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徐州扬州的心得体会
俗话说“人间天堂是杭州”，而扬州则有人间圣地的美誉。
前不久我有幸作为一名小记者到扬州瘦西湖参加活动，经过五个小时的“车上观光”，我们终于来到了扬州。
站在瘦西湖前，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具有古典风韵的瘦西湖大门:古色古香的木制大门，精美的雕刻，苍劲有力的题写，无不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随着人流涌进瘦西湖公园，沿着长堤一路观光。
堤边杨柳青青，三步一桃，五步一柳，桃柳成行，错落有致。
行到长堤春柳尽处，我们游览了美丽的徐园，又来到了古今闻名的五亭桥前。
桥上有五个亭子，桥下有三大桥墩，每个桥墩下有五个桥洞，共十五个桥洞，洞洞相连，洞洞相通。
五亭桥两岸的杨柳，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片绿云，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涌动。
穿过五亭桥，我们一路踏青，来到了玲珑花界。
未见花容先闻花香:只见这里百花争艳，知名的、不知名的花儿，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各色花儿都绽开一张张笑脸欢迎我们的到来。
置身在花的海洋，那淡雅的花香味儿，让人如痴如醉。
尽管玲珑花界让人陶醉不已，可我们不能久留，不得不跟随导游继续前进。
踏进吟雪西门，这儿游客络绎不绝，古典的楼台建筑也真是巧妙，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它总显得那么精致。
楼阁上垂下的一幕珠帘，让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是不是有位仙女曾在这儿弹奏那天上之音?或是谁家姑娘正在帘下等待自己的知音?正在遐想着，我们来到了二十四桥。
你知道二十四桥为什么叫二十四桥吗?因为它长24米，宽2.4米，共有24个台阶，24个石柱因此得名二十四桥。
走在桥上，一高一低一台阶，形成了“一波三折”，真是别有风韵。
扬州可真是人间仙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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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字
关于扬州八怪的社会实践调查 前言：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
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
康乾盛世以来，社会安定，文化昌盛，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绘画大师，“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扬州八怪是清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八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基本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此外还有高凤翰、华岩，边寿民、闵贞等，共有十五六人之多。
扬州八怪主张推陈出新，自立门户。
在艺术创作上师法自然，抒发性情；在绘画风格上，各具特色，争奇斗艳；在表现手法上，追求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
他们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画派相对立，而被称之为“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改变，这“怪”名已由贬变褒了。
扬州八怪绘画或工或写，情趣横生，形神兼备，耐人寻味。
其积极创新的精神，给传统的保守派以有力的冲击，对后世画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扬州八怪的形成 1、依河临江，交通便利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
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
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交通便捷，人才因此频繁来往，物资也因此而频繁交流，地区日益富庶。
扬州兴于汉，盛于唐，唐人杜牧早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
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扬州再次走向繁盛，成为长江之滨，运河之畔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2、百业兴旺，盐业为最 扬州地处江苏中部，长江北岸，位于长江与运河交界处。
得交通之利，既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又是淮盐的集散地。
康乾年间，扬州在盐业的带动下，出现了百业兴旺的格局。
如漆器、玉器、雕版印刷等。
在全国享有盛誉。
3、官吏崇文，盐商养士 扬州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当时地方官员如王士祯、孔尚任、卢见曾等，十分重视文化。
常常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学者名流得到礼遇。
当时盐商又多行养士之风，常常举行诗文酒会。
在此之下出现了“天下文士半集维扬”的盛况。
4、石涛倡导，借古开今 石涛晚年客居扬州。
他在绘画上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在艺术上主张“天法而法乃为至法”。
从理论到实践，开清代文化变革创新之先河，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为扬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或称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
但8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
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
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边寿民、闵贞等，说法很不统一，今人取“八”之数，多从李玉棻说。
1.郑燮(1693-1765),字郑燮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今人谓之为八怪之首，他的代表作是《竹石图》。
近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
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 2.高翔(1672-1734)，又称高其佩，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
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
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
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
3.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
他博学多才，五十岁金农后始作画，终生贫困。
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
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
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又谓金农体或冬心体，笔画横粗竖细，撇飘逸而捺厚重，字体多呈长方形，头重脚轻，甚为好看。
4.李鳝（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
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
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
5.黄慎(1687-1770后)，字恭懋，黄慎一字恭寿，号瘿瓢，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
擅长人物写意，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
有《蛟湖诗集》存世。
为“扬州八怪”中全才画家之一。
6.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
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
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
7.汪士慎（1686--1759），字近王世贞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
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
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
8.罗聘,（1733-1799）清代著名画罗聘家，字大，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洲渔父、师莲老人。
祖籍安徽歙县，后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
其代表作有：《物外风标图》（册页）、《两峰蓑笠图》、《丹桂秋高图》、《成阴障日图》、《谷清吟图》、《画竹有声图》等。
著有《香叶草堂集》。
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无疑，他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继承的宝贵遗产。
三、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答：扬州八怪“怪”在坎坷波折的身世、独辟蹊径的立意、不落窠臼的技法、挥洒自如的笔锋、特立高标的品行。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四、扬州八怪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
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
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
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
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
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
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
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
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
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
