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防群治组织包括哪些
定义：群治是群众性、互自防自治活动的简称体说来，是指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专门机关指导下，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所在地区，或单位治安的一种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
群防群治活动有以下4个特点：第一，有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
各种各样群防群治都有固定的名称、负责人、组成人员以及隶属关系。
第二，有明确的活动范围。
无论哪一种群防群治组织都是应治理某一类特定治安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活动范围自始至终是十分明确的。
如治安联防队，活动的地域范围是本地区或本单位，职能范围仅限于协助公安、保卫部门搞好社会面控制，处理简单的治安问题。
第三，有比较严格的行为规范。
群众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主要的行为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诸如治安联防队，护厂队、护校队等群防群治组织也都有一套可供遵循的规章制度。
第四，有比较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
群防群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被置于党委和政府的的之下，接受专门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主要任务：一、防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不法侵害；二、协助专门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净化治安环境；三、协助有关部门管理治安事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调解民间纠纷，疏导各种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五、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六、帮教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教育工作以及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教育工作。
一、工作制度1、听从派出所或民警指挥，有民警或治安员的带领下，做好巡逻看护，情报信息搜集等群防群治工作。
2、对公安机关所布置的工作任务要认真完成，发现在安全隐患和各种违法犯罪情况要及时向民警汇报。
3、工作过程中要文明热情，同时增强法制观念，一切活动不得超越国家法律、法规。
4、要严格保密制度，不准向外泄露公安机关的工作机密。
5、不得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做与群防群治工作无关的事项。
6、要坚持开展各项群防群治工作的时间，无故不得迟到早退。
二、信息制度为了使治安活动能够长期有效发展，能够及时掌握敌社情动态，特制定此制度：1、治安办公室、警务室、治保会要经常深入居民区搜集、反馈人民群众对治安、防控方面的意见及建议，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2、建立专职信息员队伍，每名专职信息员每月必须上报有价值信息5条，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信息上报、反馈不及时的，根据有关条例进行惩罚。
3、结合阵地耳目建设，建立秘密信息员，进行阵地控制，加强城镇居民区和农村村、社及复杂场所的情报、信息网络建设。
4、广辟乡村信息资源，建立群众整体信息网络。
对上报的情报信息，要及时收集、整理。
拿出重点，总结经验，进行广泛应用和推广，使城镇创安活动每天都有新思路，每日都有新举措，治安环境天天都有新迹象。
社区矫正人员个人总结?
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公安题材电影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宋强 中国的公安题材电影，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题材种类，形成了贴近中国公安工作实际，紧跟当前国家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庄重、严谨、朴实的美学旨趣的艺术传统。
应该说，在此基础上本应迎来一个电影思想内涵提升和艺术表现拓展的新的发展阶段。
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政治风云动荡起伏，严重地波及到文艺创作领域，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在文艺领域掀起波澜，使整个中国文艺的正常发展受到迟滞。
对于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创作而言，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期，基本上仍停留在5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上，难以继续进展前行，顶多也不过是在50年代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框架内沿袭重复，整体上没有超越前10年的创作。
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从故事内容上说，《铁道卫士》没有跳出上世纪50年代反特影片的固定套路：围绕着一桩阴谋（其性质肯定是反革命的政治阴谋）的实施，境外的派遣敌特与境内的潜伏敌特联络勾结；我公安人员在得知此阴谋的最初信息后，展开侦查活动，派出人员冒名顶替，打入敌特集团内部，掌握敌特行动部署，最后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我们在这之前的《天罗地网》《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此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模式。
《铁道卫士》是一部以情节表现为主的影片。
