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 三讲 学习心得体会 不少于2000字 急求......
“讲责任 讲奉献 讲纪律”心得体会“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讲责任是基础，讲奉献是境界，讲纪律是保障。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呢
通过学习，我有几点体会。
讲责任就是要忠实履行职责什么是责任
责任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角色和所承担义务的诠释，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是重如泰山的承诺，它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勤勤恳恳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着。
有了责任心，我们每个人就能根据自己担当的各种角色，不负众望，奋发有为，在责任感的召唤下，对单位、对社会、对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讲责任，就是要肩负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营销人员，直接面对的是零售客户，树立负责任的烟草行业形象，就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讲责任，就是要忠实履行职责。
要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责任，有“不推卸”意识，敢于挑起重担，尽职尽责，不等不靠，苦练内功，勤勉敬业，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有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讲奉献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奉献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与收获；奉献是一种纯洁高尚的精神与境界；奉献是爱心的流露、境界的升华、美德的弘扬。
奉献使人充实、快乐、高尚和幸福。
只有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只有奉献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讲奉献，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正确看待利益，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真正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
讲奉献，就是要努力报效国家。
国家为烟草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性环境，我们一定要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己任，摆正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努力为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多做贡献。
讲奉献，就是要爱岗敬业。
保持行业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两个至上”和“卷烟上水平”的重要性，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个人，始终牢记“标准要高、节奏要快、工作要实、状态要好”的要求，抓好自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崇尚事业，淡泊名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要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实践能力，为行业发展做贡献；要努力践行“潜心做事、低调做人”行为信条，力戒张扬、力戒漂浮、力戒浮躁。
讲纪律就是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规章制度纪律是一种规范，一种秩序，一种自觉的行为。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增强大局意识。
讲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要坚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遵守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讲纪律，就是要严于律己。
自律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只有真正做到心正、公正、不贪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不仅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卷烟上水平”战略任务的迫切要求，也是全面履行岗位职能，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职工队伍，提高干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要切实增强 “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坚决克服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只讲待遇不讲奉献、只讲自由不讲纪律的不良现象，自觉做到“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推进“卷烟上水平”各项工作的落实。
以“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以“满腔热情、富有激情、充满智慧、奋力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推进“卷烟上水平”各项工作中，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什么是新业态
是新业态新业态是指基同产业间的组合、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业链环节的分融合、行业跨界整合以及嫁接信息及互联网技术所形成的新型企业、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
新业态的形成原因信息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者需求倒逼是推动新业态产生和发展的三大重要因素。
1、信息技术革命 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历史上，信息技术革命对产业发展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目前已经出现或还未出现的新业态，就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
一是信息技术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引发产业形态和模式创新。
20世纪后期飞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是新业态出现的重要背景。
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再到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基于4G的移动互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催生出了大量的新业态。
二是信息技术和第一、二产业以及其他服务的融合催生了许多新业态。
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信息技术和制造业中研发设计与营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的融合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些环节的效率水平，提升了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附加值，同时也导致了产业链两端生产服务环节和加工制造环节的分离，新的产业分工快速推进，引发了大量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三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和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强化了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以及不同产业链之间的互动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也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会催生新业态。
2、需求倒逼 除了受到技术变革的推动之外，消费者需求产生的倒逼机制在业态更新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溯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产品为王到渠道为王再到终端为王的阶段，终端为王的实质，其实是灵魂深处的欲望革命，如何捕捉到散在的碎片的欲望，是当今企业经营最大的难题。
随着移动互联的出现，1对1推荐和1对1精准营销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商业现实，由于不同细分市场甚至是单个个体的顾客需求有所不同，因此，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其价值主张和满足程度也有所不同，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企业拓展新业态的重要机会。
