乐浪费人力、财力,妨碍生产,极力加以反对（见《墨子•非乐》）。
老子、庄子的理想是回到人类的最初状态，即“至德”之世。
他们认为：在那至德之世，民性素朴，既无礼乐，也没有君子、小人之分。
等到有了礼乐，世界便产生了对立,人们也就有了争斗心,人世间原有的纯朴之美便遭到破坏。
庄子的思想是反对人为，因而否定礼乐。
另一方面，老子、庄子又是懂得音乐艺术规律的人。
老子讲“大音希声”,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庄子讲“至乐无乐”，并且把整个宇宙自然、天体运行看成是一首最完美、最和谐的无声乐曲。
庄子认为：音乐的规律与宇宙自然的规律之间是相通的、一致的。
自然界本身含有音乐中所具有的许多因子，如节奏、韵律、合规律、和谐等等。
所以在庄子看来：音乐也是以大自然为蓝本而被创造出来的,而蓝本必定胜于模本,自然美必定胜过人为美，因此无声之乐必定高于有声之乐。
大约这就是“至乐无乐”的涵义所在。
音乐美学发展转折点 ● 中国魏晋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从魏晋开始，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
人们已不满足于就音乐的起源、 本质、特征、功能等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而是转入了对音乐自身的规律和各个具体部门(古琴、声乐、戏曲等)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个转变的最初代表，便是嵇康和他的两篇名作──《声无哀乐论》及《琴赋》。
《声无哀乐论》的主要观点是：否认音乐具有人的情感内容，认为音乐的本质仅在于声音的单、复、高、埤、舒、疾等所构成的形式方面，音乐的美即由乐音组成的形式美。
“声无哀乐”论总的倾向是强调音乐艺术的独立性，否定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这种倾向虽属唯心主义，但它却符合魏晋时期出现的有关艺术自觉的时代潮流；同时对于秦汉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礼乐思想是一种叛逆。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琴赋》的观点与“声无哀乐”论基本一致。
在此文中，嵇康对琴的音乐的和谐美、形式美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可视为对其“声无哀乐”理论所作具体形象的发挥与运用。
魏晋以后，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琴（七弦琴）的领域。
琴的美学在中国同样发轫很早。
两汉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琴”的篇章。
例如：刘向的《琴说》、扬雄的《琴清英》、蔡邕的《琴赋》、桓谭的《琴道篇》等等。
但它们大都不够系统，这时的琴学还处在酝酿阶段。
琴的美学真正的奠基时期是在唐宋时代。
琴学史上第 1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可算是唐代琴家薛易简（活动于742～756年间）的《琴诀》。
据朱长文(1041～1100)的《琴史》所记，这部著作共有7篇,全文今已不传，只剩下一些片断。
在这些片断中曾经提及:“故古之君子,皆因事而制，或怡情以自适，或讽刺以写心，或幽愤以传志，故能专精注神，……”由此可见琴的以写心传志为主的美学精神。
在宋代著作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是朱长文的《琴史》，其中的观点，却少有对于传统的突破。
而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审美地对待琴艺研究的,当首推北宋琴家成玉□(活动于1111～1117年间)的《琴论》。
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认为“操琴之法大体以得意为主”，可说是意境论的先声。
② 提出“雅淡”、“清和”、“简静”，“自然”以及“气韵生动”等作为琴的艺术的美学准则。
③ 在取声方面，既反对“失于轻浮”，也反对“过于刚劲”，认为只有“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方属上乘。
④ 在论弹琴修养时，合儒、道、佛兼而用之。
例如说：“攻琴如参禅”，等等。
继成玉□之后，直至明清,琴学著作大量涌现,不可胜数。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刘籍(生卒年不详)的《琴议篇》、元陈敏子（活动于1314～1320年间）的《琴律发微》、明李贽（1527～1602）的《琴赋》、清苏□(活动于1744年左右)的《鼓琴八则》，以及祝凤喈的“传神说”等,虽各有特色,但大都超不出成玉□《琴论》的畛域。
明清时代，最能体现中国七弦琴音乐美学特色及其成就的著作，应属明末琴家徐上瀛的《□山琴况》。
它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唐宋以来的“意境论”。
《□山琴况》写了24种琴艺术的风格、境界。
其主要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重视“意”的统率作用。
它认为意境中不仅有情、有景，而且亦涵理、涵神，因而“意境”可说是“意”统率下的情、理、形、神的统一。
②意境的特征是“无限”(琴中有无限滋味)、“深微”（意存幽邃之中）和在“弦外”（得之弦外则有余），意境是音乐形象的深层结构。
③意境的获取需要运用想象（即“神游”）,离开想象便不会有意境。
《□山琴况》是继《琴论》之后的一部集琴的美学之大成的著作，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琴的审美理论的一切成就。
除琴的美学之外,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还包括表演、演唱方面的美学思想。
其最早的一部作品是元代芝庵（生卒年不详）的《唱论》。
随后有明代魏良辅（活动于 6世纪中叶）的《曲律》、王骥德（活动于1573～1627年间）的《方诸馆曲律》、清代徐大椿（活动于1744年前后）的《乐府传声》等，皆为其代表性著作。
中国传统唱论，具有应用美学的特色。
其中大多数是讲吐字、音韵、声律、行腔等技术、技巧方面的问题，系统涉及美学问题则比较少见，但其中仍不乏可贵见解。
中国表演美学不仅十分讲究声音的韵味美、形式美，同时也强调演唱要从内容出发，要按情行腔，须心中有意等等，由此略可窥见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所在。
●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在欧洲统治了近千年的基督教经院音乐思想随着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开始被动摇了。
具有新型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学者和音乐家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把古希腊的模拟论作为他们的音乐观的基础，赋予了这种学说以新的理论内容和时代内容。
这表现在他们冲破了宗教神学音乐观的束缚,把新兴市民阶级世俗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感情生活，看作是音乐所要模拟的广阔对象。
音乐家V.加利莱伊大胆地劝音乐家们到集市上去观察各种各样人们的生活，倾听他们言语中丰富多彩的音调和充满表情的声音。
