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的神曲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文化自信——中华梦 你所不知道的《西游记》密码 蔺门叟《西游记》是一部神话故事； 《西游记》是一部雕龙天书； 《西游记》是一个神奇预言； 《西游记》是一部喻世铮言； 《西游记》是一幅龙源导游图；。
读懂《西游记》，齐奔圆梦路
一一笔者题记 序 言 一一有感于老梁评说《西游记》 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寓言、神话故事，其背后无不蕴含着该民族的心理期盼和文化密码。
中国神话故事亦不例外。
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敬畏与改造大自然的决心；脍炙人口的《花木兰》、《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寄托了人们追求男女平等、追求美好爱情的心理期望，蕴含着人们对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的批判。
《西游记》作为在中国神话史上体系最完整，艺术上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名著巨作。
其故事背后必然也隐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期盼和文化密码
为解开这个密码， 几百年来，无数的文豪、大师、专家、学者、爱好者，都著书立说、各述已见。
“宗教说”、“炼丹说”、“修心养身说”、“讽喻说”、“游戏说”、“阶级斗争说”等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因为，《西游记》和《易经》一样，它是一部诠释中华文化的“太极八卦图”。
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人都能从《西游记》中获得不同的营养和智慧。
从三岁孩童到耄耋老翁，都能从中获得乐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宇宙观、人生观深刻道理；军事家看到的是“攻心为上”的兵家上策；道家看了兴奋的大谈修行养性秘要；佛家看了自豪地认为它是弘扬“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专著......各行各业的人都能从这个平台找到乐趣、找到所爱、得到启发和鼓励。
都在从各自立场进行解读，且各有所指，各据其理。
但又总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它与《易经》，一个是开创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一个是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尾。
遥相呼应，皆为天书。
好在两部“天书”都能养活人，每年有千万人靠它吃饭甚至发财，这就足以使吃这碗饭的专家、学者、文化人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地在解读、戏说、甚至恶搞这部名著。
就许多人来说，《西游记》背后有什么秘密，读懂、读不懂并不重要。
仅看着五花八门的“猴哥”故事就够乐呵乐呵了。
但是，对于像梁宏达先生这样自己读了还要给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大众再传讲的文化公众人物，对《西游记》这部名著的解读水平应该高些。
老梁的节目我是必看的，他那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生经验，接地气的、风趣幽默的语言，看问题的深度，表达的技巧和细节把握，都令人佩服。
可以说本人是老梁的“铁杆粉丝”。
但最近看过老梁评说《西游记》之后，发现老梁如今也玩上“戏说”了
什么“《西游记》故事是如来佛导演的一台戏，布的一盘大棋”、“道家、佛家挣地盘”、“孙悟空是高级杀手”、“孙悟空拜师学道就是打工仔、清洁工”“猪八戒是卧底”、“火焰山在中亚”、“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是狠角色”、“红孩儿是私生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离题太远了。
用猴哥的两句话形容就是“这一去十万八千里
”；“着实榔槺
” 。
门叟非专家、非学者、非大师、非大神。
每日为商场开门、锁门，守夜。
称作“保安”，实则是一个看门老儿。
上世纪50年代，哭着喊着来到人世间，生于长于祁连山之下曾经供奉“祭天金人”那快土地上。
属猴，故喜欢“猴哥”。
喜欢读《西游记》。
本姓就是一种草，地地道道的草姓草民。
我和我身边的老伙伴们一样，多半生里总摊上大事:“饥饿”、“停课”、“下乡”、“下岗”都没有躲过。
有些老伙伴因“厄”而难释，到西天当“神仙”去了。
幸好我喜欢读《西游释厄传》，且每次摊上大事，总是和猴哥巧遇、结缘，与其为乐，至今尚在西去路上。
下岗后到处打工近十年，困厄中枕“西游”而安眠，读“西游”而解忧。
翻烂了几本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后，竟然也咂摸出了些味道。
因为听看老梁在评说《西游记》故事时，听到了叫板的声音，门叟作为秦陇之人，喜欢秦腔，也就张口吼一嗓子:叫叫一声老梁，你听我说……一，《西游记》是一部雕龙天书
众所周知，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西游记》的作者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创作立意，把盘古破鸿蒙、伏羲“一画开天”至明代中期这个时期，中华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历程进行了梳理。
将这棵举世无双的参天大树几千年来结出的一切果实，一网兜来，一一进行了分捡、整理，再经过“煎炸蒸煮”、“刀劈斧砍”、“精雕细琢”加工。
然后，分门别类，理出了哪些是“与天同寿、长生不老”的珍宝；哪些是“滋润大地”的雨露；哪些是“降妖除魔”的法宝；哪些是变着法子吃“唐僧肉”的尸魔；哪些是滋生“腐败恶魔”的毒壤；哪些是历史的“垃圾、稀屎”。
取精去糟，浓缩提纯，借助《西游记》故事人物、场境、事件，形象地、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
