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高党心得体会3000字左右
这学期，我很荣幸参加党校培训，进一步学习有关党的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通过认真听经验、知识丰富的老党员教授们的生动而深刻的讲课，我感触颇多收益良多。
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也理清了一些原来自己对党认识中的误区。
他们的精彩讲解，常常赢得阵阵掌声，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对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宗旨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思想觉悟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更加深刻得认识了党，端正了自己的入党动机，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永远跟党走，并且增加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的决心。
总的来说，在这段集中学习的日子里，我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入党动机得到了进一步的端正，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我懂得要入党就要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只有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入党，才能有忠心于共产党，服务于人民。
我进一步提高了对党指导思想的认识，深刻的领会了将“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
我们党自建党以来，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年代以及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年代，涌现出了无数优秀党员，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因此，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我认识到以前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的学习和认识是停留在表面的学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通过系统的学习，使我明确了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必将继续向前发展，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崇高理想和目标指引下，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创造条件。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我明确了入党的基本条件和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的重要性。
通过步步深入的学习，我对入党要求的认识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明白了不仅要在学习中创造入党条件，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进步，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发展对象。
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具有持久不衰的动力，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才能够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尽力摆正党和人民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逐步培养和树立起甘愿“吃亏”、不怕“吃苦”、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这次学习对于我来讲是一次灵魂的洗礼，现在我认识到入党不仅是一种光荣，更重要的是应该有坚定的信仰，要坦率真诚，相信党组织。
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自己在思想上与党组织靠近，加强自己在社会实践各方面的锻炼，学到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名党员，让自己慢慢的成熟，在实践行动中实践我所知道的和我要知道的，并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争取早日加入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起优秀的一员，用党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深刻理解里面的精髓，用于指导我的行动。
要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不断 地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党课的学习短暂而又有限，自己只是掌握了一些党的基本理论知识。
理论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党员的标准。
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目光短浅，思想陈旧，工作就难以打开局面。
共产党员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应剔除保守思想，更新陈旧观念，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最富与革新和创造，所以现阶段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克己奉公。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认真接受党组织的培训。
自己的理论水平高了，才能更加坚定地拥护党的政策。
才能坚定不移的跟党走
我觉得，对于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作为党员就应该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深入实际、全心全意、勤俭办事、一事当前，要多为人民作想、从大局作眼。
对于这样的宗旨，作为积极向党靠拢的先进分子，就应该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在学习生活中，尽量多与每个同学接触、交流，努力搞好同学关系
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一名入党的积极分子，应努力做到先在思想上、行动上入党，然后争取组织上入党。
因此，第一要务使更坚定党的信念和对党的追求。
通过对党史和对党实行的政策的了解，认识到党的伟大，自觉在党的旗帜下确定自己各阶段目标。
在党课学习，讲究与时俱进，把党的思想落实到学习中；讲究与-时俱进，把党的思想落实到工作中，踏踏实实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进步。
我深深的感到，作为新时期的先进青年，先进大学生，我们应该在生活里克勤克俭，严格要求。
同时，也真正认识到只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作为入党的唯一动机，才能在入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近，越走越快，才能真正领悟和实践“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为同胞的安居乐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朴素的动机。
参加党校培训后，我深刻认识到党是一个先进的集体，为我们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大舞台，并且指引和教导我们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我将选择这条道路并为之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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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作文试卷吧，我希望你能帮忙，点击看详细2007年3月，我有幸参加第三方学院党委举办PARTY学习课程18活动家。
在课堂上，我接受了教师在党的义务，纪律和制度，动机辅导等方面，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阅读同志的信息事迹。
