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过<<人间词话>>这本书吗?到底写的怎么样呀?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
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
”(《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
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
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
万方来朝，臣妾使令。
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
风雨时节，莫不滋荣。
灾蝗不起，五谷孰成。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
”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
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
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
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
(《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
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
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
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
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
因以名，叔其字。
父晦翁，母刘氏。
生四年，呱失恃。
十有五，适笄珥。
赵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
虽未学，得翁意。
临绝言，孝友悌。
从母葬，亦其志。
父汝铭，母汝视。
汝有知，尚无畏。
宋淳熙，岁丁未。
月终辜，壬寅识。
”(《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
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
”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
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
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
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
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
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
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
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
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
《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
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
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
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
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
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
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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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
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
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
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
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
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
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
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
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
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
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
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
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
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
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
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
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
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
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
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
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
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
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
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
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
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
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
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
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
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
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
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
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
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
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
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
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
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
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格伦大语文是培训创意作文的吗
有没有包括阅读和国学
是的，创意作文现在很火。
解决了小学生写作文不流畅，不出新，没趣味的问题。
初三历史应该怎么读?
我是文科生，刚经历了高考，在大学，自以为历史很不错，所以，我毅然选择了历史学。
要说到我高三学习历史的经历，其实有时候也挺乏味的，趣味确实不多。
首先，不要讨厌它，最好试着喜欢它，只有在喜欢它的时候，才会有学好它的动力，如果实在不喜欢它，那就强迫自己。
然后，就是多看课本，历史课本真的很重要，看课本的时候要认真，不要放过每个细节。
接着就是多做题，选择题要记住答案，材料题要学会答案的分析技巧，多记住一些历史语句。
最后，就是常和老师交流。
这就是我个人的学习方法，你可以试试。
努力吧，相信你历史一定能学好
哪里可以做货运资格证
开货车装货需要办理货运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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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掌握相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四）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
申请参加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向其户籍地或者暂住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一）身份证明及复印件；（二）机动车驾驶证及复印件；（三）申请参加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还应当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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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就“语文与人生”的话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2、学生的阅读情况怎么样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提笔写下这个题目时，脑海里满是过去上语文课的情景。
至今还记得在课间琅琅而读的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当时只是听见语文老师说，此句极妙，应该记住。
但究竟妙在何处
老师也支吾不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之林，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像颗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烁在东方的天际。
人生这个词，说小就小，说大就太大，论及文学与人生的微妙关联，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如是说，“古之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人与诗、词与人，如果我们能静静的思考一番，其中肯定蕴含着非同寻常的大千世界。
在唐诗的国度里来回穿梭，寻觅曾经失去的点点滴滴。
或许因为自己是陕西后生，因此对长安有种特别的情感。
长安，十三朝古都，历代王室贵族的栖身之处，历经五千年而风雨未变的建筑群落，见证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演变历程；在沧海桑田的季节轮回中，依然不改昔日盛世之颜容。
长安，现代与古韵极其细腻的糅合，诗人们笔端下的完美造型；那些曾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的诗文，将永不漫漶，世世代代都会以此骄傲，并俯首拜读。
灞桥折柳，那是一段唐韵中久传不衰的佳话，就在这漫无边沿的塘边，诗人们折柳互赠，吟诗作对；塘堤的柳树，伫立得像遥远边疆孤守城堡的将士，柳丝倒垂于地，微风轻袭，轻舞飘扬。
诗仙李太白曾寒夜来到唐都长安，见到的是一片朦胧的月色，听到的却是万户蓁蓁的捣衣声。
我还能想到当时盛气逼人的诗人，衣袂翩翩，青丝鬓发。
于此时此景，诗人表达了“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归”的渴望。
寂寞、苍凉，和一点点呼之欲出的恐惧，都是些极暧昧且疼痛的东西，无意中灼伤了诗人那颗且弱且坚的灵魂，呼喊似乎已经无可奈何，遥遥无期，刹那间一切变得寂静无声；虚幻与现实之间，依然难觅那份执著的等待；“无那金闺万里愁”，但每次的苦苦守望之后，还是“独倚栏杆，良人犹未还”的悲凉。
诗人那份焦灼与忧虑从中显现的淋漓尽致，豪迈奔放的诗仙在这种情景之下，也难免会感伤。
