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什么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的读后感
当前,新媒体在满足用户基本信息获取需求的同时,已日渐成长为一个集信息、观点、民意为一身的舆论平台,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舆论的生成、存在与传播方式,不断对传统媒体话语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信息的碎片化也开始成为当前舆论的新业态。
当新媒体成为舆论的发酵场,新媒体开始与舆论形成天然的水乳交融状,在这种状况下,长篇文章尤其是理论性文章,如何去适应新媒体的业态发展,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已经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舆论引导文章的特点是块头大,一般文章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要求观点正确、思维缜密,逻辑严密、用词准确,有根有据,而且在 写作指导思想上以灌输为主。
相比来讲,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则表现为传播上的简捷精要、服务上的分众化、个性化,注重互动性以及呈现风格的多媒体化。
因此,思 想理论文章在同互联网的行文风格融合时,就会出现种种的不适应。
同样,从读者的层面考虑,在信息碎片化的认同感下,耐心读并接受长篇的理论文章,则显得较为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我认为一篇引导舆论发展方向的文章在保持自己传统特色前提下,不能排斥新媒体新技术,与世隔绝,自说自话,要积极使用新媒体新技术,把思想理论文章进行多层次、分层次、深层次开发。
一是在“微”上下功夫。
把大块思想理论文章的灵魂和精华,包括有价值的观点、看法等提炼出来。
碎片化,即在“微”字上做文章,分别生产 出精准短小、鲜活锐利、吸引力强的信息。
同时,入网随网,主动策划,针对不同载体和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叙事方法、语言风格。
要善于用讲道理、 谈历史、举常识的方式,用群众的语言、网络的语言解疑释惑,在拆分理论文章时,做到有理有据、有情有义。
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在传播上抢得先机,用好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传播平台,以即时观点抢占思想理论宣传的制高点。
二是在“题”上找思想。
要根据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分议题用互联网语言表达出来。
针对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知识精英、青年学生、社会青 年等不同人群,设置不同的议题,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把理论文章的各个亮点、精华分别在互联网上展示出来,同时加大互动力度,在指导思 想上改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有来有往、一来二往,在互动中有观点,在观点中有思想,牢牢把握互动的主动权,润物细无声,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互联网语言表达 出来,用互联网手段展示出来。
三是在“形”上求突破。
创新表达方式,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
新闻宣传已经采用了多媒体的展示方式,以多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使 新闻报道动起来了、活起来了。
思想理论文章能不能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呢
回答是肯定的。
电视政论片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说明。
要积极探索把思想理论文章的精 华部分综合运用图文、图表、动漫、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听、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在“形式”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满足终端传播和用户多种体验的需求。
总之,在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如果说理论文章是艘航母的话,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主动用互联思维,使用互联网技术把其精华简洁 快捷传播出去,也就是说给这艘大航母配上冲锋舟、战斗机、机关枪、冲锋枪等轻重武器,使之更具杀伤力、战斗力。
这或许是理论文章走出困境、再现青春的一条捷径。
向上级党委报告意识形态领域重大情况这怎么理解
不过,其实很多人(尤其官员)并没有搞懂什么是舆论。
因此,有必要普及下相关知识。
第一,什么是舆论和网络舆论。
舆论是什么
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大多数公众对公共事务或话题,相对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按照其英文public opinion,直译过来又叫“”,也可以叫“民意”。
《》一书的作者、著名政论作家,对“舆论”生成的复杂性有精细地阐述,同时也对真实“舆论”的形成并不抱乐观态度。
比如,公众对各种问题有“刻板印象”,未必能理性地表达意见;传媒呈现的是“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环境……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舆论”的形成。
其实,舆论既是一个“过程”(公众针对社会议题表达意见,这些意见再汇聚成舆论),也是一个“结果”(大多数公众对这些社会议题总体一致的看法)。
如果从“过程”的角度看舆论,则必须要有充分自由、开放的空间和渠道,让公众充分表达意见,否则,就不会有“公共”的舆论,而只有被代表、被建构、被引导的舆论。
如果从“结果”的角度看舆论,那么,多少才算“大多数”、怎么才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态度,这在统计和分析上都是不太可能的事。
因此,要认识“舆论”,首先就是要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它的公共性,它的难以测量甚至虚幻。
回到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曾提出过“”的概念: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介舆论场”。
如果媒介舆论跟口头舆论差异太大,所谓的“舆论引导”,其实是百姓的“口头舆论场”被“媒介舆论场”(背后是政府利益)代表了。
如果以“网络舆论”为例子,理论上应该是大多数网民对社会公共议题相对一致的看法。
但实际情况呢,却面临一连串的问题:1、谁是“大多数”
5000万活跃的微博网友,不代表3亿微博用户,3亿微博用户,不能代表5亿多网民;5亿多网民也无法代表10几亿。
何况,我们看到的“网民”还可能是“网络推手”或者“网络水军”。
2、有没有“社会议题”
西方国家的舆论更多围绕政治选举、堕胎、持枪等公共议题展开,我们国家的网络舆论却更多围绕一起又一起的公共事件所激发。
这种“事件频发、议题缺乏”的舆论格局,其实比较碎片、表面,很难看出网民对社会的真正态度。
3、能不能理性、充分的“自由表达”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不是,其公共表达应该相对理性。
但是,受“结构性怨恨”和“普遍不信任”心理的影响,不少网民的表达可能是情绪化、非理性甚至群体极化的。
何况,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是,能否自由、充分的表达。
理想的角度看,舆论应该是表达、对话、协商和共识的过程,其基本前提是“自由的说真话的环境”。
如果网络表达受到压制、甚至稍有不慎还可能以“传谣制谣”或者“”为名遭到拘捕,这种环境下,网络舆论的真实性则无疑要大打折扣。
可见,网络舆论很难代表中国社会真正的舆论,但是,它又是相对最真实、具体、鲜活的舆论。
如果说,政府设置的是想要“引导”的舆论,媒介呈现的是被“建构”的舆论,那么,相比较之下,网络舆论则无疑是当下中国唯一接近真实的舆论。
第二,怎样分析和理解网络舆论。
当前,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网络舆论的监测、分析和研究,、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也相继推出“舆情监测”服务。