3、产业升级 在产业的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发展层次都指向了如何发展新业态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今天，制造已经不再成为利润区，渠道的创新以及需求的创造成为了新的经济效益的增长点，更为便利、方便和充满快乐体验的消费方式的需求已经快速替代了获得质量优良的产品的需求。
以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层次为例：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传统旅游业、文艺演出业、民族传统节庆和传统工艺品等；第二类是以电子与纸质印刷为基础的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等常态文化产业；第三类是数字化、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支撑下，以“创意”、“创新”为核心的创意产业新业态。
创意产业是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更高阶段。
如何从“前产业”形态进入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并进而达到现代产业管理与高端产业的发展层次，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文化产业自身的升级换代，是文化产业目前必须关注的问题。
利用互联网数字化高新技术，以创意创新为核心，培育新兴业态，是实现文化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途径。
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就是数字化三网支撑的新兴产业形态的引领和推动，得益于高新科技的支撑，得益于“创意”的“引爆”作用，也得益于良好的金融服务业的助力。
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应具备哪些素质
市场营销人员每天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可以说每天都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素质，并由此而展示他所代表的组织的“素质”。
那么一名优秀的市场营销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良好的品德 约定俗成的 礼仪规范是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思想道德素质中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
中国有着优良的道德传统，是注重“诚于中而行于外”的文明古国、礼义之邦。
营销活动是一项塑造形象、建立声誉的崇高事业。
它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革命情操，诚实严谨、恪尽职守的态度和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的作风。
在代表组织进行社会交往和协调关系中，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本职工作中，尽心尽责，恪尽职守，能充分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
那种玩忽职守、自由散漫、不学无术、损公肥私、投机钻营、趋炎附势、傲慢自大、争功夺利、嫉贤妒能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背离营销人员职业道德的。
渊博的知识 在当今以信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的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不能将其等同于单纯的推销了，传统推销观念是以企业或现有产品为出发点强调对现有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主张从销售现有产品中获得短期利润，适用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时期；市场营销观念则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强调企业整体营销活动，即不仅重视产后的推销宣传，也重视产前的调研工作，主张从满足市场需求中获取长期利润，适应于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营销活动。
所以市场营销人员必须以渊博的科技、文化知识作后盾，其中掌握一般文化知识是基本条件，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外语、数学、自然、政治、哲学、法律等知识；精通本专业的知识是必备条件，包括商品、心理、市场、营销、管理、公关、广告、财务、物价、人际关系等知识；并且要具备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包括体育、音乐、美术等领域以增加自身的知识面，这样才能与客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良好的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渗透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活动质量。
优秀的营销人员应具备的心理特征是：有浓厚的职业兴趣，它可以增强营销人员开拓进取的精神，使营销人员在奔波劳累之中乐此不疲，以持久的热情从事营销活动，探索营销的成功之路；营销人员要有充分的自信心，这是决定营销工作能否成功的内在力量。
较强的公关能力 营销人员应具备的公关能力主要包括：推销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劝说能力、演示能力、核算能力、应变能力、反馈能力和自学能力。
其中推销能力最为重要，推销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 1．自信。
你对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有绝对的信心，客户才会听你的。
你必须对你推销的产品、你的公司，甚至你自己，都充满信心，才有可能取信于客户。
2．助人。
所谓助人就是愿意不计一切地去帮助他人。
推销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你的客户选择他们所需的产品，此时，你若能站在客户的立场帮他选购的话，你一定能够成为广受欢迎的推销员。
3．热诚。
热诚是全世界推销专家公认的一项重要的人格特征。
它能驱使别人赞同你的意见，为你的产品做义务宣传员，甚至成为你的义务推销员。
热诚就是你表现出来的兴奋与自信，引起客户的共鸣，而对你的话深信不疑。
赞美客户是表现热诚的主要方法，但赞美要恰到好处，掌握好赞美的分寸，一要真诚，二要把握时机。
4．友善。
对人友善，必获回报。
表示友善的最好方法就是微笑。
只要你养成逢人就展露亲切微笑的好习惯，保证你广得人缘，生意兴隆。
友善就是真诚的微笑、开朗的心胸，加上亲切的态度。
微笑代表了礼貌、友善、亲切与欢快。
它不必花成本，也无需努力，但它使人感到舒适，乐于接受你。
5．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推销员在推销过程中会遇到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如拘泥于一般的原则不会变通，往往导致推销失败。
因此，一定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良好的气质 气质在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中的表现，跟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表现得紧张而有序，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守纪律，遵守公共秩序，这有利于提高气质的质量。
“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浮，服从上司而不阿谀奉承，身居职守而不刚愎自用，胜而不骄，喜功而不自炫，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刚强而不执拗，谦虚而不假装”，这应该成为营销人员共同的信条和宣言。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田园日常-李松儒陆凌西死了作为一个通过精密基因匹配生下的孩子在他十八年的人生里，他完全了患白血病的哥哥而活他是哥哥的影子，是哥哥治病需要的“药品储备库”脐带干细胞、骨髓……只要是哥哥需要他都会安静的别无选择的躺上手术台直到最后，哥哥需要一个肾，而他再没有从手术台上走下来重新睁开眼，陆凌西变成了同名同姓的少年陆凌西摆脱梏的命运，拥有了能和植物沟神秘能力养花、种地、办农场，陆凌西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世界最著名的四大步行街
政治：维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经济：缓解人民内部矛盾。
解决美苏争霸的后遗症. 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应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民族问题激化原因的考察，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并导致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未能重新驱动停滞已久的苏联经济，反而使它陷入空前的危机。
一、半途而废：经济改革的启动与重心的转移 1985年3月，在疾病缠身、无所作为的老人契尔年科辞世后， 苏共把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
从此，苏联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戈尔巴乔夫受命于苏联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停滞”时期，面对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内形势，他上台后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停滞、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的状况，1985年4月， 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
