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德牧太凶了可怎么办啊
高士其原名高仕 ，福建福州人。
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
正当他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他的风华正茂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于是他毅然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为拯救劳苦大众与病魔作斗争。
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
但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
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
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
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
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
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
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
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
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
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
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
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
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
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
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
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
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
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在兵慌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
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
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
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
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
因此，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
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
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
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
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
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
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
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
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
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
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
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
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
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
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
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两三天没吃东西，幸被一位留下来的邻居老太太发现，每天烧点稀饭喂他，才没有被饿死。
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才得以从香港到九龙，找到了他，发现他还奇迹般的活着，真是喜出望外。
以后黄秋耘同志又经过千难万险，机智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检查，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
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供应前线，并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
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顾他。
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
这可说是自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但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
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辛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叶挺将军的家属之后，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经撤离，就特地前去看看。
这一看才发现高士其被锁在房间里，才把他救了出来。
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
下了船以后，要翻过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
高士其不愿让人抬他，坚持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自己走，脚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声。
晚上住宿在一所关帝庙里，被马宁夫妇发现了，没有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调了一点消炎药给他敷上。
谁知关帝庙的老鼠特多，夜里老鼠闻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结队地来啃食高士其的脚后跟。
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才被痛醒。
高士其发现原来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进攻，就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去捂着脚后跟，老鼠也会欺负人，竟毫无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
直到第二天清早，马宁夫妇才发现高士其的惨状，痛心得直哭，目睹这一惨状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
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
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
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
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
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
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
