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学习心得
兄弟,呵呵,当代文学毕竟世风日下,远不如古典文学那样对人有启发性了.当代文学可以教你在世上的求生之道,可惜永远不能教给我为人之道高亦或人上人之道的!!!!!!!!!!!!!!!
现当代文学的心得体会500字
我们的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 、“三突出”创作原则 “三突出”是“文革”中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创作必须遵行”的创作原则。
这一原则的规范性说法经姚文元修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突出”创作原则是新中国文艺极左倾向走向极致的产物。
“两结合”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来的。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如下的意见：“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接着讲“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来源于此。
2 、伤痕文学 （ 概念+现象+代表+意义） “伤痕文学”是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最先出现的文学现象。
伤痕文学的内容主要是写社会伤痕和人们的心灵伤痕。
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悲剧，是一桩牵动亿万人心的巨大社会事件，不能不首先引起作家的深切关注；文革的切肤之痛，积郁十年的愤懑，人民所遭受的折磨和进行的痛苦挣扎，不能不要求文学优先表达。
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
伤痕文学意义在于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但作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也就十分明显的局限，那就是作品内涵不深，表现技法也比较幼稚。
3 、朦胧诗 朦胧诗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 2 分）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
（ 1 分）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 2 分） 4 、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是指在中国文坛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创作流派，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中，也被称为新潮小说或实验小说。
（ 2 分）先锋文学无论在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形式技巧和创作理念上都借鉴和模仿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特征。
（ 1 分）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及作品主要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格非的《迷舟》等。
（ 2 分） 5 、《茶馆》 （作者+地位+艺术特色） 《茶馆》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戏剧创作的精品，它不仅是老舍戏剧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同时是北京人艺剧院演剧艺术的卓越代表。
（ 2 分）《茶馆》的艺术构思很独特，它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使用了“反描法”、“侧面透露法”以及“人像展览式”方法。
在艺术结构上则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
（ 3 分） 6、革命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是建国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戏曲革命化的极端产物。
（ 1 分）代表剧目有《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等。
（ 1 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
（ 2 分）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
（ 1 分） 7、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创作倾向。
这些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 2 分）新写实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上，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在对真实的理解上，追求一种色的体验真实，在对人物处理上，主要体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在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采取民间的叙事立场，中立化的叙述方式。
（ 2 分）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
（ 1 分） 8、三红一青 三红一青是指《红日》、《红岩》、《红旗谱》及《青春之歌》这四部作品。
（ 2 分）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以 191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生活为题材，并且在主流意识形态关于这段历史“本质规律”的规范性理论指导下，按照主流文学话语的创作规范叙述这段历史生活的。
（ 2 分）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形态特征——革命史诗性，并呈现出高度同一性的审美形态。
（ 1 分） 9、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形成并逐渐成熟于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是90 年代“散文热”中最重要的表现领域。
（ 1 分）文化散文主要是指创作主体写作时采用一种文化视角，“以二十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观察工具，避免先贤们的偏颇，文化批判鞭辟入里”，使散文写作“攀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
（ 2 分）代表作家及作品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 10、政治抒情诗 “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
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
11、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百花文学。
”代表性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璞的《红豆》等。
12、山药蛋派 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13、荷花淀派 又称白洋淀派，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4、归来的诗人 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
包括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偏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
15、重放的鲜花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
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文革”结束后，这些作品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得以公开结集出版，被称为“重放的鲜花”。
16、双百方针 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17、反思文学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的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它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
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
代表作品有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
18、改革文学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面对“伤痕”和“废墟”，呼唤城市、乡村的“现代化”目标，这就是“改革文学”。
代表性作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龙种》等。
19、知青小说 “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
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小说”（或“知青文学”）的命名。
描写知情的生活，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
知青文学的主体：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作者：多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主题：以知青生活为主，通过对知青生活的描写，去感知、去反思那个不平凡的时代；又有“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之说。
代表作家及作品：梁晓声：《雪城》，《年轮》；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卢新华：《伤痕》；老鬼：《血色黄昏》，等等。
20、革命历史小说 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题材”小说的概念的出现。
1960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会议的报告中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时，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作品，而且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不过，在50到70年代，说道中国现代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简答 1、 简析《茶馆》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茶馆》是老舍 1957 年创作的话剧杰作。
作品借北京城里一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 1898 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 45 年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 19 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 2 分）在剧本中老舍采用了富于对比色彩的“人像展览”，穿插了喜剧元素，以充分表现特定时代社会的黑暗残酷与荒谬丑恶，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戏剧内涵的历史容量。
《茶馆》形神兼备的戏剧对白，也充分展现了老舍深厚的语言功力。
（ 3 分）《茶馆》对中国后来的话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2 分） 2 、简析柳青《创业史》中粱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
粱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
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但这希望仅仅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
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
当粱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地不满，暴露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地小生产者意识。
（ 2 分）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地品质。
土地的获得，痛苦的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粱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
（ 2 分）其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与个人发家两条道路中间的人物。
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
粱三老汉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意义。