从影片情节冲突的设置来看，敌特分子预谋实施破坏我铁路运输线和我公安机关为防止敌特的破坏而展开侦查工作，构成影片中两条方向相对的行动线索，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分别被拴系在这两条线索上的某一个特定位置，并对这两条线索的推进发挥着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处于这两条线索中的双方对于对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步骤，有一个随着剧情的推进，从最初的互不知晓、摸底到逐渐互相掌握、了解的过程，两条线索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靠拢，情节冲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强化。
到最后双方互相摊牌，两条线索终于交汇，情节冲突也达到高潮。
这两条线索的相向推进和最终交汇，主导了影片的情节走向，也撑起了影片的剧情结构。
从电影观众观赏影片的角度来看，反特影片注重紧张、惊险效果的营造，而这又离不开悬念效果的生成。
《铁道卫士》没有有意识地通过设置谜局来造成悬念效果，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去煞费心思地琢磨、猜测谁是真正的敌人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是怎么干的
它采用的是一种展开式的情节结构模式，虽然剧情中的敌我双方对于对方互不知悉，双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过程却都清楚无误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两条线索的曲折推进始终没有对观众的敌我、正反判断形成干扰，以造成扑朔迷离的剧情效果。
观众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情节迷宫中的猜测、推理和分辨，而更多地集中在思量这两条线索往后将会怎样推进，到底能否交汇，其结果将会如何等方面，这是悬念效果生成的另一种方式和途径。
与那种布设层层迷障，让观众左猜右想，直到最后才弄明白谁是真正的罪犯的悬念生成方式（如《羊城暗哨》所做的那样）相比，如果说后者是采用的“抑制”的手法的话，那么前者采用的就是所谓“延宕”的手法。
在《铁道卫士》中，这种“延宕手法” 的运用还是比较圆熟到位，没有给人以生涩、牵强之感。
这也许就是它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公安题材反特电影中显得突出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说到电影的悬念效果，《铁道卫士》在结尾处所使用的情节片常用不衰的“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表现手法，确实给人印象深刻。
侦查科长高健和特务马小飞在满载军火的列车顶上殊死搏斗，高健在列车驶入长岭隧道前的最后一刻苏醒过来，排除了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的场景，在上述两条行动线索交汇处，起到了将剧情推向高潮的作用，即使今天看来，仍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电影《铁道卫士》的情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十七年时期反特类型的影片在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段上的一些特点，通过对这一模式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十七年时期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在形成自己艺术风格和传统方面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
警察心声 □徐锦 《铁道卫士》中的一些对白，如今听来也还是那么亲切，像“只要认真依靠群众，那就是天罗地网”，“只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敌人就是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等等，也许会让今天热衷韩剧日剧的中国少男少女们说，这就像在背书，根本没有个性。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即解放初期，人民刚刚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美蒋特务颠覆新政权野心不死，总是伺机搞破坏，因此人民具有极其高昂的革命斗志和警惕性，如此说来，那样的对白倒是真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人物特征。
而这种具有时代烙印的艺术提炼和艺术加工，由于来源于生活和实践，因此听来并不显干涩，加上演员和群众表演得都富于激情和真情，因此观众都被剧情深深吸引。
剧中对白所再三强调的“依靠群众”，如今依然是我们公安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所讲求的“群众路线”。
正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我们的公安民警才能够在不断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坚定方向，屡建殊荣。
远的不说，今年杀害四名大学同学并潜逃的全国通缉犯马加爵，就是由普通老百姓发现并检举报告公安人员，从而落入法网的。
老观众的心声 □阿彪 《铁道卫士》的故事情节照今天的判断标准来看仍然曲折生动，而且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照样看得心潮澎湃。
甚至一些特技镜头因为是演员亲自表演而显得异常的珍贵，像侦查科长高健飞身从疾驰的吉普车上跳下追赶火车的场面，以及他与潜藏特务马小飞在火车顶上的激烈搏斗等等，尽管当年的拍摄手段根本无法与今天的高科技技术相比，但它们是那样的真实与朴实，实在得让我们情不自禁为英雄人物担心，并对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
有特色的歌曲 “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
嘿啦啦啦啦……”这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一首著名歌曲，在影片开始出现，点明故事发生年代。
（付辑） 老作家细说创作往事 □本报记者 程林杰 作者曾经参与破案 《铁道卫士》的作者之一是王文林，王文林说《铁道卫士》是集体创作的。
当年的合作者还有两位，一位叫马家骥，一位叫陈文同。
当时他们三人都供职于沈阳铁路公安局，他是办公室主任，马家骥和陈文同是办公室的干事。
剧本写成是1956年底，先后发表和转载的有《电影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等刊物。
王文林介绍说，这部电影以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取材于沈阳铁路公安局破获的两起敌特案。