虽然训练短短几天不能让我理解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共产主义最深的，最高水平，但我在受洗正确的动机，是党的认识的升华。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前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是学习停留在了解表面，现在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的先锋队类，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民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因，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的前进方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了解通过，我明白了条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愿意牺牲一切的权利动机的利益。
特别是对“人民”熟悉更新的目的，更深入的了解。
据我所知，之所以共产党的光荣称号，是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有可能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所有个人;让我明白，党不仅仅意味着群众更加困难，多做贡献，多作奉献;于是我明白了，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和责任紧密相连。
如果一个人要求入党，只是为了好看的脸，但没有准备好努力工作，为国家和人民，这个标题是不是与共产党人相称。
早在1942年，同志在上指出：党不只是从组织上入党，党在思想上更加重要。
在这里，我把“思想”理解为“动机”。
正确的动机是正确行动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个年轻上进的积极追捧，从思想的党。
首先，动机是纠正。
只有动机树立正确的立场组织的测试，并通过适当的渠道加入党组织，但不珍惜的动机是不正确的要进入不正当手段。
其次，身后的正确形成的动机，我觉得有一个伟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支持。
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太多的干扰和诱惑。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观的转变。
作风正派，纠正我们的根本动机。
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抵制诱惑。
因此，我会改正的动机，因为我学习，甚至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的行动指南整个生命。
第三坚定信念共产主义，认真学习理论知识，一个人的入党动机是正确的，往往与他的共产主义事业和或不正确的认识，是直接关系到深不深刻。
只有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对上述问题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
和锻炼自己，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企业的坚定信念。
我将开始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提高他们的培训，加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强化正确的动机。
四，学习的事迹的优秀党员，激励他们的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经验。
“世界第一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要求自己，体验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一切的高尚情操。
第五认真学习历史知识，加强党的光荣的理解，增强党的感情。
“锦来认识，耀教育”这告诉我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性。
在学习历史，而有意识地改正缺点，吸取经验教训，因此您可以始终保持正确的动机。
还有最重要的是实践，形成的动机正确的不仅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我知道的唯一要求加盟的迫切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行动。
在实践中，不断用亲身经历来加深对党的认识，进一步端正他们的动机。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正确的动机，有时问题并不在聚会前，而且在整个的不可方物的使用寿命。
不管是否批准党组织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将继续通过共产党的标准要求自己来衡量自己。
不仅要为党在思想上打，而且要长期的注意检查自己的动机入党，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的和诚实，学习，生活，甚至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生活奋斗的共产主义
时代在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因。
作为一名警察所高校的学生，毕业后去工作为人民服务，我觉得无论是神圣的荣耀，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国家安全，公安部门的一半。
”我们的工作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学习，认真学习时代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始终以先进和优秀的同志发挥表率作用学习，培养大局意识，使命的责任感，自觉参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如何更有效开展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
新常态下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关键是要强化担当意识，确保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意见》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一是政策要倾斜。
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进一步重视、关心和支持基层，加强对基层工作的分类指导、精准推进，把更多的工作资源、经费投入向基层倾斜。
注意倾听基层的意见和呼声，推动基层宣传文化设施建设，优先安排设计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程项目。
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逐步增强财政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
二是力量要加强。
实施基层宣传文化人才建设工程，鼓励专业文艺工作者、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充实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人才。
重视发挥乡土文化能人、文化志愿者的作用，加强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建设。
将基层宣传文化干部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加大分级分类培训力度，通过全员轮训、专项进修、上挂锻炼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本领。
三是工作要创新。
针对基层工作程式老套、方式落后的问题，加大工作创新力度，使我们设计的工作项目更加贴近基层实际、更加符合群众需求。
适应社会生活新变化和基层群众新需求，运用分众化、对象化的方式，通过抓项目办实事的形式，创新工作方法，更好增强工作效果。
开展基层创新工作评选，总结推广一批新探索新创造，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基层工作真正活起来。
小学生升入初中校圳培圳学习体会
初中，是初级中学的简称。
初中是中学阶段的初级阶段，初级中学一般是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学，是向高级中学过渡的一个阶段，属于中等教育的范畴。
中国学校教育大体上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
其中，中学又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
初级中学就是初中，高级中学就是高中。
小学小学、初中在各地叫法不同，在中国大陆叫小学、初中，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朝鲜通常被称为国小及国中。
初中初中生毕业后参加升高中的考试叫做中考。
初中时，将小学的《科学》（部分地区为《自然》）、《品德与社会》等学科分设为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
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应当到当地中学就读。
中考是按照学生在考前报志愿，考后通过分数来被学校投档。
填报志愿，大部分地区主要分为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等，可以报考普通公立高中、民办高中、职业学校、技校等。
