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什么时候的? 有何历史意义?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百科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并以唐玄宗于两都(长安及洛阳)分建四库贮藏四部典籍而定名。
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
总共44类。
《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1773年) 二月开始后，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781年) 十二月第一部修成（即为后世之文渊阁本），到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1787年) 六月，先后完成七部，历时十五年，以后校对错误缺漏，补充一批书籍入内，乾隆五十八年 (公元1793年) 编纂工作全部告竣。
《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世国宝”。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由皇帝“御批监制”，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统领，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包括总裁于敏中、总纂官纪昀（纪晓岚）及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及著名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及姚鼐等。
四库馆另有抄胥三千八百多人。
他们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
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
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
他决定仿效 “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
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亦称“北四阁”），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
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亦称“南三阁”）。
南三阁《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阁阅览。
《四库全书》庋置各阁不久，清王朝就步入到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
至今的两百年间《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
各阁《四库全书》因此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
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
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
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
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苍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
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台湾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作为完整的一部丛书，它清晰统一的体例，规模的宏大，收罗的全面，资料的丰富，都是其它图书难以比拟的。
几乎收罗了从上古至乾隆时代所有的典籍资料，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个全面而且细致的了解。
因此，从收罗文献之历史跨度来说，《四库全书》是所有丛书中最长的，因而就单部的丛书来说，它的历史意义也最为深远。
在保存图书方面，《四库全书》亦功不可没。
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至《四库全书》而得以全面地涵盖整理。
尤其是相当多已经散佚的图书，因它而有了书名存目，这对全面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和保持历史原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四库全书》辑录并保存了大量散佚民间的《永乐大典》中的图书，且收入时仍保持其原貌，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永乐大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问世增强了当时各民族成员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度，强化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当时各民族成员的思想整合力。
《四库全书》汇集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宝库。
《四库全书》最大的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
而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四库全书
清乾隆年间，清王朝统治达于全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使文化相应繁荣。
“汉学”兴盛，大批学者遵循汉儒训诂方法研治古籍，考据稽索，要求查阅群书以探本求源。
在此学术背景下，清高宗帝为加强文化统治，欲寓禁于征，于乾隆三十七年颁旨设馆纂修《四库全书》，经十年始成。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也是世界范围内荟萃群书的空前巨制。
《四库全书》的纂修继承了《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的传统，将全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故名“四库”。
在四大部下分设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
四部和类目下又写成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演变，使全书包罗宏富而分类清晰、次序井然。
《四库全书》之“经、史、子、集”，“经部”环绕十三经，辅以解经、考订、辩伪等有关经学著作；“史部”以二十四为主干，旁及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等；“子部”载录了我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之经典；“集部”荟萃了我国历朝历代的诗文、小说、杂篇等。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存目六千七百种。
所收书籍都经过了大量考证、鉴定版本、辨别真伪，考析篇章、校勘文字，进而“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其载籍之多、内容之广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对我国古代文化作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今存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册，《总目》（殿本）一百二十八册，《四库全书考证》七十二册，《分架图》八册，共计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三册，是现存诸阁中保存较完好的一部。
《四库全书》有何影响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甚多，其中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荟萃群书，融贯古今，有一万卷之巨。
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
谕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
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
”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
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
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
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
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
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
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人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
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
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
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
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
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
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
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
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
《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
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
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
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
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A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
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清代四库全书历程的特点和影响
摘要：《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编，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正式启动编修工作，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成。
本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
先后共计4200余名学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任命的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就有360多人。
历时14年最终完成。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图书典籍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
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为史上最具规模的丛书的呢
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四库全书》的编纂特点及历史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编纂特点；历史影响；文化典籍；丛书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47-02一、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四库全书》内容囊括范围甚广：分经、史、子、集4部，之下又分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个大类。
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个大类。
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大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个大类。
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
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二、编纂《四库全书》条件充沛（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1735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
乾隆年间国家富庶，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
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
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十分重视。
所谓“盛世修书”，康熙年间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也要以丰富的文化成果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于是决定编篡《四库全书》。
另外修书一事还可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以浩繁巨大的编篡工作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耗掉，防止作乱。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
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帝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三）资金来源比较雄厚。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组织系统特别严密。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
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
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人才录用不拘一格。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这几个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
乾隆的破格录用使人才云集于此，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影响1.系统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并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流通。
《四库全书》收录之书都是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的，并经当时的一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乾隆年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藉此得以以新的定本形式保存下来。
江浙三阁向社会读者开放，读书人和藏书家纷纷入阁阅读、抄录各种平日难以寓目的善本，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对传统学术做了全面的总结评价。
《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编纂官为每一种过目的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的生平，写作旨要、成书经过、内容篇章、学术价值等情况做出概述。
提要原来粘贴在各书开卷副页右方，随书进呈。
后来，各篇提要被分别辑出，汇编成为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单行流传。
《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编辑，部和类前各有总序和小序，说明源流和立类根据。
各类先列著录书，次列存目书。
所谓著录书，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3400余种。
所谓存目书，是指经纂修官过目并撰有提要、后来因是非重要典籍而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6700余种。
此一万余篇提要，再加上几十篇部、类的序，对先秦以来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
这些提要都成于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之手，最后经过总纂官纪昀笔削定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武英殿刊行后，在阅读治学和目录编纂方法方面影响全国。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有人曾经这么说“《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
”可见，《全书》对个人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3.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是想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
当时，清廷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进呈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
在《四库全书》编篡过程中，乾隆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通过大量的查书、禁书，试图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以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
十余年间，清廷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掉的有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
目前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使人见到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了。
据悉，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有3461种，被乾隆皇帝禁毁的书籍也达3100多种，而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当时乾隆皇帝一方面鼓励各地藏书家把自己的善本书拿出来，并为此专门承诺，在书籍抄录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发还给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且对献书量大的收藏家，他还会加注御批。
另一方面却在征书过程中作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毁掉。
自康熙以后，清代的文字狱开始出现，经过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其值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愈演愈烈，每次文字狱不但要禁书还要罪人。
乾隆42年，有人告发王锡侯，说他删改康熙字典，另外编了一本字贯，而且在字贯里不避皇帝的名讳，结果乾隆皇帝下令把王锡侯斩首，还株连了王锡侯的儿子孙子共7人。
乾隆皇帝禁书的决心相当大，连他祖父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通鉴纲目》，乾隆皇帝也严令禁毁。
其大量篡改古籍的行为，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犯清廷的忌，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再如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又犯忌，改作“凋零”，让人完全读不懂什么意思了。
其次，在长达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3000多种底本经过抄写、校对、撰写提要等诸多程序，出现了众多丢失、抵换的情况，在这种抄写和校勘过程当中，经常有人用丢了又不敢声张，然后又偷偷拿别的书来换上，最后这样的书加起来的数字达到了500多种。
这种状况也使得许多部书的内容无法保证是否与原著一致。
还有一点，负责编书的官员们常常在书稿中故意留下讹误，准备让乾隆帝来发现。
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抄录的过程中事必躬亲，常常去检查抄录的情况，翻阅书稿，他能够发现错字及讹误，这帮士子便趁机歌颂当今圣上圣明。
然而，皇帝再圣明，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讹误全部指出，那些被设置了却没有被解决的陷阱，那帮士子想必也未能一个不漏地更正过来，这种儿戏般的编纂态度，导致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四库全书》时应该加以了解的。
四、结语《四库全书》的编修，堪称我国文化史上一次工程最浩大的图书编辑活动。
它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但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乾隆帝亲自组织的编纂过程中毁书也是颇多。
编书与毁书同在，保护与破坏共存，关于这样的编纂特点，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而《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