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政策心得体会，快
所谓民族——国家宗教，是在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的、且局限于本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
它一般由传统氏族部落宗教直接改造和发展而来，是古典宗教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初形式。
它既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印迹，同时也具备了古典宗教的基本特征。
民族——国家宗教主要有七方面的特点，这是它区别于原始宗教和古典宗教其他形式的特殊之处。
全民性和排他性的共存。
民族——国家宗教是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宗教，这种特色表现为其信仰的全民性和排他性。
民族——国家宗教首先是民族和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信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本民族——国家宗教的天然的和法定的信徒。
其天然性在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生产方式使其具备了共同信仰的客观基础，它必然自发地导致统一精神文化、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其法定性在于，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规定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它把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全民的强制性义务。
无论何人都依民族习惯和国家法典信奉统一的和官定的神灵，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在文明社会之初的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民族和国家中，其民族——国家宗教都是全民性的。
据此，有的宗教虽然也是在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并仅为其中的部分成员所信仰，但由于不具备全民性，便不能归属于民族——国家宗教之列，只是一般的民族宗教。
例如中国的道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但它从来没有达到全民信奉的地步，因而不被作为民族——国家宗教。
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或国家由于社会变迁、宗教发展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接触交流的冲击，其民族——国家宗教虽继续存在，并保持着大量的民族特色，但却越来越失去全民性，只剩下部分信徒，这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民族——国家宗教的资格。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皆属于这种类型。
有的民族尽管因古代国家灭亡四处流浪，失散于世界各地，其原有的民族——国家宗教却仍然未失去全民性，是散居各地的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因而它还是一种民族宗教。
犹太教即是如此。
由于民族——国家宗教是在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在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国家统治等各方面的差异，又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具有排他性。
一方面，它只属于本民族或国家成员的信仰，除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和国家，一般不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受民族和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条件制约，而且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只能在本民族或国家的及相类似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中生存。
这使得民族——国家宗教的命运同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征服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后，巴比伦宗教也逐步消亡了。
古罗马人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古代希腊宗教的消失。
波斯的玛兹达教也是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征服而衰落的，后来在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才又东山再起。
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一致。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氏族部落原始意识的民族意识也在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
在文明社会之初，政教合一体制使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
它深深地渗透到了民族的观念和情感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的群体意识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在宗教的观念和情感中体现着民族的认识、心理和情感，体现着整个民族及其成员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和准则；而民族意识中也包含着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含着宗教的基本信仰、教义和规范。
因此，整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宗教视为正统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根据，并从中汲取生活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
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同原始宗教与氏族意识的关系颇为相似，它们都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结果。
例如，注重血缘关系、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的中国古代汉族就是同民族——国家宗教即儒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儒教敬天祭祖、效法天理、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相一致的，其中渗透了儒教信仰的宗教精神。
一神多能和诸神分级的出现。
在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早期阶段，每一类事物和每一种现象都有各自的神灵，这些神灵的灵力极其有限，一神一能，各管一事，各司其职。
它们之间没有大小高低之分，相互也没有隶属服从关系。
随着社会发展与实践能力的增长，人们的接触面增大了，视野拓宽了，理性能力增强了，这使他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其间内在的联系与多样性的统一。
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之间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直接影响着自己所从事的专营生产的那一部分自然事物和现象上，而不再重视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便是原来特殊的、分散的神灵被逐步统一起来，一些神灵合而为一，一些神灵被转换了职能，一些神灵则被赋予了更大的神性和更多的职能。
比如随着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建立，出现了地域性的保护神即“社神”。
社神是一方土地之神，它综合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神灵及其职能，成为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及地区安全的多能神，在古代希腊，自从航海业在希腊人的生活中获得特殊意义后，原来的陆神波塞冬就变成了保护航海业的海神。
随着农业的出现，牧神变成了农神，狩猎女神变成了丰收女神。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随社会组织的兼并统一而越来越加剧，最后只剩下一些兼备多种职能的主要神灵。