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
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
“扬州八怪”诸家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
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
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
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
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
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
扬州八怪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极为光彩的一页。
他们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实践哺育了后来画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出现的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华、蒲华、齐白石、陈师曾潘天寿、徐悲鸿等艺术大师，无不深受其影响。
“扬州八怪”的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五、扬州八怪对于当代的价值 扬州八怪”的存世书画作品为海内外200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
300多年来，他们开创的一代画风，不仅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艺术界一直受到广泛重视，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扬州八怪”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扬州八怪”学术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成果累累，知名研究专家数以百计。
扬州市专门建立了“扬州八怪”纪念馆。
我想，扬州八怪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重要的已不是他们的书画技艺或作品，而是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追求新风格的创新精神。
在那个年代，新奇与创新是怪异的，不受欢迎的，但他们没有被世俗所限制，打破了常规，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广阔新天地。
现在是21世纪，创新是主流。
我们应像扬州八怪那样，不墨守陈规、生搬硬套，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锻炼创新思维的能力，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找扬州市市长谢正义写给张辛梓的信的全部内容，最好带感想，要快
读《谢正义市长给张辛梓同学的信》有感 这篇信中不乏有谢正义市长对张辛梓同学的赞扬、鼓励，更是对我们新一代的期许和信心。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父母的身教很重要，胜于言传，教育孩子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教育孩子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自尊和情感。
而且父母过分的爱也会害了孩子的。
从信中可以了解到张辛梓同学父母的开朗。
从而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空间。
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因为应试教育的观念，体制带来了种种危害。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国策，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教育与国家的发展直接地关系。
教育要寓教于乐，教学相长。
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但目的不只限于当下问题的解决，当事人对问题的认识，更主要的是教育是一种责任。
教育并不仅反用于装点记忆和启发理解力，它的主要是引导意志力。
谢正义市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一点也不错，对于问题，知识的思索不能子局限于表面，要学会就一反三，因为这样才打到教育的目的。
所谓教育，应在于学校知识全部忘光仍留下的那部分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宝藏。
人们通常把校园比作一个小型社会，这一点我也有所其赞同。
校园本是一个神圣纯洁的青春乐园，老师教学，学生受学，同学之间和平相处，可是由于与社会的接触校园这张清丽脱俗的脸庞变得越来越狰狞，可直接与社会挂钩了。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成长的“三部曲”，即从家里走向学校，从学校走向社会。
不管读多少年的书，学生最终还是得走向社会。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也耳闻过种种说法，有人说∶社会很复杂，人与人尔虞我诈，充满了陷阱。
有人说∶社会是个大舞台，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你想要扮演什么角色就在于你自己的努力。
有人说社会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对你笑；你对它哭，它对你哭。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社会的新鲜的血液，未来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不断超越自我，为社会不断超越自我，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社会是一所可以让人获得更多知识的大学，而知识的意思是就更广啦。
它不仅仅是指文化方面还有为人处世，人际交往。
我国古代就有之上骂槐一语双关的话来证明骂人也是一门学问。
我们作为系时代的新青年更应该做好自己，为城市，为社会，甚至为国家做贡献，将来建设的更美好。
去扬州玩一两天
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中日文化流长。
有文献可考的两国，至少已有21个世纪。
在近代以前，国交往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其主要方面。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日本搞明治维新，西风东渐，“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对日本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却遭到日本凶残而野蛮的侵略。
日本在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
绵延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挫折，虽然这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暂的，但后果 却是惨痛的。
总结和记取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文明对日本发展的影响 据考古学家分析，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山水相连，是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半岛。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球的一次剧烈变动，日本和大陆完全分离。
在漫长的原始时代，日本文化开始萌芽。
大约公元前二百年前后，大批的汉人和朝鲜人移居日本。
这些人被称为“渡来人”，“秦汉归化人”或“新汉人”。
成书于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录》记载，仁德天皇时，流徙在日本的秦人92部有1876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分制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
这是早期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
秦氏繁衍有很多子姓，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其发音全部相同，他们是中国人的血统，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据《姓氏录》作者调查，日本京都市右京区有一个地名为“太秦”。
如今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还有一地名称为“秦庄”等，皆系当时大陆移民的聚居地。
2000年12月，笔者在日本熊本浅草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一位姓金的议员告诉我，他的先辈是中国人，是唐代从大陆到朝鲜、日本北海道，又转道南九州的。
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既记载着华夏的光辉史迹，又蕴积了友好邻邦丰富的历史资料。
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历史记载下来的应该是中国。
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
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
至今日本九州还流传徐福的许多历史故事，供奉着祭祀的神庙，每50年大祭一次，1980年4月还举行纪念徐福登陆2200周年的隆重祭奠。
如今在熊本到长崎的高速公路旁，还建有祭祀徐福的神庙。
大陆人东渡给日本带来了中国发达的文化。
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籍东传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
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送给日本天皇的史事。
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
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
中国文化以汉籍为载体，随着中日间的人员交流而传入日本。
这种传播的速度随时间而越来越快。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
奈良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
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和摩写。
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
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
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奈良）。
