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800~1000字，需原创，急急急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
并且仅仅是演说。
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
”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
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和台海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
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
另外，作者把台海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
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
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
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
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
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
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自己写的，希望采纳。
跪求一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800~1000字，需原创，急急急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
并且仅仅是演说。
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
”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
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和台海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
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
另外，作者把台海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
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
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
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
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
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
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自己写的，希望采纳。
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意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
”一文。
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
”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
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
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
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
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
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
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西方的内战”。
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
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而是加入到西方、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这就构成了最新形式文明冲突的背景。
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
不同文明不同级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孰先孰后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样，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这些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逝。
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和自身的文明意识。
在强化人们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冲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发展所造成的双重点作用和后果，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
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强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产生寻根现象，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趋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
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
”人们能够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他站在哪一方。
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
文化和宗教使人们之间的分离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
（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
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
欧共体建立在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础上。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以上六个方面的文明冲突，将以微观和宏观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微观层面上，文明断层的相邻的集团通常将以武力方式相互争斗，以控制土地和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硬”的冲突形式；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将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手段，争夺以国际组织和第三者的控制权，竞向推崇自己独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一种“软”的冲突形式。
亨廷顿预计，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所有非西文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力和价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亨廷顿认为，在对抗西方文明的联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出现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向西方利益、价值、强力提出挑战。
因为，儒教、伊斯兰教与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不一样，最难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
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措施。
但他认为，长远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战略性措施。
当时他认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
因而，他在原则上提出了几条应付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措施。
（一）西方将与起来越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
这就是要求西方拥有维护自己与保护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尽力去辩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
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这些思路，他在几的后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说几年前亨廷顿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对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战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关注的则是西方文明本身应当怎么自重自强。
用一名话来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自强以应付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
在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基础上，可以说亨廷顿后来的观点是一种“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忧患论”，即对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战略。
其基本观点是：（一）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
这一点，是亨廷顿观点的最大发展。
亨廷顿认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
亨廷顿批评了流行的现代化观念，即那种认为现代化出现在西方并遍及全球，就认为西化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观点。
他认为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比现代出现得早，其特点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
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
而西方文明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于它是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
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简单抄袭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成为丧失其文化认同的“四不像”的国家。
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抵制西方化。
佛教没有使中国“印度化”，反而是中国使佛教“中国化”。
（三）世界将出现全面的文化反弹。
西方文化将由全面扩张变得受到全面的抵制。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们关注本国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
无论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还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对立面。
东亚人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归于西方文化，而是归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归于仍然保留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亨廷顿认为，从根本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
在此境况下，美国想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向其他文明强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价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决和民主的价值相背离的。
在东亚和穆斯林世界开始把它们的价值作为一种普遍价值的时候，西方更应当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应当团结与自强。
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正是西方放弃原来那种成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为在诸多文明中最有实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时候了。
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团结。
西方的团结又依赖于美国发生的事件。
美国正在被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方向的力量拉扯着。
而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最重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和则存、离则亡。
西方经历了欧洲阶段、美国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欧美阶段，这就是美国为领导，欧洲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策。