神性的增强和职能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神灵之间神性和职能的对比与差异，从而产生大小强弱之分。
特别是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差别，更是必然在宗教观念中留下其影像。
于是，神灵之间也被组织和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定的秩序，并且相互具有了等级关系。
至上神以超越众神之上的最高神的形式出现了，成为神灵世界的主宰与君主，众神则隶属于至上神，作为它的官僚和下属。
这就是至上神教，它是一神教的前身。
民族——国家宗教一般都是崇拜至上神的。
如中国传统宗教崇拜天（上帝），天是自然之主，是统帅诸神的最高神灵，在甲骨文中即已有上帝命令刮风、打雷、下雨的记载。
印度婆罗门教信奉梵，它是万物的根本和万因，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等三主神是梵的显现，其他神祗也是梵的高低不同阶段的各种化现。
日本神道崇拜天照大神，其余诸神均受其统辖。
古希腊宗教信仰宙斯，它是奥林波斯山上众神的领袖，它主宰着整个自然与社会的秩序。
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如古代埃及宗教虽然也是至上神教，但其所崇拜的至上神是随着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的变化而轮换的。
当某个地区成为首都所在地的时候，它的地方神就升格成为全国的最高神。
古代巴比伦宗教的至上神也是轮换的，但其原因却是由于外族的入侵，入侵者总是把本民族信奉的最高神变为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崇拜的最高神。
而波斯宗教崇拜的是善恶二神，在下诸神依此分为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集团，是一种二元至上神教。
犹太教则信仰唯一神耶和华，是最早的也是古代民族国家宗教中唯一的一神教。
但是，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宗教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
保护神与至上神的统一。
保护神崇拜早已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并且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原始的保护神崇拜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祖先神崇拜，后来随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出现产生的地方保护神也是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它们都带有一定的自然特性。
但随着联合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尤其是民族国家产生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保护神崇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人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其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在社会生活组织相互兼并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神的兼并也同宗教信仰的兼并一道在同时进行。
国家将全民族的信仰统一于统治阶级的宗教，这种统一在其特定的表现形态上，就是以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去统属其他族的保护神，尔后又发展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并成为全民的崇拜对象。
为了增强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的神圣性，强化全民对这一保护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与统治者在尘世的地位相一致，其保护神也被抬高到神界中的最高地位，成为至上神灵。
其他族的神灵则或是被取消，或是被兼并，或是被置于最高神的统治之下。
这样，在民族——国家宗教中，保护神与至上神合而为一，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本民族的保护者，兼有双重身分。
中国儒教崇拜的天、希腊宗教信奉的宙斯、埃及宗教信仰的太阳神、波斯教崇拜的阿胡拉、日本神道教侍奉的天照大神、犹太教崇拜的耶和华，都是统一了民族国家保护神和最高创世神的二元神。
不过，由于这些最高神同时又是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因而它们的王国绝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国家领城，在此界线外，由其他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统治。
这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的至上意义极为有限，仅仅适用于本民族的范围，只是针对被统治者原有的保护神而言的。
所以，它的存亡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存亡联结在一起，取决于它自身的保护能力。
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以及波斯等许多民族和国家所崇拜的最高神，都是由于它们作为民族和国家的保护神而随民族或国家的丧失而被消亡的。
神权与君权的结合。
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往往同时也是宗教首领和祭祖主祭人，但这一般只是表明他是带领本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侍奉神灵的首领，而不意味着他与神灵之间具有什么特殊关系，被赋予了什么特权。
从部落联盟时代开始，出现了首领把自己提升为唯一能通天神的特权人物，从而将祭天大权独揽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便进一步产生了民族国家的君王，把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与至上神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至上神的性能的做法。
这样一来君王便成为至上神的后代甚至化身，自己也具有了神秘。
据史料记载，中国至少从周代开始就把帝王称之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
古埃及的国王都把民族——国家宗教所崇拜的至上神视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保护神，自称是至上神的儿子。
巴比伦宗教也直接神化人间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神或是具有一定的神性。
日本神道教把天照大神视为历代天皇的始祖，并尊天皇为人神。
在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出现后，亦将其君王诉诸宗教臻于神圣化，产生了“帝王神”崇拜。
苏拉被视为神之骄子，凯撒和卡利古拉生前就为自己举行了封神仪式，屋大维也接受了“奥古斯都（神圣者）”的称号。
君王的神化，使君王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来源，君权由神所授。
于是，君王便成为天然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必须崇拜和祭祖的最高神灵。
君王自然也是民族——国家宗教的最高首领和祭祖活动的主祭者，只有他才有资格带领众人祭祀至上神。
至此，君权与神权结合起来了，政治特权与宗教特权也结合起来了，君王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国家神圣的专制者。
这种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新政教合一形式的出现，不仅表明了人类社会在阶级和民族形成之后新的国家政治的产生，而且也体现了宗教内容向社会化方向发生的转折。
中国在古代宗教即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王统治万民是受天的委派，代表天来化育人类的，它体现了天的意志。
日本神道教的核心就是君权神授说，把天皇当作天照大神统治人间的代表，强调每一国民均应唯其圣渝是从。
巴比伦的亚述尔国王总是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最高神亚述尔的决定，声称自己不过是神意的执行官。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是为护持“达摩（圣法）”而生，因而居众生之首，统摄世间万物。
当然，在古代的民族——国家宗教中，也有的是实行国教制度而非政教合一。
兴旺时期的罗马帝国就是典型。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使它的民族——国家宗教不断受到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信仰的冲击，不得不过份依赖国家强力来维护自身和统一意识形态。