（ 3 分） 3 、简述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反英雄、反典型的意识，他们力图表现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普遍卑微的生活，但拥有着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
他们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是普通人物都可能经历或遭遇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在新写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2 分）新写实小说与以往的写实小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作家审美态度的客观化，追求生活的原色魅力。
新写实在叙事时多以非典型的、无必然联系的“生活流”的写作方式为主，让人物、事件、场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自然而然的展现、于是，在新写实小说中，既无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无大义凛然的英雄，更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通常是用人物的心理体验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折射现实的存在。
作家尽量将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取向隐藏，力图避免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对生活原相的过度干预。
于是，新写实小说往往不存在一个贯穿于故事始终的中心情节，而多半是由一些散落的琐碎故事拼合而成的。
（ 5 分） 4 、以《文化苦旅》为例，简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而是将游历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显的情节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凭借山水风物以探求和透视民族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精神及人生真谛，反省民族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
因此，他笔下的山水并不仅仅是自然山水，更是人文山水。
比如《道士塔》、《阳关雪》。
在其笔下，许多风景名胜或镌刻着历史名人印迹的文化场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成为承载厚重的文化内涵的物象。
（ 5 分）在艺术技法上，其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理性思考的深厚凝重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的有机交融，体现出一种大散文的风范。
（ 2 分） 5、朦胧诗在诗学与诗美上与传统诗歌相比，有什么不同和创新
作为新思潮的朦胧诗，它以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诗歌艺术，打破了1949 年以后诗歌创作逐渐形成的自我封闭的艺术僵局，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征。
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等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的作品尽管在个体风格上不尽相同，但在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上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特征。
他们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对现实的理性思索和自我心灵的反思寻觅中，塑造了一代人整体自我形象：觉醒、独立、思考、追求。
他们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和强烈的精英意识，在迷惘感伤的诗情中，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诗学主题。
（ 4 分）在诗歌创作艺术上，朦胧诗人摒弃了当代诗歌的直白、滥情的统一模式。
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艺术手法，在意象的凝聚组合和时空转换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寓于象征的暗示之中，从而创造出繁复的意象群落和以象征为中心的表现模式，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同时注重对直觉印象的捕捉，以情感逻辑代替事物的客观逻辑，以主观真实代替客观现实，使诗歌深具现代主义的色彩。
（ 3 分） 6 、简析巴金《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讲真话，抒真情，袒露赤子之心，勇敢探求真理，是贯穿于《随想录》整部书的总主题。
（ 2 分）在《随想录》中，巴金对史无前例的文革进行了愤怒的揭露，痛彻的控诉和深沉的思考，提出应该给这场空前的历史大悲剧做总结。
《随想录》正是从一个侧面对这场民族性灾难的残酷现实作了深刻再现，真实记录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的心灵轨迹。
巴金的反思究其实际尚不止于文革，其思想的触角和批判的锋芒还伸向了文革之前的十七年。
（ 2 分）《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受害者那样，简单的把一切责任都推向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 2 分）与坚持讲真话相适应，巴金在艺术上追求的是朴实无华，自然天成。
（ 1 分） 7、 寻根小说的“根”指什么，这类小说的特点有哪些
寻根文学的根一是指寻中国文化历史之源，如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等；二是寻民族文化心理之源，如儒、释、道。
（ 3 分）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询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4 分） 8、 简述老舍《茶馆》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茶馆》是老舍 1957 年创作的话剧杰作。
作品借北京城里一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 1898 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 45 年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 19 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 3 分）在剧本中老舍采用了富于对比色彩的“人像展览”，穿插了喜剧元素，以充分表现特定时代社会的黑暗残酷与荒谬丑恶，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戏剧内涵的历史容量。
《茶馆》形神兼备的戏剧对白，也充分现实了老舍深厚的语言功力。
（ 3 分）《茶馆》对中国后来的话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1 分） 9、 简述寻根小说的寻根指向和寻根意识。
从寻根文学作品和理论中可以发现，文化寻根有两种指向：一是寻中国文化历史之源，如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等；二是寻民族文化心理之源，如儒、释、道。
（ 3 分）而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肯定性的文化价值（如阿城的《棋王》）；二是发掘当代社会心理中存在的传统文化积淀，批判其否定性的传统文化因素（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三是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想象历史或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力的精神源泉，如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
10 、简析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反英雄、反典型的意识，他们力图表现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普遍卑微的生活，但拥有着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
他们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是普通人物都可能经历或遭遇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在新写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2 分）新写实小说与以往的写实小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作家审美态度的客观化，追求生活的原色魅力。
新写实在叙事时多以非典型的、无必然联系的“生活流”的写作方式为主，让人物、事件、场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自然而然的展现、于是，在新写实小说中，既无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无大义凛然的英雄，更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通常是用人物的心理体验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折射现实的存在。
作家尽量将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取向隐藏，力图避免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对生活原相的过度干预。
于是，新写实小说往往不存在一个贯穿于故事始终的中心情节，而多半是由一些散落的琐碎故事拼合而成的。
（ 5 分） 11 、简析《我与地坛》的主题意蕴。
《我与地坛》回顾了史铁生残疾后的心路历程，地坛以其生生不息的自然真意，使史铁生超越了生死，感悟了母亲的苦难与伟大，其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识和超越意识净化着我们被尘世遮蔽的心灵。
（需展开论述）（ 7 分） 12、为什么说宗璞的《红豆》并不是一篇“爱情小说”
要点提示：作品虽然讲述的是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但探讨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
爱情在作品中只是故事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作品的主题。
作家的创作目的，是想表现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自身”的血肉搏斗的痛苦、进行选择的艰难，以及作出正确选择后的欢乐。
13、《哦，香雪》是如何看待香雪和山村少女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的
要点提示：作品对香雪们渴望走出封闭落后的山村的迫切心情的描写，暗示着一种古老陈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即将解体；作品在突破了“文明／愚昧”的话语模式，由衷地赞美少女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的同时，又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悖论：人们在获得现代文明时，会不会丢掉了原来那些纯真
14、“一地鸡毛”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要点提示：在作品中的描写是，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来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
”其象征意义，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
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也就是说，生活就是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的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行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
希望对你有帮助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涵义概说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
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
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
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
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
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
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
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
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
“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
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
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
“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
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
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
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
－－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
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
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
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
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
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 夜，是静静的。
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
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
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
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
》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谁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史何为
在2005年，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新关注起来，这既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
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
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
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
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
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
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
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
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
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
“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
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
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
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
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
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
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
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
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
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
“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
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
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
“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
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
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
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
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
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
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
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
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
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
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
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
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
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
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
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
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
“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
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
“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
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
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
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
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
“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
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
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
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
“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
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
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
“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
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
“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
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
“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
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
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
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
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
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
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
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
“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
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
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
“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
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
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
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
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
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
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
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
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
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
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
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
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
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
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
“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
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
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
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
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
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
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
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
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
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
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
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
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
“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
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
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
“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
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
“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
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
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
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
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
“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
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