人文主义的音乐学者们虽然还不能彻底摆脱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音乐中把人的尊严和情感提到重要的地位，宣称音乐是“人们热情的心灵的表现”。
这种音乐思想对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时期的音乐学者们潜心于对音乐技术手段的研究，在这方面G.扎利诺作出了贡献。
在17～18世纪中叶的德国，音乐美学中的“激情说”得到了发展。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音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它对欧洲巴罗克时期音乐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是J.马特松以及F.W.马普尔格(1718～1795)、J.G.祖尔策(1720～1779)等人。
他们把音乐看作是描写各种心灵波动、各种心底意向，表达人类各种激情的艺术。
他们强调音乐的目的在于表现普遍的人类情绪，承认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
这种学说在17世纪的法国也得到发展，M.梅尔塞讷(1588～1648)就是一个代表。
他不仅认为音乐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体现，而且承认音乐对人类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产生积极的影响。
18世纪后半叶，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音乐思想领域中也有所体现。
J.-J.卢梭(1712～1776)、J.LeR. 达朗贝尔(1717～1789)、D.狄德罗(1713～1784)以及作曲家C.W.格鲁克等人进一步发挥了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拟论，强调音乐是对“自然”的一种模拟，而这“自然”实际上是被理解为人类本性和广泛的社会生活。
他们同德国的激情说一样，强调音乐是人类情感、激情的表现。
他们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更具有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色彩。
稍晚一些的由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培育起来的 L.van贝多芬要求把每一种艺术，包括音乐在内，都看作是鉴别真诚感情的过程，他认为音乐是能把人类引向更高境界的一种精神启示。
18世纪末叶，德国出现了对后来西方音乐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I.康德(1724～1804)的音乐思想（《判断力批判》，1790）。
康德并不一般地否认音乐中包含着情感因素，但他从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出发，排除了纯器乐的内容因素，将它只看作是本身并无意义、并不表现什么的一种符合目的性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贬低音乐艺术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论。
康德的音乐思想为后来的形式音乐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世纪上半叶，在音乐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潮。
浪漫派音乐家强调音乐是一种表情艺术，他们崇尚情感和幻想，把它们看作音乐艺术的中心内容，甚至将它们置于理性之上。
他们高度肯定自身（包括自己的情感）的价值，强烈要求冲破旧的精神束缚，进一步发展个性，解放个性，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这种精神倾向能得到广阔发展的最理想的领域。
这种后来被称为“情感美学”的美学观念在R.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特别是F.李斯特（《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1850）的音乐评论中得到鲜明体现。
对李斯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的是G.W.F.黑格尔（1770～1831）的美学。
黑格尔在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引申出来的音乐观中，强调只有情感这种抽象的完全无对象性的内心生活才是音乐所特有的领域（《美学讲演录》）。
强调情感内容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在19世纪中叶李斯特的论著中获得了高度体现之后，便受到了以E.汉斯利克为代表的强调形式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的强烈冲击，于是在音乐美学领域中形成了内容美学和形式美学的明显对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音乐美学从哲学和一般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斯利克的先驱J.F.赫尔巴特(1776～1841)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从形式方面说明音乐的本质，否认音乐能表达情感的论点。
汉斯利克在他的《论音乐的美》(1856)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
他提出：情感表现完全不是音乐的职能，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同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无关。
他的最终结论是：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运动的形式。
汉斯利克对浪漫主义的情感美学的批评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
这种把形式作为本质的美学理论不久就被 R.von齐默尔曼(1824～1898)彻底地运用到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种类中去（《作为形式科学的普通美学》，1865）。
汉斯利克的形式美学在19世纪后半叶遭到内容美学激烈的反对。
当时属于内容美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A.W.安布罗斯、A.B.马克斯、F.von 豪泽格尔等人。
安布罗斯的《音乐与诗的界限》发表于1856年，马克斯的《贝多芬传》发表于1859年，豪泽格尔的《作为表情的音乐》发表于1885年。
稍晚的H.克雷奇马尔(1848～1924)同上述几人的观点有些不同，他强调对形式因素分析的重要性，但仍以承认音乐是有情感内容为前提而力求对之进行解释的。
他是音乐释义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音乐释义学研究的倡议》发表于1902年。
后来，德国音乐学家F.M.加茨将欧洲18世纪末叶康德以来的上述音乐美学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归纳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流派,即他律论音乐美学和自律论音乐美学（《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1929）。