剧中大智大勇的侦查科长高健的生活原形是他的战友———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侦查科长。
有趣的是，这位侦查科长在案件侦破后期因病住院了，王文林接替他搞完了案子。
丰厚的生活底蕴，或许是高健这个人物真实、生动的原因之一。
他说:“搞了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公安工作始终要坚持群众路线。
剧中人物何兰英为破案提供线索，立了大功，生活中的原形就是我们的一位女治保员。
” 王文林后来调到公安部创作组。
在这个著名的四人创作组有李文达(著名作家、群众出版社原社长)、赵明(电影《寂静的山林》的作者)、张志民(著名诗人，文革后曾任《诗刊》总编)。
王文林是创作组里最年轻的一位。
说起已经仙逝的李文达，王文林还嗟叹不已。
周总理改一字动全身 工作中王文林曾多次接触周总理，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1月15日，我国公安机关成功地破获了苏联大使馆间谍案。
参与案件侦破工作的王文林，与新华社的著名记者穆青合写了通讯《苏联间谍落网记》。
1月15日夜，总理亲自审阅这篇署名为“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稿件。
看完后，总理中肯地批评了王文林。
总理说，“王文林同志，你是搞公安的，但要学习国际法，你在文中写了‘捕获苏修间谍谢苗诺夫’，这个提法不妥，谢苗诺夫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按国际惯例，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样见报后(指捕获一词)，外国人会笑话我不懂国际法，你说对不对
”后来经当时外交部的安致远、钱其琛等同志反复推敲、商榷，将“捕获”一词改为“拿获”。
王文林对总理怀着十分浑厚的感情。
他说:“我写的电影《熊迹》(署笔名‘公卓’)是1974年4月总理住院前夕交给我的任务。
遗憾的是4月份总理住院后，再也没能出院。
” 《熊迹》是王文林根据谢苗诺夫苏联间谍案为素材创作的另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公安故事片。
“只可惜上映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逝世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遗憾的一件事!” 导演、演员诉衷肠 导演吕荧说“遗憾” 《铁道卫士》的导演是吕荧，他对自己的这部片子并不满意，因为它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58年开始拍摄，1960年摄制完成 ———那是著名的大跃进时代。
那时，全国各大电影厂出产的影片恐怕可以和现在每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相媲美，所以吕荧导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印象并不太好。
（杨翼） “老坏人”———方化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以好人和坏人划分的年代，电影人物更是显得泾渭分明。
由于是反面人物，所以表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名字也不能出现在主演的名单上，尽管他们表演得也是那样的尽心尽力。
在《铁道卫士》中扮演暗藏特务吴济春的著名演员方化，戏份不少，但在主要演员名单上却没有“名分”。
方化的遭遇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扮演反派角色演员的典型遭遇，善良的中国观众将他们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本人混为了一谈，从而剥夺了他们成为明星的待遇。
方化在《平原游击队》中将日本鬼子松井小队长刻画得比真鬼子还像鬼子，因而在文革中还受了不少罪。
晚年他还为此整容，希望能够改改自己留在银幕上的形象，演演正派人物。
现在的环境宽松多了，中国的观众再也不会以貌取人，但方化却过早离世了，再也听不到观众给予他热烈而尊敬的掌声了，想到这里就觉得挺辛酸。
（杨翼） 你就是美国佬 “文革”后期，文方荧老师是山田大队埔隆片的片长。
他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十足的老外模样，还有那口不咸不淡让本地人听得吃力的广州话，很快就被村里的男女老少认识———人们都叫他“高佬方”。
电影队到村里放映《铁道卫士》。
电影放完了，村民们带着崇敬和好奇问他：“那高鼻子美国佬就是你扮的呀
”他笑着反问：“扮得像不像呀
”“很像，很像。
”他的笑脸流露出自豪。
有人为他可惜：“怎么不在片头或片尾打上你的名字和演员表呀
”他愤愤不平：“都让四人帮给拿去了
”
三好学生申请书怎么写
尊敬的老师：您好
我是XXX，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现特申请参加“三好学生”评选。
思想上：坚持四项根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定，能处理好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
一直都非常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学习上：经常通过去图书馆和上网等方式查阅资料来充实自己。
学习目的明确，专业思想牢固，认真刻苦，多次获得校级奖学金，本学期已顺利通过英语四级级考试。
能够很好的处理好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从平时的生活中抽出时间去自习室自习，在处理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冲突，我有自己的方法，所以，在担任xxx班班长期间，我的成绩一直都很优秀。
生活上，我积极乐观，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生活中每一天的挑战，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也努力用自己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影响周围的同学。
并且乐于助人，利用课余时间帮同学维修电脑，组建局域网。
我能吃苦耐劳，暑假与同学冒酷暑自主创业，苦过、累过、哭过，除了赚到了一部分的生活费，为家里减轻了负担外，更多的是赚到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另外，利用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开发网站，使我们的课余生活更加充实，同时也从中赚得一部分生活费，并且体会到合作的重要性。
在担任班长期间，明显地感觉到班里同学不够团结，为此，我多次组织班时同学参加集体活动。
现在，XXX班已经是一个不甘落后
宿管会工作总结怎么写?