研究中国的网络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必须要充分意识到其复杂性。
具体来说,研究的角度可以包括:1、第一个层面,研究网络舆论的纵向层次。
理论上,舆论可以做研究的三个层次:一是所谓公众的意见,但调研所有人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基本是的,相对比较可能的是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二是积极的公众舆论。
积极的网络舆论,就是研究比较活跃的网民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三是潜在的网络舆论,没有活跃表达的网民及他们潜在的真实心理和想法。
做网络舆论研究,从纵向的层面看,比较可行的是做积极的网络舆论研究和潜在的网络舆论研究。
2、第二个层面,研究网络舆论的横向格局。
第一个格局,墙内舆论和墙外舆论。
因为我们现在有,以社交媒体为例,可以研究微博和推特两个舆论场的互动,既关注内部防火墙的舆论场,还要关注到防火墙外的舆论场,看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叠和互动。
第二个格局,不同网络空间的舆论。
我们的网络空间有社区网站,如凯迪、天涯等为代表;有微博,以腾讯、新浪为代表;还有新闻媒体的网站,如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等。
不同空间的网络舆论,可以进行图景式的研究和梳理。
第三个格局,民间舆论、网络舆论、媒体舆论的互动关系。
3、第三个层面,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规律。
可以通过一系列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的分析,总结和寻找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特点和内在规律。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区分真舆论(网民)和假舆论(水军)。
第三,网络舆论和社会管理的关系。
舆论有多种功能:1、预警功能,通过对舆论的监测发现问题和隐患;2、疏导功能,通过一定的舆论引导可以疏通情绪;3、宣泄功能,可以释放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很大程度上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
舆论最应该发挥的是其民主和监督作用。
政府官员对舆论的态度,必须要谦卑,要顺应和听从民意。
一方面,要重视和研究舆论,另一方面,也要倡导和建立一种共识:网络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一定能积极推动社会改革。
我们要强调的是政府对网络舆论中包含的真实民意的尊重,让民意真正影响决策和改革。
政府一定要转变过去危机管理中对网络舆论的理解,更多地把危机公关转变成风险管理。
当下,危机管理的主体还只是政府,背后的舆情处置和应对机制依然是控制思维,而不是对话、沟通和互动思维。
因此,有必要大力倡导的不是舆论的应对,而是对舆论的敬畏,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让网民参与公共治理、公共决策的机制。
过去这些年,网民的最大变化,就从单纯的意见表达和围观转向了公益行动和社会动员,在“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公益事件中,可以看出网民是具有理性和行动力的。
政府要在网络舆论研究和监测基础上,把更多网民和公众引入到社会管理中来,引入到公共决策的开放和对话机制中来。
广东要在社会管理和制度改革方面,成为积极探索的先锋,要把网民参政议政的常规机制、公众参与和监督公共决策的机制建立起来,在一个一个的个案背后,推动细小的变化和些微的改善,让网络民意成为政府决策的动力源泉。
综上所述:舆论非常复杂,总体上,公众表达意见、形成舆论的机制还不够通畅和自由,由此,3亿微博网友和5亿网民成为形成舆论的活跃主体。
期待大家(尤其政府官员)能在社会管理的大框架下,在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大语境下重新理解舆论、把握舆论。
————————————————“一本政经”将重点关注中国传媒、政务传播的相关话题,包括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城市外宣、网络舆情、公共演讲、媒介素养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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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新媒体,培养新青年 的学习心得
第一,要清醒认识意态工作的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 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浅谈如何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在总结政法维稳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重中之重的任务。
在三项重点工作中,公正廉洁执法是关健和根本,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切实树立检察机关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起,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一、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建设领先,在强化公正廉洁执法理念上取得新进步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公正廉洁执法方面理应从严要求,带头做好。
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人为本,对队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扎实推进领导班子和检察队伍廉政建设,着力打造一支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一是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使干警自觉筑牢思想防线。
要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思想和执法理念,广泛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学习型检察院”活动,坚持深入开展忠于宪法和法律的忠诚教育,大力培育、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始终保持执法者应有的理性,始终以平和的态度对待群众,始终做到语言文明、行为文明、作风文明,始终遵循执法办案程序和执法行为规范,着力增强检察职业道德意识。
同时教育干警“不该吃的坚决不吃,不该要的坚决不要,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政治上的安全比职务晋升更为重要”、“每个人都不能因一时贪念,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隐患,给单位和同事留下遗憾,给家庭和后代留下伤害”等,明确要求干警冷静算好“违法违纪成本帐”、“人生价值帐”两本帐,使干警筑牢公正廉洁执法的道德底线。
二是突出领导班子建设。
强化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任前廉政谈话等制度,推行领导干部问责、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等制度,促进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三是强化思想理论建设。
加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长效机制建设,继续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职业道德、纪律作风等教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发展道路。
二、积极开展检察干警执法培训,在提高公正廉洁执法能力上取得新进步 一是加强正规化岗位培训。
以提高把握运用法律政策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信息化实战应用能力、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舆情应对和引导能力等为重点,切实抓好检察机关领导素能、执法一线检察官专项业务、新进新任人员岗前任职、岗位技能等各项培训工作,着力解决说不清、写不明、辩不过的问题。