文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刻，同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越来越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世纪之交的国家冲突，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
这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民族国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对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对西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
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
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
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
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
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忧虑。
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
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
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
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
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
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西方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在“民主”、“人权”等等问题上却很难找到共识。
可见，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
在目前，我们国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应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战略措施。
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否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在一场文明与文化冲突中“无影无踪”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现代化最终也被拖向西方化。
因此，应当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
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
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
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
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
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意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
”一文。
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
”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
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
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
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
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
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
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西方的内战”。
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
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而是加入到西方、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这就构成了最新形式文明冲突的背景。
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
不同文明不同级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孰先孰后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样，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这些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逝。
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和自身的文明意识。
在强化人们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冲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发展所造成的双重点作用和后果，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
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强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产生寻根现象，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趋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
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
”人们能够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他站在哪一方。
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
文化和宗教使人们之间的分离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
（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
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
欧共体建立在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础上。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以上六个方面的文明冲突，将以微观和宏观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微观层面上，文明断层的相邻的集团通常将以武力方式相互争斗，以控制土地和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硬”的冲突形式；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将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手段，争夺以国际组织和第三者的控制权，竞向推崇自己独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一种“软”的冲突形式。
亨廷顿预计，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所有非西文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力和价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亨廷顿认为，在对抗西方文明的联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出现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向西方利益、价值、强力提出挑战。
因为，儒教、伊斯兰教与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不一样，最难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
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措施。
但他认为，长远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战略性措施。
当时他认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
因而，他在原则上提出了几条应付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措施。
（一）西方将与起来越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
这就是要求西方拥有维护自己与保护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尽力去辩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
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这些思路，他在几的后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说几年前亨廷顿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对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战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关注的则是西方文明本身应当怎么自重自强。
用一名话来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自强以应付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
在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基础上，可以说亨廷顿后来的观点是一种“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忧患论”，即对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战略。
其基本观点是：（一）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
这一点，是亨廷顿观点的最大发展。
亨廷顿认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
亨廷顿批评了流行的现代化观念，即那种认为现代化出现在西方并遍及全球，就认为西化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观点。
他认为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比现代出现得早，其特点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
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
而西方文明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于它是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
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简单抄袭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成为丧失其文化认同的“四不像”的国家。
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抵制西方化。
佛教没有使中国“印度化”，反而是中国使佛教“中国化”。
（三）世界将出现全面的文化反弹。
西方文化将由全面扩张变得受到全面的抵制。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们关注本国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
无论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还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对立面。
东亚人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归于西方文化，而是归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归于仍然保留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亨廷顿认为，从根本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
在此境况下，美国想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向其他文明强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价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决和民主的价值相背离的。
在东亚和穆斯林世界开始把它们的价值作为一种普遍价值的时候，西方更应当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应当团结与自强。
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正是西方放弃原来那种成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为在诸多文明中最有实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时候了。
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团结。
西方的团结又依赖于美国发生的事件。
美国正在被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方向的力量拉扯着。
而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最重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和则存、离则亡。
西方经历了欧洲阶段、美国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欧美阶段，这就是美国为领导，欧洲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策。