19、20世纪之交影响较大的H.里曼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观点有折衷的倾向，这表现在他承认有些音乐种类中是存在着非音乐的内容的，而有些则并不存在,为此他把音乐划分为标题音乐和绝对音乐,而后者是更高级的音乐。
里曼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集中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美学。
他研究的对象常常是欣赏者在感受音乐作品时所产生的听觉感受问题（《音乐美学原理》，1900）。
然而里曼的这种折衷倾向并没有能消除形式美学（自律论）同内容美学（他律论）之间的对立。
在里曼之后，在比较有影响的音乐美学家中具有形式美学倾向的有A.O.哈尔姆（《音乐中的两种文化》，1913)、E.G.沃尔夫(《自律音乐美学基础》,1934)以及作曲家I.F.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1942）等人；具有内容美学倾向的则有A.舍林格（《音乐构成及音乐听觉的培养》，1911）、E.索兰廷（《音乐表现问题》，1932）以及后来的D.库克（《音乐的语言》，1959）等人。
● 中国近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音乐艺术领域开始受到近代革命思潮的影响。
当时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民主主义倾向。
王光祈主张： ① 音乐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必然具有民族特性。
所以中国的国乐一定要建筑在中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欧洲音乐进化论》）。
② 音乐应该抒发民众的感情，而不是一部分知识阶级的感情。
③ 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用音乐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和完成其文化复兴运动。
④ 建设新国乐还需要借鉴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音乐美学亦开始影响中国。
音乐理论家青主的思想即具有此种特征。
他著有《乐话》、《音乐通论》，对音乐的本质、内容、形式、创作、表演、功能等一系列音乐美学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主张是：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或“灵魂的一种世界语言”（即“上界的语言”）；音乐是心灵的表现，是主观的创造，并具有改善人类心灵的功能。
在重视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的同时，强调音乐的思想性、精神性，强调生活阅历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其不足是对音乐的民族特性有所忽视。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之中，冼星海是最初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音乐问题的音乐家之一。
他在30年代末期，著有《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着重探讨了如何发展中国民族的、大众的音乐，以及如何看待音乐的民族形式等问题。
其主张大体是： ① 发展中国工农音乐是创造中国民族形式最基本的出发点。
新音乐的方向是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
② 内容决定形式。
新的社会现实，新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即新的内容，必定要求有新的音乐形式与其相适应。
③ 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有继承性。
新形式只能产生于对旧形式的改造、加工、变化、发展的基础上。
因此必须注重对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批判、研究。
④ 要参考西洋的形式与方法，但不是照搬西洋音乐。
⑤强调民族形式是民族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映；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有的风格与气派。
● 欧洲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欧洲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E.库特和H.默斯曼(1891～1971)为代表的新的音乐美学派别，有人称为“能量派”的音乐美学。
这个学派同主张摆脱作曲家和听众的感情世界而独立地研究音乐作品自身的哈尔姆自律论有密切关系，但不同的是它显示出企图克服自律论本身在解释音乐本质时的弱点的倾向。
库特认为音乐的本质并不是音响形式，而是音乐中的某种意志倾向性。
这种意志倾向性同音乐材料、音乐构成的各种因素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存在于音响现象内部的能量形式体现出来。
构成旋律的音倾向的称之为动力性能量，构成和弦的音倾向的称之为潜在性能量。
默斯曼在他的《应用音乐美学》(1926)中则以能量说为基础，对音响的物质材料的规律性做详细的所谓纯客观的考察。
这种企图摆脱哲学世界观的制约，就音乐论音乐的倾向体现了3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新客观派”文艺思潮的某些影响。
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建立在E.胡塞尔（1859～1938）现象论哲学基础上的现象论音乐美学的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是R.因加尔登。
因加尔登认为音乐属于同现实世界并立的意向世界,将音乐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意向客体”。
作为这种纯粹意向客体的音乐，它同现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联系。
因加尔登以音乐作品同作曲家、欣赏者的意识感受之间不存在同一性，音乐作品同该作品的乐谱之间不存在同一性为前提，提出了音乐作品的特殊的存在方式问题（《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象论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N.哈特曼、S.朗格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
在因加尔登学说的启发下，哈特曼提出了音乐作品的层次论。
他将音乐作品分解为作为声音实体的实在层（即前层）和作为内容含义的虚幻层（即后层）。
前层是独立于欣赏者的意识而自律地存在着，后层则同具有艺术感受力的欣赏者的意识发生关系。
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音乐的内容形式问题上调和他律自律之间矛盾对立的一种尝试（《美学》，1953）。