二是加大检察教育培训力度。
实行检察人员参加上级院集中轮训机制,确保领导干部参加各类方式培训,使每名检察人员在四年检察教育培训周期内至少到上级院参加培训一次。
充分利用庭审观摩、疑难案例研讨、公诉人辩论竞赛、析案明理、案卷展评、岗位练兵、集中培训等手段,积极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加强对全体干警进行经常性的执法业务培训。
二是高度重视检察人才培养工作。
以参加省院法律硕士研究生班和上级院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优秀侦查监督能手等业务尖子、办案能手评比为重点,大力培养中青年骨干和高层次人才,力争使更多优秀干警进入全市、全省检察机关检察业务专家、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优秀侦查监督能手、检察理论人才行列。
三是狠抓司法考试专项培训,打造司法考试培训品牌。
要坚持把司法考试作为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做到“思想认识、工作措施和责任考核”三落实,通过加强参加省院专项培训、先进典型引导、落实保障服务措施等提高司考通过率。
三、突出强化自身监督制约,在提高执法公信力上取得新进步 检察机关以强化自身监督为核心,深入推进“阳光检务”,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着力加强自身监督制约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确保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
一是以执法办案为重点,构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在检察机关实行侦监、公诉部门由不同的领导分管,对自侦案件的立案实行“双报批、双备案”制度,对自侦案件的不捕、不诉实行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制度,自2009年开始又对所有自侦案件的批捕上提一级,以此加强纵向办案部门间的相互监督制约,确保严格执法;同时强化对自侦、自查案件各环节的监督制约;对扣押冻结款物开展专项清理,完善管理机制,实行查扣部门和处置部门的分离、相互监督制约,以此横向加强各线条、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制约关系。
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严格落实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进一步规范干警的执法办案行为。
二是完善和规范接受外部监督的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要加强同人大代表联系,加强同政协联络,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督。
继续深化人民监督员工作,对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案、拟不起诉的案件全部进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
同时也要聘请检察联络员,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监督,并收集和反馈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及党风廉政情况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密切了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自觉接受监督。
三是深入推进“阳光检务”,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通过开展以“听民声,察民意,解疑难,办实事,保稳定,促发展”为主题的检察官下基层、进社区走访活动,进一步改进作风,密切检群关系,畅通人民群众监督检察工作的渠道。
通过“阳光检务”,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透明公开,建立了案件信息查询系统,专人负责录入检察环节办理案件的实时信息,方便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近亲属查询案件办理情况,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当事人的监督,规范自身执法行为,不断提高执法公信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四、突出强化法律监督,在推进公正廉洁执法上取得新进步 强化法律监督,既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也是推进公正廉洁执法的有效途径。
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对执法司法不公不廉的监督,始终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努力构建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和司法环境。
一是坚决打击职务犯罪,推进反腐倡廉。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不断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开展各个专项活动和诉讼监督,严肃查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案件,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主动加强与纪委、监察等执法执纪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始终坚持保证办案质量、遵守法定程序、注重办案效果,确保办案力度、质量、效率和效果统一。
二是不断强化诉讼活动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始终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监督的重点,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和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控申科要建立健全依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制度和重信重访案件公开听证制度;侦监科、公诉科、反贪局、反渎局、民行科要完善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积极推行检察文书说理制度;侦监科、公诉科要建立健全不捕、不起诉、不抗诉案件答疑说理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三是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要坚决贯彻落实积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和完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预防工作机制,加强社会化大预防网络建设,着力在构建全社会廉政文化方面有所作为,使公正廉洁执法成为司法执法人员的自觉行为、良好习惯。
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方式方法,与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建立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形成预防合力;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成立宣讲团和宣讲队,深入机关和学校开设预防讲座,不断深化预防宣传教育效果。
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司法执法机关共同的责任,更是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功德无量的民心工程。
我们要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为核心,大力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真正使检察机关成为公正廉洁执法的先行者,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