《西游记》中的每一个故事，诠释的就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如原著对“天庭”各色人物、组织结构、动态故事的描写，形象地将中华文化的优势与特点、中华文化的体系结构展现给了读者；前七回写“牛人”孙悟空孕、育、盛、衰的故事，诠释的是中华文化的源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太上老君、龙王家族、李天王天兵天将团队的描写，诠释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道、儒、法三家学派的思想；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佛界故事，诠释了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学思想；二郎神团队的故事，将集百家学派之长的“杂家”思想、历史贡献、主要代表人物巧妙地作了介绍和褒贬；五庄观镇元大仙的故事，将中华文化文学艺术的先圣、世界上浪漫主义文学的缔造者一一庄子的思想、艺木成就、文圣风度展现的淋漓尽致；牛魔王一家的故事，将墨家学派的“兼爱、尚贤、节用、自立自强、善工巧、重实用技术”等优秀思想，浓墨重彩地描绘给我们。
特别是对“红孩儿”及其结局的构思，以超前的目光、绝妙的神笔将“后墨家”的科学思想给与了高度赞扬。
并预言了工业化是强国富民的“善财童子”
作者最为惊世骇俗的绝笔是第十三回中，在双叉岭刘伯钦一家的故事中，提出了天下百姓共同的期昐一一中华富国梦
这与我们今天的“中国梦”不谋而合。
多么神奇的预言
《西游记》的字里行间，几乎囊括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所有成果和重要元素。
《西游记》活生生地为我们雕出了一条引领中华民族腾飞的中华文化之龙。
《西游记》以“论坛功德、战无不胜、净坛不断、金身不败、腾飞于世”为最终“正果”，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因此，门叟认为，《西游记》的密码就是七个字：文化自信，中华梦
前者是这本书的文化密码，后者是中华民族的心理期待。
门叟是否在趋炎附势、哗众取宠
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 细心的读者在看《西游记》时会发现，我们异口同声所称的“西游记”，作者在原著中却开篇明义告诉我们这是一部“释厄传”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释厄传”怎么讲
字面含义:释，形声，从釆，从睾（ yì），睾亦声。
“釆”本义为“动物用爪子翻检、分辨食物”，引申为“翻检”、“分别”。
“睾”意为“一罗网的捕获物”。
合起来表示“把整个一罗网捕获物倒出来按照种类分拣”。
本义：解开罗网，把网获物一股脑儿倒在地上，然后分拣整理、按类出售。
引申义：把一团乱麻般的事物理清头绪、使其条理化。
厄读音：è，困苦；灾难；阻隔；受困；险要的地方。
本义：困厄。
厄难，勤苦之事。
《史记》对“传”的意义表达最贴切。
并告知“记”与“传”不是一个档次
另一层寓意：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著大作，都是释“厄”而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著兵法；司马迁受辱而留《史记》，等等。
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 《解厄鉴》，是一部十分罕见的直接解“厄”之作。
（作者晏殊才华横溢，官拜宰相。
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都是他的学生。
）该书主要阐述智慧、政治权谋之道。
写作方式就是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智慧、谋略、政治等方面有影响的学派思想、观点，网罗在一堆，然后再梳理、分类、解剖、总结，得出结论，予以阐述。
历代文人对该书非常推崇，评价为“字字真言，句句智慧”。
古代文人，特别是一些才华横溢而又不得志、身处“困厄”中的失意文人，将转而著书立说，“释厄”、“解厄”视为一种精神寄托的崇高境界来推崇和追求，力图建树，不求名利。
元明清时期的名著尤其如此。
（这也是名著作者是谁，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
） 《西游记》这部举世公认的名著，才华横溢的大儒作者，对“释厄”的立意，绝非是要写一个“由如来佛总导演”的“关公战秦琼式”的荒诞故事。
他要阐述的是一个大题材
其次，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构思结构： 贯穿《西游记》的一条主线就是“龙”。
《西游记》整个故事从龙源、龙脉之地的傲来国，花果山写起，中间始终没有离开对龙族的描写。
原著第一回写道：“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
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
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山唤为花果山。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
真个好山
有词赋为证。
赋曰：势镇汪洋威宁瑶海。
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
木火方隅高积上东海之处耸崇巅。
丹崖怪石削壁奇峰。
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
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
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
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
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
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