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百事皆仿唐制”。
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
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日本派人留学中国，又请中国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东渡传授。
许多有特色的寺庙和佛像面世。
以南京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
因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制造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场“文化大屠杀”。
而历史上的南京，对日本的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京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并且是1700年前长江下游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
古代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外，更多的场合和更长的时间称中国为吴国，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吴原。
从中国传过去的物品名称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吴”字，如“吴织”。
“南京”在日语中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南京词条，除表示中国城市南京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输入品、进口货，稀奇可爱的东西等。
在日语中，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则比比皆是：“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国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等。
日军在被摧毁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杀图集》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
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梁为南朝的第三个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样式已成为日本“文化财”(历史上文化活动的产物)和“国宝”(最高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在元代到过中国并史册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许多到过南京蒋山寺。
他们学成回国，在京都开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凤凰台，取山名为凤凰山。
明清时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极盛时期。
仅到南京谒见明太祖或拜访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无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还担任了明朝赴日使节的翻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
中国典籍文物传入日本，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日本的汉学者大宫真人潜心研究楚辞屈赋，于1994年出版了《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
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
于是，他得出结论：屈原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忧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记录。
此论新奇大胆，也是见仁见智。
但从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飘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日本人才知道白种人的来历。
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
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
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破坏。
三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 在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中国文化遭受一场大破坏、大浩劫。
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
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强占我国东北4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日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我国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战祸，其战区之广，实属惊人。
战后国民政府初步统计指出：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
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
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国）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4年又8月。
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
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30处以上。
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
合计15省295市县。
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
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
概言之，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1》 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
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
余若 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
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
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
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
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
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
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
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
战时中共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
战后据中共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
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
《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
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
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
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
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
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
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 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
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
“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
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
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
记载、反映这些知识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损害，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损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等。
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
本书所作的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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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近日，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纪委针对当地易发、常发的违纪行为，着力运用执纪审查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敬畏纪律、学习纪律、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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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大执纪查案力度，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少数干警的违纪违法行为对司法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