文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刻，同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越来越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世纪之交的国家冲突，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
这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民族国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对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对西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
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
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
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
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
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忧虑。
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
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
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
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
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
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西方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在“民主”、“人权”等等问题上却很难找到共识。
可见，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
在目前，我们国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应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战略措施。
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否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在一场文明与文化冲突中“无影无踪”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现代化最终也被拖向西方化。
因此，应当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
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
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
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
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
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你对当今社会不文明现象有什么感想
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也是一个多种文明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社会.但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却始终是困扰人类自身的大课题.21世纪的到来,把这一课题更加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顺应这一潮流,我们有必要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两个新秩序之外,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明确地提到国际社会的面前.一、人类世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往更高层次发展,还进而构成一些不同的文明类型.百花齐放,百花盛开,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其理论的基础,却是以不同类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村落、地域、族群、民族性、宗教团体,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特殊性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尽管文化的界域很少像国界那般鲜明,但是文化的区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多样性的文明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联系的紧密,这种交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也越来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足以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文化上的壁垒.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文明”二字联系在一起.科技、文化、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文明”之列,自不待说,就是经济、政治、军事,其实也离不开“文明”,毋宁说,它们所有一切内涵的背后和深层,都是某种类型的文明作为底蕴.文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渗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往、交流之中.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的差异,也有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也难免不发生摩擦和冲突.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各种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文明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但也有一些,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曾经对于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甚至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从主流的一面看,由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信息传输的增大和快捷,各国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但从另一面看,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乃至很危险的倾向.某些发达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新霸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有了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意义.二、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多样性.首先,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相反,各种文明的发展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结果,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东方民族的许多重要发明,如阿拉伯数字、指南针、火 药和纸等,曾经给西方文明以决定性的影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长达数世纪的交流,给中世纪欧洲在数学、科学、医药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近现代,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给东方国家以很大影响,而东方文明也仍然以不同方式给西方以一定影响.例如,中医中药这一纯粹中国的东西,如今已受到西方许多人们的欢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份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如从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因此,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既是由各种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明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汇、促进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汇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性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第二,要正确认识文明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当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由此,也就可能构成近年来人们常说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下,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示了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文化因素和冷战后国际政治冲突的新特点,这对于我们全面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象是有益的.但是亨廷顿并没有能揭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真实根源,进而,他也没有能正确阐明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明类型之间冲突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能低估的.历史上,人类各个部族、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但是,纵观世界历史,严格来说,所谓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只是造成某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背景之一,而这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在于经济利益或某种程度上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在于某些社会势力追求财富、土地、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贪欲.比如,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宗教战争,形式上是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色彩很浓,但究其实质,仍离不开物质利益.近现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往往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但实际上谁都不难发现它们掠夺财富、抢占市场、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杀戮那么多土著居民?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黑人变为奴隶?为什么要向中国输出鸦片,甚至将人类文明的瑰宝圆明园付之一炬?这些强盗般的行径与“传播”文明有何共同之处?战后几十年苏美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是利益的争夺.美国积极推行遏制政策或“超越遏制”的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固然是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其争夺的焦点之一,仍然是中东的土地、河流,各自国家的领土范围,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际上还大量发生在相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之间.几百年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欧洲君主们互相联姻,在外交文书上常以兄弟相称,但在战场上的厮杀却丝毫也不逊色.所以,亨廷顿也承认,以往的王侯相争、民族国家相争、与意识形态相争衍发的冲突,“大抵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冲突.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较早的17、18乃至19世纪的战争皆如此.”所以,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暴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也不是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唯一方面.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文明类型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总结各种冲突的模式,是不全面的.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是否将取代政治冲突、经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的主要模式呢?这要作具体分析.应该承认,亨廷顿指出了今后世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因素.