把加强纪律、提高科技水平和以推动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搞活经济措施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198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彻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制定了实现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的基本工作方针，通过了长期的大规模行动计划，即“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速度是该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到本世纪末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为达到此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 4.7％。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
为了落实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方针，1987年6月，苏共再次举行中央全会， 讨论了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讨论了《国营企业法（草案）》，确定了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经济改革的道路。
在接着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企业应转入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工人自治。
1987年7月，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有关经营管理的十项决定，其中包括计划、科技、物资供应、财政、价格、银行统计、物资生产部门的部、加盟共和国管理机关、劳动与社会等十个领域的改革方案，每项决定都阐述了改革的原因、目的、任务和具体措施。
应该说，这一阶段苏联提出的经济改革方针，其目的是改变过去旧的一套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为此，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也改变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僵化观点，譬如，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会“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把单一公有制的优越性绝对化，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主张让多种所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合作社所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相互展开竞争；破除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长期偏见，主张必须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
问题在于，第一，“加速战略”侧重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加快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上，结果是业已畸形的经济结构更不合理；第二，微观改革要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宏观调控机制上未能给企业自主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结果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往往处于空转状态；第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措施不配套，未能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导致企业任意破坏经济合同，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基金，从而破坏了国家计划并使职工货币收入连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于是改革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而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认真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
但戈尔巴乔夫却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就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因此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打破这一体制”。
于是，1988年6月，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推出了台，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
由于改革重点的匆忙转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和路线的错误，结果导致了苏联政局动荡，不是政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是使经济改革从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转化为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取代了经济合理性的考虑，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以致经济改革和建设难以正常进行。
从1988年下半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到1989年经济发展势头已逐月下降，进入1990年后， 苏联经济甚至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与198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2％、4％、1.2％。
内债增加到5500亿卢布。
外债达700亿美元（1989年的数字是4000亿、560亿），外贸逆差为100亿卢布。
1991年上半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值又分别下降10％、12％、6.2％。
年底内债增至10000亿卢布，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
头十一个月，外贸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6.4％，其中出口下降30.7％，进口下降41.7％。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急剧增加，从1986—1988年的年平均430—440亿卢布，增加到1989年的92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1／5 和国民收入的1／10。
1990年则突破了1000亿卢布大关。
1991 年预算赤字（包括共和国在内）高达3000亿卢布，比年初议会批准的267 亿卢布赤字额高出10多倍。
由于缺乏弥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机制，只能求助于印发钞票。
1989年发行货币180亿卢布，比1988年增加了50％。
1990 年计划将货币的发行量降到100亿卢布，但实际上却发行了250亿卢布。
1991年货币的发行量更是高的惊人，头11个月就高达1025亿卢布，为计划发行量（70亿卢布）的14.6倍。
货币发行量的严重失控，势必引起通货膨胀，而商品的全面短缺和消费基金超过经济发展的过猛增长，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
1989年，1卢布货币只有0.18卢布的商品保障， 在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类商品中，除150类之外，其余1050类都是短缺的，即90 ％以上的商品短缺。
在221种食品中，只有23种能随便买到， 其余都要通过“走后门”、多花钱或凭票证才能买到。
到1990年，1卢布货币仅有0.13卢布的商品保障， 一些共和国首府和33个州（边区）中心被迫对肉、黄油、糖等食品实行各种凭票定量供应办法，蔬菜、水果、肉类等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比国家牌价约高7倍，甚至1990年十月革命节当天，在列宁格勒全市竟然买不到面包，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0％。
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 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贸易价格9倍， 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为33％，8月份以后每天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2—3％。
苏联经济状况的空前恶化，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除少数“影子经济”投机倒把者外，居民普遍感到生活日益困苦，过去极容易满足的需要，现在成了奢望。
到1991年，根据官价计算，最低生活费已从每月130卢布上升到320卢布，考虑到部分商品要从自由市场高价购买，估计最低生活费约需400卢布。
这样一来，有1／3 至一半的苏联人处于官方贫困线以下。
在苏联所有共和国，生活水平下降最大的是格鲁吉亚（26％）、吉尔吉斯（25％），最少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14％）。