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
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
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
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
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
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
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
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
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
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
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从此，高士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摆脱了几度濒于死亡的险恶处境，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一个接一个负责联系、照料他的众多地下党同志的精心护理与冒着极大风险的及时营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难中得以死里逃生。
没有共产党，没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后来的高士其。
高士其也从中牢固地建立了与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热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40天就公务员考试了，请考上过公务员有经验的朋友说说心得，指导一下。
去年考试我幸运的成功了，我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与那些想考公务员的朋友分享，互相学习 希望我的经历对你们有帮助。
我先说说笔试考前的复习准备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供大家参考，呵呵。
（1）首先大家要对行政和申论这两门考试科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前者考察内容比较宽泛，各方面内容均有，数量关系的、常识性的、文学方面的、推理方面的等，我们每个人涉猎的范围毕竟有限，所以这科的复习效果相比申论是比较显著的。
但我说的复习，绝对不是死记硬背，你能背下几百道题，背不完所有的题。
所以复习应重点放在对题型的了解，对解题方法的学习上。
我建议那些对行政科目不了解的朋友买到书后，别着急先看题，先做题，那样只会导致事倍功半。
最好先看那5，6种题型考察你哪方面及前面的例题。
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了以后再进入训练。
再有，行政对解题速度要求非常高，所以再训练时要重点注意这一点。
这也是我这回考试有些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毕业论文答辩与笔试时间挤在了一起，我就基本没训练，导致考试时时间把握的不好，好几个题目没看，下来分数很不理想。
（2）该说说申论了，许多人说这门很难，复习也没用，我不是很赞同。
我申论考的也不是太好，70分，但比起好多人四五十分，我觉得自己的一些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首先要消除押宝的思想，这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
申论考察的是你阅读材料能力、分析概括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能作为考试材料的事例材料多了去了，想*****不亚于大海捞针，所以重点应放在对自己能里的训练培养上，作过的材料不在多，而在于精。
现在的考试材料比以前难了，主要就表现在材料量多，其中的要点观点也多，相信考过的朋友都有体会。
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就训练自己去伪存真的这种思维能力，考试时才更有把握抓着重点。
但是毕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但只要大家按正确的思路去练习，我想，效果一定是显著的
有人复习申论时把所有热点国家大政方针都死记硬背了下来，我觉得很没有必要，也没有效果。
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些政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知道它制定的出发点、主要方向就足够了，答题时就把握住这两方面已经足够，否则一味的在答题中谈这些大道理还极有可能跑题，更给人死搬硬套的感觉，自己的论连反而阐述不明确了。
好好的整理了下自己这次面试的经验，敲字敲的手都酸了，呵呵，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应对这次考试面试我只买了一本书，而且买的时候最好买那种对面试相关东西讲的比较详细的书，因为我觉得自己要清楚考察的是你哪方面的能力，自己哪方面比较薄弱，毕竟人无完人呀。
这些基本的了解了再看题。
这方面论坛里好多帖子都讲到了，都很好，总结题型很重要，也就是常说的套路，这是必须掌握的。
接下来，考试日益邻近，自己要注意的就多了。
（1） 调整自己的心态 心态很重要，心态好就成功了一多半。
入闱面试的每个人其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象笔试时一样，因为考官面对着你时，不知道你的大名，不知道你报考的职位，更不知道你的笔试成绩，所以这时候谁的心态好那谁就是成功者，你的笔试名次在前面后面都没有关系，前面的不要有思想压力，后面的千万不能失去信心。
事实上，有许多职位总成绩下来，与笔试成绩出入很大。
还有的人因为是入闱的最后一名，就不去参加面试，更是不珍惜机会，哪怕考不上去锻炼锻炼呢，毕竟入闱本身是多么难的事情呀
我笔试成绩不是很好，是报考职位的第3名，我们是要2个人，所以这个名次没让我感到太多的悲观，觉得自己还有希望，但一问才知道第1名比我高出8，9分，我当时心都冷了，山西这次面试成绩才占40%，想超过第1难度不言而喻（呵呵，我开始确实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超第1，大家别笑话我）。
我只能尽力超第2了，同时还得保证自己不被后面的人超，因为我们2~6名5个人笔试都是一两分的差距。
但是最后下来，我面试考了88.35，不仅是6人中面试第1，还是我们那考区的第1名，总成绩自然更成了第1。
还有我考前想，自己是刚毕业的，比起那些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人，肯定要吃亏许多，可考下来的成绩证明，我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甚至都强
所以在这里我想告诉那些刚毕业的朋友，一旦参加面试，鼓足信心，你是最棒的
求脱口秀段子
儒豹段子频道上面看到了几个，和楼主分享下一位先生去考驾照。
口试时，主考官问：“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车前时，你是轧狗还是轧人
” 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轧狗了。
” 主考官摇摇头说：“你下次再来考试吧。
” 很不服气：“我不轧狗，难道轧人吗
” 主考官大声训斥道：“你应该刹车。
”刚喝酒真心话大冒险，我问：第一次打飞机是什么时候
“十岁的时候” “天啊。
那时候你懂吗
” “不懂，表哥总是劝我来一发” “然后呢
就打了
” “对，我就来了一发，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别定太多，那厮也看糗百。
记得有一次加班完后在回家的路上，一 个乞丐老人伸手问我要钱，我没有理睬。
一群足疗按摩妹子向我抛眉弄眼， 我视若无睹。
一群性感的发廊小姐向我 招手，甚至上来拉我，我推开她们的手，继续赶路。
经历了种种诱惑后，我对着灯火酒绿的世界感叹到：“特么的， 我兜里要是有钱多好啊
有一个宿舍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买了做火锅的东西，他们晚上煮火锅，煮了很多，没有碗了就用盆子，盆子用完了，他们就去借，没过多久就借回来了，于是他们就吃了起来，正当他们吃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他们就去开门只听见敲门的人说，快点把洗脚盆还给我。
呵呵，就在14年来临之际，我和我男朋友不得不分手了，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前两天平安夜和圣诞节我们还好好的，很幸福，我们还准备跨年夜在一起，可是我们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分开了，这两天天天都在哭，希望糗友能给我点力量，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不要像我们一样。