这种不同文明类型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会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由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将会依仗其经济优势不断侵蚀各种非西方文明.这种冲突构成国际政治中一种内在的应力结构,也构成非西方文明面临的一种现实的威胁.但是,文明的冲突一般均表现在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摩擦和碰撞中,它带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生什么外部形式的冲突,那么,可以断言,其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基于现实的利益.亨廷顿所划的文化断层线内的各种冲突,可能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冲突”的色彩,这种背景和色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而真的成为纯粹“文明的冲突”.只要现实的利益问题得以解决,一切文明或文化问题的雾纱都会消退.第三,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统一、共存的一面,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文明的冲突”、或利益冲突背后潜藏的文化因素,虽然是客观存在,但都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方面.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的一面.总的来说,多样性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只要正确处理,它们并非不能和睦共存.如果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由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要积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强调多样性,要求尊重这种多样性,决不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每种文明都要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自生自灭,走上衰退、消亡的道路.所以,对外开放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每一种文明客观上都在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都在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也在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确实先进的文明,要大胆接受,对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则要坚决抵制.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第四,全面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长短优劣.当代西方文明,实力雄厚,影响巨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其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法等等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当前突出的任务.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固然有其弱点,但在强调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却不断证明其不仅对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所以,东方国家和民族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力,相信自己的文明不会被西方同化,而只会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焕发出更大的光采,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三、时代呼唤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放眼21世纪的人类社会,在全球性经济和政治联系不断加强的同时,各种文明的关系也愈益突出和深入.如何处理各种文明类型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既有交流、合作的必要,又有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两者怎么统一?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也就是说,要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所以,我们在继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首先,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而其国家利益和安全,也遇到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似乎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文明问题.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怎么运行?各国的经济贸易按什么规则往来?股票、证券、汇率、投资市场怎样健康发展?等等,都涉及到各种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运行规则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大量规则,既是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建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准.这些规则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不同文明磨合的结果.而它的付诸实施,仍将会触及到不同文明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观念问题.在每一桩买卖、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协议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不同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使这样的全球化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民,为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规范有序,我们就不能不加快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第二,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口,1万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部落,200个左右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政权,数百个为不同利益而结合的国际组织,5000多种语言,5000多种宗教信仰.如此众多、不同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怎样才能和平共处于一个星球上?联合国和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从某种角度搭起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框架,而无数的宪章、条约、协议、声明、公告等等,编织起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经纬.所有这些,同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与当代世界的现实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文明.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而这一切,不能仅靠武力来获得和维持.更多的,它需要人类文明的提升和应用.制定更加详尽、严格的文明规则,大力促进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才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互之间的利益契合关系,才能对相互之间的文明抱有更加友善的态度,才能使用文明的手段而不是战争、掠夺等非文明的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三,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而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而且也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更广阔的领域来看,它还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仅从100多年来电话、电影、电视的发明和发展,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将会给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人们可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加深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人类精神的升华.当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双刃剑,科学技术也会被某些势力用来误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从事邪恶的活动.因而,如何在科技领域按照文明的要求,制定更加科学的规则,引导和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也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科技成果如何交流?哪些领域可以探索,哪些领域,如克隆人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应该加以限制和禁止?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建立起必要的秩序.第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世界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需要.当代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广泛交流、渗透.因特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在瞬时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成为可能.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信号,传输着大量的信息,发布着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见解,甚至使谣言像瘟疫般流行都轻而易举.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份额是文化类的产品,从而使文化消费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和空间.自然,在这种文化的流转中,具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如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世界各地的娱乐界充斥着美国制造的产品.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自1991年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盗版.《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的发行量为2800万份.《大都会》月刊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妇女杂志,共有36个外国版本.1997年美国电影在国外取得的票房收入达到58.5亿美元.一部《泰坦尼克号》在美国本土净赚6亿美元,而在海外则达12亿美元.据报道,加拿大影院上映的影片有96%是外国影片,主要是美国影片.报摊上出售的杂志和书籍分别有4／5和3／5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1987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56%,1996年达到70%.面对着如此规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或者还包括明里暗里的文化渗透,如果不赶紧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怎能处理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怎能保证文化交流规范有序地进行?怎能限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第五,建立世界文明新秩序,还是正确处理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关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不仅有内容、形式的差异,而且就历史的某一个横截面而言,也会有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一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有某种文明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异,这种地位往往会由新的其他类型的文明所取代,由此而造成新的历史横截面中新的文明格局.这种变动是延续不断的,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类型,很少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当古埃及文明已相当发达时,希腊与罗马文明还处于很低的层次.而希腊文明,在古代显然比中欧北欧的文明更为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与北欧文明又超过了希腊文明.当一种文明处于衰退状态时,我们不能否认其历史上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当一种文明比较先进时,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古代巴比仑文明,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文明成就,如创造楔形文字、编制汉谟拉比法典、测出圆周率为3,确定太阴历法并设置闰月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的贡献?当中国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今日的“美国文明”当时还没有诞生,谁又能借这种差异而否认美利坚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使在同一时代,无论较为先进的文明类型,还是相对落后的文明体系,都可以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精华.所以,后进的文明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并抛弃自己的糟粕,但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先进的文明则要帮助落后的文明,但没有理由以“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解决对待文明类型的种种偏见,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世界也需要走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所以,我们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及时和响亮地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历史：怎样对待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明今天