从语文的独特角度来解读人生，只能通过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中挖掘隐藏在每个人物背后的真实故事。
诗、词、曲中，我们所能领略到得只是当时作者在何种情境下写的，所要表达的相关情感也是根据其内容或景物的串联来推断，故应有一点偏差。
在现当代的小说、诗歌中，可能是由于在时间上不太久远，对它的理解也就多了些准确性。
像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从情节上看，主人公像一个喜剧演员一样，时不时的来点幽默，耍些滑头，但到后来他刺痛了读者的的心，一个以“精神胜利法”活了一辈子的小人物，到死也不知自己究竟该姓什么。
他的人生似乎就悲的可怜。
人生，我们每一天都在努力地使它充实起来。
其实，读懂一本书、一篇作品、一段精辟的言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人生每一步路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充实。
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从这个角度看，“语文”与“人生”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语文教师的人格魅力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可依楷模。
从教育的人文角度看，任何学科的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在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水乳交融的渗透高尚情感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管导”与“管教”的关系。
但从语文学科强烈的工具性的特征来看，它体现的人文关怀表现得更为突出，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教师的身教甚于言传，它像一本无字的教科书，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形成习惯。
无数事实证明：语文教师对作业批改认真，学生的作业也随之质量更高、人数更齐；语文教师注重人格修养，学生的气质行为也更高尚。
作为语文教师，必须在行为上以身作则，彰显自身的人格魅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铺平道路。
二、语文教材的精巧设计是学生人生路上的行动指南。
人教版语文全套教材的重新编写，更重视了文本的人文情结和审美关怀。
就以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的内容为例，这种教材的编排和设计意识表现的尤为突出：第9课《谈生命》，冰心用优美的语言、比喻的手法，生动形象的诠释了生命的深刻本质，那“一江东去的春水”和“经过四时的小树”让生命的质感顿现；第10课《那树》，除了礼赞老树顽强的生命力之外，还通过老树的生长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让学生对生存与发展产生理性的思考；第11课《地下森林断想》，用黑黝黝的环境烘托出了地下森林顽强的生命力，让学生对“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阳光总在风雨后”的理解更为深刻；第12课《人生》，精彩的细节描写突现“硬汉精神”，让学生对人生路上必然遇到的困难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篇课文，如同五幅气势恢弘的人生长轴，给学生以引导和启迪。
三、语文教法的丰富多彩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可靠保证。
“自主、合作、探究”的全新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了语文课堂的主体，他们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加上教师适时的引导，必将升华他们的思想情操。
新型语文教法尤其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共存”，注重学生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的创意看法，“你最欣赏的一句（段）话”，“谈谈你对某句（段）话的理解”成为了语文课堂的主旋律。
精彩纷呈的语文课堂，让学生畅想人生，大有裨益。
四、语文阅读的博大精深是学生人生路上的有力补充。
教科书后的数十部“名著导读”，让学生的视野更为广阔：读神魔小说《西游记》，学生会领略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与反抗精神；读章回体小说《水浒》，学生会赏析108将的独特个性和精神魅力；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生会理解人生的逆流与坚强；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学生会徜徉于名人的精神世界里，收获人生的真谛；读培根的《随想》，学生会随着作者的笔触对人生产生理性的思考……五、语文实践的广辟路径是学生人生路上的有益尝试。
“综合性学习”是语文新教材的可贵亮点，它不仅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作文教学，还将语文课堂的触角延伸到了课外，囊括了口语交际和社会实践。
在活动中，学生学会了占有资料的方法，学会了调查分析的路径，学会了得出结论的思维……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初试人生，获益匪浅。
总之，语文以其独特的个性，滋养着学生的人生之路，为学生开启人生之路导航。
学生的阅读情况怎么样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
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
”可见语文教学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努力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而课外阅读是中学生获取知识、开拓视野、积累材料的重要渠道，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对课内语文教学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传播的多样化，致使价值观的多元化，中学生阅读正日益成为一个大问题。
特别是农村初中生的课外阅读现状更不容乐观。
一、农村初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分析目前，农村初中学生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丰富的语言材料相脱节、课外阅读少，将学生思想囿于一片狭小的天地，导致了学生视野狭小、知识贫乏，语言表达与概括能力差，缺少创造力和想象力。