在初中学业快结束时，若感觉自己离高中录取存在较大差距，也可以选择申请复读。
高中比初级中学更高的学校叫高中。
高中生参加升大学的考试叫做高考。
高考时遵从平行志愿，在考后按照分数进行填报志愿。
填报范围为全国的高校。
（北京地区为考前填报志愿。
）“完中校”“完中校” 指一所中学同时具备初中和高中。
注：从2007年起，对包括初中在内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再收学费、杂费、书费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费用。
你对做好宗教工作的意见建议是什么?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是中共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就为统战部门确定了“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的基本职能。
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后，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战部门的基本职能内涵加深了，内容更加丰富。
历史 中国共产党建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开始的。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代表团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是最早的统战工作性质的机构。
此后，一些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和某些省委陆续建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
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在区委以上各级党委之下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
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统一战线部”，“由王明负责”。
同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省委、各特委如“还无统一战线部的”，必须“迅 速成立”，各局、各省委、各特委“必须经常讨论和领导统一战线 部的工作”。
当时的统战部负责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的情况。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调整精减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的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统管中央统战部和其他几个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为书记。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主要任务是领导敌占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中央城工部部长由彭真兼任，副部长为刘晓、刘长胜。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级城工部停止工作。
1946年底，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城市工作部，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方针下，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农工青妇），并培训这一工作的干部，部内分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组”。
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8年9月24日和26日，中共中央先后发电，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
中央统战部的主要职责是： 1、调查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和重大的方针政策，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贯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关于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工作；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强自身建设。
3、负责调查研究、协调检查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与达赖集团等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行斗争。
4、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作。
5、负责党外人士的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推荐党外人士的工作。
6、负责联系全国工商联，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
调查、研究并反映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的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7、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8、负责开展海内外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9、负责指导地方党委统战工作和统战部门负责人的培训工作，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代管全国台联、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等有关社会团体的工作。
10、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据职责，中共中央统战部设以下机构： 1、办公厅 负责部内外的联系与综合协调工作，保证机关业务和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
2、政策理论研究室（内设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公室） 负责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综合性研究；协调、组织统战部门的大型调研活动；主管部内刊物；收集处理统一战线的信息；承担统战工作重要文件、重要文章的起草。
宣传办公室负责统战部门的宣传工作，协调统战系统的宣传活动；联系并利用各种社会宣传媒介宣传统一战线，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海外的统战宣传工作；了解全国统战报刊情况，进行宏观指导。
3、一局（民主党派工作局） 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贯彻执行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政策；对有关坚持、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各项措施；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4、二局（民族、宗教工作局） 负责对民族、宗教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与达赖集团等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行斗争，做国外藏胞的工作。
5、三局（港、澳、台、海外工作局） 负责联系香港、澳门和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物，联系台湾各界人士；负责台胞定居工作和台胞台属落实政策工作；联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其他有关团体共同做好海外统战工作，负责中华海外联谊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6、四局（干部局） 负责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负责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的选拔、培养、考察、推荐等工作；负责党外干部和统战干部的培训；负责部机关和部属单位干部人事的管理。
7、五局（经济局） 负责联系全国工商联；开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情况的调研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负责对他们的统战工作；联系港、澳、台及海外的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会同部内有关职能局共同组织推动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边扶贫工作。