同时，帝国的强盛使帝王的权力也极度膨胀，超过了宗教所能制约的界线。
所以，罗马的民族——国家宗教便完全成为受帝王控制的工具，教权为王权所支配。
僧侣阶层与规范形式的产生。
为了适应宗教变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专职的巫祝产生出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特殊社会阶层。
他们不仅是民间日益增多的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尤其是协助君王进行民族国家祭典，并为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全体社会成员出力的特殊工具。
这个阶层同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一道，形成了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的左右臂，因而它在社会中也享有相当的特权。
据文字记载，中国在商代之前就已出现了职业宗教者，并已有了卜（司占卜）、史（司录风雨）、巫（行术作法）、祝（司祈祷乃至祭祀）的分工。
在印度婆罗门教所维持的种姓制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就是世代相传、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
古代罗马帝国的祭司团亦由来已久，在原始公社时期便已开始形成。
最古老的祭司团有司掌历法和节期的“彭提菲克斯”，担任信使和外交任务的“费齐亚利斯”，专管占卜的“奥古尔”，主持祭献仪式的“雷克斯·萨克罗鲁姆”，侍奉女神维斯塔的“维斯塔利斯”等。
罗马王凯撒、屋大维及其后继诸王都曾兼任最高的“彭提菲克斯”祭司职位。
古巴比伦人为了侍奉神灵，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侍奉神的生活起居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传达神启和解释经文的高级祭司，有为歌颂神、安慰神而诵唱赞美诗和哀歌的音乐神，还有为神制作食物的厨神，为神洗澡的人，陪送神像去卧室睡觉的侍者等等。
另外还有被认为是侍奉神的人间妻子的女祭司，也有献身于神圣而卖淫的神娼。
在城邦时期，祭师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统治者即是祭司的首领。
后来祭司形成了专门的贵族集团，甚至为自身的利益同君主发生冲突，曾参与过阴谋篡位、朝代兴替、私通外国等重大政治事件。
为了进一步强化民族——国家宗教的正统性及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僧侣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宗教教义，对宗教的礼仪和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补充。
使之统一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建立起了以巫祝为核心的礼仪典章和组织制度，使民族国家在行为和组织方面具有了规范化的形式。
在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古代民族国家中，这种宗教规范与政治制度相统一，不仅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宗教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同时也是对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成为直接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
印度婆罗门教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宗教规范，并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在《摩奴法典》中。
中国古代宗教亦已形成了关于宗教仪式的各种规定，提出了一整套祭祖制度，这些规范将宗教与政治和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直接起着维护宗法政治制度的作用。
孔子所极为推崇的周礼就是这种政治化和伦理化了的宗教规范的样本。
古代埃及宗教被宗教学者归为典型的仪式宗教，受祭司和巫师控制的正确的规范化仪式动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对神灵信仰的虔诚。
摩西在创建犹太教的时候，一开始就制定了《摩西十诫》和一系列律法，它既规定了宗教的信条和礼仪，又规定了行为准则；既建立了宗教体制，又建立了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律法。
神学理论与宗教典籍的形成。
原始宗教作为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性宗教，长于行动而拙于思考。
除了简单而零散的宗教观念和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外，没有抽象、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宗教典籍。
在民族国家出现后，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和职业宗教者阶层的产生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创立神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僧侣们首先从对纷繁杂乱的原始宗教观念改造入手，在重新统一和确定了的关于民族的起源、祖先等一系列神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教义体系和初步的神学思想，使宗教观念被理论化，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宗教神学。
神学理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民族国家内部宗教观念的统一和巩固，标志着原始的、粗糙的和自发的宗教观念已为新的、精致的和人为的宗教神学所取代，而且意味着宗教的说服力和欺骗性的增加，更易于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征服而维护和发展宗教信仰。
同时也为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需要的变化修改宗教教义、重新解释宗教观念提供了可能。
这一方面使宗教对社会的适应性大大增加，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又孕育了宗教内部在观念上分裂的可能性，从而各种教派和宗教从此层出不穷。
随着文字的产生，在有些文化达到较高程度的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叙述神学理论的宗教典籍，宗教神学往往成为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内容。
在中国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宗教观念和祭祀仪式的，而叙述占筮理论的《易经》则是最古老的著作。
古代印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形成了反映自然宗教内容的专门著作《梨俱吠陀》。
婆罗门教产生后，又编著了三种吠陀典集：《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它们构成了古典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其中包含了其宗教教义和信仰的基本内容。
古埃及人有一些宗教经卷的断纸残篇保留下来。
古巴比伦流传下来的文化资料也是以宗教的内容为主。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也是宗教理论的一种延伸，其中一些派别的学说甚至直接就是一种神学，如毕达哥拉斯派。
信仰的力量心得体会
信仰的力量心得体会 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信仰的力量心得体会，欢迎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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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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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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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团结心得体会500字
中华民族团结心得体会500字 中华民族团结心得体会500字一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兄弟民族劳动、战斗、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