宿管会工作总结 2011年——2012年学期，宿管会在院系领导和老师的正确领导和团委的悉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寝室为中心，党十七大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寝室文化为载体，以“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为宗旨，在原有的基础上，在经济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郑杜的建议下，宿管会对管理制度进行了完善，考核制度进行了加强，制定出楼栋值班的安排和处罚制度，在大力宣传的同时，也在2011级新生中营造了良好的寝室氛围。
一、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立足点，加强思想建设经济学院宿管会开展了“纪律严明”行动 人民日报评论员：发挥纪律严明这个优势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会议上重要讲话之七 严明的纪律历来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
加强党性修养，严守党的纪律，这既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优良作风、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认真贯彻执行的前提条件。
当前，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能够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自恃地位特殊，放松纪律约束。
同时在大学期间，绝大多数入党积极分子都是优秀，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
但为了将我们党的优势保持并传承下去，经济学院宿管会在全院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了“纪律严明”，并希望能借此次行动为院系输送经得起考验的好党员。
为此，宿管会在今年十月份推出了新的《宿管会考核办法》，从工作，学习，思想行为，个人贡献等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打分考核，并实行末尾淘汰。
保证院系入党积极分子的先进性和纪律严明性。
根据《宿管会考核办法》，依照宿管会每个成员每月的工作表现进行了打分和排名，并及时的上报给了院系，希望借此作为对每个预备党员的考核依据。
对于平时工作不积极，思想不上进的同学，宿管会予以除名。
二、不断创新，完善自身组织制度建设 不断为宿管会补充新鲜血液，在接受了14期党校结业的入党积极分子后，对宿管会的组织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宿管会现由书记处，信息组，宣传组，党务组，查寝一组，查寝二组，查寝三组组成。
宿管会完善了管理条例、考核制度、考勤制度、请假制度、值班制度，本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原则，向制度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服务型组织不断发展。
探索出把入党积极分子素质拓展活动与干部的考勤考核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为学生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新的思路。
1．突出实践特色，全面提高学生骨干的综合素质。
在每周的例行查寝中，对负责每栋每周的查寝人员有了明确的分配，特别是在对查寝的工作态度，查寝的完成情况，是否存在查寝态度问题，是否存在漏查寝室和问题寝室，在原有的查寝基础上，本学期对查寝结束的组员又增加了一次考勤，并在晚上九点对经济学院所有无人寝室和所有8分以下寝室增加了一次复查，确保经济学院所有寝室无一件漏查，确保宿管会对每个组员的工作状况都能记录在案。
2.突出了带头作用，彰显党员风范。
在每次考勤中，各组的考勤率均达到90%以上。
并在6栋值班安排中，宿管会所有组员都坚守在中午这个值班段，有些人还同时分担着监督各班值班的任务和分担班上值班的任务。
没有一句怨言，并坚守自己的岗位，无一次失误。
三、紧扣寝室文化，开展“舍”彩缤纷的活动 寝室是友情凝聚的点，是我们欢声笑语扩成的面，是我们同甘共苦填充的空间，一个温馨的寝室，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在不用院系一分钱的前提下，宿管会自己拉赞助，通过“舍”彩缤纷活动的开展，陶冶学生的生活情操，营造温馨的寝室氛围，提高寝室成员的团结合作能力，并产生经济学院寝室新门牌。
紧绕主题：个性，温馨，和谐，在为期一个月的“舍”彩缤纷活动中，大一学生以寝室为单位，设计自己寝室的个性寝室门牌。
在设计过程中，大一学生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有爱，敢于创新。
在十一月十四号的“舍”彩缤纷决赛中，有九个门牌入围。
当天晚上在持续一个半小时之久的晚会中，同学们充分而自信地展示出自己的特长，让人惊叹经济学院可谓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彰显经济学院寝室特色
晚会上，九个参赛寝室的选手分别上台介绍自己寝室成员一起齐心协力设计门牌的过程和创意的灵感，同时也上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最后晚会通过评委打分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分别由经济学院分团委书记艾聪老师，09级辅导员徐梦云老师，经济学院宿管会主席陈彦佐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合影留恋。