学生花了不少功夫，语文能力却没有得到多少提高，课外阅读的状况堪忧。
a.与课业负担偏重有关受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现在的学生学习压力过大，课业负担偏重，往往整天埋头于课本、题海而无暇他顾，根本无心也无力进行课外阅读。
阅读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没有时间的保障，那么阅读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以初三学生为例，他们的时间早已被考试科目排得满满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极少，围绕考试的教辅书籍还大行其道，又哪有时间去翻阅厚厚的名著
而且，对于少数喜欢阅读的学生，家长、老师还不时出来反对，禁止他们读“闲书”，这使得他们的读书热情遭到了扼杀。
b.与阅读兴趣缺乏有关。
造成学生课外阅读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自身对课外阅读的兴趣低。
所以，即使是在较为空闲的寒暑假期间，他们用于阅读的时间也仍旧很少。
也会把它花在上网、看电视、玩手机等，这比起看枯燥、乏味的课外书更能引起他们声觉或视觉上的享受。
这些以视听刺激为主的信息接受方式使我们的学生语言感受能力退化，从而削弱了他们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并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这些信息源好比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缺少文学阅读时的感受、想象、审美和创造，因而是无法替代文学阅读的。
这些社会现象凭个人的努力或许一下子无法改变，但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做的是引导学生走一条正确的阅读之路。
c.与家庭、学校的环境有关。
部分农村学生的家长文化素质较低，大都从事体力劳动。
大部分家长基本不读书，不看报，对子女的学习也不甚关心。
他们的家中很少有藏书。
农村初中教学设施简陋、不足，教学设备不齐。
学校图书室的利用率低，更重要的是农村中学教育经费不足，学校对图书的投入很少，学校虽有部分图书，也时隔久远，内容陈旧。
另一方面，教师只看重分数，着眼于眼前的成绩，无暇知道课外阅读。
这样，没有环境的熏陶，缺少外界的引导，学生除了看看语文教科书之外，根本没兴趣、没条件读书。
学生阅读太少，视野狭窄，知识量不足，词汇贫乏，也就不足为奇了。
d.与阅读倾向的偏差有关。
我们发现初中生阅读兴趣丰富多彩，大多喜欢科幻、卡通漫画、童话等。
可是，也有部分初中生只把心思放在武侠、言情小说中。
部分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甚至把不良信息读物摆上了选择的行列。
真正接触过中外名著的学生并不多。
e.与缺少必要的阅读方法的指导有关。
在教学中，老师用分析语文课文的办法指导学生读书。
经常按着应试教育的思路，把文学作品一篇篇“肢解”成字、词、句、段、中心思想……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费于对基础知识的机械重复、死记硬背上，而对课外阅读的方法指导偏少。
有时，对学生课外阅读作出指导的也只是为了应付某种竞赛而进行。
二 、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面对这样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地大叹苦经，而应该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从理论到实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平时要尽可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发掘出学生的阅读潜力，从而把学生变得会阅读、爱阅读、乐阅读。
那么针对农村的教学实际情况，如何提高农村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激发兴趣，让学生喜爱阅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可见，学生有了阅读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主动需要。
因此，教师要努力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让他们愉悦地进行课外阅读，快乐地接受自己想要学习的语文知识。
1.营造阅读氛围，激发阅读兴趣。
首先，在教室墙壁上悬挂一些名人读书成长的挂图、诗词、名言等，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让孩子蕴育在浓浓的书香中。
其次，发动学生向班级征集图书，还定期向学校图书馆借阅一定量的图书，把班级的一个角落设置成图书角，教室墙壁上也挂上各种课外书、报刊，让学生在任一适当时刻，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来阅读。
2.利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博览群书的兴趣。
教师要经常向学生介绍历史人物、科学家及身边成才之人的成才之道，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因为古往今来，凡对人类有作为的人，无不是博览群书、勤奋学习的结果。
学生的个性不同，也就各有喜好，教师要引导好学生阅览各类书籍。
鲁迅曾说过，读书正如蜜蜂采蜜，倘若只叮在一处，所得就有限。
因此，教师要利用各种机会，尽所能激起学生阅读多种书籍的兴趣。
3.拓宽阅读空间，激发阅读兴趣。
教完书上的一些课文外，教师可介绍学生阅读相应的课外书。
如：学完古诗词后，推荐学生选读《唐诗三百首》和宋词等，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鉴赏，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教师还可以帮助学生随课文选择一些文学性和趣味性强的课外诗歌、故事、优秀作文等，鼓励学生阅读”四大名著”，读报刊杂志，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扩大知识面。
4.智创趣味活动，激发阅读兴趣。
班级里经常确保开展20分钟阅读活动——”快乐阅读活动20分钟”。
每次轮流由一名学生主持，做到人人参加，内容、形式根据主持人的兴趣特长确定，有”课外知识知多少”知识竞赛，组织学生讲阅读读物后的收获和体会……同时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一些关于读书成才的故事，进行讲故事比赛，从而激起学生对读书人的崇拜，对书的渴望，形成与书本交朋友的强烈意向。