8、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 负责联系各界无党派代表人物；调查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其思想动态；提出有关制定党外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检查贯彻落实情况；负责教科文卫和国有大型企业中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9、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领导机关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中央统战部还设有一些事业单位，如干部培训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
急求答案，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体会
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键在人。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他们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如何，他们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反经验证明，智育搞不好就出次品，德育搞不好就出废品。
所以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我有幸成为这门课的一位主讲教师，通过二年的实践教学，在这里谈一谈我教这门课的一些体会。
一、熟悉和掌握《基础》课教材的指导思想、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认真备课。
新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2006年秋季投入使用的，作为教材，该书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有按照逻辑线索的章节安排，有明确的讲授重点，有对重点、难点的深入分析，有结合实际的一些事例等。
所以作为教师，在备课时，要吃透吃准新教材的基本精神，熟悉和掌握新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基本要求以及新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思路、主题主线和主要内容以及教学重点、难点、热点，这是该课程理论教学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从教学的角度讲，这本教材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内容的整合性。
新教材是在原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
新教材以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主体，增加了第七章、第八章的法律基础内容，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插入了法律基础方面的内容。
第二，思想的前沿性。
这个教材不仅充分吸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而且及时吸收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并把这一内容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主线。
第三，知识的广泛性。
该教材内容涉及广泛。
从教材的内容编排上来说，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
其主要教学目的是使大学生明确“基础”课的性质和目的，认识到学习课程与自己的成长成才有密切关系。
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与成长成才的关系上，帮助大学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在新的起跑线上腾飞。
第二部分：世界观、人生观教育。
包括三章，即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
其主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将远大理想与祖国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继承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树立实现个人理想和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
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什么样的人生观是正确的人生观的探讨；新时期应当如何体现爱国主义
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等问题的解决和探讨上，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帮助学生解决思想认识中存在的一些模糊问题。
第三部分：思想道德教育。
包括三章，即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培养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
其主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特别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解决大学生在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荣辱观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提高他们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促进他们健全人格和高尚品质的养成。
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们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道德的需要问题的探讨上，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
道德给予了我们什么
生活中的行为道德与规范与我们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系等问题。
通过教学，大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道德与自身素质的培养、自身发展的需要之间的联系，从而由小事到大事，自觉修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
第四部分：法律意识的培养。
即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律精神；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
其主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法律与生活的密切关系，领会法律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
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及大学生对我国的民法、刑法、诉讼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方面，在教学中通过大量与学生实际相关的法律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对学习这部分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养，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基础》课在内容上自身是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的统一。
教师只有掌握了教材的体系、内容，才能为教好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实效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科学，应该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真正了解的基础上。
一部活生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该是植根于大学生实际生活之中的。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大学生的思想问题才能摸得仔细，研究得透彻，教学的针对性才能很强，一讲就讲到点子上，使学生能听进去。
否则，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做不到紧密联系现实，只是讲一些大话、套话和漂亮话，老生常谈，那么思想和理论必然无法讲透，学生也听不进去。
现在大学里公修课逃课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教学的实效性自然无从谈起。
