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感想
读了《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感到只要是虚怀若谷而又奋发图强的人们，已经清晰知道。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是一条成功之道。
是一条务实之道，是一条富强之道。
那么。
到底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中共的“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
为人民服务就是王道
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就是王道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王道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都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当年的东欧激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向幸福的道路。
而去年以来，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并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现实面前，世界都把眼光投向了一枝独秀的中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重新的关注和研究。
作者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写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述，能唤起更多的人对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60年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评论事物的眼光冷静、客观、公正，有理有据，不是一味歌功颂德式的赞扬序言从“为什么金融海啸打不垮中国”开篇，审视在金融危机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模式的不同表现，指出金融危机不但考验了资本主义，也考验了社会主义中国。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清醒，对“文革”进行了拨乱反正，及时改革开放，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分，取长补短，使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才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
全书二十章，从党指挥枪起篇，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结束，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路线、纪律，以及不同时期的大事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就像重读了一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对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流血牺牲换来新中国的胜利充满了感情，摆事实，讲道理，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令人信服。
读了该书，觉得，当今国家发展，第一，要牢牢掌握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国家未来要培养优秀的人才，国家的发展要依赖科技的发展，要坚决不移地走人才强国战略。
党的执行力决定胜败，党制定的方针路线，一定要明确，这样的话，才让这个执行力有所保障，现在的党是一个成熟的党，不要再犯历史上的错误，这样的话，执行力出来，成功近了。
共产党为什么走过90年历史了，都还充满着生机呢
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跟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为民某福，党是得民心的。
所以，因为得民心，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中国军队服从于党，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是执行力的核心。
代表先进就能代表未来，创新一定有未来，共产党代表着最新科技的前进方向，从神舟载人飞船到嫦娥飞船奔月，中国的科技进步惊叹世界，我们有目共睹，中国的进步月来越快，党的先进性带领着中国越走越好，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更灿烂。
顾客就是上帝，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做出令人民满意的事情，要走另人民满意的道路，共产党永远是根植于人民的党，党所做的一切事情，有很多细节值得称道，细节决定完美，对温总理的政府报告一个一个字去看去想，对神舟飞船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螺丝认认真真的检查，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党的领导下，党工作人员的严谨，一丝不苟。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了，经济上去了，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的矛盾，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业难等等，每个问题都可以领到社会动荡，所以，我们的党，应该继续保持谦虚，在成功的面前，看到问题，继续前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在今年国家所遭遇的灾难中，国家政府合理地高效的救灾，归根到底就是团结。
改革开放除了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外，还带给了我们一个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所学的知识，以后要用于现实，因此，大胆的实践，是正确，成功与否的必经之路。
以上是对《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一书的主要内容的一些总结与感想，让我提高了对党的认识，让我更加相信，党的路线方针是对的，新中国60年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我们的党，爱我们的党。
希望这个对你的考题有帮助
谁知道中华儿女为新中国奋斗史 我是小学生，急
国之瑰宝 民之慈母——宋庆龄爱国情结研究 吴雅琴 （上海市实验学校） 梅仲孙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我对我的祖国的将来，充满着理想和希 望。
”⑴ 中国的“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 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
”⑵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她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的好教材。
今天，为了进一步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让广大青少年儿童更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她的美德，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她的爱国情结作一研究。
从历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少年爱国者，她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文章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本文结合我们的研究，着重对宋庆龄的爱国情结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作一分析，并谈谈对教育的启示。
情结作为“有情感力量的观念集团”，具有深沉性、深刻性和深邃性等特点，它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志向、行为和一生的经历，它在一个人的情绪和情感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它对于整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具有深层的影响。
我们在追忆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爱国主义是她一生永恒的思想基础，是她精神生命中永生的根、永恒的源。
早在少女时代，她怀着为民族振兴、为国效劳的志向远涉重洋，先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又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就读文学专业。
