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遗传与优生这门课后,谈谈你将来如何做好优生优育
可以有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两种常用方法遗传咨询就是先测定夫妇有没有患遗传病,或有没有携带患病基因,然后通过遗传规律计算后代患病的概率,不过这个只是一个概率,不是真实情况啊(例如概率是1\\\/4,也有可能生了4个都是正常啊).算出概率后再作建议,要不要做试管婴儿,也就是提取正常基因的生殖细胞进行体外授精,再移植到子宫内着床产前诊断是已经怀孕了,检查胎儿有没有患病,一般方法有:羊水检查,基因诊断,血细胞检测,(还有一个忘了)
学习遗传与优生用上对未来工作的畅想是什么
激发学习兴趣是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产生无限的热爱,进而迸发出惊人的学习热情,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习,观察力敏锐,记忆力增强,想象力丰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写300~500关于字遗传学的心得
最初选这门课，是因为自己对科幻电影里的克隆人很感兴趣，而克隆人里面有讲到基因复制，而基因复制就跟遗传有关了。
另外呢，这门课能满足我的异想天开的好奇心。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得好好读书，有一天成为一位科学家，那样我就可以从我最爱的人身上提取他们的基因，然后再通过一些处理制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出来，那样我就不用害怕他们有天会离开了。
现在长大了，虽然知道自己很可能实现不了这个梦想，但是对于与之相关的生物学知识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因为对这门课很有兴趣，所以每次课我都会尽量去理解老师讲解的内容。
一学期结束了，确实有所收获。
纵观全部讲义的内容，会发现大致是按照从遗传学基本定律到遗传疾病的原因、表现和特征再到优生这一顺序来安排的。
每一章都有些基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身边与遗传有关的话题。
比如说，生物的遗传包括细胞核遗传和细胞质遗传两类，而我之前一直以为遗传信息都在细胞核里面。
电影《终结者》中有提到DNA复制一次就会缩短一些的问题，当时看的时候并不理解，现在学习了端粒以后才发现电影里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并不会在人身上发生。
因为通过复制端粒的依赖模板，可以补偿由于降解起始端引物而引起的末端缩短。
这让我很是感慨，电影里的某些剧情可能并不是科学的，如果你不懂遗传方面的知识，你就很容易被编剧和导演忽悠而无所察觉。
遗传和环境的关系这部分的知识对我产生了很大触动。
我们经常听别人评价一个人，当我们说一个人不怎么样的时候经常会究人家的老底，数落人家苗不红根不正，当我们夸一个人很优秀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父母人品很好很有涵养之类的，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样会给处于弱势的一方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我父母不怎么样，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所以我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而事实是，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父母并不优秀，通过一家人的共同努力，依然可以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
认清了遗传和环境的关系以后，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与人有关的社会现象有很大的帮助，当以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只看其一（遗传），而不看其二（环境）了。
就知识而言，黄老师也会尽量给我们介绍一些常识性的专业知识。
上完这门课，是应该知道一些与之相关的大众化的知识点的。
首先，应该知道人的染色体数目是46条，女性的性染色体是XX，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
还应该知道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其次呢，应该了解孟德尔遗传定律，这样有助于我们根据表现型推导出基因型并判断其，以及在遗传病的遗传类型已知的情况下估算其发病风险。
比如说，我有一个男性同学是红绿色盲，因为红绿色盲是X连锁隐形遗传，所以如果他和一个正常人结婚，生下的男孩全部正常，生下的女孩则都是携带者。
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决定男女性别的关键是性别决定基因，就是说，即使你是XX，你也不一定是女的，因为如果SRY基因易位到X基因上，他就是男的。
即使你是XY，你也不一定是男的，因为如果Y染色体上缺失SRY基因，她就是女的。
然后，我们应该知道ABO血型对应的可能的等位基因的组合，这样的话，电视剧里一些非常烂熟的桥段可以一下被我们识破了。
当然，在输血和献血时，你自己就可以判断哪种病人适合哪种血型的血了。
我爸是O型，我妈是B型，我也是B型，我的血型的基因型一定是IBi。
最后呢，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人类的多种遗传病。
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应该提醒身边的人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生育可能带有遗传缺陷的儿童。
坚持做到实现优生的种种措施。
比如说，对于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应做到遗传咨询、婚前检查，并且要注意婚前保健、实施产前诊断；对于那些经济条件紧张的家庭，应该避免近亲结婚，选择适龄生育，注意孕妇怀孕期间的保养，加强孕妇的营养，尽量为孕妇提供一个干净、健康的环境
学了遗传与优生学基础有何感受