这样学生就会在课余时间主动地进行广泛的阅读尝试。
（二）“授之以渔”，让学生学会阅读。
光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如：有的学生凭着兴趣，凡有生动情节的内容就走马观花地读读；有的则读了好文章，也不懂得积累知识，吸取技巧，用到写作上。
显然这样的读书方法是收效甚微的。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引导他们不仅爱读，而且会读，要读得更好更有收效。
作为读书的指导者，我们应该向学生介绍一些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⒈选读法。
这种方法的运用一般是根据学生在课内学习上的某种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书报的有关篇章或有关部分，以便学以致用。
教师可切实联系教材，从教学任务的阶段性出发，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跟课文相关的材料让学生在课外去阅读，作为对课堂教学的一个延伸。
这样既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以提升课外阅读的含金量，避免了学生的盲目性。
如学习了《智取生辰纲》一课，为了让学生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教师可推荐学生阅读《水浒传》一书。
⒉精读法。
所谓精读法，就是对书报上的某些重点文章，集中精力，逐字逐句由表及里精思熟读的阅读方法。
它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
有的文章语言隽永，引经据典，情节生动。
教师可以利用这些作品为依据，指导学生精读，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做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边读、边想、边批注，逐渐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⒊摘抄评价法。
此阅读法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有关的词、句、段摘抄下来，或对阅读的重点、难点部分划记号，作注释，写评语。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
”文章中富有教育意义的警句格言、精彩生动的词句、段落，可以摘录下来，积存进自己设立的“词库”中，为以后的作文准备了丰富的语言积累。
同时还可以对自己订阅的报刊杂志，将其中的好文章剪裁下来，粘贴到自己的读书笔记中。
⒋写心得体会法。
教师要鼓励学生经常写读后感。
也就是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后，用读后感的形式对文章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想法，并在课外阅读活动课上进行交流。
读写听说紧密结合，学生的阅读能力能很快得到提高。
（三）创造条件，让学生快乐阅读。
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造课外阅读的条件，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良好的环境中轻轻松松的进行课外阅读。
⒈开发图书馆。
图书馆是学生读物的主要来源，信息时代要求我们的学校要提高学生利用图书馆找到所需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有了图书馆，可以组织学生上课外阅读指导课，这样让学生感受到图书馆是一个学习的乐园，是遨游知识的的好场所。
每个农村学校要逐步完善教学设施，着力建立图书馆或图书室。
⒉建立班级图书库。
为了弥补学生书源的不足，教师可动员学生把个人的图书暂时存放在班里，组织学生自己管理借阅。
图书角设在教室一角，课间课余随时借还，十分方便。
也可采用“流动图书箱”的办法，由各班干部轮流负责图书的保管、借阅工作。
为了介绍图书，也可以组织学生举办图书展览，把被介绍的图书陈列出来，同时展出学生整理编写的宣传图书的资料。
资料可包括图书内容提要，作者简介，时代背景等，这样就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阅读条件。
⒊给学生创造足够的阅读时间。
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及时推荐合适的读物或文章，实现课内外的沟通。
同时减少书面练习，增加阅读作业，为学生课外阅读提供空间和时间。
除了允许学生在“早读”或“自习”时，既可朗读所教的课文，也可翻阅课外的书报，还可每周划出一、二节课时，保证有计划地开展课外阅读及指导。
4.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阅读材料。
目前，因可供学生阅读物十分广泛，如果不加选择而由其任意阅读，学生就会沉浸在书海中不能自拔，因此，教师必须帮助学生选择读物。
如帮助他们选择教育性、知识性较强的读物——文学名著、文学作品、科普作品与一些历史文化等读物，以此来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使其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四）积极评价，让学生坚持阅读。
学校要积极完善阅读能力的评价机制，建立有效的阅读评价体系，让学生的阅读活动一直处于积极快乐的状态。
如让学生在阅读方面时时感受到老师的表扬，并且要积极引导，适时激励，把学生的阅读积极性调动起来。
⒈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读书活动，如以学校或班级为单位，开展“古诗朗诵会”、“课本外的故事比赛”、“读书讨论会”、“名人的读书格言接力赛”、“我的读书方法”及出墙报、展览读书笔记等课外阅读扩展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教给阅读方法，总结读书成果，交流读书心得和经验。
⒉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使其坚持读书。
广大教师和家长应互相配合，加强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指导，使学生善读书，增强课外阅读积累。
在教学中要努力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让他们做到：一是定书。
要阅读的书一旦选定，就一定要读完，千万不可半途而废。
二是定时。
针对学生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选择读书的时间，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是要定量。