大学生恋爱观论文 普通一点2000字
老实讲我就是奔着你的分来的，没有分问问题了。
不过我是今年刚毕业的，也已找到工作了，所以应该还是有资格回答的
下面说说我的流程
大四第一学期做的简历，并开始参加各种招聘会，因为想回家工作，所以只要家里那边有招聘会，就一定回去。
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家乡的大学投简历投来的，
这些我想也是大多数毕业生的经历。
因为重在经验，所以过程就不多介绍了，首先，做好简历很重要，别太多篇，简历内容一页就够了，可以附加一页求职信，人家用人单位毕竟没那么多时间看你的长篇大论，那一页中，除了个人资料外，你的各种获奖证书及实习经验是最重要的，证书 当然要如实回答了，不过经验就可以适当夸大点，写的要多丰富就多丰富，只是别太过了，还可以多写些在大学中的活动经历，比如当过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社团等等~要表现出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因为上大学最主要学的也是这个
至于招聘会，外面的要挑大型的去，小的就不用了，去了也没用很多都是骗人的，还要在之前查资料做准备，你对人家单位的了解程度会为你赢得高分的~重要的是学校内的招聘会，尤其是重点或者好点的大学
每场都别错过
去那里招人的单位才是真正去招人的~也不会问你工作经验
在会上，找到中意的大胆上前，自信陈述
最后是面试了，穿着要干净整齐，最好穿正装，从进门的那刻起时刻注意举止，一定要大方有礼貌
回答问题的时候强调自己的学习能力，人家问工资，如果还没有确定会被留下来就要说自己看重的是先学习，可以看自己的工作能力决定工资数额
如果人家要你会告诉你这些的，到时候再决定留不留
~~~~~好了，写这么多估计你也看累了，最后祝你顺利找到理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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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取胜的原因
平定叛乱，不仅仅是军事仗，政治仗还是一场文化仗，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又是怎么完成文化仗的呢
曾国藩撰写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
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梁启超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高的评价与赞佩，在梁启超对近人的态度中是不多见的。
现代史上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也是曾国藩的崇拜者，不仅自己熟读曾国藩的诗文著述，并以之为修身行事的准则，还教育儿子蒋经国“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这最后一句，无疑是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和文章翰墨是超越时代、立言立德立行和齐家治国的永恒经典。
同样，与蒋介石斗争二十几年并最后把他赶到几座海岛上的一代天骄，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都是水火难容你死我活，但在敬佩曾国藩这一点上，却表现出惊人的同一性，早年对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独服”表达的是对曾国藩言行的价值认同。
也是熟读曾国藩文章翰墨并受其一定影响的，后来在革命夺权中为人民军队制订的军纪军规的若干条目，就有与曾国藩为湘军订立的条目有接近乃至相同之处。
1949年以后，随着对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与意义的充分肯定，史学界和一般时论对曾国藩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清王朝的封建帮凶，成为评价曾国藩的不移之论。
可是，正如俗谚所谓“风水轮流转”，近些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又几乎来了个大颠倒，曾国藩的包括家书家训在内的各种选集和文集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一大热点和卖点，各行各界阅读和崇拜曾国藩的大有人在，连应试压力沉重的中学生阅读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也不乏其人，据说在党政干部队伍里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著述以为借鉴者更是所在多有，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我就在一次集体性的外出考察中亲见一位年轻有为的厅级干部，在车船劳顿之余孜孜不倦读“曾书”的情景。
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荣辱褒贬臧否，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尤其像曾国藩这样复杂而又大有影响的人物，真个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令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
我不是“追曾族”，但不否认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要与复杂，更正视曾国藩的言行对近代以来诸多伟人枭雄和芸芸众生产生的深远影响。
不过，读完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联系历史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和困惑：饱读圣贤书、以“忠信笃敬”律己律人、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恂恂儒者曾国藩，为什么又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二者在他身上是如何统一和沟通起来的呢? 曾国藩本是湖南湘乡的耕读缙绅之家的子弟，六岁入私塾，十六岁外出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二十三岁在湖南乡试中举后往北京参加会试，两次失败后终于在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任礼部右侍郎。
在京期间他苦读古文，圈阅二十三史，拜高官大儒为师，精研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并以继承和中兴桐城派的道统与文统为职志。
太平天国起义后挥师两湖两江期间，曾国藩以丁忧在籍身份奉命兴办团练乡勇，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
出兵之际，曾国藩亲自撰写和颁布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率兵为清政府讨伐汉族“反民”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护国、护法与护教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据后世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的这一“师出有名”的“招法”是颇为有效、相当高明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我们知道，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一方面对满汉之大防看得相当重要，满汉之间的界限和地位划得相当清楚;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华夷之辨、以及由此把满族归类为“夷狄”的所有“忤逆”言行，极尽打压之能事。
为此，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莫须有的文字狱鼎沸之际，由乾隆爷举事作为其文治武功标举，且被后来人盛赞的《四库全书》的修撰，目的也是为了芟除中国典籍文化里所有不利于“夷狄”统治的部分，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远大于建设。
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那个湖南籍的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的秀才曾静的“循循善诱”，把二人的对话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人到处宣讲，目的也是为了剪除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华夷之思，强调满族也是华夏之正统。