朗格的音乐美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现象论美学的影响，但他主要是从符号这个概念为出发点来解释音乐的本质。
在朗格看来，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是由比语言符号要复杂得多的特有的艺术符号构成的一种表现情感的纯粹的形式。
这形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像。
在说明音乐形式同感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朗格借助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对应理论（《情感与形式》，1953）。
但无论是哈特曼还是朗格，当他们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意向的客体或是某种虚幻的实体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进行考察的。
在50、60年代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试图解决音乐中自律他律、形式内容之间对立的尝试，一直在进行着。
在格式塔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综合性的形式－表现美学的A.韦勒克(1904～ )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起，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出发点的音乐美学研究，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起来。
在这方面出现的主要著作有B.B.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1950)、□.А.克列姆廖夫的《音乐美学问题概论》(1953)、Z.利萨的《音乐美学问题》和《论音乐的特殊性》(1953)等。
他们把音乐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构成因素，指出它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反映的产物，将它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种类的特殊本质进行了探索。
60～70年代，这个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西方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某些成果。
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可 以看到现代语义学、符号学的某些影响（如利萨的《音乐美学新论》，1975），有的甚至具有现象学等理论的某些印记。
7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对音乐美学的研究开始产生影响，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论著。
虽然它还处于探索性的初级阶段，但这个方向将无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未来音乐美学的发展可能具有深远意义。
七年级上册 历史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 思维导图
本单元主要讲述我国境内原始居民的生活地域、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原始的民主政治，涉及到的历史遗址、神话传说较多。
教材是以原始居民的生活年代、地域分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为线索来讲述的。
本单元的教学重点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产状况以及华夏文明的起源。
教学难点为：使学生初步认识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
教师在讲述时，首先，要抓住本单元的线索，即对原始人类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进行分析讲解，以便学生能从整体上把握知识。
其次，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如直观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辩论式教学等等，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感悟知识，提高能力。
再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单元共3课和一节活动课，每课1课时，共4课时。
第1课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学目标】1、 知识与技能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元谋人的发现与距今的年代，北京人的发现、地点与距今年代，北京人使用石器和天然火以及北京人的群居生活：山顶洞人的距今年代、发现地点，山顶洞人的石器、磨制技术和人工取火；山顶洞人过着氏族生活。
通过学习本课初步培养学生理解、认识历史领域内各种不同知识范围的能力以及观察、想象能力和比较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阅读，可以接触考古知识、神话传说、古史资料、历史地图、文物插图等各类与历史有关的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重视历史课的学习。
2、 过程与方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围绕“北京人、山顶洞人的生产、生活状况”这条主线进行讲解，然后，引导学生分析比较“山顶洞人比北京人的进步性有哪些”。
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我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我国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多万年以前，以此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意识。
（2）通过认清劳动创造世界和人类本身这一真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1、 重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2、 难点：认识劳动在人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课时安排】1课时【教与学互动设计】（一） 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导语一 展示远古人类的头部模型。
设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人类头部模型
那时侯，我国境内有哪些远古人群