调查表明，亚美尼亚、塔吉克的一半以上家庭人均每月吃肉不到1 公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有1／3的家庭也是如此。
对此，苏联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首先是这个被称为苏联的世界大国分崩离析，第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第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
（注：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991年12月27日。
）经济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使人民普遍感到不满，也越来越失去忍耐性，这种情况在苏联的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各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的积怨和不满，就会通过民族主义——这种对他们来说极易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因为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经济的困境最终会使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
二、不辨主次：联盟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调整 在谈到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即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利益调整问题。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说，在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尽快调整生产力的布局，加快落后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可发挥很大的作用。
苏联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后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对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生产力布局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加速了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这些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和全苏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从而加强了整个多民族的苏联的经济实力，成就是巨大的。
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由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端，它的长期实行，给苏联民族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联盟中央对地方经济具有垄断权。
在规划和建设中，往往只强调国家的利益，忽视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忽视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采取一刀切的经济政策，从而剥夺了各民族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力，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民族利益。
譬如，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致使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脱离了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自然环境的特点等这些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使一些共和国丧失了自己的比较经济优势而演变成单一畸形的经济，给这些共和国的经济和生态平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苏联长期推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强调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采取“平调”政策，企图用行政手段拉平落后民族地区和先进民族地区的差距，没有把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科学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公正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在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中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先进的民族共和国有人埋怨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多了”，而落后的民族共和国则有人埋怨自己所得到的“太少了”。
由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缺乏科学的经济核算，结果，到底谁多得谁少得的问题无法计算清楚。
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给落后民族地区带来的不良后果还表现在，中央各部在各共和国建设工矿企业不和共和国商量、不考虑共和国居民生活的需要、不顾当地的土地、人口、生态的承受能力等等，结果是一些共和国境内的工矿企业增多了，但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却未受益，相反是环境遭污染，文物遭破坏。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强调的只是横向权利的调整，即中央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权利划分，却忽视了纵向的权利调整，即中央政府与共和国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划分。
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改造经济机制的任务中，只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央集中领导经济的效率，加强中央在实现经济战略目标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强调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范围，使它们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
至于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则被忽视了。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便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严加控制使其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
于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在缺乏深思熟虑和明确标准的情况下，便匆匆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
对于分权过程中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内在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这表明联盟中央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一部分权力，但联盟仍居于主导地位。
而叶利钦却与之相对提出了“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
1989年9月苏共民族问题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 把上述两种提法和在一起，认为，“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个公认的公式，体现了作为苏维埃联邦基础的主要思想。
”这样一个折中的提法固然说出了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却看不出二者的主次之分，客观上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夺主权，把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
1990年6月12日，由叶利钦带头搞了个《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 接着其他共和国起而效尤。
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向联盟中央抢权的局面，戈尔巴乔夫继续退让，提出了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
此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所想的已不是如何在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分权，而是联盟一味地向共和国让步。
为了保住形式上的统一，甚至退到搞联邦也可以的地步。