她虽身处异国他乡，然而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着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她在《威斯里安》校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爱国主义，这是她深沉的爱国情结的明显体现。
辛亥革命胜利后，她的父亲将共和国的旗帜寄给她 ，宋庆龄马上站到椅子上，用力扯掉墙上清朝的黄龙旗，把它踩在脚下，同时，高举共和国的旗帜欢呼雀跃。
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她满腔热情地对这一事件作出了高度评价。
她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认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她还引用法国拿破仑的话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振动整个世界。
宋庆龄无比自信地认为：“这话要变成现实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
”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无数雄辩的事实证明，少女宋庆龄的评价和预言完全正确。
宋庆龄这些历史性的预言，在后来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根据情感心理学分析，爱之深，不只恨之切，而且也能预之准。
一个人对祖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能深切地感受并迅速而准确地作出价值的评价，正是爱国情结深沉、深刻、深邃的反映，也是高尚情操的体现。
宋庆龄爱国情结的内在特质蕴涵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与她的坚强性格和坚定信仰融为一体的。
宋庆龄中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列强凌辱、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
面对这一历史遭遇，她象孙中山先生那样，从不灰心，从不动摇，从不后退，而以大无畏的精神、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态度迎接战斗，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广州历险之时，为了保护中山先生，她在极度危急时刻，坚决要中山先生先走，自己留下。
其信仰是“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这正是历史使命感在危难之时的集中体现。
她的这一举动，不只是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也挽救了革命，这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在“五卅”惨案中，她不顾列强的武力威胁，始终如一，以爱国者的形象唤起民众，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
她当时就指出：全国国民的爱国情感日趋热烈，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为国家争前途。
她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
她还发起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号召人们去争取抗英斗争的胜利。
⑷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她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激起了全民族的救国热情，为民族救亡图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者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有千千万万。
”⑸她坚信“中国永不会亡”，救国光荣，这是“我们的责任”。
她还认为：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她在抗战的中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为取得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宋庆龄爱国情结的另一个特点是，她的爱国情感具有强烈的民本性和民主性。
伊斯雷尔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
”“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
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
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⑹她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的同情和关怀。
她后期在忙于国务活动的同时，还热心于妇女事业、儿童教育和世界和平事业，正是爱国情结所致。
宋庆龄爱国情结的特质，体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特色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
1937年，她在向美国人民发表《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演讲时，谈到自己的感受，她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
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于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
”⑺她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对国内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抗击。
就在发表上述演讲的同年，她就指出，日本的武力只是“一只纸老虎”，只有人民才是不可征服的。
⑻她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1979年9月，她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三十年前，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动人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我亲眼看到新中国生命的开始，古国恢复了青春，人间闪耀着阳光，胜利的人民在天安门前欢呼、歌唱，用抑制不住的喜悦来庆祝人民共和国的庄严诞生。
我从那里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正是凭着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中国才出现于世界之林。
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啊
”⑼此时此刻，她的爱国情结中的自豪感、幸福感和使命感得到了升华。
同时，她还寄希望于未来一代，“因为青少年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青少年不能健康地成长，那么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还寄希望于谁呢
”她特别强调要培养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做有理想、讲道德、守纪律和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接班人，使祖国的未来更光明，前程更辉煌。
宋庆龄的爱国情结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提炼和升华，成为民族的气节、操守和情怀。
她的人格更加完美，国格尤为坚强；她志坚如磐石，心慈如圣母。
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世界主流文化的精华。
她仁慈博爱、自爱自强、民主平等、大公无私、简朴廉洁、谦逊无华，勇于直面人生的艰难，敢于挑起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担。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生正气，高风亮节，光耀千秋。
她不愧为国之瑰宝、民之慈母。
她在孩子们心中是一位慈祥的奶奶，在国际友人眼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比尊敬，也博得了世界人民的由衷的爱戴，她的朋友遍天下。
宋庆龄的爱国情结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据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家庭教育的熏陶。
她的父亲宋耀如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爱国者。
他早年生活困苦，后来留洋美国。
作为一个穷困的中国侨民，他受到过民族的歧视和种族的压迫，但也受到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送几个子女去美国留学，却从不鼓励他们在国外定居。