曾国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兴兵讨逆的行为说成是保卫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这对一般大众和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把带领汉族兵勇打击另一伙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队、保卫清王朝统治所可能引发的华夷之辨巧妙地回避掉。
同时，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信奉耶稣新约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这在法理和逻辑上实际把太平天国划入了“夷狄”。
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曾国藩及其湘军维护的、本来属于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为华夏正统和道统的代表者，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则成为夷狄之属，华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现在清季上演的这出历史大戏中。
既然对方已经是不齿于中国的夷狄，所以，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是大儒仁者，却又杀人如麻，对同是中国人的敌人极端残酷——残酷得连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的英国军官都有非议。
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出双重人格，其实不然。
就像曾国藩对英人解释虐杀俘虏是中国国情和文化、无碍仁政一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余生也晚，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是个青少年，听广播里天天连篇累牍地批判孔子，说他满口仁义道德，仁者爱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一做了鲁国司寇，就诛杀了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
那时“四人帮”的歪理邪说整天价灌输，民间里实很反感，这逆反心理使我以为“四人帮”又是在胡说，孔夫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及至“四人帮”倒台后上了大学，看了史书后方知历史上确有其事。
当然，这不是说“四人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污蔑性的批孔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另有图谋而已。
在大学课堂上，从《论语》到《孟子》到各种典籍，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尽情讲解，我们怀着崇敬之心恭听和学习，感到那个不断谆谆教诲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泛爱众的孔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朝权在手就铲除异己的孔司寇联系在一起。
但此后随着读书稍广年事渐长，对这样的事情也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理解。
所谓从文化上理解，是指了然了儒家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提倡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兼善、泛爱众，一方面，又在上智与下愚、大人君子与小人妇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阶级划分”，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仁义爱人之道是不轻易施予下愚和被治者之流的。
这上智与下愚、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正统与非正统、礼仪之邦与化外蛮夷的区分，在种族、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就演变为华夷之大防。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潜台词就是：这“心异”的化外夷狄，未受文明之光普照和洗礼，不仅非我族类，实质也非文明之人类，说严重点与禽兽等类。
因此，对这类夷狄的诛杀打击残酷迫害，自然无伤仁义之道，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仁义或仁政施予的对象。
这样的思想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泛滥、泛化、演变与扩大，夷狄已不单指非我族类的化外蛮民，与正统主流治人者悖逆的所有敌人、敌对者，其实都被归类为 “匪夷所思”的夷狄或类夷狄。
于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大小治人者，不论其标榜的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家圣教，在对待敌人、忤逆、异己、夷狄、贱人、奴仆等“非我族类”、“非我侪党”时，几乎都是“勿加抚恤”、“尽行芟除”，杀戮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而这样的行为在法理和道统上与圣教仁政并不冲突，不辱“圣人之道”和“我朝向以宽厚待人”之说教。
所以，作为大儒的曾国藩对残酷杀戮俘虏的行为说成是文化和国情使然，也绝不是狡辩和矫情，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和看法，是合于他认为和尊奉的道统与圣教的。
因为太平天国将士在曾国藩看来已经是毁我中华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籍、奉洋教以张目的“非我族类”的夷狄，那么无论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杀剐砍剁，剜目剖心，全部芟除，都是合理的、正常的、文化的、正义的，都不涉和无关于圣道与人道、仁义与礼仪。
换言之，这样的行为正是为了维护和昌明他所认为的圣道与礼仪、仁义与文化，是他兴兵讨逆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语境中，曾国藩对太平军被俘者的剃头、虐杀等残暴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指责，反而会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应当，是摒弃妇人之仁的大英雄行为和壮举;不但不会有任何内疚自责，反而充满了大义凛然和英雄豪气，极端的心安理得，绝不会像二战时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那样，虽然自己的行为是受国家之命且代表着战争中的正义力量，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使他的心理饱受内疚的折磨，最终选择自杀。
不同的文化及其逻辑使人在对待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时的态度和行为，竟是如此之不同，差距有如天壤。
晚清已成历史，但支撑大儒曾国藩对敌人俘虏残酷虐杀毫不仁义且心安理得毫无内疚的文化和国情的逻辑，却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随着历史不断延伸，生命力依然旺盛，渗透到我们的心理和话语中，比如在政治斗争中将对方“匪化”，称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就是将对方夷狄化从而为己方的行为正义化和法理化，比如在很长时期内主张和提倡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痛打落水狗、不对敌人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等等，都是这种文化逻辑的表现和反映。
这种文化和国情的逻辑与力量如此之强大和绵延不绝，所以在它所构成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曾国藩的伟人大儒和英雄形象，被近现代中国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和派别都予以承认和尊奉，过去如此，于今在一些人中亦复如此甚至于今为盛，尽管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现代或后现代，尽管曾国藩大战太平天国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