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请大家阅读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导语二 播放一段有关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课件，然后提问：该片段反映了我国远古人类怎样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
请大家预习课文。
导语三 人从哪里来呢
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人由神创造的，像西方的“上帝造人说”，我国的女蜗造人。
二是人是古猿进化而来的，你同意哪一观点
学完了本课，你或许可能找到答案。
（二） 合作交流，解读探究1． 我国最早的人类（1）我国最早的人类是什么人
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学生根据课本回答）（2）那么，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
（学生看书、讨论、交流、教师小结）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元谋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粗糙的石器，以及大量的炭屑和两小块烧过的骨头，表明元谋人已经会制造工具和知道用火了。
会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历史体验】下面，请同学们在我的描述中想像古猿是怎么样变为人类的，请同学们闭上眼睛。
“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由于宇宙星球的变化，地球内部的岩浆发生剧烈变化，引起了地壳的异常变动，有些海洋在隆起，有的陆地在沉沦，火山在喷射，风雪在呼啸。
一片片的森林在毁灭，一群群的动物在奔逃……后来，地球又经历了一个冰川横行的时期，从两极而来的冰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赤道冲去，淹没了大块森林和陆地，但在行进中又遇到了重重阻力，未能到达亚热带地区。
自然界的变化，改变了古猿的生存环境。
”古猿是在森林里生活的动物。
有些地区的森林没有遭受到这场“自然灾害”，生活在这里的古猿继续沿着猿的方向缓慢地向前发展，逐渐演变为现代的猿类。
那些丧失了森林的古猿不得不从树上来到地面，开始过着流浪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有些古猿死去了，活着的古猿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逐渐学会了利用前肢来采集动物和捕捉动物，并用前肢来折树枝和选取石块作武器，以抵御野兽的侵袭，这就要求用后肢来支撑身体和行走。
于是，前肢和后肢的分工逐渐出现了。
这种分工导致了前肢的进一步解放和后肢的直立行走。
而直立行走和手脚分工又引起了整个身体结构的变化。
肉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
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慢慢地大脑产生了初级的意识，要求把看到的事物和联合行动的愿望表达出来。
经过简单呼叫，手势表达的长期演进，逐渐地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从而由一定的音节和一定的内容相结合的语言产生 。
语言在劳动之时并与劳动一起出现、成熟，成为由猿到人这一根本变化的推动力。
经过漫长的过程，这些古猿在劳动中进化为人类。
【注意】在描述中，速度要放慢，声调要深沉，感情要丰富，表述结束过一会儿再让学生睁开眼睛。
（3）那么，怎样理解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会制造工具呢
（学生思考、讨论、交流、教师归纳） 制造工具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只有人类能够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改造自然。
即使是再聪明的动物也只能利用工具，而且必须经过长期训练。
因而会制造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想一想：〗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也能利用竹竿或木棍打下树上的野果子，这是否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消失了呢
【点拨】某些动物利用现成的工具获取食物，是生存的需要，是动物的本能。
而且动物只能简单地利用现有的工具，并不能对工具进行加工改进，更不能制造出任何一件简单、粗糙的工具。
只有人类才能根据实际需要，制造和利用工具，改造自然。
因此，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没有消失。
2． 北京人 （1）1929年，在北京西南周口店一个洞穴里，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先生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轰动了全世界。
从此，“北京人”名扬世界了。
那么，“北京人”生活在什么时候呢
又长什么样子呢
请看头像模型。
[展示古猿头像，北京人头部复原像模型][师问]北京人与古猿相比，面部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观察、比较、讨论，教师小结）北京人前额低平、后倾，眉脊高突，吻部前伸，没有明显下额。
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北京人手脚分工明显，他们不再像古猿那样爬行，而是用腿走路，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
（2）那么，北京人能够制造哪些工具呢
他们又怎样生活呢
请大家结合投影，阅读教材中的相关内容。
〖投影〗《北京人用火追逐野兽》图[师问]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北京人使用了哪些生产工具
[生答]石块、木棒、火把。
[师问]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北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生答]群居生活。
（3）北京人为什么要过群居生活呢
（学生看书、思考、讨论，教师归纳小结）北京人使用的工具极其简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常常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各种威胁。
在这险恶的环境下，只靠个人的力量，无法生活下去，因而他们必须群居在一起。
这是由当时的生产状况决定的。
北京人的这种群居生活，形成了早期的原始社会。
（4） 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他们用火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
（学生依据教材回答） 〖议一议〗北京人使用的是天然火，他们是怎样保存火种的呢
【提示】雷电可以使森林着火；人骨和兽骨含有大量的磷，在高温炎热的天气里可以自燃；这些自然现象都为北京提供了天然火种。
有了火种，北京人就能使用天然火，而且还学会了保存火种。