他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们了解国内的情况，或写信，或寄简报。
后来，他积极支援孙中山从事的爱国民主运动，渴望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的地位。
这一切在宋庆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是明代著名学者、杰出的爱国者徐光启的后裔。
她心地善良，个性坚强，在家庭教育中，她重视用中国经典来教育子女，希望他们“不失民族性。
”宋庆龄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母亲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便是“把责任心置于自我身上。
”第二、学校教育的影响。
她六、七岁时进上海浙江湖群女校，后来进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
她喜爱中国文学、诗词和音乐。
优秀民族文化的熏陶，使她从小就有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到美国留学以后，她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养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
她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发展时，多次提及自己少年和青年初期在美国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感受到美国人民好客、热情、勇敢、自信、自强、慷慨、平等、负责、富有竞争精神的好品质。
这一切对她后来形成坚定性格、民主观念和博爱精神都有影响。
由于宋庆龄受到中西方优秀文化的多元影响，因此，她的爱国情结具有与众不同的广阔性和深刻性。
第三、孙中山伟大人格和思想的感染。
早在童年时代，她对孙中山就有崇敬的感情。
很小的时候，她就表示要象孙中山那样“做个大好人”。
⑽十三岁时，孙中山和她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知识，才能救国。
”这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始终把孙中山看作是民族英雄、革命领袖、自己的导师，自己则是他的弟子、学徒和挚友。
他俩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爱国情操和奋斗目标，她同孙中山的结合是爱情理想和革命理想的结合。
她写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等一系列回忆文章，对孙中山的精神予以讴歌和赞美。
同时，我们又看到，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在宋庆龄身上延续发展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她在回忆孙中山一文中说，应从孙中山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毅力中，体会他的奋斗精神，从而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继续奋斗。
第四、革命斗争生活的铸练和人民大众爱国热情的激励。
宋庆龄出生于满清王朝统治时期，少女时代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是一场推翻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她欢欣鼓舞。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
辛亥革命不久，袁世凯篡权，内战爆发，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
她深沉地思考民族的存亡和祖国的前途，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亲眼目睹了广大工农大众和民主战士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气概浴血奋战，她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增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信心。
她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鼓舞力量》一文中写道：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着为人民服务以及它对人民力量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获得了各阶层群众的无比崇敬。
“它激发了我们对祖国、对人民从来没有过的热爱。
”⑾这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斗争生活感受的升华，也是爱国情结、情怀、情操的和谐交融。
我们在研究宋庆龄爱国情结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爱国情结形成的关键时期，宋庆龄少女时代的爱国情结为她一生的爱国情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又使爱国情结日趋深刻、不断升华，这给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来很多的启示，即如何在新世纪中把握时代特征，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特点，持久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努力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使他们真正成为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要引导学生象宋庆龄那样关心国家大事，要把人生的意义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早日成长为爱国者和接班人。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现在的青少年关心身边的小事多，关心国家大事少；了解书本知识多，了解时事形势少。
因此，拓宽学生的生活视野，让他们把目光从小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教育实验中，在中小学开展“自办新闻小报”和“小小广播站”的活动，让少年儿童把自己的见闻感受用图画和文字等形式表达出来，并养成每天看电视新闻的好习惯，提高敏锐地感知和迅疾地表达的能力。
许多学校重视对学生爱国情感的培养，制订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分年级要求，举中学阶段为例：初一年级“爱集体——爱祖国”，初二年级“爱青春——爱祖国“，初三年级“爱劳动——爱祖国”，高一年级“爱人生——爱祖国”，高二年级“爱四化——爱祖国”，高三年级“爱未来——爱祖国”，达到的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知国之情、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建国之才”。
青少年中有不少人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团组织，许多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
市政府建立了十多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青少年了解历史，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也有不少学校举办青年党校，组织党章学习小组，激发了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不少青年学生提出了入党要求，表示要努力成为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分子。
二、要教育学生象宋庆龄那样关心他人，关心集体。
现在心中有他人，将来心中有人民；现在心中有集体，将来心中有祖国。
现在的中小学生中独生子女占了大多数，他们终日处在被爱的氛围中，只知道别人要爱他，而不知道自己也应爱他人，更不懂得别人也需要爱。
因此，我们在教育实验中，开展爱的系列教育：祖国在你身边，人民在你周围，爱国从爱你周围的人和事做起。
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开展了爱父母、爱老师和爱小伙伴的教育活动；小学中高年级开展了爱班级、爱学校、爱家乡的教育活动；中学开展了爱己爱人爱国的教育活动，并把“三爱”和“五心”活动结合起来。
“五心”教育活动的内容是：把孝心给父母，把爱心给社会，把忠心给祖国，把诚心给他人，把信心给自己。
杨浦区有不少小学开展了“心中有他人，从小学做小主人”的活动，让学生了解父母的辛劳，感受到被爱的幸福，然后用语言和行动把对父母、同伴、老师的爱表达出来，体验到爱别人的快乐。
通过这项活动，家长和老师普遍反映孩子懂事了，会关心人了。
地处浦东陆家嘴金融开发区的明珠小学，原先校舍破旧，环境很差。
新校舍建成后，为了教育学生“关心学校爱护学校，为学校添光彩”，学校组织了“了解明珠，爱我明珠”的活动，让学生通过翻阅图片资料、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看到明珠小学的前后变化，激发热爱明珠的情感。