从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分权的提法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固然与国内形势变化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在这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缺乏统盘考虑和明确的目的。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自治单位绝大多数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组成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忽视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不但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反而会助长主体民族的抵触情绪，给民族分离主义提供土壤。
同样，如果无视全苏的统一利益，一味地强调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十分有害的。
回顾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起初表现为对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权益有限状况的漠视，致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谋求经济独立自主表现出来。
尔后，在经济形势恶化、联盟与共和国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全面的放权来安抚各个地方，以维护联盟的统一。
首先，在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的压力下，改变土地和自然资源归统一联盟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逐渐承认它们是各加盟共和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其次，改变原来的预算体制，规定凡位于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的税收全部上缴共和国预算，然后再由各共和国根据联盟的需要向联盟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致使联盟财政由共和国控制并依附于共和国财政；再次，在国营企业隶属关系的变革上，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沿着破除条条专政即中央部门控制，扩大块块专政即加盟共和国或地区控制的思路搞的。
由于经济改革未能使企业成为享有自主权的实体，因此，在联盟将管理权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时，必然会形成加盟共和国对企业的全面控制。
随着联盟中央各种经济权限的丧失和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联盟中央也就失去了左右局势的物质基础。
当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各民族共和国掌权并把握经济命脉之后，也就有了向中央闹独立的资本，此时，联盟的命运也就只能取决于各加盟共和国了。
三、顾此失彼：对商品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消极作用缺乏清醒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给苏联民族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苏联党和政府是有一定认识的，并在实践中更多地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试图通过商品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避免和纠正计划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问题和矛盾。
对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缺乏清醒的认识。
从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打破——形成——再打破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打破了封建的割据，形成了民族范围也即国家范围的统一市场。
统一市场是形成现代民族的经济纽带。
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或称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又被打破，它们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也即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循环中去。
这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的“社会化”结果。
它使民族壁垒不断地被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减少；各民族之间互相协调，加强合作，给这些民族国家带来了好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日益接近，为将来走向“民族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民族过程具有双重作用，即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使民族过程分化，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觉醒，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使民族过程聚合，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民族的交往，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使民族壁垒被不断地打破。
因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商品经济的力量去冲破民族的壁垒，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的同时， 必须对商品经济的分化作用保持足够的警惕，将其危害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未能对商品经济与民族过程的双向作用予以全面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只是从斯大林到八十年代中期固守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使各民族共和国与各自治实体之间缺乏商品经济这个环节来加强它们的经济联系，许多民族成员完全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因而无法树立统一市场内的共同利益观念，使各民族之间缺乏经济利益的内聚力这一弊端，而忽略了商品经济发展给民族过程带来的分化作用。
正是这一极端片面的认识，导致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经济核算，提出各共和国“贡献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这就助长了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放纵了它对民族过程的分化作用，客观上诱发了一些发达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造成各民族共和国对政治、经济主权的争夺。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的误识，与其前对商品经济的忽视，殊途同归，都使得各民族的属性得以强化，民族主义得不到有力抑制，以致于最后民族危机突然迸发，导致联盟解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中，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其他改革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在各民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奢谈其他改革，不仅会贻误改革的时机，牺牲经济建设，而且会使民族主义这样一些旧的东西趁机蔓延，毒化民族关系，危及国家存亡。
第二，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说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了尽头，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与建立，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的正确性、必然性，并不等于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矛盾和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过程的影响，仍将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执政党在实践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为将来各民族走向接近和融合创造条件。
但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形成市场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会加强，对此，执政党要善于引导民族意识，使民族属性意识从属于国民意识，使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从而焕发出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创造性和活力。
与此同时，要密切注意民族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分离主义倾向，克服地区性的民族经济主义，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逐步打破市场的“民族”界线，从而为各民族将来的完全融合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