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浅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建设浅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但在实际工作中，“三不腐”机制建立还存在薄弱环节，如对查办案件力度不强，腐败发生和查处几率形成反差；制度缺少衔接和配套，执行偏软；监督的主客体之间地位失衡，同体监督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在教育层面重说教、轻培育，重引导、轻提醒等等。
因此，在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构建“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更高要求，需要引起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强化查办案件，建立“不敢腐”的有效机制“不敢腐”主要靠惩治。
要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治基础，并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一人惩治一人、“打虎”与“拍苍蝇”并举，让贪官为贪腐付出沉重代价，从而警戒后人。
纪律的生命力、震力在于严格执行。
只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惩违纪腐败行为，以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让党的纪律成为真正“带电高压线”。
一是加强监督检查，维护纪律严肃性。
监督是纪律执行的保障。
只有将党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时刻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让违纪行为无所遁形，迅速曝光于众，必被查处，才能敦促党员干部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杜绝违纪。
因此，各级纪律检查部门要坚持铁面执纪，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敢于
为什么中苏关系在60年代恶化???
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
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
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
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
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
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
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
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
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
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
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
6月下旬，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对我党搞突然袭击，攻击我国内外政策，说我国领导是疯子。
我代表团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最后我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虽在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发表书面声明，阐明了我党的立场。
这次会议后，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两国关系。
7月16日苏召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
片面撕毁互惠的友好杂志发行协议，并无理要求我政府召回我驻苏使馆一工作人员。
同年，又缩减中苏贸易，并第一次在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边界纠纷。
1960年9月10日，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批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提出怎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开好各国党的会议的建议。
接着，9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议。
我方团长是，苏方是苏斯洛夫。
要开好各国党的会议，关键是中苏两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次会谈是个前哨战，双方谈了各自的观点和意见，未达成任何协议。
我代表团认为苏方企图是将苏共二十大路线强加给大会。
因此，一场尖锐的斗争势难避免。
会议定在11月召开，10月间在莫斯科举行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代表团团长是，团员有彭真、廖承志、刘宁一、刘晓。
顾问有姚溱、熊复、范若愚等。
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估计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
但只要我们作一些妥协和让步，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
因苏方在国内外还有困难，大多数党要求达成协议。
所以我代表团愿意在充分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下达成协议，开好会议。
代表团要刘晓大使将这个愿望透露给苏方和各国党代表团。
苏方起草的声明草案，果不出所料，包括了二十大的一系列观点。
起草委员会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对草案大部分作了修改，达成部分协议。
可是，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后，推翻了有些已达成的协议，使会议濒临破裂。
我代表团采取边缘政策，说你们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只好回国请示丁。
这才使事态好转，达成初步协议。
11月81国党的代表会议如期召开。
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团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廖承志、刘宁一、康生和刘晓。
因为在当时改善中苏关系，不仅对中苏有利，对整个国际共运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仍采取以下方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愿听取各党代表的意见，经过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开好会议，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会议开始时，苏共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一封长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挑起了新的争论。
我党代表团不得不阐明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会议一度形成僵局。
这时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在列宁像下交谈怎么办，彭真同志说：为了照顾苏共的困难，对苏共二十大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可以用1957年宣言中的文字。
科说：那好!咱俩在列宁像下说话是算数的。
他拉着彭真同志的手说，咱俩已达到喜马拉雅山高峰了。
最后，经过大多数党的努力和我们的让步，才达成协议，这次会议体现了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苏共的老子党的态度和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各国党的作法，这在国际共运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日益扩大，尤城乡之间、地区之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
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
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
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
（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
（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
）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
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
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
（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
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
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
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
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
（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
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
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
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
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
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
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
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
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
（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
（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
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
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
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
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
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
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
（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
（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
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
（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
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
（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
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
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
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
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
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
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
（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
（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
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
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
（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
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
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
）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
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
（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
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
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
（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
）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
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
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
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
（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
（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
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
（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
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
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
“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
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
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
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
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
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
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
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
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
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
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
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
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
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
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
（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
（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
（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
（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
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
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
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文素材名人名言摘抄
真理惟一可靠的标准就是永远自相符合。
—— 土地是以它的肥沃和收获而被估价的；才能也是土地，不过它生产的不是粮食，而是真理。
如果只能滋生瞑想和幻想的话，即使再大的才能也只是砂地或盐池，那上面连小草也长不出来的。
—— 我需要三件东西：爱情友谊和图书。
然而这三者之间何其相通
炽热的爱情可以充实图书的内容，图书又是人们最忠实的朋友。
—— 时间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
—— 德奥弗拉斯多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东西，只有“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条真理。
—— 过放荡不羁的生活，容易得像顺水推舟，但是要结识良朋益友，却难如登天。
—— 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
这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
—— 生活有度，人生添寿。
—— 书摘
希望达人可以讲讲G7造反的来龙去脉
不满足协麻....很简单.....哎...中超...
