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司法局根据目前许多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状况，决定召开各区 县司法局长参加的整顿律师事务所工作座谈会。
2天时间，谁参加谁傻瓜
自查报告：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自查报告
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自查报告按照中国共产党xx县委办公室、xx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xx县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精神，我局自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专项整治工作以来，为切实提升干部价值追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格执纪监督为重点，强化制度建设和工作创新，营造良好的反腐倡廉工作氛围、推进全县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现将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状况汇报如下：一、工作开展状况领（一）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动员部署。
成立了雁过拔毛专项领导小组。
制定了《xx县司法局雁过拔毛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召开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和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活动专题会议，并组织全院对专项整治方案进行了学习。
与全局干部职工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个人职责状》，每人作出了《不举办不参与升学宴谢师宴的承诺书》，开展了坚持与社会陋习说不党员在行动的公开活动，即不饮酒，不酒驾，上班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引领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不可触碰的底线》，注重正面引导。
结合我局中心工作对两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动员部署。
治自查自纠表及月报表，并及时总结每月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月小结。
（二）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突出宣传发动。
紧紧围绕县纪委提出的的要求深入宣传发动。
二是突出清理自
省司法局对律师事务所或是律师是怎样处罚
省司法厅可以吊销律师的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许可证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宁等地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
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
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
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
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
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
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
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
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
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
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
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
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
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
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
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
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
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
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
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
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
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
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
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
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
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
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
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
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
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
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一个民警严肃纪律,规范行为,提升能力,公正文明执法的心得体会
民警 严肃纪律,规范行为,提升能力,公正文明执法的心得体会一要巩固宗旨，坚定信念，守护清正廉洁的决心。
身为一名公安干警，肩负维护社会稳定和的重任。
更应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时刻不忘把廉洁从政作为主线，提升自己身为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切实把廉洁为民融入到全过程。
要不断地深入学习各类警示教育活动，以先进典型事迹鼓舞士气、弘扬正气，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激发自己不竭的工作热情；以反腐警示录里的典型案例筑牢防线、守住底线，坚决消除不良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廉荣贪耻的浓厚氛围。
不断增强自身理论素养和勤政廉政意识，使拒绝腐败的决心成为一种本能。
二要减少应酬，坚定廉洁奉公的信心。
身为执法人员，自身形象不再是个人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公安队伍的公信力。
我们务必要严以律己，慎用手中的权利。
明白权为民所赋、利为民而谋。
身为公安干警，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在减少交际、应酬上带头做表率，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
同时，加强对亲属的监管，申明底线和划清界线，在家庭会议上强调和各大项禁令，坚决不把个人群带关系和私利掺和到工作中去，防止。
三要摒除贪念，修身务实，维护一心为民的恒心。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我们手中的权利成为居心叵测者眼中发财致富的钥匙。
金钱、美色，时刻诱惑着我们。
我们务必要严以修身，剔除心中的贪念，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清廉自守，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日常工作要经常深入群众、融入社会，了解群众疾苦，体会百姓不易，消除不满足、攀比、从众、侥幸等偏拗心理，求真务实，坚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不动摇。
党中央正以刮骨疗伤、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勇气大力推进作风建设，力求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和谐社会。
这是中央和民意的共振
身为，借此整整衣冠、照照镜子、洗洗澡、看看病，强身健体正当时。
学习三个条例规定心得体会
1、对《党内监督条例》的认识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制定一个党内监督的规范性文件，是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内外强烈的呼声。
首先，制定这个条例是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需要。
十六大精神指出，要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这个条例的制定，表明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
其次，制定这个条例是我们严肃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制约体制的需要。
在我们党的建设中，要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要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领导行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党的自觉性和组织的监督制约相统一，要在全党提高自身自觉性的基础上，依法治党。
第三，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们党内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形势还很严峻，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原因不外乎体制上的弊端、监督不力和纪律松弛这些方面。
这个文件的出台，是我们党风建设的需要，是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反腐倡廉的需要。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监督条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领导机制和执政方式有了新的进展的情况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深化党的执政效率的历史性和必然性的产物。
从我党来讲，特别是执政以后，重视党内监督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各代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指出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便于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
党的十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高完善党内监督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决定。
监督条例的出台，顺应新时期下党的建设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过修订以后，内容更加全面和具体，本着“三个代表”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了新的形势，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我们党以往纪律处分方面的一些规定进一步条例化、规范化、具体化。
新的条例经过实践并修改以后，对违纪的界限更加清晰，违纪的定性更加准确。
明确指出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新条例中，很多条款注意了和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在操作中出现矛盾和抵触。
如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失职、渎职人员的认定，都考虑到国家法律的规定，并具体明确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纪律处分条例条例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条例坚持了从严治党，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针对社会反响严惩的一些违纪行为，如党员从事有偿服务、重婚、包养情妇等行为，从严从重处理。
但条例同时注重保护每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强调在定性量纪上对党员的处理要定性准确、证据充实，从事实出发，办成铁案，强调在程序上保护受处分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政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
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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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
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
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
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
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
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
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
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
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颁布以前。
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
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
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
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
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
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
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
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
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
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
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
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
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
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
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
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
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
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
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
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
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
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
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
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
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
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
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
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
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
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
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
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
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
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参与诉讼的积极性。
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
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
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
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
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
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
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
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
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
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
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
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
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
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
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
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
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
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
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
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
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
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
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
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
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
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
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
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
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
，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
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
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
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
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
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什么是政法整顿的三大意义
政法整顿的三大意——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新政法战线刮骨疗毒自我革命。
政法队伍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
政法队伍作为执法之公器、司法之利器，队伍不纯、不公、不力，甚至发生违法乱纪问题，出现害群之马，影响恶劣、危害极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势必严重削弱政法机关的公信力，严重践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为此，要在政法系统开展教育整顿，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坚持刀刃向内，彻底割除毒瘤，清除害群之马，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新时代政法战线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
党的十九大以来，政法系统持续加大正风肃纪反腐力度，特别是持续掀起扫黑除恶及“打伞破网”强大攻势，一些典型案件背后潜藏着的执法司法不严、不公、不义、不廉等深层次问题得以暴露，“围猎”与被“围猎”交织、滥用职权与谋取私利交织、违法办案与利益输送交织等腐败问题浮出水面。
政法机关性质特殊、专业性强，权力相对集中、自由裁量权较大，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既配合又制约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从严监督管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加上一些政法干警法纪观、权力观、利益观不正，导致政法队伍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为此，要在政法系统来一场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坚决清除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补齐短板弱项，强化源头治理，实现政法队伍风清气正。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新时代政法战线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
政法工作具有高负荷、高对抗、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最多、牺牲最大的队伍，党和人民既厚爱三分又寄予厚望。
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抢抓机遇、迎接挑战需要政法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法队伍要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必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为此，要在政法系统来一场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进一步弘扬英模精神，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理想信念、铁一般责任担当、铁一般过硬本领、铁一般纪律作风的政法铁军，更好肩负起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