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就是要紧密结合现实，把该讲的理论观点讲清楚，并致力于从思想上解决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
例如在讲适应人生新阶段时，我选取了《第一个梦想成真-----2005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新生致辞》。
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给新生的致辞，不仅文辞优美，而且蕴含哲理，情感丰富：学习不仅仅是读书和上课，不要把学习仅仅当做一项任务，或是为了分数，为了满足人人会有因此无可指责的虚荣心而谋杀了你生活的快乐。
不要追求“刻苦”学习，而是要“发现你的热爱”；学习应当是从容地，一种享受，一种生活的常态。
很有可能，你的才华、自信、经验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会在这里第一次受到挑战，高中孤独求败的经验将在这里终结。
你还会遇到许多青春相伴的困惑、怀疑、挫折和痛苦，也许还有你的初恋，也许更多的是暗恋和失恋。
这样的演讲辞，学生很爱听，能够听进去，从而在迈入大学的第一天，对大学阶段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认识大学仅仅是一个驿站，仅仅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地方，面对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必须尽快适应大学生活，融入大学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走向成功。
三，要给予学生真正的精神食粮，注重从理论上讲清问题，善于用知识去充实学生的心灵，使讲课具有说服力，让学生信服。
知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的无知会造成精神的空虚，会造成思想的偏见，会造成道德的堕落，会造成对法律的藐视、践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知识问题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用知识充实学生的心灵，克服无知与偏见，完善他们的品德。
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正处在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世界观、人生观正处于发展定型时期，因而是相当复杂的，多样的，千变万化的。
他们不仅受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受国外文化思潮的影响。
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理想和现实、理想和人生、福和祸、苦和乐、荣和辱、生和死、善和恶、公和私、自由与纪律、知与行的矛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科学地说明这些问题，并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没有科学的理论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的。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以理论的阐述对基础课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已经很强，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希望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信念的真正形成，不光靠感情，还得靠理论。
我们这门课在学生中起的作用，不能像点了一根火柴，亮一下就熄灭了，应当至少像一支蜡烛，蜡烛就能照相当长的时间。
就是要深刻一点，深刻才能持久，要深刻就要有知识，要从理论上解决。
例如，如对见义勇为者救人受伤甚至于牺牲值得还是不值得这个问题，很多学生感到迷惘，认为不值。
这是一个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学生认识模糊,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产生迷惘,一旦社会和人民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在行动上动摇和退缩。
这是很危险的。
而要扭转学生的认识，只能从理论上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我对学生讲，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能仅从物质利益上来衡量，更应该从精神财富上来看。
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不仅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而且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巨大精神价值，使一大批精神上的落伍者得到了挽救，为国家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其次，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也可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倍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我们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讲精神，但我们更不能抛开精神埋头于物质利益，脱离精神就会把人生价值混同于一般的物的价值。
第三，从道德选择的角度来看，主体道德选择的尺度既具有功利性，又具有超功利性，所谓超功利性，即超出选择主体个人的功利，这种选择有时不仅不能给个人带来什么功利，反而需要作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这对于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知道，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从延安回重庆途中，飞机遇到危急情况。
在这生与死的关口，他毅然主动将自己的伞包让给了一个11岁的小姑娘，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他必然的选择。
学生听后，印象深刻，认识提高，思想得到转变。
四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改进教学方法。
注重互动式教学。
例如讨论式教学、演讲式教学、研究式教学、直观式教学等教学方式的综合运用。
在教学手段上, 应更注重学生的自我选择能力的发挥, 教师要从雕塑家变成指挥家,要为学生提供思辨的材料, 要创造好思考的环境和氛围, 力求生动活泼, 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以行导人, 努力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 课堂讨论法，即 围绕某一观点, 大家各抒己见, 平等、民主的交流探索, 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生积极参与, 师生彼此尊重, 宽容、民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和谐的课堂氛围。
讨论是积极互动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
当代大学生自主意识强、视野比较开阔、思维敏捷，他们决不甘心做被动的受体，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收效甚微。
因此，在讲授“基础”课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教师讲授为主和学生讨论为辅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理念,使教师由主体地位变为主导作用。
教师将教材的核心内容结合案例进行分解和阐述， 然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发言。
在组织和准备课堂讨论的过程中，注意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知识， 在亲身体验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修养性很强的课程,仅通过“说理”和“教化”不足以充分调动学生对道德理念的内在需求。
还必须发挥“修养”与“体验”相结合,任务和兴趣两种途径相辅相成的来逐步引导对学生进行道德与法律教育。
比如和学生一起探讨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个人特长? 怎样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什么有些机会会垂青别人而与自己无缘? 通过师生共同探讨引导大学生明白,大学生活必须了解自己,从了解自己中去扬长避短,使自己有明确的目标和努力方向,提高综合素质,并进一步促成个人的特长。
防止在琐碎平淡的生活中被麻痹,以致迷失了自我,驾驭好每天的生活,定期反省自己,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最终能驾驭自己的人生。