有关美苏争霸的两个问题
我来帮您回答吧，本冷战史和中美关系都还行----我原创完全手打，不喜欢抄袭，尊敬1、冷战时期，局部热战为什么没有导致两极格局破裂
两极格局的破裂必须以某一方的消亡或者出现第三方力量为前提----而局部热战很难做到这一颠更重要的是，在50年代末期，苏美双方和平共存的理念开始出现----双方的领导人对局部战争是非常担忧的----美苏在中东问题上虽然有冲突，但是都不希望战争扩大化其实，如果您希望更深层次的理解两极格局的稳定性就需要了解，这个体系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冷战爆发的原因其实冷战如何爆发的原因很复杂我简单的举一些双方的例子（经常写冷战论文，太熟悉了）首先，波斯坦会议上，斯大林承诺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搞选举，但是斯大林并没有进行公平的选举。
这一点引起了美苏在东欧及巴尔干问题上产生一些列冲突。
但是斯大林在1944年和丘吉尔曾经搞过一个百分比协定，他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该协议。
战后苏联违背了1943年的协议，没有从伊朗及时撤军，反而试图强迫伊朗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引发英美的不满。
而苏联对希腊游击队的影响使丘吉尔感觉大英帝国无力维持巴尔干利益，希望将美国引入---于是他去杜鲁门的家乡做演讲---铁幕演说----导致杜鲁门在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要求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巨额援助（4亿美元）来预防极权主义威胁（没有明确指出是苏联）美国其后于1948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提供经济援助，销售美国产品，防止苏联渗透欧洲西部苏联本也被邀请参加该计划，但是被要求提供经济数据，遭到拒绝。
斯大林随即建立东欧的经济互助会（COMEC）和工人情报局来反制美国。
而且对苏联看来，东欧的控制涉及苏联的安全问题，苏联在遭到德国两次入侵后急需缓冲带而美苏冲突的一大核心问题就是德国问题，尽管波斯坦会议通过分割德国成为四个占领区。
但是斯大林本身想让德国中立化（就像奥地利），因为西方国家占领德国的工业区部分。
但是与美国产生了冲突，斯大林制造柏林危机，通过空中封锁希望促使美国妥协，以失败告终。
随后，美国直接建立西德政府，而斯大林扶持东德来回应---导致1949年北约建立北约建立之后直接在朝鲜半岛投入实战，体现出美国的遏制战略（由坎南于' 长电中首次提出）。
双方直接开始进行代理人战争。
1955年苏联建立华约组织，欧洲彻底分裂成两大武装集团。
以上是一些事件，原因我在下面具体分析第一，二战后，欧洲的传统强国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被打垮，大英帝国实力虚弱，使欧洲和亚洲出现了权力真空，而美国在二战中远离主战场，损失很小，俄国击败了德国，占领了东欧，威望很高，这两个国家就成为了超级大国，趁机填充真空地带，爆发了冲突第二，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
斯大林希望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美国则希望建立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第三，在安全问题上，两国看法差距很大。
俄国占领东欧是畏惧日后德国的重新武装，希望获得缓冲，却被认为是扩张行为。
苏联认为北朝鲜进攻南韩是内部问题，而美国认为是国际问题等等第四，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战后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益挑拨事端，制造危机感，利用斯大林的多疑了维持美国的军事开支，为自身牟利说了这么多,您看着可能觉得有点乱两极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是英国势力收缩的结果,本来应该是3极格局)而两极格局仅仅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美苏争霸这个词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名词因为在冷战过程当中,双方没有真正的去夺取所谓的霸权美国的目的,我在前面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维持自由贸易苏联需要保持自身的安全所以苏联领导层并没有毁灭美国,或者是取代美国的势力和野心----正如凯南在长电中所说----美国占据着日本,西欧和北美三大工业基地,而苏联只有一个,是无法击败美国的所以美国仅仅对苏联采取遏制策略,而苏联也采取保守的方式----没有真正大力支持过希腊的反对派以及西欧的反对派所以，两极格局非常稳定----就是古巴核弹危机，双方也刻止住更不用提，1958年金门危机，1967年，1973年，中东局部冲突这种局部战争了2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危机论”
这个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我有一篇长篇的知道回答---您可以参考另外，有关于这个话题有一本中文学术著作很值得您一读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 张曙光讲述冷战起源，和现在中美关系的分析您可以注册个百度Hi,我给您传送希望您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