摘要 时期,威廉皇帝学会的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尤其是两任所长,利用生物医学可能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这一优势,与纳粹政权相互利用,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共生合作关系,开展了一些臭名昭著的研究.这里面涉及到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值得现代的科学家和立法者们深思. 关键词 共生关系 纳粹政权 威廉皇帝学会 人类遗传学 政治 是什么,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最近质疑道,使得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那些因为他们的研究而享誉世界的医生不仅成了机会主义者的帮凶,而且在很多方面成为试图通过人种灭绝的方式来让人类遭受一场巨大的外科手术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是存在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认可并实践了这种用优生或种族清洗来改造人类的观念 [Bartov, 2003, p.136] 巴托夫的连串发问原本是针对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戈德哈根因为在其著作(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中对大屠杀做了不适当的解释而出名.但它们也与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问题有关.虽然近20年来,在这一方面——生物医学在中的角色——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物,但我们认为,它们并没有对巴托夫批判性的连串疑问所引出的中心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1)我们如何理解绝大多数德国的人类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同纳粹政府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使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合法化 (2)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什么德国一些世界著名的生物医学家参与了一些完全逾越了正常科学活动道德界限的研究,把劳役和中的牺牲品和那些在医院中接受安乐死的人作为实验对象 [Weiss, 2004] 不言而喻的是,逾越通常所说的正常科学实践的边界的事件不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唯一问题.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由于遗传学的飞速发展,那些有关以及利用它制造一个完美或理想人类所导致的争论和问题,也触及到了科学实践中道德伦理的底线.当然,这种普遍的思考已经越出了德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德国科学和种族政策之下的偶然历史事件,而且还能对某些国家现在实行的引起伦理争议的流产法以新的启示.把历史的偶然事件应用到我们的分析——即认为历史结果并不一定是一些易见因素的必然产物,而是交错在一起的几个历史进程的众多可能结果中的一个——也能促使人们对生物医学界做法的可能后果的思考和讨论.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通过聚焦从前德国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首要研究所之一——威廉皇帝学会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以下简称KWIA),这个研究所背负着(并作者简介:希拉·外斯(Sheila Faith Weiss),美国克拉克森(Clarkson)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托马斯·贝雷茨(Thomas M. Berez),美国历史系研究生. ①向主办的德国科学,历史和文化关系研讨会(2004年5月17-19日)提交的论文.原标题为A Deadly Symbio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Genetics and Politics at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1927-1945. 将继续背负着)声名狼藉的(Joseph Mengele)用难民做人体实验的历史包袱——使我们向说明巴托夫质疑所引出的中心问题更靠近一步,同时对生物医学科学家的角色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的分析将被当成某种判例案件,因为在这个案例中,人类遗传学与纳粹政治是以互惠方式进行的.为了讨论前面提到的更大的历史问题,我们使用美国科学史家米切尔·阿什(Mitchell Ash)在科学与政治的互惠互利[Ash, 2002]一文中所极力支持的一个范式.也许科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对于各位并无新奇之处,但阿什认为,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在特定的政权留下了印记——该政权把某一学科当成认知的,修辞的或体制上的资源,而且其动态过程也改变了该政治氛围下的科学内容和科学实践本身——这一点正是他的分析中的新颖之处 [Ash, 2002, pp.32-49].从这方面讲,阿什的范式有助于阐明我们自己的论点:在纳粹旗帜下,纳粹分子对待生物医学科学的奇特方式,即使是历史偶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人类遗传学和政治互为依靠,并且一起日趋激进,战争年头更是如此.这里应当说明:尽管采用了这样一个看似功能主义的框架,我们并没有打算开脱主要历史人物——在这个案例中就是KWIA的两位前所长,种族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1874-1967)和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男爵(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1896-1969)——的道德责任.实际上,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专业研究和政治形势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做出自己的抉择的.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利用特定生物医学家在时期的行为来更深入分析这一不仅给个人和机构,而且给人类遗传学本身留下深刻创伤的现象,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篇幅原因,我们这里只能涉及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互动关系中的冰山一角,以及与KWIA这个医学生物研究机构相关的事件. 事件一 1933年,所谓的国家革命才刚刚开始,而KWIA已经生存了六个年头.1926年,即KWIA建立的前一年,威廉皇帝学会主席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获得了建立该机构所必须的政府资金.他强调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跟踪国际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向普鲁士和德国政府兜售,将要成立的研究所和它未来的所长——享有国际声誉,受过遗传学训练的弗赖堡(Freiburg)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也是魏玛共和国国家优生计划不可缺的依靠力量.