学生以学校为家，争当小主人，提出了许多方面的爱校建议，如：成立绿化护卫队、定人定时清扫校园、爱护公共财物、节约水电等。
同处浦东陆家嘴地区的洋泾中学，在对本校高中生调查中发现，不少学生在“利义观”上，存在着“利大于义”的看法，在行为表现上，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
针对这一情况，他们成立了社区志愿者队伍，与潍坊地区六个里弄的八十多位老人结成对子，坚持每周上门为老人服务。
学校还开设了“社区社会服务工作”课程，让学生系统地了解社区特点、国内外社区服务的概况，比如该如何为老弱病残者服务等等，增强学生的社会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为他人服务中，学生们对应当担负的责任有了更多的认识，加深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至理名言的理解。
学生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该校已蔚然成风。
三、要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下一代，培养学生象宋庆龄那样具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创新能力。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最肥沃的土壤，用民族文化对学生进行熏陶感染，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外国语学校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学校，他们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
近年来，他们实施“民族之魂”教育工程，形成了中华民族礼仪美德教育、民族风情教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观念教育、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等系列教育模式。
他们要求学生做到：人人会写一手好字、人人熟背一百首优秀诗词、人人会唱一百首优秀歌曲，人人掌握一项有民族特色的技艺、人人通读一批古典名著。
在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下，学生的爱国情感得到了升华。
在对外交往中，常常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中国拥有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而骄傲和自豪。
上海市实验学校为了让学生从小感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巨大魅力，开设了“文化景观”课程，组织了博物馆系列活动和考察祖国名胜古迹活动，学生从中受到了优秀民族文化的熏陶。
参观了青铜器陈列馆后，学生对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瑰宝惊叹不已。
一位同学在观后感中写道：“踏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件件精美极致的青铜器，令人眼花缭乱。
陈列室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食具、容器、乐器和武器，这些展品，件件威严庄重，巧夺天工，似神工鬼斧。
它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光辉文化的标志。
这里的每件展品都凝聚着我们伟大祖先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工艺水平，它体现了我们龙的传人的不屈不挠、敢于创新的精神。
我们敬仰，我们赞美，。
我想，更加灿烂的民族文化等待着我们明天去创造。
”在实验中我们还发现，各科教材蕴含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各科教学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主渠道。
于是，我们进行了学科教学中爱国情感内化的实验。
有的课文反映祖国的山河壮丽、物产丰富、名胜古迹，表达作者对家乡、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可以培养学生对祖国的亲切依恋感；有的课文反映了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巨大成就，显示了古代、近代、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的自尊自豪感；有的课文反映了古今中华儿女为民族生存发展，在改造社会、征服自然中所表现的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可以使学生明确国家的兴衰荣辱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要把祖国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责任义务，从而培养学生对祖国的责任使命感。
例如，在教屈原的《涉江》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时，我们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屈原和魏征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学生为我国有这样伟大的爱国者而感到光荣自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油然而生。
同时，我们引导学生向屈原和魏征学习，增强忧患意识，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优秀民族文化的影响，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感，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象宋庆龄那样，从小认真学习，掌握本领，长大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四、宋庆龄的爱国情结是中西文化的结晶，她的爱国思想中蕴涵着变革和创新的精神。
她在《佛教和现代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今天需要另一种思想意识。
人民生活中经济及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情况，都需要新的思想意识。
”⑿因此，二十一世纪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吸收全球意识中的新鲜特质，引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弘扬主体意识中的进取精神，建立以科学与理性精神为指导的新人文环境，使爱国情结文化，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高的科学认知水平上展现其气象阔大、气魄恢弘、兼容并蓄的宏伟气概，去审视今天的一切，去展望明天的辉煌。
把热爱祖国教育和热爱地球热爱全人类教育结合起来，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增进与世界各国小朋友的友谊，并在交往中展示中华文化的光彩。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不少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对外文化联谊活动中，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我们的民族艺术表演不逊色于其他国家学生的演出。
当他们的演出赢得一致好评时，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们在教育实验中深切的感受到：重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只要组织得好，可以给爱国情感培养和爱国情结文化增添新的血液。
可以使未来一代从小放眼世界，达到宋庆龄生前期望的：“做文化的主人，做自然的主人，做宇宙的主人。
”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有的学校还组织学生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外事活动，让同学们在接待外宾中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和四化建设成就。
他们每年有学生赴国外进行文化交流。
同学们以流利的外语、扎实的基础知识、丰富的人文修养、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和高雅的文化气质，赢得了国外师生的好评。
这些学生还深深地感受到，国家的富强，最终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创造。
在未来的征途中，一定要有骨气、志气、锐气和正气，这才是为人之本、立业之根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史是怎样的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史：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现代化方我国的探索和创新十分突出，尤其是探索构建了巨大人口的现代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旧中国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医疗设施和医疗人才。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创建了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60年代后普及全国。