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
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
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
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
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
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
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
” 这里作者提供了几条信息： 1.时间定位。
“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正是中华文化正式诞生之时。
2.地理定位。
东胜神洲海外的傲来国花果山。
这三个地方很奇妙，多少年来人们都在猜谜，没有射中谜底。
其实作者是在以虚寄意，如同“意识流”写法。
四大部洲，并非具体的哪个地方。
四大部洲就是四大方向，东胜神洲即出神仙多的方向。
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等等诸子百家中的创始人大多都出自东面。
中国神仙体系中的很多神仙也出自东面；西牛贺洲即当时农耕发达，对牛重视、敬畏（牛自然高兴）的方向；南赡部洲即水源丰富、财源茂盛的方向；北俱芦洲即草原游牧民族（草户）为主的方向。
傲来国是哪里
关键是个“傲”字，说出来也许很搞笑。
想一想《西游记》中所有的龙族兄弟姓什么
敖
加“人”旁，不就是“人龙”吗。
傲来国即出“人龙”的地方。
至于花果山，作者已经讲明了是龙脉之地，其赋所描述的也正是风水理论中标准的龙脉地势。
3.故事主角石猴孕育结构、诞生方式与天地孕育、诞生方式相同。
石猴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作者在此告诉我们，石猴是龙的传人，天人同构。
又在原著第一百回大结局“五圣成真”时写道：“须臾间那马打个展身即退了毛皮换了头角浑身上长起金鳞腮颔下生出银须一身瑞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孙行者却又对唐僧道：“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掯勒我
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
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
你试摸摸看。
”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
此时旃檀佛、斗战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俱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对最重要人物“师傅”唐僧没有多说
猪八戒、沙和尚也没有多说。
唯有重点写了一路载负圣僧、经卷的白龙马“金龙腾飞，盘绕在华表柱上”。
因为作者在表达《西游释厄传》中雕刻了一条中华文化之龙的意图。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丹成识得本来面，体健如如拜主人”。
最后是孙悟空脱去“紧箍咒”（观音——光阴催迫）之苦。
表达了作者完成这一部“雕龙”之作后的心情。
第三，我们来看《西游记》的艺术表现形式： 作者分别在第一回、第七回明确告诉我们:这部书是用“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
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
”“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这样一种假借故事人物形像寄托主题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体现“释厄”的。
借音、借形、借意、借位、借向、借数、借物、借理。
这是《西游记》艺术表现形式特点。
第四，我们来看《西游记》中，作者的写作技巧： 《西游记》在写作手法上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幽默讽刺，诙谐风趣，大量的采用了文字游戏的手法。
正如大文豪——倔老头鲁迅说的那样《西游记》“作者禀性，复善谐剧”。
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是非常独特的表意符号。
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
皆可灵活用运，以表达寓意。
拆字、猜谜就是非常精深的一门文字学问。
作者对汉字的这些特点利用，达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始终贯穿于全篇描写之中。
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要学派思想、代表人物、代表作、优劣特点、发展趋势等，几乎囊括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所有成果和重要元素，巧妙溶入字里行间，整部作品字字藏玄机，句句埋隐喻，处处设谜局，篇篇是警示。
综上所述，《西游记》和《西游释厄传》一个是表，即神话故事；一个是里，即中华文化
此说是否有理，看门叟详细解读原著为证。
二，读原著，解开《西游记》密码 几点提示： 1.为了便于解读，我们把这部名著还是叫《西游记》，以适应已经约定俗成的习惯，避免引起读者歧义。
2.本文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即“雕龙”意境来解读《西游记》原著。
与其他意境的理解不发生关系。
各抒己见，避免误解。
3.解读《西游记》，须结合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知识，进行参照对比。
4.《西游记》的艺术形式，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庄子》的艺术特点极其相似。
作者在其作品中亦表达了对庄子、朱熹等先圣的高度祟敬。
了解两位先圣的成就，对解读《西游记》有很大帮助。