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也是一个多种文明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社会.但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却始终是困扰人类自身的大课题.21世纪的到来,把这一课题更加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顺应这一潮流,我们有必要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两个新秩序之外,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明确地提到国际社会的面前.一、人类世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往更高层次发展,还进而构成一些不同的文明类型.百花齐放,百花盛开,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其理论的基础,却是以不同类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村落、地域、族群、民族性、宗教团体,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特殊性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尽管文化的界域很少像国界那般鲜明,但是文化的区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多样性的文明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联系的紧密,这种交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也越来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足以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文化上的壁垒.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文明”二字联系在一起.科技、文化、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文明”之列,自不待说,就是经济、政治、军事,其实也离不开“文明”,毋宁说,它们所有一切内涵的背后和深层,都是某种类型的文明作为底蕴.文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渗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往、交流之中.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的差异,也有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也难免不发生摩擦和冲突.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各种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文明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但也有一些,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曾经对于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甚至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从主流的一面看,由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信息传输的增大和快捷,各国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但从另一面看,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乃至很危险的倾向.某些发达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新霸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有了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意义.二、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多样性.首先,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也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相反,各种文明的发展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结果,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东方民族的许多重要发明,如阿拉伯数字、指南针、火 药和纸等,曾经给西方文明以决定性的影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长达数世纪的交流,给中世纪欧洲在数学、科学、医药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近现代,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给东方国家以很大影响,而东方文明也仍然以不同方式给西方以一定影响.例如,中医中药这一纯粹中国的东西,如今已受到西方许多人们的欢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份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如从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因此,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既是由各种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明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汇、促进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汇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性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第二,要正确认识文明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当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由此,也就可能构成近年来人们常说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下,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示了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文化因素和冷战后国际政治冲突的新特点,这对于我们全面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象是有益的.但是亨廷顿并没有能揭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真实根源,进而,他也没有能正确阐明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明类型之间冲突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能低估的.历史上,人类各个部族、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但是,纵观世界历史,严格来说,所谓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只是造成某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背景之一,而这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在于经济利益或某种程度上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在于某些社会势力追求财富、土地、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贪欲.比如,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宗教战争,形式上是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色彩很浓,但究其实质,仍离不开物质利益.近现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往往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但实际上谁都不难发现它们掠夺财富、抢占市场、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杀戮那么多土著居民?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黑人变为奴隶?为什么要向中国输出鸦片,甚至将人类文明的瑰宝圆明园付之一炬?这些强盗般的行径与“传播”文明有何共同之处?战后几十年苏美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是利益的争夺.美国积极推行遏制政策或“超越遏制”的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固然是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其争夺的焦点之一,仍然是中东的土地、河流,各自国家的领土范围,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际上还大量发生在相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之间.几百年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欧洲君主们互相联姻,在外交文书上常以兄弟相称,但在战场上的厮杀却丝毫也不逊色.所以,亨廷顿也承认,以往的王侯相争、民族国家相争、与意识形态相争衍发的冲突,“大抵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冲突.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较早的17、18乃至19世纪的战争皆如此.”所以,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暴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也不是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唯一方面.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文明类型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总结各种冲突的模式,是不全面的.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是否将取代政治冲突、经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的主要模式呢?这要作具体分析.应该承认,亨廷顿指出了今后世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因素.这种不同文明类型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会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由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将会依仗其经济优势不断侵蚀各种非西方文明.这种冲突构成国际政治中一种内在的应力结构,也构成非西方文明面临的一种现实的威胁.但是,文明的冲突一般均表现在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摩擦和碰撞中,它带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生什么外部形式的冲突,那么,可以断言,其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基于现实的利益.亨廷顿所划的文化断层线内的各种冲突,可能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冲突”的色彩,这种背景和色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而真的成为纯粹“文明的冲突”.只要现实的利益问题得以解决,一切文明或文化问题的雾纱都会消退.第三,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统一、共存的一面,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文明的冲突”、或利益冲突背后潜藏的文化因素,虽然是客观存在,但都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方面.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的一面.总的来说,多样性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只要正确处理,它们并非不能和睦共存.