课堂讨论题目的设计，要从提高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讨论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共性问题、大学生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如大学生活的新特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目标、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爱国、树立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正确处理同学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校园八荣八耻、大学生与诚信道德、中国社会公德现状、大学生恋爱现状、如何处理好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择业观、大学生与法等，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然后由同学们自己选择，组成小组，在课后阅读相关书目、查阅资料或组织实践调查，形成报告，最后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和交流。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地进行评论、总结，以紧扣课堂主题， 并鼓励学生对其他同学的观点进行点评或提出不同意见。
如理想部分，对于大学新生在刚刚实现人生的一大理想———考上大学之后，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家长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容易陷入“理想间歇期”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堂课就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我的大学阶段的理想”和“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调查”，并将愿意参与本章讨论的同学分为两部分， 要求他们根据个人意愿组成几个小组， 在课后进行准备。
在正式讲授时，我首先要从理论上阐述了理想信念的定义。
那么大学生是否需要从现在开始树立大学阶段的理想
我没有将答案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同学们进行讨论。
由于同学们在调查中发现：大二、大三、大四学生的理想存在明显的差异，大二、大三的学生分化成两极，70％的同学处于迷惘、糊涂阶段，玩游戏、谈恋爱的较多，但也有20％的同学目标明确———考研等，10％具有明确的职业理想，如做会计师、教师、公务员等等；而大四的学生较为现实，考研的拼命准备考研，而其他同学忙于找工作，其中也有许多同学处于后悔状态，他们在找工作时，才认识到自己平时不努力，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缺乏竞争优势。
这样的调查结果令同学们大为惊讶， 所以在讨论时，有的同学总结认为，“如果我们不对大学理想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学长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听了同学们的发言后，我 首先肯定了同学们的讨论准备充分、内容真切，尤其本校学长的例子对同学们更具有现实性、启发性。
同时指出，大四同学的感慨与后悔，足以警示同学们应该从大一就做好学习规划， 甚至可以与整个人生规划紧密结合起来。
在总结过程中，再穿插上马加爵的案例，因为马加爵曾经说过“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从而促使那些还在迷惘中的同学早日确定自己的理想，不要让自己的大学生活虚度。
最后，把同学们的思路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理想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理想这些问题上。
由于我所选择的有关课堂讨论问题均是与大学生生活、思想、情感、心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学生参与讨论、参与发言、参与评价，课堂气氛活跃。
调查显示，在不计算成绩的情况下，关于“你是否愿意参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公共基础理论课课堂讨论
”14．8％的同学表示非常愿意，61．4％表示愿意，6．5％的同学表示不愿意，16．3％的同学认为无所谓。
由此可见，76．2％的同学要求参与讨论，学生生参与讨论的热情非常高。
五、 运用多媒体, 增强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现在主要的教学手段。
它不仅大大节省了传统课堂教学板书的时间, 增加了讲解教学内容的时间, 而且信息量大, 可以把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资料进行链接, 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 增强了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因而能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 。
而且, 《基础》课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使学生对学习有了立体感和直观性, 便于理论在广大学生中得到更好地普及,能在他们头脑中打下更深的烙印。
这样,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实现师生之间知识、资料和信息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还可以有效地克服在以往课堂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课堂为中心的灌输式、简单说教式教学方法的弊端, 进一步活跃课堂气氛, 有益于构建和谐课堂。
为了更好地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避免理论知识的枯燥乏味我们精心制作了许多优美实用的课件, 补充了大量的信息, 特别是许多真实的案例, 更是给课堂上师生互动交流创造了可能,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教学实践证明, 使用多媒体教学效果好, 学生受益。
例如，在讲第一章理想信念时，这一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问题是“如何看待苏联的和平演变，它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如果照本宣科讲一遍，不少同学会表示难以理解。
但如果讲课之前先放一段《苏联和平演变秘闻》录相片，情况就大不相同。
该片用大量详细的资料讲述了苏联从20世纪40年代中开始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及八?一九事变等一系历史事件。
通过观看录相，同学们对苏联演变的历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就问题：“苏联为什么会演变”展开讨论时，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最后我在课堂上总结指出：“苏联的演变的确是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挫折，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苏联政策失误引发的。
苏联长期以来将工作重心放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忽视了经济建设。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又削弱了苏共的领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终导致了和平演变，走向解体”。
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作比较，使同学们更加坚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信念。
由于先观看了通俗易懂的录相，对苏联演变的历程有了较多的了解，同时又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他们就能较深刻地理解难点，难题也就不难了。
总之，我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就是要做到使学生“愿意听，听进去，然后认为可信，形成信念，最后付诸行动。
”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对清末颁布的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和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青马工程”既青少年马克思培训的好处
好处有很多，但有一点你要清楚，这东西跟考研、入党、找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届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月24十所音乐学院的感悟