5.上文所述的第三、第四两条必须给予特别了解，有助于解读原著。
书归正传 《西游记》故事线索与中华文化发展脉络对照： 《西游记》内容布局，可分为四部分：第一回至第七回为第一部分；第八回至第二十二回为第二部分；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一为第三部分；第三十二回至第一百回为第四部分。
故事第一部分共七回，开篇简述了天地人“三才”大道形成及运变规律。
然后写主要角色孙悟空从石猴出世；拜师学艺；震伏四海、心意不足；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
为孙悟空孕、育、盛、衰四个阶段。
时间跨度是开天辟地——“王莽篡汉时”。
之后，被压五百年。
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发展脉络： 远古文化（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传说期；夏商西周（周文王、宗法制度、《周易》、周礼、青铜器、永不死亡观念产生）中华文化正式诞生成史期；春秋战国（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等为主的诸子百家思想形成）中华文化中轴时代；”秦汉（法家、道家思想先后成为统治理论，发展到最高潮。
），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基本形成，奠定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基础、精神风尚奠定时期。
东汉中期至唐初，中国社会处于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状态，中华文化在近五百年衰弱，史称“中衰时期”。
中华文化同样经历了孕、育、盛、衰四个阶段。
“中衰”近五百年。
故事第二部分共十五回加附录，叙述了唐僧出生、陈光蕊复生、唐太宗李世民地狱还魂、孙悟空复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获得引渡“重生”；观音菩萨引导取经团队；唐僧师徒踏上取经之路；在“双叉岭”、“两界山”遇虎穴、伯嵚、观音院老僧、黑熊怪、黄风怪。
很明显一阶段主题是所有主要人物重获新生，走上新路，告别过去。
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发展脉络： 这一阶段正是唐贞观年间实行开明政策，中华文化复苏，走向多元化时期。
故事第三部分共八回，主要写唐僧师徒之间经过冲突、磨合，终于达到齐心协力，一心一意奔取经路的最佳状态。
其中夹叙了促使唐僧师徒之间或分或合的魔与仙，如白骨精、镇元仙等章节。
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发展脉络： 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文化、各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之间经过互相冲撞、互相磨合、互相包容，最后达到融合。
继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空前繁荣昌盛。
故事第四部分共六十九回，描写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一路降妖捉怪，经关历国直到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每个故事相对独立，互不连贯。
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发展脉络： 在宋元明时期，中华文化形成了完整体系，达到高度成熟。
进入了审视、归纳、总结期。
道教改造创新、三教合一思想形成，理学、心学将儒、道、释、法、各学派思想高度总结融合集于一体。
文学、特别是民俗文化得到发展。
从以上对比，不难看出《西游记》神话故事线索与中华文化发展脉络是完全对应的。
这不是巧合，是作者的“雕龙”匠心所在。
接下来我们剖析原著中的人物和故事。
张衡的小传
在云端翩翩起舞固然令人向往,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又如何做得到?倒不如脚踏实地行走于地面.如我般凡夫俗子何必好高骛远?不如把握现在,脚踏实地的生活.目标,依实力而定.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确可以催人奋进,但倘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却只能让人在旅途中屡遭失败.现实一点,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让自己付出努力后可以品尝成功的喜悦,而不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拼搏,依体力而行.人生的旅途漫长,它需要我们有强健的体魄去穿过几十载的光阴,去劈波斩浪,奋力前行.有时面对汹涌波涛,在你勇敢挑战之前,请冷静地思考一下：我能够战胜吗?倘若有几成把握,的确该放手一搏；如果心中根本没底或明知自己不行,就不妨激流勇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时,倒不如像刘备一样巧妙脱逃,以谋求日后更大的发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量力而行,而不是呈一时之勇,以免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结果,要欣然接受.很多时候,总听见身边的人抱怨：“我如果……就可以……”只可惜上天不会让时间倒流,面对成功亦或失败,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假想如何如何,只会徒增悔恨.坦然接受现实,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吃一堑长一智.面对半杯水,与其哀叹“只有半杯了”,不如欣喜“还有半杯呢”.哲学家维特根思坦说：“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成为世界首富,获得诺贝尔奖,或载入史册万古流芳,非我所能达到.于我,有切实的目标,尽可能拼搏进取,淡然看花开花落,脚踏实地,从从容容生活.