四、坚持以人为本，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 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与院系其他学生组织间的交流与沟通，形成资源相互利用，经验相互分享，活动相互渗透的良好局面。
加强与经济学院各班生活委员的联系，以开会和交流的形式，加深了和各位生活委员的了解和联系。
并和各班生活委员一起，顺利的完成了本学期六栋的值班任务。
加强了与经济学院分团委学生会的联系，在分团委学生会的协助下，宿管会顺利了完成了每次展板的设计和活动现场的照相等相关事项。
并在本学期中，在学生会生活部和治保部的配合下，宿管会顺利完成了经济学院查寝任务。
在本学期末，宿管会拟定了下学期和汉口学院其他院系宿管会或生活部一同开展寝室文化节的策划书，希望通过寝室互查和文艺活动来加深各院系宿管会和生活部之间的联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
五、完善自我，广泛宣传。
宿管会作为学生群众组织，党的实践课堂，也是是学校和老师联系学生的桥梁和纽带。
长期以来，宿管会积极关注本组织的自我完善，在本学期，宿管会设计了自己的新工作证，并完善和出台了《经济学院宿管会工作手册》，《学生手册——经济学院寝室制度》《经济学院文明寝室评选标准》，《经济学院宿管会考核办法》，《经济学院宿管会处罚制度》，《经济学院6栋安排》。
在自我完善的同时，向大一所有学生发放了宿管会编辑打印的《学生手册——经济学院寝室制度》，并通过手册的形式在院系大力宣传宿管会。
并同时通过网络的途径，在百度和汉口学院贴吧上传了介绍经济学院宿管会的文章。
希望通过有效的途径增加宿管会在院系和学校的知名度。
宿管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一步步的增加宿管会的知名度，希望在明年的工作中宿管会能在所有成员和院系的支持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衷心祝愿经济学院的明天会更加灿烂、辉煌
120指挥中心工作总结
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公安题材电影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宋强 中国的公安题材电影，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题材种类，形成了贴近中国公安工作实际，紧跟当前国家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庄重、严谨、朴实的美学旨趣的艺术传统。
应该说，在此基础上本应迎来一个电影思想内涵提升和艺术表现拓展的新的发展阶段。
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政治风云动荡起伏，严重地波及到文艺创作领域，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在文艺领域掀起波澜，使整个中国文艺的正常发展受到迟滞。
对于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创作而言，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期，基本上仍停留在5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上，难以继续进展前行，顶多也不过是在50年代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框架内沿袭重复，整体上没有超越前10年的创作。
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从故事内容上说，《铁道卫士》没有跳出上世纪50年代反特影片的固定套路：围绕着一桩阴谋（其性质肯定是反革命的政治阴谋）的实施，境外的派遣敌特与境内的潜伏敌特联络勾结；我公安人员在得知此阴谋的最初信息后，展开侦查活动，派出人员冒名顶替，打入敌特集团内部，掌握敌特行动部署，最后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我们在这之前的《天罗地网》《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此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模式。
《铁道卫士》是一部以情节表现为主的影片。
从影片情节冲突的设置来看，敌特分子预谋实施破坏我铁路运输线和我公安机关为防止敌特的破坏而展开侦查工作，构成影片中两条方向相对的行动线索，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分别被拴系在这两条线索上的某一个特定位置，并对这两条线索的推进发挥着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处于这两条线索中的双方对于对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步骤，有一个随着剧情的推进，从最初的互不知晓、摸底到逐渐互相掌握、了解的过程，两条线索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靠拢，情节冲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强化。