他们用干燥易燃的花草、树叶把火种轻轻盖上，让他们冒着轻烟。
这可是件技术活，需要有经验的长者担任。
到用火的时候，就用劲吹煽，让火种再烧起来。
有了火，北京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体验设想】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
【学生回答示例】天亮以后，北京人开始成群结队往外走，一部分人去狩猎，一部分人去采集，到天黑以后，采集狩猎等寻找食物的人都回到洞中，把采集到的野果分给大家。
几个壮年男子把打到的动物剥皮，把肉割开，放在洞口的火堆上烧烤。
熟了以后，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分开。
当人们填饱肚子以后，便就着火先进入梦乡，由于洞口的火堆整夜不熄，远处的野兽是不敢问津的。
北京人的衣服一是把植物枝叶系在腰间，这类衣物不能抵御严寒，但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而且容易得到。
二是把猎到的动物剥皮后吹干稍稍加工当作衣服。
在食物方面，一靠采集，二靠狩猎。
住的是天然的山洞。
【点拨】想象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1）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除了元谋人、北京人外，祖国境内的原始人类活动遗址还分布着好多，山顶洞人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山顶洞人生活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长什么摸样
（学生看书回答）（2）[投影]《山顶洞人的生活》[比一比]山顶洞人的生活比北京人的生活有哪些进步
[提示]从生产工具上看，山顶洞人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已会人工取火。
从劳动对象上看，山顶洞人不仅采集、狩猎，还会捕鱼，劳动对象的范围扩大了。
从活动范围上看，山顶洞人能走到很远的地方同别的原始人群交换生活用品，活动范围扩大了。
从生活上看，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懂得爱美，死后还要埋葬。
（3）山顶洞人是怎样组织在一起生活的呢
（学生看书、讨论、交流，教师小结）山顶洞人生活的集体，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
也就是说，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都有着血缘关系，彼此都是亲属。
这样，有着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就构成了氏族。
一个氏族有几十个人，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
他们居住在一起，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
[想一想]氏族成员为什么要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
[点拨]因为山顶洞人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仅凭单个人的力量很难获得食物，因而他们必须共同劳动，所得食物必然共同分配。
在分配过程中，谁也不能多占，否则就会有人饿死，从而削弱整个氏族的力量，氏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这样，在氏族生活中，氏族成员之间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
[议一议]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差别的氏族生活，是不是人类的理想生活
[提示]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氏族成员的生存常常受到威胁，如饥饿、寒冷、疾病、野兽、自然灾害等，人均寿命非常短；另一方面。
氏族与氏族之间常常为争夺食物而发生血腥战争，一旦失败，整个氏族成员就会被杀掉或吃掉。
因此没有贫富贵贱差别的氏族生活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
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
（4） 应用迁移，巩固提高[例1]（学案例2）在学习“北京人”时，有人说北京其实是“猿”而不是“人”。
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请说明理由。
[解析]本题围绕“北京人”是“猿”还是“人”展开命题，实质是考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依据所学知识可以明确：北京人在体态特征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北京人不仅会制造和使用石器。
而且还能使用天然火，这是动物所不能及的。
因此，北京人应该属于“人”，而不是“猿”。
[答案]不同意这一看法。
从头部看，北京人虽然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上肢发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
尤其是北京人能通过砸击、敲打、碰撞等方法制造和使用石器。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其他任何动物所不能及的。
并且北京人还能使用天然火，既提高了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又促进了自身体质的发展。
因此，北京人是“人”而不是“猿”。
[点评]本题设计新颖，主要考查学生对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一知识点的理解，以及对北京人体质特征及生活状况的认识程度。
[例2]（学案例3）火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界分开。
”人类对火的使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火的使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引用恩格斯的名言，主要考查火的使用所经历的过程及其作用。
依所学知识可知：人类对火的使用经历了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的过程；火的使用不仅促进了人的体质的发展，扩大了活动的范围，而且还能用火制造工具，改造自然，提高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
[答案]（1）从使用天然火到使用人工取火。
（2）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和御寒，还用火驱赶野兽，制造工具。
火的使用，提高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促进了体质的发展，扩大了活动的范围。
因此，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对人类的文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点评]本题围绕与人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火的使用”为中心来命题，主要考查学生的归纳和概括能力。