按照所谓的哈纳克原则,研究所所长决定该所研究方向和优先权[Vierhaus, 1955, pp.129-138].因此KWIA的研究焦点能够直接反映菲舍尔的兴趣——种族和疾病的遗传学研究以及它在优生学上的应用[Fisher,1928] .赫尔曼·穆克曼(Hermann Muckermann)被任命为优生学小组的负责人.医学遗传学家和孪生子研究专家奥特马尔·冯·费许尔领导人类遗传小组,这一任命将会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而菲舍尔本人负责人类学小组.[Weiss, 2004] KWIA在1933年7月5日举行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纳粹党卫军军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掌管下的帝国内务部的医学官僚阿瑟·居特(Arthur Gütt)博士作为客人参加了会议,他暗示威廉皇帝学会应当系统性地为帝国服务,并要求KWIA帮助推行纳粹种族政策的关键原则.居特因为一连串反对菲舍尔的活动而和这位所长熟悉起来.虽然细节很复杂,但这些活动看起来是由于担心这个非纳粹的学术机构在形成纳粹的种族政策方面轻易获得优势而引发的. 虽然居特对菲舍尔并不完全满意,还强迫他要协调好整个研究所,他还是向那些准备挤垮KWIA的这个所长的人摊出底牌:菲舍尔和他的研究所成员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不可取代的资源.正像居特向其中一个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同菲舍尔教授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没有其他同等地位的研究所能够推行我们的种族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菲舍尔教授是遗传学和人种科学的国内和国际公认的权威,当局与他之间的裂痕会很容易给人一种[我们的]政府政策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印象. 菲舍尔充分利用了他是纳粹政权的智力资源这一优势.他起草了一个专门报告,试图向帝国内务部兜售科学牌.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科学之上,这种科学并不是一个拥有国际声誉的KWIA所能给予的.他认为,各个政府部门必须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这样就能够获得客观的科学基础.政府的各个委员会自然就能负责将来所有的种族政策法规.但是科学研究应该随时为国家阐明最基本的问题.尽管这种专业知识不可能便宜得来,但是——为确保所有的人口政策措施无可指责和在长久将来的可靠性,它们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却是势在必行的.KWIA和纳粹政权之间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就这样形成了,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有利的资源.几年以后,菲舍尔的门徒费许尔——那时他自己已是附属于威廉皇帝学会的法兰克福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的所长——似乎证实了这种共生关系.在与一个英国同行的谈话中,他认为德国在医学遗传学领域的专业技术是给以实用为导向的种族卫生立法提供科学基础这一迫切需要的产物. 事件二 在1935年,也就是第一次KWIA董事会之后两年,菲舍尔骄傲地宣称他的研究所已经在为新的政府效劳,有时甚至可以牺牲它的纯科学的工作.在这份和以后向威廉皇帝学会提交的报告中,这位所长概括了这些服务的内容:(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遗传学和政治在纳粹统治下的共生关系.① 研究所和它的领导者也从这种服务(Dienst)中获益,1934年KWIA获得的国家资金比1933年增长了60%. KWIA的科学家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将他们的科学之剑(引用费许尔的话[Verschuer,1936, pp.8-9])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外衣.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他们利用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专业报告来实现这一点.德国的生物医学工作者从许多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为纳粹政权提供智力支持,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马前卒,而是有意识地渴望抓住机会实现他们自己在专业上的更好表现.例如,在1941年末到1942年初,KWIA在被占领的巴黎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和种族卫生的讲座.这时已是纳粹党员的菲舍尔,决定就种族和德国立法发表演讲.讲演是用法语做的,其目的就是争取人们赞同纳粹在被占领的法国的种族政策.这个讲演还包括一段对犹太人问题的详细讨论.而这次谈话是仅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前举行的.在万湖会议上,已决定要将被占的法国领土上的165000犹太人加以灭绝.尽管他也注意到个别犹太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他认为,犹太人的非常明显的种族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使他们和欧洲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他们的伦理倾向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就是这种心理特征的明证,他坚决主张,我们不再能说[犹太人代表了]比我们次一等的种族,而是说,他们是与我们不同的物种. 在他的科学讲演中,菲舍尔使用了一个词——犹太布尔什维克(这是纳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中心词汇,特别是在东部战线陷入僵局以后)——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不仅为纳粹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服务,而且为其种族灭绝的目标服务.我们可以看出,人类遗传学和纳粹种族政策在语言层面是如何更紧密共生的,即把人种科学的讨论极端化,并把它与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对于这种为政权服务的方式,参阅:Weiss, 2004. 事件三 正是在费许尔负责KWIA的时候,把研究所与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的医学罪行成为一个可怕的现实.