到最后双方互相摊牌，两条线索终于交汇，情节冲突也达到高潮。
这两条线索的相向推进和最终交汇，主导了影片的情节走向，也撑起了影片的剧情结构。
从电影观众观赏影片的角度来看，反特影片注重紧张、惊险效果的营造，而这又离不开悬念效果的生成。
《铁道卫士》没有有意识地通过设置谜局来造成悬念效果，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去煞费心思地琢磨、猜测谁是真正的敌人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是怎么干的
它采用的是一种展开式的情节结构模式，虽然剧情中的敌我双方对于对方互不知悉，双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过程却都清楚无误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两条线索的曲折推进始终没有对观众的敌我、正反判断形成干扰，以造成扑朔迷离的剧情效果。
观众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情节迷宫中的猜测、推理和分辨，而更多地集中在思量这两条线索往后将会怎样推进，到底能否交汇，其结果将会如何等方面，这是悬念效果生成的另一种方式和途径。
与那种布设层层迷障，让观众左猜右想，直到最后才弄明白谁是真正的罪犯的悬念生成方式（如《羊城暗哨》所做的那样）相比，如果说后者是采用的“抑制”的手法的话，那么前者采用的就是所谓“延宕”的手法。
在《铁道卫士》中，这种“延宕手法” 的运用还是比较圆熟到位，没有给人以生涩、牵强之感。
这也许就是它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公安题材反特电影中显得突出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说到电影的悬念效果，《铁道卫士》在结尾处所使用的情节片常用不衰的“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表现手法，确实给人印象深刻。
侦查科长高健和特务马小飞在满载军火的列车顶上殊死搏斗，高健在列车驶入长岭隧道前的最后一刻苏醒过来，排除了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的场景，在上述两条行动线索交汇处，起到了将剧情推向高潮的作用，即使今天看来，仍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电影《铁道卫士》的情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十七年时期反特类型的影片在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段上的一些特点，通过对这一模式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十七年时期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在形成自己艺术风格和传统方面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
警察心声 □徐锦 《铁道卫士》中的一些对白，如今听来也还是那么亲切，像“只要认真依靠群众，那就是天罗地网”，“只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敌人就是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等等，也许会让今天热衷韩剧日剧的中国少男少女们说，这就像在背书，根本没有个性。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即解放初期，人民刚刚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美蒋特务颠覆新政权野心不死，总是伺机搞破坏，因此人民具有极其高昂的革命斗志和警惕性，如此说来，那样的对白倒是真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人物特征。
而这种具有时代烙印的艺术提炼和艺术加工，由于来源于生活和实践，因此听来并不显干涩，加上演员和群众表演得都富于激情和真情，因此观众都被剧情深深吸引。
剧中对白所再三强调的“依靠群众”，如今依然是我们公安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所讲求的“群众路线”。
正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我们的公安民警才能够在不断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坚定方向，屡建殊荣。
远的不说，今年杀害四名大学同学并潜逃的全国通缉犯马加爵，就是由普通老百姓发现并检举报告公安人员，从而落入法网的。
老观众的心声 □阿彪 《铁道卫士》的故事情节照今天的判断标准来看仍然曲折生动，而且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照样看得心潮澎湃。
甚至一些特技镜头因为是演员亲自表演而显得异常的珍贵，像侦查科长高健飞身从疾驰的吉普车上跳下追赶火车的场面，以及他与潜藏特务马小飞在火车顶上的激烈搏斗等等，尽管当年的拍摄手段根本无法与今天的高科技技术相比，但它们是那样的真实与朴实，实在得让我们情不自禁为英雄人物担心，并对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
有特色的歌曲 “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
嘿啦啦啦啦……”这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一首著名歌曲，在影片开始出现，点明故事发生年代。