此题包含两问：第一问考查人类使用火的进程，第二问考查火的使用对人类发展产生的作用，层次清楚，指向明确。
（5） 总结反思，拓展延伸对本课内容的小结，教师可采用表格或其它方式予以归纳，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并作为学习资料保存。
远古人类 距今时间 体质特征 生产活动 观念 社会组织元谋人 约170万年 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 北京人 约70万～20万年 保留猿的某些特征 打制石器，采集、狩猎等 原始人群山顶洞人 约18000年 和现代人基本相同 开始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从事采集、渔猎等活动 懂得爱美 氏族[拓展阅读] 如何理解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科学论断可以结合从古猿化为先民社会来理解这个论断。
可知古猿在当时他们的生活劳做中通过慢慢地进化，逐渐可以站立起来，直立行走。
使得它们的上肢解放出来，这就为从上肢进化为手提供了前提，在又一个漫长的生活劳作之后，双手进化完成。
而双手的进化完成为提高劳作的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双手的不断劳作可以促进人脑的进化和发展，之后通过双手的继续劳作，人脑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先民的智力也不断的提高，劳动促进人脑的发展，人脑再推动劳动技术的进步，一个循而往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地成就了人类的出现和发展。
这里还要提到人类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能否使用和制造工具。
所以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论断是对人类发展结果的准确定义，也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经典描述。
[点拨导诱]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经典论断，它明确指出劳动在古猿想人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纵观人类的发展的历史，离开了劳动。
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小就应树立热爱劳动，服务社会的意识，努力成为祖国建设合格的人才。
【资料链接】链接一 人类起源 欧洲，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
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达尔文曾在1871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大胆推测：非洲是人类的摇篮。
此前在1863年，则有人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
后者不久得到了印证：1890年，印尼发现了一具头盖骨，“爪哇直立猿人”使人类起源南亚说为之一振。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但也就从这时起，在南非，在东非，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尤其是1974年，在东非大裂谷所在的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露西少女”猿人骨架，距今超300万年；加上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人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
于是，全球人类“走出非洲”的学说，一时勃兴。
然而，最能支撑“走出非洲”学说的遗传学基因测序理论，也广遭质疑。
正如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金昌柱所说：“在人的体内，基因序列多达30亿，现在的测序，只是抽出其中个别片段分析，概率不过亿分之一。
”而在我们中国，发现过距今300万至500万年间的猿人化石，发现过龙骨坡约200万年前的能人，发现过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发现过距今约8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发现过郧县人等距今几十万年的直立人，发现过距今二三万年的智人———巢湖人、富林人，还发现过距今约1.8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中国起源’自成一体，纵线贯通!”迄今为止，科学界仍徘徊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之谜面前。
此时此刻，人们不禁回味70多年前一些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们的忠告： “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类工业巨大的扩散中心。
要想弄清诸如人类起源这样的复杂问题，离开亚洲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 “中国1965年就发现了元谋人，可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门紧闭，国际专家纷纷涌入非洲，致使非洲大量考古发现。
元谋人的研究，再不能孤军奋战了!” 事实上，近年来亚洲尤其中国，研究者正掀起一场“追赶非洲”的行动，他们的多项发现在年代上直迫非洲那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亚洲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来面目的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将会展现于人们面前。
” （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陈玟）链接二 长江流域是“中国人”的发源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黄万波研究员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长江流域的龙骨坡巫山猿人是最早的古人类,湖北建始猿人距今近200万年,然后依次为蓝田猿人、元谋人、约8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 黄万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远古文明源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大三峡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他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龙骨坡巫山猿人是最早的古人类,湖北建始猿人距今近200万年,然后依次为蓝田猿人、元谋人、约80万年前的湖北郧县猿人、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