① 这一事件不仅证明了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治都把对方作为互利的工具,而且还涉及到了阿什论点中的新颖之处,即政治本身能够改变科学活动的内容.我将只集中在一个最好的例子上:这一研究计划由费许尔1943年发起,他在法兰克福的前助手,KWIA的客座研究员,党卫军成员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作为合作者,利用从奥斯威辛不同种族的双胞胎那里取得的血样来研究特殊的血清蛋白.这一研究看来是一个大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给出新的种族血清诊断[Trunk, 2003]. 1940年,当菲舍尔还是KWIA所长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重组和使研究所现代化的决定,即将研究力量集中在生理遗传学领域.这项决定,就其本身来讲,是与遗传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相互交汇的国际趋势相一致的.② 思考这一问题将是非常有趣的,即为什么在威廉皇帝学会缩减开支的时候能够增加菲舍尔的预算以实现这一想法.研究所这样的重组和扩张一定能够保证KWIA保持在医学生物学的前沿地位并为纳粹政权的种族政策服务,正像菲舍尔在他给威廉皇帝学会的报告中所坚持的那样.可能威廉皇帝学会也希望菲舍尔研究所在医学领域能有所突破,就像它在大脑研究中那样.③ 无论如何,菲舍尔认识到了孤立地做双胞胎研究的局限性,决定把它和新方法结合起来,包括比较胚胎学,动物实验和动物模型的方法.1942年末,费许尔接任所长,这一趋势被加强了. 在战争初期,费许尔能够在法兰克福像以前那样继续双胞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但是,正像伯努瓦·马辛(Beno t Massin)的最近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正常伦理道德标准下的双胞胎研究总是既费时又费钱,而且通常很难说服父母把孩子带来作研究.一些研究问题只能通过解剖内部器官才能解决.这就需要得到同时去世的双胞胎的尸体,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尽管事实上医学生物学研究能够依靠从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那里得到的大量尸体——这又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纳粹政治勾结的一个产物,其中的双胞胎还是太少了[Massin, 2003]. 到东部战线陷入僵局的时候,得到研究所需的双胞胎标本变得更为困难.1944年晚些时候,费许尔在给威廉皇帝学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想追求一种现代的生理遗传学研究方法,也许是寻求医学遗传学的突破,同时也承受着为纳粹种族政策提供研究成果的持续压力,再加上道德麻木,特别是战争最后几年的恶劣条件和长期以来德国生物医学家对受害人理应受到非人化待遇的长期说教所产生的可怕效果,以及职业野心和研究狂热,使得费许尔在门格勒的帮助下对从奥斯威辛来的200多位犹太人和辛提人(法,德境内的游牧民族)双胞胎受害者进行了人体组织研究,从他们身上得到血清[Trunk, 2003].这些人被纳粹政权剥夺了权利并驱入死境.而使这一切合法化的是费许尔,菲舍尔和KWIA的其他科学家的非人性化的研究和说教.回到柏林郊外的达勒姆,费许尔得到了附近的威廉皇帝学会旗下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血清蛋白专家京特·希尔曼(Günther Hillmann)的帮助.这一研究所由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马普学会主席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负责[Trunk, 2003].这样纳粹政治就真正改变了德国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活动的内容本身.这些臭名昭著的医学罪行——如果没有德国自称的,并向纳粹分子的种族敌人实施的种族战争,这是不可想象的——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日益极端化的共生关系的产物. ① 有大量的二手文献讨论这个论题.萨克斯和马辛著作[Sachse and Massin, 2000]后面的参考文献对于那些要了解这一主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些新的文献将在后面的脚注中提到. ② 有关这段时间生物科学的交汇现象,参阅:Allen, 1975, pp.112-126. ③ 参阅:Schmuhl, 2000.感谢作者指出了威廉皇帝学会期望其脑研究所在医学上有所突破这一点,并让我了解了相关材料. 因此,最初由菲舍尔与纳粹官员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形成的辨证关系造成了费许尔和其他KWIA研究者使用苦役和死亡集中营成员作为合法的科学原料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研究和事业,实现纳粹的种族政策的目标.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它确实将纳粹德国的人类遗传科学及其研究者推向了道德深渊——反映了整个纳粹政权在它最后几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正像巴托夫所说,德国的医学生物学家至少是把他们控制下的那些人推向外科手术——一个用来清洗整个人类的外科手术——的企图,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尽管人类遗传学和政治的这种特殊的辨证关系不能认为是纳粹政权下科学和政治结合的典型,更不要说是一般情况下的科学和政治关系的典型.但上面提到的KWIA的医学生物学家在1933年到1945年间的这些做法确实突出了阿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令人不安的命题(disturbing thesis):许多德国科学家完全是通过继续进行尽可能好的研究来最有效地服务于纳粹政权的[Ash, 2002].考虑到造成人类遗传学和纳粹政权关系的具体历史偶然性,纳粹时期的医学生物学研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说就是遗传学家米勒-希尔(Benno Müller-Hill)很早就准确称之为的杀人的科学 [Müller-Hill,1988]. 有了对德国医学生物学家和纳粹政权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新的理解,也许能重新思考有些国家的堕胎法所产生的伦理争论.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医学生物学领域,应当就立法者和科学家所结成的新型关系——这是推行法规所必须的——所产生的可能后果进行讨论.