由于城乡差异较大，我国还采取巡回医疗队的方式，让城市医疗卫生工作者为广大农村居民服务，培养农村医疗队伍。
进入21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全体农村居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的现代化，极大提升了国人的健康水平。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2012年的75岁，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14年的8.9‰。
在教育现代化上，我国也了很多探索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文盲率高达80%。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极大提高了识字人口的比例。
此后，我国在农村普遍建立小学，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实现大众化，2015年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7.5%，在国际上也属于较高水平。
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就组织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体育的号召。
1952年6月10日，同志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我国体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随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得到大力加强，体育得到广泛普及和显著提高，逐渐摆脱了旧中国体育的落后面貌。
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
由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内少数势力顽固坚持反华立场，我国于1958年被迫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
“文革”期间，体育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文革”结束后，体育事业走上正确发展道路，发生深刻变革。
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80年，我国首次组队参加冬季奥运会。
1984年，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次组队参加夏季奥运会。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交往，已成为国际体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我国共有259人在世界和亚洲体育组织担任409个职务，任秘书长以上职务的230个，先后有34人获得奥林匹克勋章。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体育在管理体制、群众体育管理制度、训练和竞赛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探索形成了与相适应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
体育战线不断深化对体育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开创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使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为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体育成就： 1956年6月7日，上海陕西南路体育馆，中苏举重友谊比赛中，20岁的广东小伙子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挺举，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
中国从此开始了向着世界体育顶峰的迈进。
1959年4月5日，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年仅21岁的运动员容国团，在前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中，一路过关斩将，奋力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9年9月13日，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近8000名运动员汇聚在一起，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
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颠。
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首次登上了海拔8848．1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地从珠峰北路攀上顶峰。
1981年11月16日，已经在第三届女排世界杯赛上6战6胜的中国队，迎来了最后的对手日本队。
大贩体育馆里日本观众的助威声震耳欲聋，中国队沉着应战，终于以不败的战绩，赢得了中国三大球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从此后，中国女排屡战屡胜，创造了“五连冠”的奇迹。
1984年7月，中国派出强大阵容来到美国洛杉矾，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第23届。
7月29日，比赛刚开始，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就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的比赛中，以566环的成绩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不仅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金牌佩戴在许海峰胸前时，激动地宣布：“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中国取得了奥运金牌榜上“零”的突破。
小学生国旗下讲话500至600字 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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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的数学发展史论文核心是创造性思维。
所谓创造性思维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由于强烈的数学发展史论文创新意识的推动，能根 据既定的目的任务，展开主动的、独创的思维活动，通过一定的思路，借助于联想和想象、直觉和逻辑，对已 有的知识、经验，以渐进的或突发的、辐射的或凝聚的形式，进行不同的加工组合，从而产生新设想、新观念 、新成果。
小学阶段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最佳时机。
应用题教学作为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要任务，需要综合运用数学 中的各种知识。
解应用题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的概念和法则，发展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能发展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
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发散性思维。
所谓发散性思维是指考虑问题时，没有一定的思考方向，可以突破原有 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框架，自由思考，任意想象，从而获得大量的设想，提出多种多样的想法或做法。
创造性思 维和发散性思维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思维的创造性更多的是通过思维的发散水平反映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必须十分重视发散性思维的训练。
在课堂教学和练习中，要精心设计和充分运用“发散点”，为学生的思维发散提供情景、条件和机会。
一.概念和语言发散 同一个概念或问题，在不同的题目中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
如“平均数”这一概念，在简单应用题中 称它为每份数；在平均数应用题中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