黄万波是著名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专家,是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龙骨坡直立人、115万-7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直立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直立人、10万-2万年前的重庆奉节智人、陕西长武智人、广西麒麟山智人和重庆巫山河梁智人等人类化石的发现者。
《自然》杂志刊登龙骨坡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后,《科学》杂志曾专门就此发表评论,称“龙骨坡新发现改变了人类演化的历史”。
此前,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来到亚洲的历史只有几十万年。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发现于1984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一个门齿和一段下颌骨。
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还有巨猿等120种脊椎动物的化石,其中哺乳动物116种,有25个属于新发现的种类。
埋藏化石的岩层为砂质粘土夹角砾,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00万年。
龙骨坡遗址出土了大批石制品,经考古学家研究论证,这些石制品制作粗笨、简单,代表了200万年前一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艺,并将其称为“龙骨坡文化”。
龙骨坡文化的问世,证实中华大地上200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从而把中国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万年。
他认为,蓝田猿人的故乡应该在南方,由于气候变化才逐渐北迁。
从长江流域的系列考古发现,可以看到起源和承转的演进。
因此,“中国人”的发源地应在长江流域大三峡。
黄万波还从地质演变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
随着青藏高原的升起,长江流域大三峡形成了森林河流环境和与之伴生的立体气候,适合于200万年来的人类繁衍。
龙骨坡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这里是许多动物的避难所,动物的大量繁衍,客观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食物,尤其是大脑发育所需的动物蛋白。
简述礼仪的起源与发展，进一步分析学习中国礼仪文化的现实意义
我国素有“礼仪之的美誉，礼仪文远流长。
礼在最现在金文里面。
在人类的最初期，人们对火山，地震，电闪雷鸣等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也无法知道为什么。
认为天地间有神的力量，有鬼的存在。
对天地鬼神的惧怕，敬仰。
人们就会举行一些形式，用物品来祭拜。
从礼字的繁体“礼”可以看出。
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国君用来祭天祭地的建筑。
这样就诞生了礼的萌芽。
到了周朝，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应是制礼第一人。
春秋末年的孔子的出现，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地位。
核心思想“仁爱及人”一直影响至今。
《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典籍的问世，更全面直观的阐述了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
到了封建社会，礼渐渐被转为礼制，成为了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工具。
代表人物叔孙通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朝仪制礼”；董仲舒的三纲五常。
民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四维八纲” 新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扬弃 随着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崇尚礼仪崇尚文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改革开放，我国同国际交往愈加频繁，学习礼仪文化知识，不仅体现的是自身利益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展现我国国格，展现我国“礼仪之邦”文明友好的形象。
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素质，增强参加社会竞争的附加价值
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更好的融入世界大家庭体系
展现我国东方文明的灿烂文化
为什么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在一万年以上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根据该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作了重点发言。
他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古代史书能提供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或彼此歧异，或多缺失，难以考索。
自西汉末年的刘歆起，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
由于夏商周三代编年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
自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把中国有准确年代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200多年，即从2800多年前推进到4000多年前，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绍辉指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说归根结底来自《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虽从黄帝开篇，却并没说中华文明的源头从黄帝开始。
梁绍辉根据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遗址的新发现，证明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以推到1万年前，从而打破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