各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并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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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共同斗争中。
各民族之间交往与合作的密切程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民族的联合和国家的统一，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族团结心得体会100字
是一个有56个的大国家，在大家庭里，56个民族团结一心，互帮互助，谁也离谁。
正所谓“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
”不同的民族虽然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却有着同一个信念：维护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成为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
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
说过：“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先生也曾说过“大家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
”……无数的名人曾被民族的团结所感动，无数的名人曾被民族团结的力量所震撼
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56个民族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可能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顶一个”吗
连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的智慧，就别说民族团结的力量有多大了
我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我们少年儿童在建设祖国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能力也增强了。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象征，每个人都在悄悄的为民族团结贡献出自己的，在每个人的心中都默默的放飞着一只和平鸽，全国人民友好团结是每个个人心中最渴望的事。
只有民族之间团结一心，祖国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只要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昨天的悲惨现象才不会发生；只要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走向，走向真正的辉煌
56个民族用不一样的语言，说着一样的话：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互帮互助，永远向前!
学习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心得体会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
他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党在坚持根本理论阵地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通过学习《弟子规》、《道德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感想、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
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对《道德经》和《弟子规》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
我认为，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正视。
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
他们把这些经典留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
学习新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
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三是努力践行。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只要我们认真去学习、去思考、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许多道理。
在为人处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有了做人的准则，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就是指凡事说出去的话，首先要讲信用，不可以欺诈别人或者胡言乱语，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说话只要恰当，切题就行，不要花言巧语。
尤其是我们面对学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言既出，行必果，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收回，不可反悔。
对学生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承担责任。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心得体会，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1、加强宣传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主流的、共同的基本价值作为主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要旗帜鲜明地维护。
在新世纪新阶段，需要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信仰牢牢扎根在广大党员群众心灵深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拨开思想迷雾，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为了有效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防止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多元化，必须要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营造发展先进文化的浓厚氛围，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永放光芒，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3、崇尚科学精神，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工作科学就是要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
“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坚定马克思义信仰，就是要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运用理性批判和检验的科学原则，在各种人类活动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反对唯心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反对从主观意愿出发，无视客观存在；坚持实践的唯一检验标准，反对迷信和盲从，可以说，有无科学的信仰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水岭”。
4、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回答了“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既充实了马克思理论学说，也是对我们党及每一个党员从根本上如何保持先进性提出的新要求。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圣经”，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信仰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而非盲目的跟从，它会与时代同步而非僵化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