举例来说,这种立法暗含着能够保证体质健康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会改变人们关于残疾人的看法 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可能会改变立法者对待那些先天健康但后来变为残疾的公民的方式 当然,上面的这些疑问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国家.当技术上创造一个健康的人已成为可能时,很多国家可能很快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注定要出现——这将违反整个历史偶然性的理念,只会为以后的严肃讨论提供一个太过于简单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一问题代表了一个道德的灰色地带,同第三帝国时期医学生物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出现的关系是相似的.相关法规的制定者,以及全世界的医学生物学工作者,如果他们能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不一定是马上就来临的)后果,就会获益良多.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对防止危险的共生关系的再次出现产生影响.(崔家岭译,方在庆校) 参考文献 Allen, G. (1975). Life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Ash, M. G. (2002).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als Ressourcen für einander. in Rüdiger vom Bruch and Brigitte Kaderas (eds.), Wissenschaften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Bartov, O. (2003). Ordinary Monsters: Perpetrator Motivations and Monocausal Explanations. in Germany's War and the Holocaust. Disputed Histo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E. (1928).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27: 147-148. Massin, B. (2003). Mengele, die Zwillingsforschung und die Auschwitz-Dahlem Connection. in Carola Sachse (ed.), Biowissenschaften und Menschenversuche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Die Verbindung nach Auschwitz. Dokumentation eines Symposiums in Juni 2001. G ttingen: Wallstein. Müller-Hill, B. (1988). Mu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Germany 1933-1945. trans. George R. Fras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chse, C. and Massin, B. (2002). Bio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und die Verbrechen des NS-Regimes. Information über den Gegenw rtigen Wissensstand. Preprint #3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History of the Kaiser Wilhelm Society dur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Schmuhl, H.-W. (2002). Hirnforschung und Krankenmord.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Hirnforschung 19387-1945. in Viertelsjahrshefte für Zeitsgeschichte. München. 50: 574-575. Trunk, A. (2003). Zweihundert Blutproden aus Auschwitz. Ein Forschungsvorhaben Zwischen Anthropologie und Biochemie(1943-1945). Preprint #12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History of the Kaiser Wilhelm Society dur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Vierhaus, R. (1995). Bemerkungen zum sogenanneten Harnack-Prinzip. Mythos und Realit t. in Bernhard vom Brocke and Wilhelm Laitko (eds.), Die Kaiser-Wilhelm\\\/Max Planck-Gesellschaft und ihre Institute. Das Harnack Prinzip.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Verschuer, O. (1936). Rassenhygiene als Wissenschaft und Staatsaufgabe. Frankfurt Akademische Reden, Nr. 7. Frankfurt: H. Bechold. Weindling, P. (1985). Weimar Eugenics: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in Social Context. Annals of Science. 42: 303-318. Weindling, P. (1989).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ss, S. F. (2004). Humangenetik und Politik als gegenseitige Ressourcen: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1927-1945. Ergebnisse, Vorabdrucke aus dem Forschungsprogramm Geschichte der 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Pr sidentenkommision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 Ber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