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制定出一个读书计划，并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课外阅读关键在于坚持，教师及家长要经常了解学生课外阅读的执行情况，督促学生完成阅读任务。
总之,在提高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时，我们要处处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
当学生在获得成功后，会更坚持大量的广泛的阅读，良好的读书习惯也就随之形成，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学生的阅读情况怎么样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一） 提到学生的阅读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农村学生的阅读状况几乎就是盲点。
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
阅读量的匮乏，实在堪忧
小学时期的阅读几乎为零，中学阶段也是老师拎耳硬灌，就像本次培训教授们所说的一样，功利性太强。
老师沿着中考的指挥棒，将经典切割，知识性更浓，目的性更强。
学生的阅读兴趣被考试的命题剥夺，消耗殆尽，阅读习惯，无从谈起……家长的文化素质不高，经济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思想上很难接受，认为是闲书，正经的知识都没学会，看什么看
今年我和师姐回来教初一，我们俩信心十足的商议，制订了培养阅读的策略。
因为去年她初三，我初二的时候，我们经常探讨这个话题，苦于没有时间，我们就说到从初一抓起，一个月看完一本，之后用几节课读书汇报，再用试题强化，会很有效果。
更有意义的是成长和成熟孩子的思想，一辈子受用
比我们一直沿用的，做题背题的效果一定要好。
所以放假之前，我们要求买一本《三国演义》，利用暑假读完，读的时候要求做笔记，回来时交流。
还未实施就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说什么孩子看不懂，以至于找到校长讨说法，校长也要找我们谈话。
该不会以为我们谋利了吧
哀哉
我和师姐除了苦笑，都有哭的心了
……当时，学生要求我们给买，我们极力反对，不然大人甚至个别孩子，会以为我们从中谋取利益呢
污浊
幸亏我们有先见之明……很无奈，这个现实又功利的社会，这个落后又愚昧的空间。
给予点精神食粮竟是这样的困难重重，农村的现状，我们这里的现状……哎不但家长如此，同行不同科的老师也排斥，也认未是闲书，在思想上分解着孩子们少得可怜的一点阅读兴趣
甚至语文的阅读资源被扣押，大加抱怨语文耗时太多，以至于一提到课业负担，语文就是罪魁祸首
必须声讨的对象
着实削减着我们的热情
为什么不思考一下，我们流失的现状，我们学生的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校园学习知识有尽头，做人是一辈子
校长，老师，家长，学生，语文老师悲哀啊
我们找谁诉苦
我们语文成绩好一点，好像是一大罪过
我们付出多少啊
学生的阅读状况，与学生自身的情况，与阅读资源的贫乏，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好克服，当然需要我们的坚持和引导
经济的不认同，思想的不认同。
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会被扼杀，阅读习惯会夭折在萌芽中，或者根本没有芽儿。
常此以往，会怎样
学生阅读，就在我们几个语文老师的力挺之下，在那么一方狭小空间里苟延残喘，举步维艰
（二）以前很茫然，不知道我们的做法是对是错，甚至裹足不前了。
这次培训教授的讲解，就像一剂强心剂，我们拨开迷雾见太阳，坚定着我们的方向，坚守
不禁思索，我们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在小学就应该设置阅读课，规定必读的篇目，毕竟小学的课程相对中学少很多。
篇目不必多有影响力，只要孩子感兴趣就好，目的培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兴趣了，坚持了，就有一个好的习惯了。
好习惯的养成与家庭有很大关系，这就需要给家长，开个座谈会。
讲明阅读的意义，在家的时候，需要家长的督促。
不必强求家长做什么，只要能听听孩子今天读的文章就好，家长懂不懂没关系。
给孩子一点鼓励就好，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知识性的总结和交流，交给老师就好
到了中学，小学养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接下这个接力棒的。
因为刚接触初中的课型，孩子们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们选定篇章预热两周，培养记笔记习惯，可以是摘抄，但不能全是摘抄。
可以就一个词语，写点自己心情。
培养写随笔能力，这需要学生思考，学会体验、观察生活
不要求多，只要真实的感触
正确使用标点，恰当运用修辞，有顺序的表达。
切忌：一定要有真情实感
可以是几句话，目的是要学生有话说，而不是逼学生当成负担，这个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检查批阅细致，点评以交流为目的，鼓励为主。
每天课前叫五个学生读一读自己的随笔，引导其他学生倾听，学习提高。
一周一总结，将学生分组，争取每个人都能发言，弥补课内不能全部发言的不足，照顾每个孩子的点滴进步
抓住闪光点，培养情趣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读著作，从拍成电视剧的经典名著切入，因为生活中曾有一点直观印象。
先引导学生读感兴趣的章节，然后找语文素质相对较好的同学，复述情节，大家讨论发言，这个过程也要求记笔记或随笔。
前面的章节比较枯燥，可由教师讲解，调动情绪。
然后逐章阅读，随时记笔记，教师每天检查笔记。
及时和学生交流，一个月读完，月末利用几节课，进行读书汇报课。
经典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引导学生思索一个时代，深刻学生的认知。
这只是一个框架，具体教学中具体策略。
另外，所引导阅读的内容尽量做到：与课内接轨，像《傅雷家书》，泰戈尔《飞鸟集》……与生活接轨，像《繁星春水》，像《巴黎圣母院》，像《爱的教育》……与时代接轨，像《羊脂球》，像《骆驼祥子》……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还很不成熟。
但我坚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会努力让语文伴随孩子快乐成长，让孩子思想丰盈起来。
个人力量很绵薄，只要不放弃，一定会有收获的
我相信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扶持每颗心灵的成长
让他们的灵魂不再苍白
默默助驻守那片芳草地
才不愧为中国文人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