校训 校徽尚美 创新明德 博学 成都美术学院创始人、首任院长，现为成都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马一平院长在首届开学典礼上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从零开始，但是我们要办的是一所高起点、高效率运转的专业美术学我们走的是一条新的办学路子，深信通过我们多年持续努力，一定会办成一流的美术学院，并促成四川艺术大学的早日建成。
这番掷地有声的演说道出了他的誓言，目标的超常注定了实践难度的超常。
因此马院长永远是不知疲倦，终日繁忙。
他不但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而且还兢兢业业地上好安排的课程并亲自参加全院教学检查。
面对办学初期极难避免的急剧的外部风云和内部动荡，马院长始终从容不迫、泰然处之；如今学校即将步入第四个年头，马院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终生和画笔打交道的他，在一次次艺术和人生的变奏中，感受着快乐与忧伤，经历着迷失和自省，满怀信心和激情，描画着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
马一平，男，1941年生，浙江龙游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家、艺术家，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四川省巴蜀画派促进会会长。
196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并留校任教，1987年晋升教授。
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赴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韩国、越南等国展览，曾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一等奖、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重庆市金奖等。
曾任重庆市政协常委、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等职。
1个人履历 1954年9月―1958年7月， 西南美专附中读书。
1958年9月－1962年7月， 四川美术学院学习。
1962年10月， 毕业并留校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
1993年―1998年， 任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2000年9月至2015年，川音成都美术学院院长。
2015年起，任成都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2艺术历程 1965年，油画《南来北往》参加全国美展。
马一平画作《2010桃源》[2] 1972年，油画《重庆谈判》参加四川省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美展。
1975年，水粉年画《聘请辅导员》参加全国年画、连环画大展。
1977年，油画《翻身农奴迎亲人》参加全国双庆美展。
1977年，油画《难忘的征途》参加四川省纪念建军五十周年美展。
1979年，油画《雷电颂》《心血》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未设等级）（二人合作，分别为第一、二作者）。
1981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早安》《摇篮里的强巴》参加四川省美展，前者获优秀作品奖（未设等级）。
1982年，油画《小街》 深圳.四川油画展。
1982年，油画《回春之曲》等五幅 四川美院赴京油画展。
1984年，油画《旗》 四川省美展。
1984年，油画《阳春三月》等五幅 四川美院第二届赴京油画展（二人合作马一平画作《新绿回归》[2] ，第一作者）。
1985年，油画《乡村艺术家》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优秀作品奖。
1987年，油画《乡村木匠》等十四幅参加多伦多“中国现代画展”。
1989年，大型丙稀壁画《血与火的洗礼》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本人设计并主持制作），获银奖，同年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89年，油画《四月》赴南斯拉夫展 1990年，油画《寄梦》参加“纪念黄遵宪国际书画大展”，同年参加七五期间国家教委重点项目《艺术教育学》写作组，撰写其中美术教学部分。
1992年，油画《回归.新绿》广州.中国双年展。
1994年，大型壁画《世界艺术墙》参加全国第八届美展，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未设等级）。
1995年，油画《青纱颂》参加四川省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美展一等奖，同年任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
1995年，油画《小芳》新加坡.四川美院油画展 1995年，油画《往事》 赴韩国“中国油画展” 1997年，油画《虎门销烟》参加庆祝香港回归中国书画大展（二人合作，第一作者）。
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1999年，油画《大地无言》11#等二幅参加中越油画联展。
2000年，出版教材“廿一世纪艺术教育丛书”之一《色彩》 西南师大出版社。
2001年，出版教材“当代美术教育范画集”《油画风景》 西南师大出版社。
2003年，油画《大地无言》第23号参加“携手新世纪中国油画展”及北京该次展览的“精选作品展”。
2003年， “台湾20周年—中国名家油画经典展”。
马一平画作《祥和之家》系列[2] 2003年，论文《这仅仅是个开始》《改革需要实验》发表于院刊《大艺术》。
2007年6月，《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顾展》 中国文化部对外交流中心中外博艺画廊。
2007年6月，《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画展》 四川美术馆。
2007年，作为主讲教师申报省级精品课程——《色彩》并获通过。
2007年，应湖南美术出版社邀请编写《油画风景教学》，2008年1月出版。
3成就及荣誉设计并主持制作的大型丙烯壁画《血与火的洗礼》于1989年全国第七届美展获银奖，同年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曾参与国家教委“七五”期间重要项目《艺术教育学》撰著工作。
作品在国内外重要专业刊物《美术》《美术观察》《江苏画刊》、香港《美术学》、台湾《雄狮美术》等发表，并为藏家收藏。
4人物言论 1.巴蜀画派是四川的文化品牌，将其推广出去不仅对四川艺术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也符合国家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策略。
马一平画作《动地长歌》系列[2] 2.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有两个作用：一是激励人生，二是抚慰心灵，而风景画就有着明显的抚慰心灵的作用。
我把风景当成人物去画，能让焦躁不安的灵魂得到净化。
3.我的生活态度是，做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当担子落到身上时，都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好它。
[2] 4.人生中总是有遗憾的，我承认遗憾，但我不习惯后悔。
有得有失，这是人生的常态，我只是力争得大于失，尽量去多得到一些就好。
5.作为年长的人，能多关心年轻艺术家，多为他们创造一些有利条件，多支持他们的创作，那就算是尽到了我们本分。
6.画画是我最大的快乐，跟年轻老师出去旅行时，我都会带着画箱，他们去玩漂流，我就画风景。
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没有办过自己的个展，等以后有了时间，办个展的愿望应该就能实现了。
7.生活是无数切片的集合体，每一切片都呈现着生命的色彩。
无论宏大叙事或是一声轻叹，都可能触及心灵中的某一区位。
5社会评价巴蜀画派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杰：马一平先生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教育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来担任巴蜀画派促进会会长一职是众望所归。
马先生不仅以其个人声望和人格魅力扩大了巴蜀画派的影响，同时也身体力行地为推动巴蜀画派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
成都美术学院院长杨为渝教授，1961年生，重庆市人，汉族。
1984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文学学士并留校任教。
1986年至1987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结业。
1993年至2000年任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工业设计教研室主任。
是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跨世纪青年骨干教师。
2000年8月到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任教，曾任应用美术系主任、工业设计系主任。