方立天的主要专著
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
‘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本文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
“士”的称呼由来已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
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
《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
”《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
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
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
《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
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
”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
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
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
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
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
《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
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车乘甲兵由城邦的国人组成，野人只能当徒兵，而士则是这支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
《国语·鲁语》说：大夫有“贰车”，士有“陪乘”。
所谓“乘马之法”是“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③，甲士即由士担任。
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必须履行的义务。
《礼记·王制》云：“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
”士除了担任军事力量的骨干之外，还是城邦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
《礼记·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马选拔士之贤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论”的制度。
“论定，然后官之。
任官，然后爵之。
位定，然后禄之。
”《礼记》成书时代虽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但《王制》所载的一些制度当有历史根据。
《国语·周语》载内史过谈到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
”可见士虽然是低于大夫的贵族等级，也和大夫一样可以担任官职，但多数情况下是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
《国语·鲁语》说，卿大夫“序业”，士则“受业”，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
士作为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税收府库这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执法的任务。
《周礼·秋官·小司徒》：“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
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
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
”“小司寇”属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职责都是听讼断狱。
执法之吏多由士承担，这大概与古代兵刑不分的传统有关。
先秦文献中的“君子”，是贵族的通称，而“士君子”则专指有官职的士。
《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同书《尚贤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由于士的贵族身份是城邦国家各级官吏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以文献中有时也用“多士”来泛称各级官吏。
如《诗经·周颂·清庙》就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的诗句。
但是无论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
《管子·乘马》：“士闲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
”孙诒让云：“谓不为君臣，则与民同受九职之功，而不得受分颁之赐给也。
”①“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他们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但仍要服兵役。
《诗经·国风·标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野有蔓》：“士与女，方秉蕳兮。
”所咏之“士”应多是不任官职的士。
《管子·小匡》记齐桓公问“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说：“圣人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②。
其实，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虽属后起，但他们原先确实是各有居处而不得混杂的。
在国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区。
《国语·齐语》有同样的记载：“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所谓“昔圣王”之时，当指先前的西周时代。
这种依身份划分和带有封闭性的居住区的布局，是由当时阶级关系别贵贱的需要所决定的。
士是低层贵族和有职之人；农是具有国人身份的农民；工商食官，劳动者大多是奴隶。
他们各有居处，不相往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
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②。
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
③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
《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
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
身何事
”“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
”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
前引《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④。
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
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
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⑥，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
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
《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
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
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
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
”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
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
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
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
①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划等号。
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
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
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
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
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
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
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谈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时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
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
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
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
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 章学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战国之前，在“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的情况下，“道”是不离“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官师治教分”，“道”和“器”就分离了。
自此之后，诸子皆纷纷言“道”了。
“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
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
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
”① 余英时在引用章学诚上引这段话时说，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②。
关于官师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复合，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认为春秋战国之后“道”、“器”分离是学术发展的趋势，“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而是“仁见谓仁，智见谓智”，这个见解确实是很精当的。
余英时把章学诚这段话援引为“道统”观念当时“已露其端倪”的佐证，似与章氏原意并不一致。
“道”、“器”分离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崛起，其中有些人确实只是坐而论“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经多元化，“因人而异其名”了。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子·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 庄子慨叹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之后，“内圣外王之道”就“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了。
他所说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百家众技”，就包括上文所举各方面的专门家在内。
他们虽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对“道”感兴趣，而只从事器用之学，但也属“百家”的一部分，也应归入新兴的知识阶层。
西方近代学者把知识分子限定在关心社会政治现实并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这一群体。
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和演变时，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来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战国时代，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份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统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出现了百家纷呈，“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局面，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