如果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由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要积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强调多样性,要求尊重这种多样性,决不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每种文明都要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自生自灭,走上衰退、消亡的道路.所以,对外开放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每一种文明客观上都在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都在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也在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确实先进的文明,要大胆接受,对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则要坚决抵制.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第四,全面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长短优劣.当代西方文明,实力雄厚,影响巨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其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法等等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当前突出的任务.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固然有其弱点,但在强调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却不断证明其不仅对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所以,东方国家和民族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力,相信自己的文明不会被西方同化,而只会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焕发出更大的光采,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三、时代呼唤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放眼21世纪的人类社会,在全球性经济和政治联系不断加强的同时,各种文明的关系也愈益突出和深入.如何处理各种文明类型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既有交流、合作的必要,又有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两者怎么统一?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也就是说,要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所以,我们在继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首先,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而其国家利益和安全,也遇到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似乎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文明问题.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怎么运行?各国的经济贸易按什么规则往来?股票、证券、汇率、投资市场怎样健康发展?等等,都涉及到各种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运行规则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大量规则,既是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建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准.这些规则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不同文明磨合的结果.而它的付诸实施,仍将会触及到不同文明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观念问题.在每一桩买卖、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协议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不同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使这样的全球化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民,为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规范有序,我们就不能不加快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第二,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口,1万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部落,200个左右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政权,数百个为不同利益而结合的国际组织,5000多种语言,5000多种宗教信仰.如此众多、不同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怎样才能和平共处于一个星球上?联合国和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从某种角度搭起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框架,而无数的宪章、条约、协议、声明、公告等等,编织起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经纬.所有这些,同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与当代世界的现实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文明.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而这一切,不能仅靠武力来获得和维持.更多的,它需要人类文明的提升和应用.制定更加详尽、严格的文明规则,大力促进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才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互之间的利益契合关系,才能对相互之间的文明抱有更加友善的态度,才能使用文明的手段而不是战争、掠夺等非文明的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三,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而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而且也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更广阔的领域来看,它还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仅从100多年来电话、电影、电视的发明和发展,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将会给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人们可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加深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人类精神的升华.当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双刃剑,科学技术也会被某些势力用来误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从事邪恶的活动.因而,如何在科技领域按照文明的要求,制定更加科学的规则,引导和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也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科技成果如何交流?哪些领域可以探索,哪些领域,如克隆人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应该加以限制和禁止?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建立起必要的秩序.第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世界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需要.当代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广泛交流、渗透.因特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在瞬时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成为可能.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信号,传输着大量的信息,发布着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见解,甚至使谣言像瘟疫般流行都轻而易举.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份额是文化类的产品,从而使文化消费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和空间.自然,在这种文化的流转中,具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如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世界各地的娱乐界充斥着美国制造的产品.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自1991年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盗版.《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的发行量为2800万份.《大都会》月刊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妇女杂志,共有36个外国版本.1997年美国电影在国外取得的票房收入达到58.5亿美元.一部《泰坦尼克号》在美国本土净赚6亿美元,而在海外则达12亿美元.据报道,加拿大影院上映的影片有96%是外国影片,主要是美国影片.报摊上出售的杂志和书籍分别有4／5和3／5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1987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56%,1996年达到70%.面对着如此规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或者还包括明里暗里的文化渗透,如果不赶紧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怎能处理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怎能保证文化交流规范有序地进行?怎能限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第五,建立世界文明新秩序,还是正确处理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关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不仅有内容、形式的差异,而且就历史的某一个横截面而言,也会有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一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有某种文明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异,这种地位往往会由新的其他类型的文明所取代,由此而造成新的历史横截面中新的文明格局.这种变动是延续不断的,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类型,很少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当古埃及文明已相当发达时,希腊与罗马文明还处于很低的层次.而希腊文明,在古代显然比中欧北欧的文明更为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与北欧文明又超过了希腊文明.当一种文明处于衰退状态时,我们不能否认其历史上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当一种文明比较先进时,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古代巴比仑文明,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文明成就,如创造楔形文字、编制汉谟拉比法典、测出圆周率为3,确定太阴历法并设置闰月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的贡献?当中国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今日的“美国文明”当时还没有诞生,谁又能借这种差异而否认美利坚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使在同一时代,无论较为先进的文明类型,还是相对落后的文明体系,都可以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精华.所以,后进的文明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并抛弃自己的糟粕,但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先进的文明则要帮助落后的文明,但没有理由以“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解决对待文明类型的种种偏见,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世界也需要走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所以,我们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及时和响亮地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