现为成都美术学院院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四川省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家协会陶艺家专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重庆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获重庆市科技咨询人员执业资格，资格等级为咨询专家。
设计作品曾获“中国轻工业优秀工业设计”二等奖；省、市级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曾主持省级科研项目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译文。
著有《图形创意》一书。
主持省内外企业数十项产品设计开发，并由厂家专利生产。
现任川音成都美术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四川省政协委员、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贺丹晨，字旭初。
1963年10月生于湖南。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94年被评为讲师，2005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有多幅作品和多篇论文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
代表作有《标准形态系列》等。
主创、主绘五十集卡通图书及三十六集动画片《神脑聪仔》获第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第五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奖，并获省级奖十余次。
出版专著有《六论小品画魅力的构成》、《现代写实绘画》、《痕迹》、《贺丹晨教学画稿》、《中国水墨人物画之造型观》，主编美术教材八卷。
其绘画作品分别被：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礼仪司、美国大使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远大中央空调集团等单位及个人收藏。
现为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教学副院长，兼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周靖明教授早年在德国长期留学和工作，随后一直在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在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担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委会秘书长、四川平面设计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设计年鉴》编委等。
1个人作品参加学术团体中国包装技术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全国委员《中国设计年鉴》编委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委会秘书长四川平面设计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西南设计》年鉴副主编《包装与设计》杂志理事主要参展、获奖作品 2007年标志《四川音乐学院院标》参加竞标并被采用。
2006年4月，招贴作品《球衣》获得2005年“中国之星”最佳海报设计大奖和评委奖 2005年10月，招贴作品《山水一色》获韩国仁川2005国际设计展特选奖，招贴作品《城市上升的精神状态》入选韩国仁川2005国际设计展，并出版作品。
2004年6月， 作品《蓉蓉》获得第六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吉祥物优秀奖。
2004年3月，招贴作品《足球之门》获得首届中国足球主题海报展一等奖。
2003年2月， 为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设计的院标获得2002年“中国之星”最佳标志设计大奖主要出版书籍《版式设计实务》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高等艺术院校设计专业丛书《书籍装帧》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二十一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新概念实验教程《从意象线描到平面设计》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2006·我的城-三地高校文化主题海报集》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转眼六年—川音成都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作品集》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2个人生活周靖明[2]教授以生活中的设计与创意为题，结合丰富多样的案例分析，深入讨论了创造力在设计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及其对设计师的重要意义。
周靖明教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精彩的案例分析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大家纷纷表示很受启发、收获颇丰。
讲座结束后，周教授还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勉励同学们认真学习、早日成才。
开拓了同学们的专业视野，充实了我系的第二课堂，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了师生交流的渠道，为营造艺术系浓厚的学术氛围，推动艺术系的优良学风、教风建设将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刘立新同志简历 1981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音教系 1984年留校为音教系辅导员 1992年任音教系党支部副书记（副处级） 1994年——1996年下派绵阳涪城区任副区长（负责文化建设、计生工作） 1996年11月返川音后调教务处任党支部书记（正处级） 2000年兼本院附中书记 2001年任川音绵阳艺术学院总支书记 2004年调回本部任二级学院办公室主任 2006年任新校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2008年11月任学院后勤处处长，兼爱乐酒店总经理 2010年7月任监审处处长 2010年9月任川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年11月兼任川音成都美院总支书记 2014年任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原川音绵阳分院）党委副书记 2015年3月起，任川音第二巡视组办公室主任 鲁道甫顾问 鲁道甫，原院党总支书记兼任行政副院长，现任美术学院顾问。
2000年至2008年底，带领全院行政管理人员兢敬职守地做了大量行政工作：起草各项管理规程、组织领导行政事务、组织安排每年的新生军训和招生录取工作、教职工和学生的党支部活动以及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每周还担负起全院学生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工作。
作为书记，他和院长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生活上彼此关心，建立了良好的搭档关系；他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倾听专家教授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每逢假期，他休息最少，尤其每年暑假正值招生录取，他几乎就没有休息过。
书记总是以他无声的行动为大家做出表率，把政治思想工作溶化在每一个行为细节中，由此羸得了老师和广大学生的爱戴。
鲁道甫简历：现任川音成都美术学院顾问。
1947年出生。
1966年入伍。
历任班长、排长、组织股干事、秘书等职。
1980年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学员。
1983年四川省米易县人武部政委、党委书记、攀枝花军分区党委委员。
1986年6月先后出任四川音乐学院正处级纪检员、纪委副书记、审计处处长、纪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参加工作以来，在部队历年评为五好战士；被攀枝花军分区、四川音乐学院数次评为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被南京政治学院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被攀枝花市委、市政府评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被成都市纪委、四川省教育厅三次表彰为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被四川省政府评为教育审计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