（付辑） 老作家细说创作往事 □本报记者 程林杰 作者曾经参与破案 《铁道卫士》的作者之一是王文林，王文林说《铁道卫士》是集体创作的。
当年的合作者还有两位，一位叫马家骥，一位叫陈文同。
当时他们三人都供职于沈阳铁路公安局，他是办公室主任，马家骥和陈文同是办公室的干事。
剧本写成是1956年底，先后发表和转载的有《电影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等刊物。
王文林介绍说，这部电影以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取材于沈阳铁路公安局破获的两起敌特案。
剧中大智大勇的侦查科长高健的生活原形是他的战友———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侦查科长。
有趣的是，这位侦查科长在案件侦破后期因病住院了，王文林接替他搞完了案子。
丰厚的生活底蕴，或许是高健这个人物真实、生动的原因之一。
他说:“搞了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公安工作始终要坚持群众路线。
剧中人物何兰英为破案提供线索，立了大功，生活中的原形就是我们的一位女治保员。
” 王文林后来调到公安部创作组。
在这个著名的四人创作组有李文达(著名作家、群众出版社原社长)、赵明(电影《寂静的山林》的作者)、张志民(著名诗人，文革后曾任《诗刊》总编)。
王文林是创作组里最年轻的一位。
说起已经仙逝的李文达，王文林还嗟叹不已。
周总理改一字动全身 工作中王文林曾多次接触周总理，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1月15日，我国公安机关成功地破获了苏联大使馆间谍案。
参与案件侦破工作的王文林，与新华社的著名记者穆青合写了通讯《苏联间谍落网记》。
1月15日夜，总理亲自审阅这篇署名为“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稿件。
看完后，总理中肯地批评了王文林。
总理说，“王文林同志，你是搞公安的，但要学习国际法，你在文中写了‘捕获苏修间谍谢苗诺夫’，这个提法不妥，谢苗诺夫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按国际惯例，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样见报后(指捕获一词)，外国人会笑话我不懂国际法，你说对不对
”后来经当时外交部的安致远、钱其琛等同志反复推敲、商榷，将“捕获”一词改为“拿获”。
王文林对总理怀着十分浑厚的感情。
他说:“我写的电影《熊迹》(署笔名‘公卓’)是1974年4月总理住院前夕交给我的任务。
遗憾的是4月份总理住院后，再也没能出院。
” 《熊迹》是王文林根据谢苗诺夫苏联间谍案为素材创作的另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公安故事片。
“只可惜上映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逝世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遗憾的一件事!” 导演、演员诉衷肠 导演吕荧说“遗憾” 《铁道卫士》的导演是吕荧，他对自己的这部片子并不满意，因为它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58年开始拍摄，1960年摄制完成 ———那是著名的大跃进时代。
那时，全国各大电影厂出产的影片恐怕可以和现在每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相媲美，所以吕荧导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印象并不太好。
（杨翼） “老坏人”———方化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以好人和坏人划分的年代，电影人物更是显得泾渭分明。
由于是反面人物，所以表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名字也不能出现在主演的名单上，尽管他们表演得也是那样的尽心尽力。
在《铁道卫士》中扮演暗藏特务吴济春的著名演员方化，戏份不少，但在主要演员名单上却没有“名分”。
方化的遭遇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扮演反派角色演员的典型遭遇，善良的中国观众将他们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本人混为了一谈，从而剥夺了他们成为明星的待遇。
方化在《平原游击队》中将日本鬼子松井小队长刻画得比真鬼子还像鬼子，因而在文革中还受了不少罪。
晚年他还为此整容，希望能够改改自己留在银幕上的形象，演演正派人物。
现在的环境宽松多了，中国的观众再也不会以貌取人，但方化却过早离世了，再也听不到观众给予他热烈而尊敬的掌声了，想到这里就觉得挺辛酸。
（杨翼） 你就是美国佬 “文革”后期，文方荧老师是山田大队埔隆片的片长。
他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十足的老外模样，还有那口不咸不淡让本地人听得吃力的广州话，很快就被村里的男女老少认识———人们都叫他“高佬方”。
电影队到村里放映《铁道卫士》。
电影放完了，村民们带着崇敬和好奇问他：“那高鼻子美国佬就是你扮的呀
”他笑着反问：“扮得像不像呀
”“很像，很像。
”他的笑脸流露出自豪。
有人为他可惜：“怎么不在片头或片尾打上你的名字和演员表呀
”他愤愤不平：“都让四人帮给拿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