在《周礼》和《管子》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甘德、石申的“星占”记录了观测天文的珍贵资料，《禹贡》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墨经》反映了我国古代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总结了传统农业的重要生产经验。
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珍贵历史遗产的作者，我们显然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古代知识阶层之外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篇首曾正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惜他并未能把这一观点贯彻到自己的论述当中。
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关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突破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化事务专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①在余英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以儒、墨两家为先导的诸子，正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
“‘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
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
”②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
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
”①“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
”②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决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
《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
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
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个多义性的概念。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或万物之宗。
在儒家学说中，“道也者，治之经理也”③，亦即是一种治国的常规条贯。
余英时认为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义学说。
孔子“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④。
对于孔子学说的真谛，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诠释。
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道”，并不始于孔子和儒家学派。
《尚书·康王之诰》⑤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之后人。
”这里所说的“道”，即是对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要求。
《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全色，小心翼翼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仲山甫可以说是恪守“道”的一个典型。
《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同书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
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强调为政之道要“利民”、“为民”，这种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后学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
尽管孔子和儒家学派对“道”的诠释赋于了更多的新的内容，但我们却不能抹煞它与先前“道”的观念的历史联系。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绳。
但如前所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的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先前“道”观念的一些积极内容，强调士要“志于道”，亦即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同篇又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但是，孔子对“道”的这种要求，其弟子门人未必都能做到。
至于其他学派或没有学派的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们或者是谈不到“志于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与儒家所理解的“道”并不一样。
杨朱“为我”，他的“道”与余英时对“道”所诠释的“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
墨子“兼爱”，倒是可以说发展了“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但这种泛爱的关怀却又受到儒家的非议。
孟子就把墨子和杨朱一锅煮，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
儒家鼓吹仁义，法家则公然宣称明主“不道仁义”②。
先秦诸子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扞格不入，乃至互相攻击，怎么能把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说成是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并且说正是孔子对新兴知识阶层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呢
③“士志于道”是孔子理想主义的精神，把这种理念看作是现实生活中新兴知识阶层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一种虚幻的颠倒，并不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际。
余英时强调士的价值取向“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①其实，驱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去求学、求职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动力，决不是什么“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现实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对经济利益与权势的追求。
《吕氏春秋·博志》载：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
’其友曰：‘莫如学。
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
’宁越曰：‘请以十五岁。
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
’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家贫，为兄弟嫂妹妻妾耻笑，“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
’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
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他取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后，昆弟亲友惶恐恭迎，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宁越与苏秦求学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知识阶层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墨子·尚贤》说：“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
曰然。
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
莫若为贤。
”正如钱穆所说，儒墨两派的门徒都“相望以仕进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
”②孔子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
此劝人学。
”③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的深刻的诠释。
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饥饿。
这完全符合当时士的价值取向。
荀子同样也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曰：其唯学乎
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
”④ 我们不赞成把“士志于道”说成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认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确实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①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
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②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非常“志于道”的，但他们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禄”对立起来。
孔子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③。
孟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④当然，士的流品很复杂，所以价值取向也很不一样。
有的“仰禄之士”只热衷于追求富贵，与“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一些以口舌猎取富贵的游说之士就是如此。
但恰恰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士志于道”不能用来概括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
因为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说之士，同样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
余英时引用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认士阶层有分化，又说：“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
”⑤其实，自从春秋时代士不再完全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新兴的知识阶层出现，其流品便已日趋复杂，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
当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时，所谓“士食田”，说明他们是有恒产而不必仰禄的。
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称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凭藉和道德标准，而是因为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垄断了文化知识，排除社会下层广大的平民和奴隶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
西周士的这种封闭性，使得一个超越贵族阶级之外的知识阶层无从产生。
只有在贵族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⑥，才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
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
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
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
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
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